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一个德国人。他来中国用的是奥地利护照，所以也说他是奥地利人。据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参加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在战斗中被沙俄军队俘虏，流放到西伯利亚。他被俘时是一名军士，相当于班长副排长的军职。
在流放期，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由于他当时还年轻，又有作战经验，就被留用并参加了苏联红军。在红军中他竟官运亨通，晋升很快，一直升到一个骑兵师的参谋长。
后来，他又进了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据说他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并且能讲德、俄、英三国语言，所以毕业后很受重用。被共产国际选派来中国，担任了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
1932年秋，李德到达上海，当时我党临时中央还在上海。他在那里对中国的和根据地的情况作了一些概略了解。经常和他接触的是博古和张闻天同志。他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可以直接用俄语同李德交谈，不用翻译。
1933年初，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李德也在同年10月被秘密护送到中央根据地的中心——瑞金。
据说他进革命根据地时是作为旅游者先从上海到汕头，又转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白区边沿地带，由我党秘密联络点弄了条小船，利用夜晚划到根据地边沿，那里的联络站准备了一个排的短枪队和乘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接进来。
曾经有过一种说法：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顾问，另外还有一名总顾问也在上海，为了安全起见，让李德先进根据地探路打前站。后来，总顾问调回了莫斯科，临时中央就让李德当了军事顾问。
王稼祥同志也曾回忆说，李德实际上是受当时在共产国际的王明派遣，来掌握我党军权的。我当时不知这些情况，一直把李德看作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的军事顾问。
当时，我正在红军学校第5期任团政委。李德来到根据地后，中央考虑到我在20年代曾经到苏联学习和工作过，对俄语比较熟，决定调我去为他作翻译。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通过红军学校的领导通知了我，还嘱咐这次调动是保密的，去了以后不能与外界接触。
在这以前，我曾担任过红军师政委和分区司令员。我们那时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只要工作需要，根本不问职务高低，说去就去，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虽然那时干部流动性很大，调动很频繁，却几乎听不到有讲价钱、讲条件的事。
我接到调令以后，二话没说，马上把背包一打，很快到军委向刘伯承同志报了到。他对我的工作一一作了交待，还鼓励我：“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之后，他又和我一起同李德见了面。这时，李德已经换上了我们红军的服装，看上去很严肃，态度显得有些傲慢。
我当时以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想必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何况又是来帮助我国革命的，因此最初我对他还是相当尊敬的。
当时的中央领导，对他尤为重视，除了请他参与作战指挥外，还请他为红军干部讲军事课。为此，又增调了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过的王智涛同志，担任他讲课和训练方面的翻译，我则专任作战和政治方面的翻译，在生活上对李德更是格外照顾。
为了安全和保密，专门挑了一处附近没有人家的地方，盖了几间单门独户的房子给他住。因此，“独立房子”也就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那房子周围都是水稻田，正屋有三间，中间是堂屋，当会议室用，墙上挂满了地图，东首一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首一间是我和王智涛同志的住处。警卫员是黄英夫同志。又单独为他配备了炊事员、饲养员等服务人员。
这处“独立房子”位于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两华里处，前门对着总政治部的小村子，相隔只有二、三百米，有田间小路可通。“独立房子”离党中央、团中央的驻地也不远。李德爱骑马，常在晚饭后同警卫员、我和王智涛同志，一起纵马出游，附近的军民群众，经常可以看到他，所以开始的保密要求，也就不怎么严格了。有时我们还打打扑克作为娱乐，常参加的除李德、我和王智涛同志外，还有博古，他是“独立房子”的常客。
当时根据地的经济不富裕，尤其是党政机关的生活，比野战部队和群众更艰苦。我们几个同志按照当时的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只有十六两秤的十小两粮食，分成两顿吃，做饭时用小蒲包装着下锅，一人一小包，也就合现在三两多，管你饭量大小，都是这么多，根本吃不饱。吃菜不仅没有油，常常连盐都没有，只能把青菜渍酸了用白水煮了吃。
但是，李德却受到额外照顾，他的吃穿都比我们好得多，食品相当丰富。可是他还不满足，除了享受各种规定的特殊优待外，他自己还经常到军委总参四局(即管理局)找宋裕和局长等要东西。到长征时，组织上还给他一人配了两匹骡子，一匹给他骑，一匹专门给他驮东西。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李德到达瑞金时，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敌人接受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聘请了以德国纳粹陆军参谋长赛克特为首的英、美、意、法等国军事教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在军事上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战略，用“步步为营、处处建碉”的稳扎稳打战术。部队每前进一步，马上筑好堡垒驻守，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向前推进三、五公里，再停下来构筑堡垒。敌人就这样一步步向我逼近，使根据地一点点缩小。根据地的军民抗击这次“围剿”，日夜进行着紧张的斗争。
李德一来，就直接插手了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我们的工作也随之紧张起来。那时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负责同志，由他们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对李德的建议进行讨论。
由于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对于李德的建议，往往是照办执行的。当时中央和军委的一些会议，李德都要参加，我就得不分昼夜地陪着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常到“独立房子”来，李德也常步行到沙洲坝等地去参加会议。他也懂英语，周恩来同志可以用英语和他直接交谈，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则用俄语同他交谈。
这一期间，王明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这正好适合李德的口味。那时，李德就是同博古谈得来，他们不用翻译，有说有笑，亲热得很。李德有了作为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互相依靠，正如中国成语所说的，“相得益彰”。
博古同志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这个外国人。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实行个人的专权，专横跋扈，独断独行。他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是统帅，是“太上皇”。
李德等人根本不懂得、也不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完全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他们不仅剥夺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权，而且把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当作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拚命反对和攻击。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人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守，“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又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心，虽“不在其位”,但仍“谋其政”,曾多次提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正确意见，但一概被李德等人拒绝了。他们说什么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不能出马列主义等等。
