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明：易中天其人其学面面观（上）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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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明：易中天其人其学面面观（上）
2025-08-06
【摘 要】经由百家讲坛的运作，易中天成为学术明星。声名鹊起后，靠品三国赚足眼球的易中天又炮制了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及系列儿童经典读物。综观此类粗制滥造的“鸿篇巨制”，更像是一筐散发着历史虚无主义臭气的“历史预制菜”。哗众取宠的命名方式、为稻粱谋的制式快餐、膜拜西方的剪裁标准、欺师灭祖的降维打击、随心所欲的历史虚构、粗鄙轻佻的言说风格、颠倒黑白的历史叙事、无视史实的率性取舍、偷梁换柱的学术剽窃、定义信仰的西方基准、素养缺失的“流量超男”、恨国公知的惯用伎俩、荼毒少儿的“罂粟之花”……诸如此类，构成流氓史学的滥觞。正国必先正史，用唯物史观剔除历史虚无主义流毒，回归大道学术，责无旁贷。
经由百家讲坛的运作，易中天一炮走红，成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学术明星，可谓势似其名，如日中天。有央视背书、媒体造势、出版商青睐和资本加持的易中天，一时风头无两，俨然成为可以论学、可以衡文、可以题字、可以为国、可以指点江山的中国版堂吉诃德。声名鹊起后，靠品三国赚足眼球的易中天，一夜之间仿佛同射雕英雄传中梦幻般获得各大门派绝世武学的郭靖一样，拥有了秒杀史学界的盖世奇功，于是开始了旨在青史留名的学术建构，声言以一己之力、用毕生所学、以颠覆传统史学的手法和独特的全球视角炮制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前所未有的中华史诗、卷帙浩繁的“重头戏”——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其近乎疯狂的“五年计划”可谓惊世骇俗：从2013年5月起，用“每季两卷”的闪电速度重写中华史，“出齐36卷”，只手推倒历史五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为“常常被我们误读”的历史拨乱反正。经由易中天的“拨乱反正”，源远流长、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原生文明的中华文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必须到西方寻找根脉的次生性文明；历久弥新、活力无限的中华文明，秒变为世界上“最不给力”的文明；堪为文化瑰宝的中华文化，在拥有化神奇为腐朽法力的易中天笔下，蜕变为文化垃圾。
长于博人眼球的易中天，是如何随心所欲地把中华史从8000年缩短到3700年的？中华文化是如何秒变为文化垃圾的？品读易中天其人其学，不难发现，根深蒂固的流氓三观，必然有龌龊的思想和卑劣的灵魂为犄角。这部由文学人士创制、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史书，这部腰封上醒目地自诩为“易中天开讲轻松好读的中华正史”的《易中天中华史》，这部被造势者称为“千转百回、恣肆汪洋”的历史大观园，更像是一筐散发着历史虚无主义臭气的“历史预制菜”。坊间虽然有“如果你关注的是易中天，就没必要在意学界态度；如果你关注的是历史学，就没必要在意易中天”之说，然而，鉴于易中天量产的“历史预制菜”已成为资本宠儿，发行量巨大，作者不得不对这份疑似被转基因的“历史预制菜”的食材来源、勾兑方法、菜品毒性进行仔细品鉴。正国必先正史，以唯物史观手术刀对易氏流氓史学进行剖析，剔除历史虚无主义流毒，回归大道学术，我们责无旁贷。
一、哗众取宠的命名方式
在易中天看来，过去的史书“就是治老百姓的”，“《二十四史》基本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者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因如此，汗牛充栋的各类中华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也难得与其他文明相比较，因此必须重写中华史”。谈笑间，中国史学家的努力在易中天的八卦炉中灰飞烟灭；最注重记史、治史的中华先民的史学成就，被易中天一笔勾销。以历史判官自居、一心要青史留名的易中天，唯恐读者记不住这套另起炉灶的史书——我姑且称之为史书，特意命名这套成捆兜售的书曰《易中天中华史》。
与只是标明自己是作者的史家著作不同，为了彰显与众不同的风格，这套书的命名方式是“《易中天中华史》”，而非“《中华史》·易中天 著”。以自己的名字冠名中华史，尽显易中天欺世盗名、哗众取宠的惯常风格。请问，易中天有权在中华史前用“易中天”做定语吗？中华史不是因人而异、可随意搭配的料理，有其历史严肃性、客观性和不可更改性，任何人无权以“***中华史”的方式冠名一家之言——即便能称得上一家之言的话。难道在“中华史”前面加个定语“易中天”，上下8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改名换姓了吗？难道经过易中天如此这般的运作，致力于与西学接轨、专炒西学冷饭、满纸轻佻话语的《易中天中华史》就成了中华正史了吗？或者说，中华史就变成专属于易中天的中华史了？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无论史家如何书写历史，已经发生的历史都以自己的方式恒久存在，不可改变——除非时光能够倒流！
