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我们比较平静地从事文字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对我们来说相当震动但也并非没有预感的事。这就是8月13日杨尚昆同志找我和田家英、胡乔木一起谈话。他说，李锐写了一个材料，里面讲了你们很多坏话，说你们攻击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讲你们说毛主席现在有点像斯大林的晚年。尚昆同志要我们准备跟李锐对质。他说，这是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交代他转告我们的。我和田家英当场就否认，我们说我们没说过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
回来以后，胡乔木非常生气，但只说了一句“岂有此理”，就独自走进他自己的房子去了。我跟田家英商量。我说，我还要否认。家英说，我们光否认还不行，要证明这个话是李锐说的。当时我们回忆起这个话的确是李锐先提出来的。大概是在毛主席7月23日讲话之后不久，李锐说周小舟对毛主席这个讲话很不满意，说毛主席听不得不同意见，像斯大林晚年那样。这个话是李锐转述周小舟的。看来李锐也觉得这个话说得对，他也是那么说的。后来在闲谈议论中，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两人商量，由田家英出面跟李锐对质。我们议论，从这件事看，李锐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为了自保竟然乱说一顿，嫁祸于人，我们要当心。田家英大骂李锐，说过去我们把这个人看错了，想不到他会这样不够朋友。
后来在吃晚饭后我们把这些看法告诉乔木。乔木说，他前两天在小组的发言里已经批驳了斯大林晚年这种说法。他说他也同意我们跟李锐对质，而且责备我们和李锐来往太多。他说，我7月25日就已经警告过你们，要你们不要再跟李锐来往，可是一直到7月底你们还跟他有来往。他唉声叹气，埋怨我们不听他的话。其实，我们7月底跟李锐来往，主要是要把乔木建议他给毛主席写检讨信的意见告诉他，还想帮李锐一下。想不到李锐在这之后以怨相报，为开脱自己，反噬我们。更想不到李锐在二十年之后，在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竟然说他给毛主席写检讨信，是“接受乔木的意见”，并认为是“终生恨事”。在那本《实录》中，他还自我标榜，把诬陷说成是“保护”乔木、家英和我，把嫁祸于人说成是代人受过。天下竟有如此颠倒是非，歪曲历史！《实录》之严重失实如斯，可悲可叹！
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8月14日，也是八中全会全体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本来是安排周小舟同志做检讨。（张闻天和彭德怀同志已在13日检讨过，黄克诚同志在14日上午也做了检讨。）中央同志会前看了他的检讨稿，不满意，没让他在会上照稿子念。会议一开始就问他提问题，问他说过什么错话？跟谁来往？跟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关系怎么样？跟张闻天的关系怎么样？跟李锐的关系怎么样？提了一大串问题。会上提到“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时，有人问周小舟说过这个话没有？周小舟说没有说过。后来又问你听谁说过？周小舟说这是李锐说的。这样，大家就转过头来追问李锐。一追，李锐竟然说这个话是田家英和吴冷西说的。
本来，在开会之前，尚昆同志要胡乔木、田家英和我先到大会会场旁边的休息室去。在休息室里，薄一波同志把一份李锐写的材料给我们看。我记得这是一份用打字纸打印的材料。李锐写的这份材料里面讲了我们跟他议论过一些问题，其中有胡乔木讲过“脱轨”的问题、不同意平衡是相对的问题、今年不应该继续跃进的问题，还说到我们议论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但他没有指是谁说的，只说我们议论过这个问题。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觉得，好像跟上次尚昆同志跟我们讲的不大一样，这个材料里面没有说到我。我和乔木、田家英看完以后，就把材料还给一波同志。当时在场的除一波同志外，还有彭真同志和杨尚昆同志。彭真同志要我们准备在大会上跟李锐对质，并说，李锐写的事情，是你们说的就承认，不是的就否认。他还说李锐这个人像疯狗一样乱咬，你们要注意。这样我们就离开休息室进入大会会场。
当田家英听到李锐说“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是家英和我说的时候，他就离开座位（我和他的座位靠后），冲到主席台前面去，大声地指责李锐无赖，陷害别人。家英大声说，攻击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是李锐自己说的。这个时候，全场轰动，好几个人都争着发言，站起来指责李锐，说他有意诬赖好人，罪加一等。彭真同志也在主席台上指责李锐想把“秀才”拉下水，可恶之极。在这么一些指责下，李锐又支支唔唔地承认是他自己说的。这时又全场轰动，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发言，接二连三地指责李锐。