有一次，在李德住处召开的军委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他指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苏、浙、皖、赣四省交界的地区去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不要堡垒对堡垒，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可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却遭到李德等人断然拒绝。他们污蔑这是“放弃根据地”,并继续坚持其“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与敌人拚消耗”等等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
这终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李德在指挥时，完全不顾战争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整套军事教条主义方法，把苏联军事学院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老样子搬到我国，搬进根据地。
我们常常看到他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
他这种瞎指挥，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是根本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的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
李德等人不仅在军事上瞎指挥，而且根本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扩大敌人的内部分裂，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创造对我有利的形势。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两个月后，即1933年11月，发生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国民党19路军将领蔡廷锴等人，公开与蒋介石分裂，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慌忙抽调出“围剿”根据地的军队，进攻蔡廷锴的部队。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打败敌人“围剿”的极好机会，毛泽东和彭德怀等同志都曾提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的正确建议。但是，李德等人却愚蠢地拒绝了，反而采取了一系列极其错误的对策。
有一回，我听李德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那时，我们本来应该将部队向闽北开动，威胁蒋介石的侧后，支援和挽救受到蒋介石围攻的福建人民政府。但是，李德却反而指挥红军向西去，不打蒋介石的侧后，不支援蔡廷锴，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垮台了。
蒋介石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反转过来集中了全部力量向中央根据地进攻，使红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一时占了统治地位，再加上李德等人的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指挥，导致了全局失利。但是，红军指战员仍然在可能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顽强战斗，努力夺取局部的胜利。
最突出的例子是1934年8月，三军团进行的高虎增战斗。这次战斗是以善打防御战著称的彭德怀同志指挥的。战斗中的我军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用近距离白刃战，击退了敌人多次冲击，在我军阵地前，堆满了敌人的尸体。文艺工作者曾编了支歌子唱着“高虎瑙战斗，我们胜利了”，宣扬这次胜利。但是，局部的胜利改变不了整个形势。
这一期间，我们进行的广昌战斗，却没有成功。战斗中李德和博古曾经到前线视察。强迫部队打阵地战，继续同敌人拚消耗，结果战斗失利。彭德怀同志见到李德，对他的瞎指挥很不满，曾当面痛斥李德，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李德指挥上的错误，并举战例说红军应该集中主力，不能同敌人拚消耗。而李德完全不懂这个道理。
彭德怀同志指责李德完全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又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斥责李德这种做法，完全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我开始没听清，杨尚昆同志给解释了一下，我才弄明白这是一句湖南俗话，批评李德造成了红军不应有的损失，而又毫不痛惜。我把这句话翻译给李德听了，他十分恼火。
李德知道彭老总不好惹，当时只得听着，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
长征是怎样开始的
由于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眼看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形势越来越坏。
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谈话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第一是在根据地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34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为了扩大红军，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连整营地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还把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了军，有的农村里只剩下妇孺老弱。根据地的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二是进行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当时根据地有个小兵工厂，能自己制造子弹和手榴弹。后来转移时，这些兵工厂的机器，还有印刷厂、印钞票的机器都准备带走，只有军粮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
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当年六、七月间，就派出红七军团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同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八月，又命令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开创新的根据地。这两处红军的行动，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大转移。
长征开始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还有34师等部队。为了转移，又成立了一个中央机关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由邓发同志任司令员。董老、徐老等老同志都编入了中央纵队行动。整个部队共约八万多人，号称十万大军。
这次战略大转移，只是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但是，对于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部队指战员来说，确实是没有准备的。在进行这样大的转移之前，不仅没有作群众性的思想动员，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就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
有些“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如瞿秋白同志，他的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结果不幸被俘牺牲；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时牺牲的。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动，安全到达了陕北，都被保存了下来。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毛泽东同志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为另一个样子。
1934年10月中旬，长征开始了。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的日期，我的印象是10月10日。那时，我们和警卫员等养了几只小鸭子，它们天天钻在“独立房子”周围的水稻田里，吃的是青蛙，长得特别快。出发的前几天，我们就赶紧吃鸭子，总部出动的那一天吃了最后一只。在此同时，驻扎在江西等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的红军，也先后分别出动。所以，这些地方和瑞金一样，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长征开始的时间，则从军委总部出发的日子算起。