扎实的文史功底、严谨的治史态度和驾驭史料的高超艺术，是著史者的基本功。以史为宗的史家，可融论于史，但决不可夹杂过多评论。被易中天视若粪土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即是令人一唱三叹的“史家之绝唱”。在整套《二十四史》中，基本上是用史料说话，点评的内容少之又少，即便点评，也只是藏锋于鞘，将著者观点恰到好处地融入会说话的史料中，以便给大家足够开放的读史空间。譬如，刘邦得知韩信被吕后诛杀时，只一句“且喜且怜之”[《史记·淮阴侯列传》]，便将史家臧否暗涵其中。短短传神五字，便将刘邦先是高兴、旋即又觉得韩信死得可惜的复杂情感描绘得活灵活现。史家似乎没有直接表达什么，却又尽在不言之中。反观《易中天中华史》，通篇对历史事件的个人好恶代替了真正的历史解读。从一捆捆《易中天中华史》中，你得不到任何真实的历史考据，而是易中天一肚子阴阳怪气、满嘴里吞吐莲花的东拉西扯，以及横扫史学界的诳语。
“我重写的《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同行看了会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华史！——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如此藐视、吊打史学界的豪言壮语，易中天张口就来。这个时尚史学的宠儿，公然置“传统的叙述史”于不顾而臆造穿越史。如此脑洞大开的“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堂而皇之地以论代史——确切地说是以吐槽代史，自然可以尽情挥洒，“虽千万人，吾往矣”！对更像一部吐槽集成的易中天的“中华史”，对历史了然于胸的史学大家自然会不屑一顾，如果确需点评也不得不给予差评，这不是文人相轻的问题，而是历史学者的良知使然。
鉴于易中天时而煞有介事地拿来个别西方学者提出的哲学、宗教、艺术三要素冒充自己原创的文明衡量标准，时而常常故作高深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混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对文化与文明进行归纳整理：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文明是文化的高级形式，通俗地说就是鉴往知来的人文储备、化成天下的行动自觉、根植内心的家国情怀、顶天立地的浩然正气，祭祀制度、语言文字、冶炼技术是文明的基本标志。在文化和文明传播方面，正所谓条条大路通长安，史家各有所长，林汉达的《上下五千年》靠严谨的历史态度和轻松的叙事风格，在儿童历史读物出版史上享有盛誉；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和开阔的历史视野见长；张荫麟别具一格的通史读物《中国史纲》，尽显厚实的史学功底和深邃的历史见解；单田芳、袁阔成以诙谐的语言风格和高超的演说艺术，开辟了历史文化的大众化之路，将历史带入寻常百姓家。唯独调侃有余、严谨不足、薄积却佯装厚发、明显属于历史票友的易中天，偏偏要装扮成握有穿越历史独门密钥的严肃历史学者，且不知天高地厚地将其旁门左道之学命名为《易中天中华史》，他据以“一览众山小”、傲视史学界的本钱究竟来自哪里？靠一本正经般的阴阳怪气，靠脑洞大开后的信口开河，靠堂吉诃德式的愚鲁挑战！拥有这样的独门绝技后，易中天总是毫不掩饰对中国史学的蔑视和接轨西方史学的渴望，因为“国外历史学家写的那些人物传记，还有那些通史类的著作都非常轻松好读，而且也很时尚”，所以，以西方标准丈量中华史、一心与国际接轨的《易中天中华史》，旨在塑造天下皆浊我独清的学术声誉，顺便交上合格的投名状。
膜拜西方的基准，自由过度的解读，轻浮无凭的自信，一开笔就已经注定，自命不凡的《易中天中华史》难以熬过时间的筛选。书如其名，与千年史书不同的《易中天中华史》，确属易中天基于西方标准臆想的“中华史”。姑妄言之，《易中天中华史》也算名实相副——是易中天杜撰的子虚乌有“中华史”而不是真正的中华史！
二、为稻粱谋的制式快餐
2006年底时，刚刚爆红的易中天还坦承：“我不是历史作家，我只是一个爱好历史的非专业人士。”乘坐上央视的太空舱之后，突然灵魂附体，摇身一变为无所不能的“万金油”，完全迷失自我的易中天开始推送“餐餐有猛料”的史学快餐。2013年5月2日，易中天在博客上透露以颠覆传统史学著作的写作方法“重写中华史”的雄心壮志：“2012年3月，《易中天中华史》方案启动，策划和预备期长达一年。它的出版，则是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设想，从2013年5月起，每季两卷与读者见面，至2018年出齐36卷。”同时，易中天的出版合作方、路金波创办的果麦文化也“这边唱了那边和”，开始造势。时而一浪高过一浪的广告渲染和宣传演讲、时而故作神秘地闭关隐居等营销策略交替使用，将还在襁褓中的《易中天中华史》美化成值得拥有的“文史钻石”，吊足了众生胃口。
