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不在这里为自己辩护！——1992年12月3日埃里希·昂纳克的法庭陈述：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最后宣言

 

 

时间：2025年8月3日

译者：冷西   陈慧

 

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在柏林地区法院的个人陈述

（1992 年12 月3 日）

 

我不会通过为自己辩护来给这场明显毫无根据的过失杀人指控的审判增添合法性。辩护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将无法亲眼看到你们的判决。我很清楚，如今连你们都知道，你们打算判给我的惩罚根本不可能真正落到我头上。仅凭这一点，对我进行审判就是一场闹剧。这是一场政治表演。西德联邦各州的任何人，包括前线城市西柏林的任何人，都无权因为我们履行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职责而起诉我的这些被告同志、我本人，或者任何其他民主德国公民。

 

如果我在这里发言，也只是为了见证社会主义的理想，为那个曾被一百多个国家在国际法上承认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争取公正的政治和道德评价。我并不指望从这个审判和这个法庭得到这样的公正评价。但我愿借此政治闹剧的机会，将我的立场告诉国人。我在这场审判中的处境并不特别。所谓的德国法治国家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就曾起诉并判决过卡尔·马克思、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及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第三帝国则由魏玛共和国时代延用下来的法官们在许多政治审判中延续了这种做法——我本人作为被告亲身经历过其中一场。德国法西斯政权和希特勒被推翻后，联邦德国无需费心寻找新的检察官和法官，便再度大规模迫害共产党人：通过劳资法庭对他们提起刑事追诉，借此剥夺他们的工作和生计；通过行政法庭将他们清除出公职，或以其他方式加以迫害。

 

现在，我们正遭遇着当年50年代我们那些在西德的同志们所遭遇的事情。大约190年来情况始终如一，都是同样的专横迫害。所谓法治国家的联邦德国并不是法治之国，而是右翼之国。

 

无论是这场审判还是其他一些因东德公民与旧体制关系密切而在刑事、劳动、社会和行政法庭上进行的审判，都需要一个说辞。政客和司法界人士声称：我们必须惩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当年没有惩罚纳粹；这一次我们必须清算过去。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其实不过是个幌子。

 

真相是，西德的司法机关无法惩罚纳粹，因为法官和检察官不可能惩罚他们自己。

 

真相是，西德司法界不管其现今水平如何，都要感谢那些被接纳的纳粹分子才能有今天的样子。真相是，共产党人、民主德国公民如今受到迫害，与他们在德国历史上历来受到迫害的原因如出一辙。只是在民主德国存在的40年里情况正好相反。而现在，这段“漏掉”的迫害必须“补上”。

 

当然，所有这一切据称都是合乎法治的，与政治毫无关系。

 

该国的司法要员们，无论来自执政党还是社民党，都口口声声宣称：我们的审判完全是正常的刑事诉讼，而非政治审判，更不是作秀审判。

 

他们把邻国最高国家机关的成员关进监狱，却说这与政治无关。他们指控敌对军事联盟的将军们作出的军事决定，却说这与政治无关。他们把那些昨天还在共同努力确保不再有战争从德国土地上发动、并受到隆重接待的国家元首和伙伴，如今称作罪犯。这也被说成与政治毫无关系。

 

他们起诉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自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就一直遭受迫害——但在今天的联邦德国，这一切据说都与政治无关。

 

对我来说，而且我相信对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来说，不言而喻：这场审判是再政治不过的，因为对民主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的审判本身就是高度政治性的。否认这一点的人不是看错了，而是在撒谎。他如此撒谎，是为了再次欺骗人民。

 

通过这场审判，他们正做着他们指控我们所做的事：他们利用刑法手段清除政治对手，但当然是完全法治地进行。

 

还有其他一些现象同样清楚地表明，这场审判服务于政治目的。为什么联邦总理，以及前联邦情报局局长、后任司法部长、再后来任外交部长的金克尔先生，千方百计要将我遣返回德国，把我再次关进柏林的莫阿比特监狱——我在希特勒时代就曾在那儿坐过牢？

 

为什么总理先生先让我飞往莫斯科，然后又向莫斯科和智利施压，迫使他们违背一切国际法将我引渡回来？

 