这次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时他站起来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这次中央全会不讨论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回北京由水利电力部党组讨论。少奇同志还说，李锐不是秀才，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想把他们拉下水是办不到的。这样，这个问题才告一段落，会上再也没有讨论李锐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可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议论过的。当天的会议毛主席没有出席，他后来在8月16日讲话中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决议》里面只写了四个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他是一个个别工作人员，没有必要写，既不是对他特别开恩，也不是对他特别藐视。
下午的会议开完以后，我跟田家英一起回来时，田家英大骂李锐岂有此理，说这个家伙不知道还乱说些什么。我说，毛主席、少奇同志都说“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想拉我们下水办不到，我也不怕。田家英说，这个问题要小心，李锐可能乱咬一气。从这以后，不仅在庐山，而且在回北京的路上，田家英对李锐一直耿耿于怀。
李锐在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的第343页讲到8月14日中央全会上的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的情况不是像他写的那样，而是我在上面写的这样。在场的中央委员都可以作证。不知道李锐为什么现在还歪曲历史。我不能不写了上述这些情况，留作历史学家一份第一手的材料。
八中全会在8月16日结束，通过一个公报、两个决议。公报当时公开发表了，关于增产节约的决议当时也公开发表了。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时没有发表，一直到1967年才发表。
八中全会结束以后，在8月17日还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也叫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他讲了简短的话，然后由少奇同志作长篇讲话，主要是讲中央全会的重大意义等问题。
在8月17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事方面的决定。决定撤销彭德怀同志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撤销黄克诚同志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任命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还决定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秘书、总参谋长，代替黄克诚；撤销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决定张平化同志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为湖南省委书记；决定成立农业机械工业部，任命陈正人为部长，李毅为副部长；决定解除罗瑞卿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职务，任命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兼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任命阎红彦同志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接替谢富治。会议还决定成立物资供应部，人选没有定。
彭德怀同志被解除职务以后，在1962年写了一份意见书，为他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的信辩护。1965年9月，彭老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在9月23日约他谈话，分配他到西南大三线去，担任三线国防建设的副总指挥。
庐山会议是8月17日结束的。那几天连续大雨，气压很低，空气沉闷。参加会议的人经历一个半月的紧张，不顾倾盆大雨，从17日当天起都纷纷下山。走得匆忙，我连一整套会议简报也遗留在住处，被通报批评。
我们是8月19日离开庐山的。我跟胡乔木、田家英同坐一条船，从九江到南京，在南京下关换乘专列火车，20日傍晚回到北京。