古往今来的著史者无不“衣带渐宽终不悔”，司马迁在《史记》里倾注了14年心血；司马光花费19年终成《资治通鉴》；谈迁用30多年著就编年体明史《国榷》；曹雪芹举十年之功才写成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以致有“字字看来皆是血”之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耗时4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的《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历经几十年成书，“考古成果汇聚了近百年、几代考古人的付出”。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穿梭于电视、讲座、书会间的学术明星，是怎样用五年的闲暇时间魔术般地无中生有出“上下3700年”的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呢？面对质疑，易中天一如既往地信誓旦旦：“请放心，我绝对不会找一些年轻人组成所谓的团队粗制滥造。”
果然，闪电般的写作速度令人目不暇接，在一片叫卖声中，这边厢，把普通读者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快感当成第一坐标的包装豪华、宣传到位、广告铺天的一捆捆《易中天中华史》，像流水线上的制式快餐一样，被一股神秘力量一本接一本地推向“学术市场”；那边厢，一篇篇雪花似的造势文章令人目不暇接。联系到此前《南方周末》2006年度人物候选人的入选理由——通过“对受众心理的准确揣摩……再辅之以现代传媒，易中天展现了一个学者把知识的传播效果发挥到极致的可能程度”，幡然醒悟，资本、媒体和学者的联手，翻云覆雨间可达到“上嘴唇接天、下嘴唇触地”的效果。
在资本裹挟下，所谓纵贯中华3700年、横通东西80000里的《易中天中华史》，完全是市场化的怪胎。服务于资本逻辑的量产作品，“每季两卷”的速度，哪里是著史！易中天自诩为“一气呵成”的《百家争鸣》篇，只花了20天时间。批量式生产的历史作品，使参与者各得其所，名利双收。对资产阶级伪史学者，恩格斯早就一针见血地揭露道：“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为了把学问这门生意玩得风生水起，使这份文化快餐卖个好价钱，将名气迅速套现，易中天不惜亵渎中华文化，炮制刻意媚俗、吸人眼球的学术垃圾。在蚊蝇遍地的作坊里制作的劣质文化快餐，读者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中华文化的真谛和对历史事件的本质性、规律性认知，而是浓墨重彩的低俗画面。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精于运营的易中天利益共同体像赚红了眼的赌徒。由于“每卷书的电脑字数是六到七万”，明显远远少于通常学术著作的字数，为了遮人耳目，使一本本令人眼花缭乱的书籍有足够的厚度，作为资本化身的易中天及其利益相关者，在书籍印制方面可谓煞费苦心，用增大留白、字稀行疏、无厘头换行、选用厚纸等手法，遮掩字数的不足。一大捆一大捆的《易中天中华史》运作者，如同缺斤少两的菜贩子和偷工减料的包工头一样，在这场显失公平的交易中不当得利。颇似“注水肉”一样的《易中天中华史》，硬是把不到100页内容的书生生扩印成200页码、300页厚度的过度包装品。装帧豪华、设计精美的《易中天中华史》，恰似深秋时节菜贩子成捆论堆卖的冬储大白菜。在背后金主路金波的运作下，以易中天的名气即是卖白纸也是一门日进斗金的好生意！
豪华包装的内里，是远远大于同类书籍的差错率。易中天对天承诺：“我在写作时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速度。”果真如此吗？在《品三国》中，陈兴武“一日之间即得讹异文字达50余许”，且举例指出引文达10多处硬伤。如果不是易中天拍着胸脯保证“没有硬伤”，陈兴武教授本不屑于把不胜枚举的低级错误公之于网上。曾几何时，艺低却胆大包天的易中天，单凭张作耀著的《曹操传》，就瞒天过海，大品特品出整整一集《品三国·半途而废》来。可是，老天却与如日中天的易中天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就在易中天大盗欺天、忽悠观众的同时，《曹操传》中对“移时”的错误解释反过来把易中天狠狠忽悠了一把——“移时”本意是“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易中天看到张作耀书中说“‘时’指一个时辰，所谓‘移时’，就是超过了一个时辰（两小时）”，就将错就错地直接搬运到《品三国》中，结果不仅让《品三国》在无数硬伤之外又多了一处硬伤，而且还坐实了抄袭铁证。
三、膜拜西方的剪裁标准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观点，源于太史公司马迁自黄帝始记的《史记》。晋朝张辅读《史记》叹曰：“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列传》）在距今2000多年的司马迁时代，中华民族已有3000年可考、可证的文明历史。我在《历史文化隆起带现象讲演录》《哲学文化隆起带现象观止》等论著中论证了8000年中华文明史观。3700年还是8000年？这实际上是一个遵循文明固有规律还是按照西方标准剪裁中华文明的问题。