部队出发以后，在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采取“甬道式”的搬家方式。第一、第三两个军团为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两翼掩护；第五军团断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中央纵队和从根据地带出来的各种“坛坛罐罐”。这样前呼后拥的大队人马，负担笨重，行动迟缓，沿途只能消极避战。由于敌人对我实行多方围追堵击，红军部队只好像“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似的不断战斗，结果是处处挨打，伤亡惨重。
为了行军和作战便利，笨重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带了，只得把千辛万苦从根据地搬来的机器等笨重东西往山沟里扔。渡湘江时，连电台的发电机、蓄电池和X光机、印刷机以及几门小山炮，都忍痛埋掉了。有的运输员从江西出发时思想上就不大通，这时，把东西一扔，就自动跑回家去了。加上战斗减员，部队很快就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过湘江后，只剩了三万多人。
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些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
那段时期，只听到从各个纵队来的报告，说部队不断减员，特别是中央纵队不断来报告说，人都散了，机器都丢了。面对这些情况，李德一筹莫展，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那副惊慌失措的狼狈相、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可是，此人毫无自知之明，自己不负其责，反而迁怒于人。
当时，周昆的八军团和周子昆的34师，由于部队大多是新编入红军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未经过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苦战中，整个部队几乎全被打散、拖垮了。到遵义以前，部队在一个地方停留时，李德还掌着权，他把周子昆痛骂了一顿，还命令警卫班马上把他绑起来，要把他送军事法庭审判。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
李德的这种蛮横粗暴的作风，早在他刚到根据地时就表现出来了。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肖劲光同志正在闽赣军区任司令员，由于敌人来势较猛，他手上只有一个七十来人的警卫连，驻防在黎川。敌人用了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他们，我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去，肖劲光同志面临被敌人全歼的危险，只得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黎川，避开了敌人的攻势。李德知道了此事，不问情由，就说这是退却逃跑，搞了一个军事法庭，对肖劲光同志进行公审，并判了他五年徒刑。
毛泽东同志知道后，认为肖劲光同志早年革命，立有战功，这样对他判处是不公正的，表示坚决反对。他当时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将肖劲光同志调到红军学校干部队作军事教员，没有执行李德的决定，保护了肖劲光同志。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给肖劲光同志正式分配了工作，算是为他“平反”了。
从李德来到根据地，我们就不断领教他这种专横粗暴的作风。他处处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我党中央之上，对同志没有一点革命感情，毫不尊重别人，尤其使人反感的是，他经常训斥甚至辱骂干部，很不讲理。上自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下到我们一般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几乎没有一个他瞧得起的。
有一回，他竟无理训斥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军事学院学习了几年，话很难听。我听了很反感，故意不给他照原话翻译，只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可是，刘伯承同志自己懂俄语，事后他对我说：“你真是个老好人啊，他骂我的话都没有翻译。”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李德的这种作风，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中指出的：“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包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办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这里的华夫就是李德， 所以没有直接点他的名，是对他留了点余地。
我们早就领教了他的上述作风，所以在他那儿工作的几个同志，常常闹思想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实在不愿与李德共事。我自己也曾对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来给他作翻译工作的”。但是，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一再要求我们顾全大局，继续安心工作。
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准备
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了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
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一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了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
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
长征开始后，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说：“这样拾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他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陆续有了觉悟。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当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人民委员主席的张闻天同志跟我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到广昌战役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拚”,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
李德对这件事表现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就是说，博古和张闻天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张闻天同志根本没有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也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次大搬家后，他对李德等人的错误，看得更清楚了。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们就天天一边行军一边交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
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
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此外客观形势也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三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没。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
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被通过了。于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挥下，红军挥戈西指，改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从这时开始，红军突破乌江，攻下遵义，战局出现了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
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
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同志，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
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来源：“剑河文艺”微信公众号，本文选自《曙前之路——红军长征在湖南》（P166）。原标题为“从李德说起”。原文节选自《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前4部分，全文载《星火燎源》1982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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