一路上我跟田家英情绪都比较低沉，郁郁寡欢，好像经过一场大的变故，心里怀着无穷的忧虑。特别是田家英，一路上对李锐还是愤懑非常。
回到北京以后不久，9月12日胡乔木找我和田家英到他家里，对我们说，彭真同志把李锐和周小舟两个人写的交待材料给他，要他转给我们两人看。这两份材料写的是我们在庐山同李锐谈到的一些问题。我跟家英看了这些材料，其中大部分都是涉及乔木和家英的。
乔木对我们说，李锐乱说一顿。这个材料已经报告中央。我们要向中央写一个交待，说明哪些是我们说过的，哪些是李锐诬陷的。我们三人在乔木家中按李、周写的材料逐条回忆。乔木、家英和我三人都感觉到李锐这个人人品实在太差，他把周小舟跟他说过的和他自己说过的，统统栽到我们三人头上，特别是栽到家英头上。
我们三个人一起议论一阵以后，胡乔木自告奋勇，说给中央的报告由他来写。几天后，他写好了报告，我们三人一起签字，送给彭真同志报中央。信中既承认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一些错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又指出周、李两人（特别是李锐）写的材料中大部分是诬陷，据实申辩。
过了国庆节，10月10日，彭真约我、乔木和家英三人到他家中，谈我们写给中央的报告。彭真说，报告他看了，也转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了。前些日子因国庆节前后事情较多，所以没有找我们谈话。他先问我们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先说了李锐写的材料中大部分是栽赃、诬陷。乔木还说，在庐山会议时，我们一心想尽快纠正“左”的毛病，继续郑州会议以来毛主席倡导的纠“左”工作，因为主席在庐山会议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他还说，他自己太自由主义，议论太随便，说了一些过头话。家英说，想不到李锐为人这样，乱咬一气。但是他也说自己也说过一些错话。我也说到，我同周小舟接触不多，他没有说我说过什么错话。主要是李锐咬了我几口，但这些话多数是在起草《纪要》过程中交换意见的，有一两处则是他诬陷的。我在延安时同李锐在解放日报一起工作过，解放以后没有什么来往，彼此向来无怨无仇，不知他为何这样诬赖我。
彭真同志最后跟我们说，你们这次在庐山碰了钉子，毛主席保护了你们，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随便议论，更不要同李锐这样的人乱议论。彭真还说，你们在中央同志身边工作，参与中央最高机密，要特别小心谨慎。
过了一个星期，10月17日，毛主席把胡乔木、田家英、我和陈伯达四人找去谈话。我们到毛主席那里的时候，毛主席先谈到要我们调查人民公社的事。
在10月17日谈话中，谈完调查人民公社的问题以后，毛主席好像是顺便的、看来也是有意地谈到我们几个人在庐山会议犯错误的问题。
毛主席按照他在庐山会议上把犯错误的人分成四类的方法对我们四人说，你们的错误属于基本正确、但有些右倾观点、或者是有正确观点也有右倾思想这两类。他没有具体说谁是有某些右倾观点的，谁是有右倾思想的，他只说我们四个人属于这两类人。他又说，你们不属于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敌对分子这两类。毛主席还谈到李锐，说他跟我们不同，是另一种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已经看过李锐写的材料，也看过我们的申辩和检讨。我当时的印象是，毛主席正式宣布我们四个人在庐山的事情就此了结。至于谁是有某些右倾观点，谁是有右倾思想，没有说清楚，也不必深究了。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以后，我和家英到他的房里去。家英手舞足蹈，一进门就在书房的地毯上打了一个滚，说毛主席还是了解我们的。可以这样说，家英这个时候才完全放下心来，认为毛主席对他还是信任的。我也觉得还可以继续在中央同志领导下工作，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吴冷西 等
1993年5月于北京
附：周小舟同志的信
主席：
八月十二日六时信敬悉，昨夜从您处回来，和周惠同志谈到深夜，把对您的指示要点的体会都谈到了。根据全会精神，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军事俱乐部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的性质，彭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而我本人曾和彭有接触，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较深，和张闻天同志曾有一次谈话，其中详细经过，在八月十日晚以前有重要隐瞒，如此等等，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周惠同志和我同住一处，我和彭谈过的话，有一些曾和他谈过，在庐山第二次到彭处去谈话，又是他完全出于好意地劝我去的，因此他也沾了军事俱乐部的边；他在群众运动和许多其他问题上的立场比较坚定，但是我既然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性质，他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推论结果，他至少犯有这种性质的一定程度的错误。