上古文明虽然幽昧难明，却也有迹可寻。根据大量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华文明必将追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农业是文明的基础，离开农业也就无所谓文明。8000年前的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时代文化涌现，农业获得稳定发展，灿若北斗的文明存在遍布大江南北。中华文明历史如同一幅复杂的拼图，每一块都有独特价值。2001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大量无可辩驳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8000年的文明。王巍在《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中绘制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考古遗址分布图”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考古遗址年表”，其中的40多个考古遗址，对解读中华文明起源有重要参考价值。王巍据此“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归纳为七个阶段：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三千年巩固、两千年转型”。
考古学的长期缺位，使“中华文明西来说”有机可乘。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文赫定、斯坦因等西方探险家以考古的名义纷至沓来，在中国进行破坏性考古。乱世无史，因为没有自己的考古，作为殖民地考古“重要成果”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甚嚣尘上。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有关中华文明由来的认识只能依据西方探险家“考古发现”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此说尽管毫无根据，但却符合殖民者的利益。既然中华文明是西来的，那么殖民者强势回归进而用殖民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一如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做的那样。既然殖民地考古服务于、服从于“殖民有理”的目的，极力否定本土文化的历史深度，强推本土文化外来说，便成为殖民地考古通常的做法。凭借这些不得而知的考古发现，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威尔斯与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联合撰写的《全球通史》，将中华文明的起源界定为距今3500年；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关于中华文明史的部分，直接跳过了夏代，从商代开始；《剑桥中国史》对夏朝依然持否定态度。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民国大师”却对阉割中华文明的歪理邪说如获至宝。应运而生的“疑古派”甚至认为中国上古文献根本不靠谱，必须推倒重来。在西方阴谋考古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原初是为了援引科学方法批判封建主义的疑古派，摇身一变为照抄西方历史作业、解构中国历史文化的急先锋，奉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为圭臬，甚至与殖民考古者沆瀣一气。古史传说往往带有神话色彩，当然可以质疑。迷信《荷马史诗》的谢里曼凭借神话传说找到自称的特洛伊古城；宗教色彩的《旧约圣经》叙事，据说在两河流域考古中得到印证；从来没有官方修史传统的西方白皮，居然通过几许难以分辨的莎草纸残片就构建了真假难辨的古希腊史。可是，疑古派只质疑中华文明之古，对《荷马史诗》《圣经》以及中华文明西来的种种蠡测却照单全收。与西方探险家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民国大师”们，笃信3700年中华文明一说。“有的是学术盲从，在自觉不自觉的跟风中助纣为虐；有的则表现了史学领域的十足奴性和自我迷失”。放眼世界，民族中心论式的历史自我美化是普遍现象，唯独进行文化自残的中国“国学大师”们反其道而行之。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才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解构、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趋势。