为什么俄罗斯医生必须篡改他们当初一眼就作出的正确诊断结果？

 

为什么他们要像昔日罗马凯撒在游行中示众俘虏那样，将我和那些健康状况与我无甚差别的同志们押解示众？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否还能用理性来解释。

 

或许这里应验了一句古老的谚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显而易见，所有那些曾竭力争取与我会面并欣然在家中接待过我的联邦德国政客，都不可能不在这场审判中受到牵连。

 

柏林墙下曾有人被射杀，而我当时作为民主德国国家国防委员会主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是对那堵墙负有最大责任的仍健在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德国乃至全世界早已尽人皆知。因此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些联邦德国的先生们明知故犯、自愿甚至迫不及待地与一名“杀人犯”来往；要么他们现在心知肚明却幸灾乐祸地看着无辜者被指控杀人。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无助于维护他们的名声。而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

 

甘愿接受这个两难困境、无论哪种选择都等于充当一个毫无品格之人的人，不是瞎了眼，就是追求着比维护自己名誉更高的目标。

 

假设科尔先生、金克尔先生以及联邦德国其他各州州长和各党领袖都不是盲目的（虽然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这场审判唯一剩下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彻底败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声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在德国和欧洲的失败显然还不足以令他们满足。他们要将工人和农民当家作主的那个时代中任何可能以不那么可怕、不那么罪恶的光芒示人的事物全部铲除。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当前的委婉说法）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失败都必须是完全的、彻底的。他们的态度正如希特勒当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所说的：“让这个敌人永远无法再度崛起。”德国的资本家素来对赶尽杀绝情有独钟。

 

这场审判旨在将已经被宣告死去的社会主义再杀一次。这揭示了科尔先生以及联邦德国朝野对形势的判断。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已经像希特勒当年在军事上那样，把自己打垮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生态和社会的混乱中走向灭亡，要么放弃生产资料私有制，走向社会主义。这两条路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只是社会主义显然被联邦德国的统治者视为更加迫在眉睫的威胁。

 

正因为如此，这场审判——以及整个针对已消亡的民主德国记忆的攻势（例如将其污名化为“非法国家”）——都是为了预先防范这种威胁。

 

在我们的国家，每一起非正常死亡都令我们深感痛心。柏林墙上的死亡不仅在人的层面令我们痛心，也在政治上给我们带来了损害。

 

尤其是自1971年5月以来，我肩负着主要的政治责任：凡是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在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之间试图不经许可越境的人，根据当时关于使用枪支的规定，必须毫不留情地开枪射击。这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责任。我稍后还将说明我为何承担了这个责任。

 

然而，在界定这场审判的政治目的时，我也不得不指出：为实现通过本案将民主德国抹黑为不法国家这一目标所使用的手段是什么。这个手段就是柏林墙下的死者。这些死者将如同先前的几场审判一样，被精心用于制造媒体效果。

 

在这一进程里，被杀害的民主德国边防士兵却被无视。我们——尤其是你们——已经亲眼看到，那些死者的照片是如何被毫无顾忌地拿来大肆宣扬、炒作的，全然不顾最起码的哀悼和体面。

 

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政治上做文章、煽动情绪。每一位死者都被用来——更准确地说，被滥用——服务于资本家为维护其资本主义财产而进行的斗争。

 

因为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所关乎的无非就是这一点。那些死者被用来证明民主德国和社会主义的不人道，并借此转移人们对当今困境以及“社会”市场经济受害者的注意力。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民主、法治、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旗号，为了德国人民的福祉而进行的。可怜的德国。

 

现在来说说案件本身。

 

这座前线城市（西柏林）的检察官们将我们当作普通罪犯、以杀人犯的罪名起诉。

 

鉴于显然我们没有一个人亲手打死起诉书所指控的那68人中的任何一个，显然我们也没有事先下令或以其他方式指使杀害他们，因此起诉书在第3页上这样指控我：“1961年8月12日，被告昂纳克以国家国防委员会秘书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安全事务书记的身份，下令扩建西柏林周边的边境防御工事以及通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封锁设施，以使通行完全不可能。”

 