此从当前反彭反右斗争总形势来看，势有必然，而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潜潜下，不尽欲言。谈到这里，周惠同志感情奔放，放声大哭，我则吞声忍泣，泪与言俱。我在这样两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是完全肯定的（周惠同志与我有很大区别）。今早十时，接到您的来信，要我写成详细材料。本来昨天我是想把一切所想、所为系统地向您报告的，由于您插话较多，有时我的思路也被打乱，因此时间虽长，意犹未尽，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我一切所知材料和我的思想状况向您报告。请求您相信我的忠实与诚恳，我以我对您、对党中央、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我的生命保证我所反映的全部材料的真实，由于记忆力差，某些语言、细节或者记忆不到，至于关键性质的材料，是决无保留和遗漏了。
我想分作几个问题来写：
（一） 我和彭德怀同志来往和谈话经过。
1.武昌会议后彭到湖南视察和谈话内容，具见八月三日我的检讨（全会简报第十号）。应该补充的是我现在觉悟到彭的那些谈话有抬高自己和拉我一把的用意，我当时是没有嗅到的。
2.到庐山后和彭的正式谈话两次，第一次是七月三日或四日上午，是我找他去的，不是他找我的，内容除见八月三日我的检讨以外，还有彭谈到的一些问题。
甲、 中央常委之间，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之后更不便说话，恩来，陈云同志犯过错误不能讲话，朱德同志意见较少，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了解情况不多，不甚说话，小平同志，亦不便多说，意指常委之间，某些问题或者难于展开讨论。
乙、 他自己对于某些工作缺点，敢于讲话，并且时常给主席送些反面材料看，例如广州军区材料（他手里拿着，我当时未看），他说这一些，可能主席不满，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
丙、 他从欧洲回来，向主席汇报，谈到铁托左右有数十人逃离铁托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他说说到此处，主席顿时脸色发红。
丁、 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前，主席召集陈云、富春等六人讨论过今年钢铁指标，陈云同志提出二千万吨不可能完成，主席未表示意见，而会后外面空气则说武昌会议开完不久，即有人动摇指标，意指富春同志作出宣传，但未明说。
戊、 主席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
己、 彭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摘录（见庐山会议简报四十八号）各项，除第二页七月四日第二条“我犯过四次错误”，第三页七月六日一、二、三条没有和我谈过之外。其余各条大体谈到，但语言没有这样露骨地直指主席，意思也不和摘录完全相同。
3.第二次和彭谈话是在您找周惠、我、李锐同志三人第一次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即七月十一日或十二日），我们体会主席的意思是庐山会议肯定成绩，总结经验，缺点也可以谈出来。周惠同志完全善意地认为主席的意见可以告诉彭（因为我曾给周惠说过，彭有些意见想给主席谈，但又怕谈错，情绪紧张），我同意周惠同志的意见。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我把主席找我们谈话过程和我们所体会的精神向他谈了，大约四点：甲、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乙、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丙、谈到去年估产过高时，我曾说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丁、主席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国乱思良将，家贫想贤妻。
这时他说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我说何不把你的西北小组的发言作为记录写出来送给主席（他说他在西北小组作了发言，但简报上未登出来，到底是些什么，他当时并未系统对讲）。他说，很好，你当了我的参谋。我劝告他写信必须冷静、客观，因为上次我规劝过他和主席谈话决不可以不冷静。
至于他要写的信，内容如何，如何写法，以及何时写好，何时发出，我完全不知道。
4.以后还有两次见面。一次在七月十八日上午，我、周惠、李锐同志同去看黄克诚同志，和黄谈话约一小时（内容另项详），之后一块儿去参加总理如今的会议，出门碰到彭，没有说什么。
又一次在七月二十三日晚，即主席讲话之后（主要是我和李锐的思想不通）感觉紧张，去找黄克诚同志谈话（内容另项详）将近结束时，彭到黄室内来，我说我们被抛到三十公里处了，彭说那有什么，还有三十公里嘛。他没有说几句话就走了。