上下8000年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史，是鼓吹西方文明至上的易中天们无法容忍的。为了维系殖民考古的权威，迎合西方文明至上观，接轨西方的断代标准，易中天千方百计拉低中华文明段位。为此，他刻意抹杀大地湾、仰韶、龙山、良渚文明甚至一万年的河姆渡文明的考古铁证，把符合自己需要的二里头文化作为起始，捡拾“民国大师”特别是一些疑古派的牙慧，按所谓的国际标准，再次强推3700年中华史观，为“中华文明西来说”招魂。为了实现逻辑上的自洽，《易中天中华史》与个别西方史学家遥相呼应，别有用心地以西方神话开启中华史的序幕，将女娲的前身追溯到夏娃，奉夏娃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从而将中华民族的神话史嫁接到西方伪史中。易中天沿着把西方神话当历史、把中国历史当神话、再把神话归根于西方神话的荒谬逻辑，最终把中华文明史源头引流到西方宗教理念中。这背后隐藏着极大的文化依附性套路，如果你接受了这种荒谬假设，就等于完成了文化上的自我阉割。为了彻底阉割中华史，易中天煞有介事地提出“我认为”实则是剽窃的文明三要素：哲学、宗教和艺术。姑且按照易中天鹦鹉学舌来的三要素标准，中国在任何层级上的文明成就也不逊于其他七零八落的文明。“无论以什么样的衡量标准，也无论衡量标准多么严苛，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诸子百家中，虽无名曰“哲学”的一家，但家家都有深邃的哲学意蕴，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阴阳和谐、万类相依是中华文明恒久不变的文明之魂，所以，在中华三才文化要旨中，天地人三才并立，父天母地，天人合一。
再看宗教，中国古已有之，但中国人从不沉溺于宗教，更无有神论国教。握有阴阳和谐思维秘笈的先民，不屑于将心灵寄托给宗教，故而，在中华文化中，教权没有也不可能凌驾于人权之上。《易》之64卦，卦卦以天地人三才作为言说标准，从无“怪力乱神”的一席之地。千年来混迹于教权高压下的西方人被植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宗教迷思，言信仰必称宗教，以宗教代替信仰，究其实不过是一群满口宗教信仰的失魂落魄者。西方宗教学理归于神学，神学的世俗应用就是哲学，由神学而哲学，神哲一贯。压根儿没有弄清楚宗教和哲学渊源的易中天，试图以宗教迷思为中华文明塑魂，昏昏然将哲学、宗教并列为文明三要素之二，恐怕连他顶礼膜拜的神学家也不予理会。
至于艺术，只是宗教、哲学、文学的表达方式之一。8000年前伏羲一画开天，道启鸿蒙，太极动漫图横空出世；7000年前，塞外“红山女神”泥塑彩像栩栩欲生；6000年前三星堆的青铜造形颇具观赏性……这一切说明，始终领先世界的中华艺术之光普照四方。
拥有8000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有如满天星斗，精彩纷呈。伏羲画卦遗址、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贾湖遗址、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发现，都证明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不仅可以用城市、大型礼仪建筑和文字来定义，而且可以薪火相传的大一统文化来呈现。大量史料表明，8000年前，各个板块之间的大一统共识使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成为可能。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天下一统观，是西方操控世界的理论障碍。为了缩短中华文明史，易中天必须以所谓的“国际共识”来裁剪中华文明，玩弄用西方的心灵皈依来置换中华魂的变戏法。人类文明的三要素应是产业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产业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根基和经济尺度；包含文字、文学、哲学、伦理、艺术等所有人文知识和行动依归在内的精神文明，构成文明的文化之维；社会结构状态的有序和运行状态的有道，谓之制度文明。与世界其他古典文明皆由西方探险家所发现不同，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是由中国学者自己完成的。所谓挤压中华文明的泡沫，实质是谁来评判历史的问题。易中天们心心念念的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千年，根本就没有历史学这个概念。纵观历史长河，没有出现历史断代、被真正用心记载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有修史传统的中国是唯一有数千年信史记载的国家！因为断代的原因，除了中华文明之外的所有其他古老文明，必须在其文明前加一“古”字，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惟其如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古老性和崇高性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
四、欺师灭祖的降维打击