起诉书还指控我在1961年11月29日至1983年7月1日期间参加了国家国防委员会的17次会议，并参与通过了如下决议：架设更多铁丝网地雷障碍（其中“更多”一词表明苏联军队此前已设置过此类障碍）；改进边境安保体系，加强边防士兵的射击训练；不允许发生边境突破事件；据称在1974年5月3日我曾亲口声称必须毫不留情地开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及同意通过了于1982年5月1日生效的《边境法》草案。

 

对我们（包括我本人）的指控针对的是国家国防委员会的决议，针对的是民主德国宪法规定的一个国家机关的决议。因此，本案审理的对象其实是民主德国的政策，即国家国防委员会为保卫和维护民主德国国家所做的努力。这一政策正试图通过本案被定性为犯罪。

 

其目的就是将民主德国打上“非法国家”的烙印，并将所有为之服务的人都定为罪犯。

 

正如检察机关已经提到的，这场审判的目标是迫害成千上万、甚至可能数十万民主德国公民。通过先前针对边防士兵的“试点”审判，以及无数其他在民事、社会、劳动和行政法庭上歧视民主德国公民的诉讼，再加上大量的行政举措，这一目标已经在酝酿之中。

 

因此，这场审判所关乎的并非我们这些被告个人，而是关乎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在冷战结束、新思维出现时似乎曾有一个幸福的起点。

 

这里不仅在延续冷战，还要为一个由富人掌控的欧洲奠定基石。社会公正的理念将再一次被彻底扼杀。而将我们污名化为杀人犯，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

 

我绝不反对用道德和法律标准来评判乃至审判政治家。但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这些标准必须事先有明确、精确的规定；这些标准必须对所有政治家一视同仁；必须由一个超越党派的法庭——也就是既没有被告的朋友也没有被告的敌人参加的法庭——来作出裁决。

 

在我看来，这些条件一方面理所当然，但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却尚不具备实现的可能。

 

然而，如果你们今天仍然对我们进行审判，那你们也只能是以胜利者法庭的身份在审判我们这些战败者。这只是现实权力对比的体现，而绝非一个有资格宣称自己符合任何超实证法甚至普通法律标准的行为。

 

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这份起诉本身就是一个不法行为。

 

不过，我们并不畏惧在细节上展开较量。那么我就要详细阐明起诉书所没有阐明的内容——无论这是出于恶意还是由于蒙昧无知。

 

正如已经引用的那样，起诉书在按时间顺序列举对我们的指控时首先写道：“1961年8月12日，被告昂纳克以国家国防委员会秘书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安全事务书记的身份，下令扩建西柏林周边的边境防御工事以及通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封锁设施，以使通行完全不可能。”

 

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本身就说明了一切：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分管安全事务的书记在1961年下令发动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件！这甚至超过了民主德国公民自嘲时所说的——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德国”。

 

即使如今恩诺·冯·勒文施泰恩也想把民主德国说成一个“伟大的国家”，以便让联邦德国的胜利显得更有分量，但即便是这位德国新闻界的极右翼人士也没有试图把民主德国吹嘘成世界强国。

 

这种可笑的说法目前也只有“全世界最客观的机关”——也就是检察机关——才说得出口。每个人愿意在历史面前让自己显得多可笑，就能显得多可笑。

 

事实是，修筑柏林墙的决定是1961年8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家会议上作出的。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中，民主德国是重要一环，但不是主导力量。这一点法庭理应知晓，无需举证。

 

既然我们——如我已经说过的——显然没有亲手打死任何人，也显然没有直接下令杀害任何人，那么筑墙、维持边境封锁以及执行未经国家许可不得离开民主德国的禁令就被视为一种杀人行为。而据称这一切都与政治毫无关系。德国的法学界竟能够作出这样的逻辑判断。

 

然而，无论在历史面前还是在正常人的常识面前，这样的逻辑都站不住脚。它只会再次表明它从何而来，它体现了怎样的精神实质，以及德国正打算走向何方。

 

当年华沙条约组织各国中所有承担责任的人共同作出了这个政治决定。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替自己开脱、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而且我坚持认为，这个决定当时——1961年——是正确的，并且在美苏之间的对抗结束之前始终是正确的。