5.我对彭的过去，除了听说百团大战他没有执行中央决议外，其它关于彭的历史情况完全不知道，总以为彭是个好人，故对他的有意拉拢，毫无警惕，对他说的话，也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由于我自己有许多右倾观点、错误观点，所以谈话也相投，我所谈湖南情况，其中包括许多右倾观点，可能对彭有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起了向他提供材料的作用；反过来，我谈这些错误观点，又是当了他的义务宣传员。
（二） 我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
1.我和黄系在湖南工作时相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零年底，他当省委书记，我当宣传部长，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九月，我当湘西区党委书记，九月，黄离湘来中央，我回省委任副书记。
2.他和彭过去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此次彭之向党进攻，黄起什么作用，我不知道。
3.我过去对黄敬重。认为他为人正派，处理工作果断，但粗一点，他对群众运动经验不多，思想右倾保守，从困难方面考虑的多。个人生活确实艰苦扑素，我和他比邻而居凡一年，故深有所感。他在湖南期间把地方所积累的钱都办了地方工业；省、地方盖房子，大体上是他离开后才开始的。
4.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到黄、雪峰、先念同志处（以后和震林同志熟了，也常去）谈谈工作情况，而黄处去得较多。对于工作情况，他总是从不利方面、困难方面要我设想者多。他不和我谈中央人事，只有一次我谈到湖南粮食情况涉到震林同志时，他说谭是好人，但是不准。我扯到中央人事时他便阻止，说不要谈这些。这是我过去对他有深刻印象和敬重的原因之一。我和黄偶有通讯，每年一、二次而已，都是具体工作问题。
5.他在二月间到过衡阳，我和他未见过面。他从衡阳打过一次电话给我，意思大体是：甲、从衡阳车江公社所见粮食情况尚好，乙、有那个地方现在还用木炭炼铁，要我停止；丙、他认为衡阳县委第一书记魏凡同志不能胜任，要我们考虑调换。其后他去郑州参加会议前在长沙机场候机，在机场和周惠同志见面，据周惠同志记忆，所谈大体也是这几点。
6.庐山和黄谈话两次，都是我、周惠、李锐同志三人去的。
第一次在十九日早八点左右，李锐同志是我电话约去的。除谈到湖南工作几个问题（木炭炼钢、浏阳工作缺点、衡阳县委书记不胜任等）之外，谈到会议情况，我和李锐同志说到会议空气有点不能多说缺点的压力，把主席和我们谈话的精神简单地谈了一些，黄说主席在郑州会议以后就已经注意改正这些方面的缺点了；谈到彭的信，黄说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问题、有刺，照实际说，还可以说得重点，但是不能对彭说。八点五十分左右，彭进黄室来，没有说什么，就到交际处去参加总理如今的会议了。
第二次谈话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九点左右。主席上午讲话之后，我思想不通，有抵触情绪（周惠认为方向完全对，但我们回去如何做法，还要具体考虑）。黄昏时候，我想到黄处去谈谈，周惠同志本不愿去，其时恰巧李锐同志来了，李的情绪大体和我相同，他说听完主席讲话，他和伯达、家英、冷西同志去游小天池，三人都感到沉重，思想有抵触。他的情绪很激动，我也很激动，说对主席讲话，根本不通，周惠的态度较冷静，并说，你们这样说法不对，李锐说到主席这篇讲话是钓鱼、翻云复雨，说主席几年来各方面取得胜利，国内外威望很高，有点“翘尾巴”，说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假若以后不加六条标准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周惠同志虽然未多说话，这时也加了几句，说二中全会下马的决议，主席也参加的；在家看到主席和斯特朗的谈话记录，斯说马恩列都不如主席，主席当时应该说几句话。我当时由于有抵触情绪，想马上到主席那里去谈。因为其先已约到黄处去谈，周惠同志虽不愿去，也就拉着他同去了。在黄处谈约一个钟头。首先是我说到对主席讲话感到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不知是何道理。李锐同志则把上面一些话都讲了。我说到主席是不是有些象斯大林晚年，意指有些骄傲、独断，并问到中央集体领导如何。我又说到我们想直接见主席去谈。周惠同志这时并未说话。黄劝我们不要激动，说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说主席讲到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是正确的；说有错误缺点可以检讨；劝我们不要在激动之下去见主席，于是我们才冷静下来，周惠同志这时说了几句，大意是主席讲话精神反右倾是对的，但如何做法，应该考虑，上面他所说的话这时也说了。这一段三人议论到四人议论，主要是我和李锐同志的错误，李的情绪比我更激动些。如此谈过之后，我们感觉冷静下来了，于是又谈到早稻收获和当前抗旱等一些湖南情况。将要回来时，彭进黄室内来，谈了第八页第四条上所写的几句话，我们就分头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很后悔，感觉情绪不对头，犯了错误，周惠同志的后悔心情更厉害，说犯了这样大错误怎么办，其实我的心情也很紧张，说错误已经犯了，以后总要还账的，这个时候只好暂时不说。这段谈话，当时和在以后列席常出门时，我曾要求黄暂时不要再谈，过些时候一定向党作交待，黄在十日下午小组会上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