为了同顶礼膜拜的西方保持一致，巩固西方中心论，易中天刻意把中华历史神话化、荒诞不经化。在易中天看来，《周易》之易、《老子》之道皆“没有神性和神格”，因而他不是从中华文化之源、中国哲学之蕴、六经之首《易经》与河图洛书、老子之道中去寻找中华文明源头以及先哲对于宇宙自然的解释，而是去《圣经》里寻找标准答案，以此斩断中国的文化根系，从源头上完成中华文化的西化改造，实现对中华文明的降维打击。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就是《中华根》，在《中华根》第一卷开篇《祖先》中，对人文始祖嬉笑调侃，把女娲到尧舜的祖坟刨了个遍。置换掉中华人文始祖女娲、将女娲诬称为一只蛙后，媚外无上限、辱华无下限的易中天把矛头对准了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伏羲这蛇头”原本是号称“天下第一厨”的炊事员；黄帝是熊，黄帝的母亲疑是性奴，黄帝的姬姓本为性奴族；炎帝其状若牛；颛顼半人半鱼；帝喾是鸟头猴身；备受推崇的古代两大帝王尧舜，纯粹是子虚乌有。易中天之所以把中华先哲贬低为各路牛鬼蛇神，无关乎图腾崇拜，只是为了证明中华神话的劣质。由此易中天断言，中华神话谱系“没有终极创造者，或终极创造者没有神性和神格”。即使确如易中天所言，中华文化没有创世神，难道不是优点，反而成了缺憾？为什么非要将站在人类文明制高点上的中华文明推入深渊，拉低到同满嘴里宗教迷思、一肚子强盗逻辑的西式文明一样才满意？
为了弥补中华文明没有创世神的缺憾，解决“终极创造者缺位”的问题，“建立文化系统，找到人生坐标，实现身份认同”，脑洞大开的易中天展现了神奇的想象力，开始了文化上的“招商引资”，用引进《圣经》中夏娃的办法，解决困扰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通过引进“文明外援”，易中天得出惊天结论：中国人最早的母亲是夏娃而不是女娲！易中天“能够肯定的是”：
“在世界神话的谱系里，女娲不是第一个神，也不是第一个人，甚至不是第一个女人。第一个女人是谁？夏娃。”
满世界找祖宗的易中天，强行指定女娲为夏娃后裔，用西方神话中的夏娃，来填补中华神话的缺失。“女娲有前身吗？”易中天斩钉截铁地回答：“夏娃是女娲的前身。”欲灭其族，先断其根。这哪里是在寻根，分明是在挖根。虚无、侮辱中华人文始祖，是为了给西方文化腾笼换鸟。也许，这正是第一卷《祖先》开篇第一章就是“夏娃造反”的用意所在。经过易中天的追根溯源，子虚乌有的亚当、夏娃华丽转身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新祖宗：
“亚当和夏娃扯下无花果叶那一刻，是全人类的人之初。”
在前两篇信口雌黄的基础上，第一章的第三篇“走进伊甸”，继续臆想“易中天的中华史”：夏娃代表的是更早的原始部落，女娲和伏羲仅仅代表着母系与父系氏族。为什么要把“夏娃看成是女娲的前身”“把夏娃看作地球上第一个女人”？易中天给出了三大理由：“毕竟，女娲和夏娃，都并非确有其人”，此其一；“女娲之前，没有天真烂漫的少女”，所以存在由少女到母亲之间“缺失的一环”，“自己缺失，就只好借一个”，此其二；“因为只有她，才具备中间环的双重性。创世纪的故事说得很清楚，上帝刚刚把她创造出来时，亚当只是叫她女人，偷吃禁果以后才叫她夏娃，理由是她将成为‘众生之母’。也就是说，之前她是少女，之后她是母亲”，此其三。凭借如此牵强附会的理由，易中天就武断地认定夏娃是“地球上第一个女人”，进而得出夏娃为“众生之母”的结论。中华文化的根系，谈笑间灰飞烟灭，进而从源头上完成中国文化的西化改造，腰斩中华文明。一个只能到西方神话中寻找根系的文明，其文明段位可想而知。
古有“昊天上帝”一说，上帝尊号专属昊天，而不是耶和华之类莫名其妙的舶来品。夏娃不过是《圣经》中一个地地道道的神话传说，而女娲虽然也有神话色彩，但在上古时期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叙事。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自己是羲娲子孙（伏羲和女娲）或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但是西方人知道他们是谁的子孙吗？根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因为他们没有一脉相传的文明薪火。西方历史太短，关乎祖先的故事只有离奇古怪的神话。否定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无异于彻底挖掉中华文明的根基。显然，没有了羲娲炎黄，抽掉了羲娲子孙和炎黄子孙的文化内涵，中华文明势必成为无根浮萍。
易中天一方面认为女娲和夏娃只是一个精神符号，另一方面却又言之凿凿地讲述夏娃的真实历史故事，进而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夏娃、耶和华之类模型来评判各个文明的历史传说。通过比较神话体系迥异、风马牛不相及的女娲与夏娃，易中天得出结论：中国连神话都不如西方，根本不在一个哪怕接近的量级上！在易中天看来，西方神话优于中国神话，西方神格优于中国神格。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作为《易中天中华史》开篇之作的《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为的是千方百计抹黑祖先。翻开《祖先》，满纸耶和华和夏娃，为进行祖先置换、撼动中华文明根基埋下伏笔。文化源头嫁接到《圣经》之后，接下来中国人就可以接轨西方，全民信仰天国。用2000年的神话传说去填补具有8000年真实历史的中华文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奇葩想象力！这究竟是在写历史书，还是在编愚人节故事？