 

正是这个政治决定及其背后的信念构成了这场审判真正的审理内容。

 

如果有人没有看出这场审判就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政治审判，没有看出它意味着出于政治动机对历史的歪曲，那么此人要么是盲目，要么就是故意对过去的事实视而不见。

 

如果你们认为这个政治决定是错误的，并将柏林墙下的死者当作对我和我同志们的指控，那么我要告诉你们：在我看来，你们所认为正确的决定本会导致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

 

这曾是、现在仍然是我的信念，我想也是我那些同志的信念。

 

正是因为这个政治信念，我们才站在了你们面前。而正因为你们抱有不同的政治信念，你们才会判我们有罪。

 

柏林墙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建成的，检察机关毫不关心。起诉书对此只字未提。起因和条件被刻意隐瞒，历史事件的链条被任意截断。好像柏林墙就是埃里希·昂纳克一手修建并维持的。就这样，一笔带过。

 

联邦德国的法学家们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并描述历史。要紧的是把共产党人打成罪犯，并按罪犯论处。

 

然而，每个德国人其实都清楚，柏林墙是怎么出现的，以及为什么在那里会开枪。

 

既然起诉书装出一副好像筑墙以及在那里射杀人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现象，并好像由我们这些“罪恶”的个人对此负责，那么我不得不回顾一下导致柏林墙出现的历史——尽管我不是历史学家。

 

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得很久远。它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德国近代苦难史的直接开端是1933年。

 

众所周知，1933年，通过自由选举，许多德国人把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而早在1932年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帝国总统兴登堡随后又非常“民主”地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接着，我们当今建制党派的政治前辈们（除社民党外）投票通过了《授权法》，赋予希特勒独裁权力。

 

当时，只有共产党人在选举前就警告说过：“选兴登堡就是选希特勒，选希特勒就是选战争。”

 

在对《授权法》的表决时，共产党议员已经被赶出了国会。

 

许多共产党人当时已经被关押或转入地下。早在那时，随着共产党被取缔，德国的民主就开始走向毁灭。

 

希特勒刚成为总理，德国就经历了第一个经济奇迹。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大众汽车”认购券销售一空，沸腾的民众情绪导致了对犹太人的驱逐和屠杀。

 

绝大多数德国人为此感到高兴和满足。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捷报号角声宣告对波兰、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闪电战胜利时，举国上下的狂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几乎所有德国人的心都随着他们的元首而跳动，视他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号称千年的帝国仅持续了十二年。

 

1945年，当一切化为瓦砾之后，整个世界并没有归属德国（正如一首著名的纳粹歌曲所预言的那样），相反，德国归属于盟国。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当时不存在迁徙自由。这项人权在盟军的管制下并未得到承认。它甚至不适用于那些想从美国返回德国的德国流亡者，例如格哈特·艾斯勒。

 

当时在美国还有计划（比如“摩根索计划”），要把德国永久肢解成几个国家。这些计划促使斯大林说出了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希特勒们来来去去，但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长存。”

 

然而，苏联当时谋求的德国统一并未实现。由于美国于1947年发动的冷战，通过建立英美双占区、继而三占区、实行单方面的货币改革，最终于1949年5月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德国长期地被分裂开来。

 

这种分裂——从时间顺序上看——显然不是共产党人的作为，而是西方盟国和康拉德·阿登纳的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成立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的结果。

 

从此，两个德国并立。然而，联邦德国不愿承认民主德国并与之和平共处，反而声称自己对全德国和全体德国人拥有唯一的代表权。

 

它借助其盟友对民主德国实施贸易禁运，企图在经济和政治上孤立民主德国。这是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采取的一种非战争形式的侵略政策。这是冷战在德国土地上的表现形式。正是这项政策导致了柏林墙的出现。

 

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后，民主德国也加入了华沙条约组织。于是两个德国作为敌对军事联盟的成员相互对峙。

 

联邦德国在人口、经济实力以及政治和经济联系等许多方面都远远胜过民主德国。由于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且赔款负担较轻，它在战后承受的负担更小。它拥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更广阔的领土。

 