（三） 我和张闻天同志的一次谈话
我在延安与闻天同志开始认识，但除在延安向他谈过一次一二九运动材料外，未作过其他谈话。闻天同志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我是知道的。
七月十九日我在新编小组有一次发言（内容见庐山会议简报十八号第八页），会毕同路出来，我问他我的发言如何，他说可以，他邀我到他家里去谈谈，路遇田家英同志，田拉着我们同到他那里去谈谈，当时在座的除我们三人外，还有伯达、乔木、冷西同志，和主席处的警卫处长王同志，李锐同志碰着来了，扯到会议空气有些压力，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谈谈，当时乔木、伯达、冷西、王同志等四人未讲什么，但是看来这样一种思想是有同感的。不久，即在田处吃饭。饭后，闻天同志邀我“还是去谈谈吧”，我就去了，谈话约三、四十分钟，内容是：
（1） 会议在具定成绩之后，应该谈谈缺点方面的经验，均有同感。
（2） 党内民主问题：一方面每个人应该有话就说，敢说，另一方面要造成一种使人敢说敢讲的气氛，当时对此点有同感，并无实指，只是泛论。
（3） 刘杰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说大跃进中某些缺点，只是由于缺乏经验，对于某些主观主主义、片面性根本不说，闻天同志认为不妥。
（4） 闻天同志主张取消公社供给制，我不赞成他的意见。
谈话只此一次，内容就是如此。
（四） 和李锐同志的关系
1.我和李锐同志认识在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时。当时他任报社社长，我任宣传部长，在直接工作关系，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任部长，他任副部长。我对他的印象是聪明、颇有才华，过去印象为人尚好，骄傲，狂妄，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和周惠同志早在个案青委时代即相识，周惠同志对他的印象与我大体相同。这次来到庐山，在七月二十八日列席常委会议之前，他来我们处闲谈约有四、五次。七月二十八日之夜，就没有再来过了。
2.李锐同志八月十一日中午所写“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待”（全会文件四十六）是一个言不由衷、推卸自己政治责任的东西，前提错误，其一、二、三条基本不是事实，四条之前提不对，其余所写许多自由主义和无原则的谈话，有的不合事实，有的夸大。而且这次我们犯这样目无党纪、破坏领袖威信的严重政治错误，一方面主要由于各人都有错误根源，但另一方面确实首先是由于李锐同志的狂妄胡说而引起的。
3.但是他隐瞒了他谈到的许多问题：
甲、 田家英同志谈过想要求离去主席秘书职务，离去之前，他将要向主席大胆建议三事：（1）希望主席避免斯大林晚年的错误；（2）主席能治天下之事，而于左右人员某些错误难于知道；第三件李说后，我忘记了。
乙、 乔木、伯达、家英等同志认为会议将要肯定成绩，总结经验，而在彭德怀同志信件出来后，乔木同志认为基本形势变了。
丙、 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
丁、 乔木同志曾谈过主席谈到海瑞，但又不要海瑞。
戊、 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时候，他听说中央已在起草反对反党集团的决议了。
己、 陈云同志在反冒进后有些灰溜溜的，说柯庆施同志等似乎拉着大棒打人，说他是经过大风浪的。言谈之间，有些情绪。李锐同志曾担任过陈云同志的秘书，故所知较多，李说好在陈云同志此次未来，否则恐怕把他扯进去。
这些自由主义的乱谈，是否事实，我完全不清楚。谈后他说当作烧掉，他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确实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到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请您考虑，可否把这段情况只在中央少数同志之间查明，不要传布开去，因为我确实认为乔木、家英、伯达诸同志都是善良的（虽然也有自由主义的错误），把他们扯进去对党没有好处。
庚、 彭德怀同志和我谈过话以及谈话内容，除了和周惠同志谈了一些以外，确实未向任何其他人扯过，李锐同志曾问过我，我也没有告诉过他。
（五） 我还和乔木同志、尚昆同志谈过话。