五、随心所欲的历史虚构
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著史必须持之有据。为了以史为鉴，史学研究者必须对历史保持应有的敬畏和敬意。成为过往的历史，已经是无法撼动的事实，而易中天常常自以为浪漫而诗意实则庸俗而无聊地解构着原本严谨的历史。翻开史少评多的《易中天中华史》，满纸历史虚构，通篇插科打诨。他先是武断地宣布以前的中华史为虚假史、泡沫史，然后用侦探小说的手法臆想出“易氏中华史”，如此史书，值得借鉴和敬畏吗？！易中天无需像罗贯中那样遵循演义的逻辑，也不用如陈寿般去考究历史事实，更用不着鲁迅力透纸背的如刀之笔，只需借用现成的材料张冠李戴，以易氏料理添油加醋刺激人们的味蕾即可。
在《品三国》中，我们就见证了易中天的强词夺理和信口开河：为了表现他对历史的独特见解，博取眼球，无视历史事实，将“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的诸葛亮戏说为不知兵的后勤部长，歪解攻心联并以此抹黑诸葛亮穷兵黩武；将只是一个军师祭酒的郭嘉吹捧成三国第一谋士，把曹操手下所有谋士的智慧挪移到郭嘉一人身上；以曹嵩是曹腾养子为理由，粗暴地指责曹操祖上是曹参是胡说，说明其对古代宗法制度不甚了了，古代宗法上虽然以血缘为基础，但是并不完全依靠血缘，曹腾既然收曹嵩为养子，就与亲生儿子无异，据此可认定曹嵩和曹腾同祖；称建安二十一年王粲死时，曹丕已经是接班人，事实是王粲生前，曹操尚未确定继承人，丕被立为魏王太子是建安二十二年；想当然地认为郎的长官叫郎中令；称洛阳北部尉是曹操第一个官职，反映他对东汉的职官设计一窍不通。信口开河，成为易中天收获“臆粉”屡试不爽的拿手好戏。
在《易中天中华史》中，随心所欲的历史虚构更是登峰造极。“黎明的天空曙光初现，晨星犹在，月色朦胧。功成身退的夏娃将亲眼目睹女娲一鸣惊人地横空出世，并见证她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女神，光芒四射地站在那风起云涌的黄土高坡，成为中华史上第一座文化里程碑”。这就是名曰《易中天中华史》的玄幻故事书——且是愚人故事书。
“听见了这蛙声的，是月亮……月亮知道女人太多的秘密。造物主发明女人，跟月亮应该不是同一时刻吧？却不知道二者之间，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的相似和关联。月经一月一次，这就是关联；肚子有盈有亏，这就是相似。月亮就像巨大的青蛙或伟大的孕妇。圆了，是正在怀孕；扁了，是刚生孩子。生出满天星斗的月亮，又岂能不是神蛙？代表月亮的这只神蛙就叫蟾蜍”。“嫦娥与月亮，后羿与太阳，确有关系，却恐怕不是太阳神和月亮神”。要破解这个“文化之谜……有必要传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出庭作证”
——你能够接受这样的历史书吗？可如此梦幻般的描写在《易中天中华史》中随处可见。用侯宝林相声《关公战秦琼》的话：这叫什么玩意啊！之所以如此笔法，原来他“受到了侦探小说的影响，依靠直觉、逻辑、证据”去写《易中天中华史》。纵览全书，只有直觉，唯见主观臆断，却看不到什么逻辑和证据！譬如，仅凭“娲”读音同“蛙”，就想当然地断定女娲是蛙。为了证明浑身“羊肉味”的伏羲是个厨子——一个为神做饭的厨子，易中天开始放飞想象力：伏羲也叫庖犠，“犠”字牛、羊兼备呀。伏羲，又称宓羲、庖牺、包牺、炮牺、牺皇、皇羲、太昊等，《史记》中称伏牺。此乃同音假借或音转而致，是对同一人的不同称谓。晋王嘉《拾遗记》卷1释曰：“庖者，包也。言包含万物，以牺牲登荐于百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牺，亦谓伏羲。”本是带领先民解决衣食问题、充实先民庖厨的上古首领，却被易中天望文生义为厨子、伙夫。
再看《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开篇的惊世之语：
“如果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比如西方蔚蓝，伊斯兰碧绿，中华明黄，那么，也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咖啡色表示印度，赭黄表示蒙古和南亚佛教国家，灰白表示其他。至于斯拉夫、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紫色。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
易中天手执刷子，在世界地图上任性地涂鸦。如此随意涂抹，究竟是根据肤色，还是地理位置，恐怕易中天自己也说不清楚。众所周知，现代奥林匹克史上，也有一个用五种颜色代表五大洲的五环图案：蓝色代表欧洲，黄色代表亚洲，黑色代表非洲，绿色代表大洋洲，红色代表美洲。易中天借用的五环最初含义，照例没有按照通常的学术规范加以注明出处。
六、粗鄙轻佻的言说风格