它利用这些多重优势，从各方面对民主德国施加影响，尤其是向民主德国公民许以物质利益，诱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许多民主德国公民经不起这种诱惑，做了联邦德国政客所期望的事情：用脚“投票”。经济上的成功在1945年后对德国人的诱惑力不亚于1933年后。

 

民主德国以及与其结盟的华沙条约组织各国陷入了困境。“反共逆转”政策在德国似乎要取得成功了。

 

北约开始准备将其影响范围推进到奥得河。

 

由于这种政策，1961年德国出现了一种紧张局势，威胁着世界和平。人类当时站在了一场核战争的边缘。

 

在这种形势下，华沙条约组织各国决定修筑柏林墙。没有人是轻率地作出这一决定的。它不仅拆散了家庭，而且标志着华约相对于北约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弱势——这种弱势只能用军事手段来弥补。

 

1961年之后，不仅德国境外的重要政治家，而且包括联邦德国内部的一些人士也承认，柏林墙的修筑缓和了世界局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随着柏林墙的修建，这场危机虽然以一种令德国人不快的方式得到了化解，而且实际上也告一段落了。”在此之前，他提到曾计划在民主德国境内投掷原子弹。

 

在我看来，如果当时没有修筑柏林墙，或者在冷战结束前就拆除了柏林墙，那么无论《德两德关系基础条约》、赫尔辛基进程还是德国统一都将无从谈起。

 

因此，当我和我的同志们对柏林墙表示赞同并始终坚持这一立场时，我们不仅没有在法律上，而且也没有在政治或道义上背负任何罪责。

 

当然，在德国的历史中这也许只是一个边缘插曲：现在许多德国人——无论来自西部还是东部——都希望柏林墙还在。

 

同时必须问：如果我们按照起诉书视为理所当然的那样行事，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修筑柏林墙，允许所有人自由离开民主德国，从而在1961年就自愿放弃了民主德国，又会怎么样？

 

其实不必猜测，也能想象出这样的政策会造成什么结果。看看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什么就足够了。

 

正如在那些国家发生的情况一样，1961年驻扎在民主德国的苏联军队本来也会进行干预。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宣布戒严也是为了防止类似的干预。

 

起诉书假定我们理所当然应当采取那种政治、道德和法律上的举措。但如果我们真那样做了，本来会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这种风险是我们当时不愿、不能也不被允许去冒的。如果在你们看来这是一种罪行，那么你们在对我们的判决中就会在历史面前审判你们自己。

 

也许这本身并不重要。然而重要的是，你们的判决将成为一个信号，再次撕裂旧的阵线，而不是将其弥合。

 

当世界正面临生态崩溃威胁之际，你们却展示了老一套的阶级斗争策略（和上世纪三十年代如出一辙），以及自那位“铁血宰相”以来让德国声名狼藉的强权政治。

 

如果你们因为我们在1961年至1989年间的政治决定而判我们有罪——我相信你们会这么做——那么你们不仅是在没有法律基础的情况下、由一个有失公允的法庭作出判决，而且完全无视那些被你们奉为法治国家的国家在当时的政治惯例和行为方式。

 

在此，我无意也无法详举在那28年中政治决定所导致的所有人命损失，因为我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也不想过度刺激你们的神经。我只能举以下几例：

 

1964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定向越南派遣军队，接替被击败的法国人，从那时起一直打到1973年，与为自由、独立和自决权而战的越南人民进行战争。这位美国总统的决定公然践踏了人权和国际法，但联邦德国政府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形式的批评。

 

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都没有被送上任何法庭，至少就因为这场战争而言，他们的名誉未受丝毫影响。而且，没有任何一名美军士兵或越南士兵有自由选择是否愿意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冒生命危险。

 

1982年，英国对阿根廷动用了武力，以保住福克兰群岛作为帝国的殖民地。“铁娘子”由此确保了自己的选举胜利，即便在她后来下台之后，她的声誉也没有因此受损，更没人提什么杀人罪。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下令入侵格林纳达。在德国，没有哪位外国领导人比这位美国总统享有更高的声望。理所当然地，这次行动中的死难者都被视为死得“理所当然”。

 

1986年，里根发动惩罚性行动，轰炸了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而不问他的炸弹炸死的是有罪者还是无辜者。