和乔木同志谈过两次话：一次是讨论主席的两首诗，第二次是在我们和您第一次谈话后，我把我所体会的精神告诉了乔木同志，他说好，对他写“形势与任务”（第一稿）有帮助。谈完之后，我还扯到，（1）主席、中央有的指示（自留地、出布告事）直发基层，此种做法，似不可多，曾举湖南执行六月十一日指示有困难，两次请示震林同志批准我们的办法的例子。（2）中央集体领导情况如何。和乔木同志谈到这些，是因为李锐同志扯到他们那种思想状态我才谈出来的（我和乔木同志过去并不很熟悉）我在当时，并无用心，乔木同志却很注意了。在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小组会上，乔木同志据此推论我是从俱乐部里得到什么东西来活动的，这个完全不是事实，这种思想完全是我个人的，并且和乔木同志谈过的这些话，不是乔木同志提起，我确实已经忘了。
和尚昆同志谈过一次话，是在送“形势与任务”稿的一个晚上，把我所体会的主席和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精神和他谈了，尚昆同志说好。在后一、二天的一次会上（彭信出来之前）相遇，尚昆同志告诉我，你们提些意见很好，要顶住。我的体会，尚昆同志也有对会议在肯定成绩之后应该谈些缺点，总结经验的感觉。
还和罗瑞卿同志谈过一次对主席第一次谈话的体会。此外，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谈过。
（六） 我的思想状态和严重错误
1.我对主席有几条意见：甲、南宁会议反对反冒进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目标指向恩来、陈云同志，批评很重，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既反冒进，对同志批评又不太重。乙、上海会议批评的人是否多了一些。说到小平同志当副帅，是否使少奇同志等人不太好做事。丙、主席讲话有时是远大理想（如土地使用三三制等），我们体会应该懂得这些道理，不能不根据具体情况办事，又如某些具体工作做法，似不能规定太死，如麻城经验要从算账入手解决干部与群众关系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各地办法可以容许有所不同。
2.庐山会议，我们带着“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思想来的，希望总结经验带着任务回去，根本没有想到总路线、大跃进会有路线上的争论，对于会议初期在肯定成绩之后，提到一些缺点方面的经验，许多同志有不同看法这种心情我们体会不深，在几件具体事情之后我感觉有些“压力”（见会议简报十号，我的发言）所以向您谈了，这完全是个看法，不是从军事俱乐部里来的什么东西。彭信出来之后我之所以基本上同意，除了由于有许多思想、观点一致的根本因缘，当时也是出于这种心情。直到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讲话，把彭信提到方向问题、立场问题上来，提出新的反右倾任务。这在我当时确实没有转过弯来，思想上抵触很深。我的想法是在肯定成绩总结经验之后提出新的任务。要提反右，我的思想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下面工作已经经出现右的现象，我们在六月底的县书会议上并且已经作了一些布置，但是我想必须在总结经验之后。同时，当时对彭之向党、总路线进攻，由于对彭过去历史不了解，从信的字面来看，又有和自己的许多右倾思想相同的地方，故完全处于突然，思想毫无准备，转不过弯子来。怀疑事情那有如此严重，这种思想，在二十三日我上我是想直接向您来报告的，在黄克诚同志处的谈话，使我冷静下来。直到列席常委会议，了解到彭确实是向总路线进攻，锋芒直指中央和主席，这时才如梦初醒，懂得是怎么回事情。
3.为什么我在八月二日给您的信不讲真话，欺骗主席呢？第一、周惠同志劝我去彭处（第二次）确是好心，毫无恶意，扯到这些，势必累及于他，心有不安；第二，特别重要的扯到在黄克诚同志处的谈话，势必把李锐同志所谈那些都扯出来，影响所及牵涉面甚广，而我所了解这些同志（乔木、伯达、家英、冷西、尚昆诸同志）都是好人，即令事实总会查清，而正当会议高潮，势必增加许多麻烦；第三，事情像三个圈子，李锐同志和秀才那里有一个圈；我、周惠、李锐同志这里又有一个圈；我和彭谈过话，与黄关系较深，又和张闻天同志谈过话，故我又与彭的俱乐部有这样的联关，哪此三环相扣，我一时很难于自解。为此原因我想把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下来，蒙混过关，等到一定时机，冷静下来之后再向您和中央彻底交代。正国为这样一种心情，所以决定隐瞒这些情节，同时自己又知道即令是暂时隐瞒，也是对党不诚实，痛苦万状，如在煎熬。十日晚这些情节被迫揭开后，这种心情才稍有改变，也才敢于在昨天请求和您谈话。
4.我这次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深刻的根源在于我的立场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脑里存在许多右倾思想观点，加以对党的历史知识太少，政治上嗅觉不灵（当然还是立场不稳），言语行动有缺点，另上骄傲自满情绪，这些就使我在紧要关头，发生严重动摇，造成严重政治错误。在您、中央和同志们帮助之下，我已经彻底觉悟过来，希望深刻地接受这次错误的严重教训，彻底改造自己的错误立场。至于我的许多右倾错误思想，我将另作检讨。
敬礼！
周小舟八月十三日早二时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