口无遮拦、尖酸刻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易中天，惯用挑逗式言说风格，舌绽莲花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语言风格上刻意模仿鲁迅，奈何没有思想深度，因而常常蔽于“说评书”一隅无法自拔，每每以泼妇骂街的风格示人。这个有文化而无思想的骂街泼妇，对评价对象掺杂了太多的个人好恶，党同伐异，于是就有了“可爱的奸雄”“漂亮的草包”“三国第一谋士”等奇谈怪论。如此《品三国》，到底品什么？能品出什么？
正如易中天自己所言，其写作手法、篇章结构深受侦探小说的影响。譬如，第二卷《国家》第六章名曰《闯他一回红灯》；第四卷《青春志》第二章《情人》，所要表达的即是“人之初，性本爽”；第六卷《百家争鸣》第一章标题即是《这世界有救吗》。“用剧本的方法写‘中华史’”，确如易中天所言：“我这种写法一般人学不来。”为博眼球而极其轻佻的做法，显然迥异于史学界通常的叙事风格。在信奉流量为王的易中天那里，历史的严肃性被消解了。学术的最高境界，是用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道理。雅俗共赏、风趣幽默的作品妙在出神入化的内容表述，而不是以丑化为卖点，随意调侃历史。对易中天近乎故事会式的写作方式，我们耳熟能详，但易中天却矢口否认：
“我不是通俗，是亲切的高端。……《中华史》并不大众化，它是一个高端产品，不是通俗读物，也不是大众读物。”
同时，易中天捎带着为苹果带货：
“如果它销量很不错的话，那只能说它是苹果6，苹果6不是大众产品，它卖得也不便宜，但是它照样可以受欢迎。”
发行量不是也不可能是评价著作的标准，就像毒品，一旦放开，肯定销量暴增。
一切已经成为过往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朝历代，所以给前朝修史，目的既是为了“鉴往”，还在于“知来”，更在于“开新”。如果说当年的疑古派因被屡屡暴打后丧失自信而“疑古”，那么，易中天完全是在“污古自宫”，至多算得上一个轻佻的疑古派。与其他疑古派不同的是，誓将中华祖先的面目揭穿的易中天，对中华史没有一丝一毫的敬意，相当不屑，就像是大街上两个吹牛娃，完全是胡说八道，语言极为轻佻，下流语言张口就来。随手撷取易氏污言秽语三例：
（1）易中天把当今中国人分为三种：乌贼、疯狗与脑残！
——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
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这何尝不是既“污古”又“蔑今”的易中天自画像！
（2）易中天大爆粗口，痛骂统治中国60年的乾隆，一件好事都没干过，就是个王八蛋。如此下流语言哪里像个学者，简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网络喷子。乾隆一朝，古代中华帝国的国力空前强盛：中国人口第一次达到创纪录的四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一半；中国本土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位居当时世界第一；拥有50多个朝贡国，20多个蕃属国。
（3）2011年5月22日，易中天为出席《易中天文集》首发式的嘉宾茅于轼站台时，说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咒语
——“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
疫情期间，易中天力挺方方的路数如出一辙，因《站在方方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的文章标题太过荒唐，早已被删，识时务的易中天也矢口否认。只可惜网络有痕，逆行有迹。按照易中天的标准，谁不站在方方一边谁就不是人，十几亿反对方方谣诼者瞬间被易中天“变性”！如此脸谱化的谩骂，还出现在一个品三国视频中，他直斥《三国演义》是混蛋，要求莫读《三国演义》，表示读陈寿《三国志》的自己跟罗贯中《三国演义》汉贼不两立！
历史的确是静止枯燥的，但历史上的是非成败完全可以用生动魅力的方式再现出来。仍以王巍的《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为例，每章每节开篇都有诗一样的引子，比如第三章“分化加剧，古国初现”开篇诗句“夜空 繁星 忽明忽暗”，这显然是“满天星斗”说的伏笔。第二章“跨湖桥下独木舟”一节前诗句“一叶扁舟 激起——八千年的沧浪”，让人想到东南沿海先民，驾着扁舟开拓海洋的波澜壮阔往事。每个遗址的展开都是一个故事，娓娓道来。比如“三星堆，神秘古蜀信仰”一节，先以李白《蜀道难》中的诗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引出文献对古蜀历史记载的模糊不清，幸亏有了考古上“石破天惊”的发现。对三星堆重要文物的分析也文采飞扬。最后指出三星堆还有很多待解之谜。考古实证与合理推论巧妙结合，扣人心弦，激发想象，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跃然纸上。这才是好读好看耐人寻味的历史书！
【未完待续】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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