 

1989年，布什总统下令出动武力，从巴拿马绑架诺列加将军。数以千计无辜的巴拿马人在此过程中被杀害。然而，这位美国总统的声誉依然毫发无损，更不用说有人因为过失杀人或谋杀起诉他了。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任意列举。提及英国在爱尔兰的所作所为，恐怕都会被视为不得体。

 

联邦德国武器在土耳其对库尔德人或在南非对黑人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人们虽然提出过一些修辞式的问题，但从未有人统计过死难者，也没有人指出那些肇事者。

 

这里我只列举了几个被公认为特别崇尚法治的国家及它们的一些政治决定。任何人都可以比较一下，这些决定与在华沙条约与北约的边界上建起一道墙的决定相比如何。

 

你们会说，你们无权也不能裁判其他国家的行为。你们会说，这一切都不关你们的事。

 

但我认为，要对民主德国作出历史评价，就不能不考虑民主德国存在期间由于两大阵营对抗而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

 

此外，我认为，政治行为只能在其所处时代的精神下进行评判。

 

如果你们对1961年至1989年间在德国之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闭目不见，你们就无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即使你们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德国，对两德的政治决策加以对比，一份诚实而客观的清单也会得出有利于民主德国的结论。

 

谁剥夺了人民的工作权和居住权（就像联邦德国所做的），谁就等于默认许多人被剥夺了生存基础，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失业、无家可归、吸毒、为获取毒资而犯罪、乃至整个犯罪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选择“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政治决定的结果。甚至像高速公路限速这样表面看来与政治无关的决定，也是这种国家体制下的产物：在这种体制中，不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家说了算，而是那些未经选举的经济大亨说了算。

 

如果柏林高等法院检察长办公室的“政府犯罪”调查科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问题上，我很快就能再次与联邦德国的代表握手相见了——不过这次是在莫阿比特监狱里。当然，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因为那些在市场经济下牺牲的人全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地失去了生命。

 

我并不是有资格为民主德国的历史下结论的人。现在还没有到总结的时候。这个总结将由后人来完成。

 

我为民主德国而生存过。特别是自1971年5月以来，我承担了它的历史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因此我难免有所偏袒，而且因为年老多病而精力不济。

 

尽管如此，在我生命的尽头我确信：民主德国的建立并非徒劳。它树立了一个标志，证明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且可以比资本主义更好。它只是一次失败了的试验。

 

然而，人类从未因为一次失败的试验就放弃对新的认识和道路的探索。

 

现在必须弄清楚，这次试验为什么失败。毫无疑问，它也失败在我们——我指我们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所犯下的一些本可避免的错误上。

 

毫无疑问，它在德国的失败还因为民主德国的公民和之前德国的民众一样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而且因为我们的对手仍旧过于强大。

 

民主德国的经验将与其他已消逝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一起，为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千百万人民以及整个未来世界提供有益的借鉴。

 

凡是为民主德国奉献了自己的工作和生命的人，都没有白白度过自己的一生。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奥西”（东德人）认识到，他们在民主德国的生活条件对自身造成的扭曲远小于“韦西”（西德人）在“社会”市场经济下受到的扭曲。

 

他们将认识到，在民主德国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里，孩子们成长得更加无忧无虑、更快乐、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更自由；而联邦德国的学校、街道和广场上却充斥着各种暴力行为。

 

患者们将认识到，尽管民主德国的医疗体系在技术上相对落后，但他们在那里的医疗体系中被当作真正的患者对待，而不像在联邦德国那样被当成医生逐利的商业对象。

 

艺术家们将明白，所谓（或真实存在的）民主德国审查制度对艺术的敌意，并不如市场的审查那样深重。

 

普通公民将发觉，民主德国的官僚主义加上对紧缺商品的追逐，并没有像联邦德国的官僚主义那样耗费他们大量的闲暇时间。

 

工人和农民将认识到，联邦德国是企业主（也就是资本家）的国家，而民主德国自称工人和农民的国家并非毫无理由。

 

妇女们将更加珍视她们在民主德国曾经享有的男女平等和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许多人在接触了联邦德国的法律和司法体系之后，将会同那位谴责我们的博利女士一起感叹：“我们想要的是正义，我们得到的却是法治国家。”

 

许多人也将明白，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选择自由。他们会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在民主德国拥有的自由度远远高于他们现在所拥有的。

 

最后，那个相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既小又穷的民主德国给予其公民的安全感和保障，将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现实现在让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真正价值所在。

 

民主德国40年历史的总结与联邦德国的政客和媒体所描绘的截然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日益显明。

 

针对我们这些民主德国国家国防委员会成员的审判，意图变成一场针对共产党人的纽伦堡式审判。这一图谋注定要失败。

 

民主德国没有集中营，没有毒气室，没有出于政治原因的死刑判决，没有人民法庭，没有盖世太保，也没有党卫军。民主德国没有发动过战争，也没有犯下过战争罪行或反人类罪行。

 

民主德国是一个始终坚持反法西斯立场的国家，因其致力于和平而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对我们这些民主德国“高层”的审判，显然是为了反驳“绞死小的，放过大的”这种说法。通过对我们判刑，就可以彻底放开手脚去“绞死”那些“小人物”了。当然，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克制。

 

这场审判还旨在为将民主德国污蔑为“非法国家”奠定基础。一个由我们这样被称为“杀人犯”的“罪犯”治理的国家，只能是一个“非法国家”。凡是与这个国家关系密切、曾作为民主德国尽职公民的人，都将被打上耻辱的烙印。

 

一个“非法国家”当然也只能由史塔西（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统一社会党等这样的“犯罪组织”来领导和支撑。要以集体罪责、集体定罪取代个人责任，从而掩盖那些所谓罪行缺乏证据的事实。

 

一些来自民主德国的牧师如今也在为新的宗教裁判所、为现代的猎巫行动摇旗呐喊。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被无情地边缘化，逐出于社会之外。

 

许多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致。只要被登记过是IM（即史塔西的非正式线人），就足以让人遭受社会性死亡。

 

以告密为业的记者受到高度赞扬并获得丰厚报酬，而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受害者。自杀人数则成了禁忌话题。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自称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的政府治下，并且在一个不配称为真正反对派、更不配称“社会”的反对党的默许甚至支持下——而所有这一切都贴着他们自封的“法治国家”的标签。

 

这场审判也以一场针对反法西斯者的审判而彰显其政治维度。在右翼新纳粹暴徒可以逍遥法外横行街头、追袭外国人并且如在默尔恩那样将其谋杀的当下，这个“法治国家”却把全部力量都用在逮捕举行示威的犹太人，以及大张旗鼓地迫害共产党员上。

 

在这里，当局也不缺人手和经费。这一幕我们早已见识过了。

 

总而言之，这场审判就是冷战的延续，就是对“新思维”的否定。它揭露了联邦德国的真正政治面目。

 

起诉书、逮捕令以及法庭准予起诉的裁定都带着浓厚的冷战烙印。

 

这些司法裁决所依据的先例可以追溯到1964年。

 

世界已经改变，但德国的司法却仍在进行着政治审判，仿佛威廉二世还在位似的。

 

它克服了1968年后短暂出现的自由化“软弱”，重新恢复了以往高涨的反共热情。

 

他们骂我们是“顽固不化的脑袋”，说我们缺乏改革能力——而这场审判恰恰表明了究竟是谁在顽固不化，谁才真正缺乏改革能力。

 

对外，他们表现得极为灵活圆滑：他们授予戈尔巴乔夫柏林荣誉市民称号，甚至宽恕了他当年在那本表彰“柏林墙射手”的荣誉簿上的签名。可在内部，他们却“硬得如同克虏伯的钢铁”。而戈尔巴乔夫昔日的盟友们反倒被送上了被告席。

 

戈尔巴乔夫和我都曾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众所周知，我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同。但在我当时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小于我们的共同点。联邦总理倒没有拿我和戈培尔相比过——我也绝不会原谅他那样做。

 

无论对于联邦总理还是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次刑事审判都未妨碍他们之间的亲密交情。这一点也很能说明问题。

 

我的陈述结束了。你们就尽管去做你们认为非做不可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