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北大哲学系高材生，19岁时就是党的一大代表。
1926年以后，在苏联学习期间，共产党员刘仁静开始信奉托洛茨基主义。
1929年，回国途中，刘仁静专程到土耳其拜访了心中的导师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此时被斯大林驱逐出了苏联，流落在土耳其。
回国后，刘仁静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此后，刘仁静靠过去的人脉关系，长期辗转在国民党的各类组织中任职。
建国后，经过认错，刘仁静成为了人民出版社的编外人员。1987年因车祸去世，年85岁。
从党的一大代表，到最后连出版社的事业编都没有混到，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刘仁静的不断向下走的一生。
一个人一生都在向下走，也是蛮罕见的。
1
一大代表
刘仁静，湖北孝感市应城县人，1902年3月生。
教育经历：
· 应城小学；
· 武昌进博文书院，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费很贵；
·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三年级，在那里读了两年毕业；
· 1918年7月，考进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后来因数学不好，在预科学习了两年之后，到本科时进了哲学系。
大学期间，刘仁静把主要的时间都花在了李大钊主管的图书馆里，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克鲁泡特金的书，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以及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邓中夏、罗章龙介绍，刘仁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一大。
2
共产国际四大，认识托洛茨基
1922年底，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也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陈独秀不会外语，就由刘仁静在大会上用英语作了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
会议期间，刘仁静见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听了他们的讲话。
共产国际四大后，刘仁静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莫斯科学习了几个月俄文。
1923年4月，刘仁静张国焘一起，从莫斯科经赤塔回国。
1923年6月，从北京经上海到达广州，刘仁静列席党的三大，向大会报告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任团总书记。但是只干了几个月，就受到上海团市委弹劾。刘仁静就以回北京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名，离开了团中央，总书记工作由任弼时接替。
回北京后，刘仁静主编《政治生活》，办了三期，后由范鸿劼、赵世炎、李鸿一等主编，一直办到1926年。
3
土耳其私访托洛茨基
1926年，我党派刘仁静第二次去苏联，在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
同期，蔡和森也在那里，不久蔡和森回国，就剩下了刘仁静一个人。
后来，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都来这里学习过。
1928年6、7月间，张国焘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刘仁静向他宣传了托洛茨基的思想。
按刘仁静的说法，张国焘既没表示赞成，也没表示反对。
刘仁静说，如果张国焘当时对自己的思想变化表示反对，并向共产国际告状，那刘仁静就不能从欧洲回国。因为，从欧洲回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如果张国焘向共产国际透露了刘仁静有托洛茨基思想，共产国际是不会让他从欧洲回来的，而是要他从西伯利亚回国。
/都是细节/
1929年4月，在莫斯科学习两年多以后，刘仁静得到共产国际的护照，离开莫斯科从欧洲回国。
从欧洲回国的原因，就是想去见托洛茨基。
但是，刘仁静事先对谁都没有讲。离开莫斯科后，经过波兰、捷克到了柏林，住在一个德国皮匠家中，那是廖焕星的老丈人家。希特勒那会儿还没上台呢。
在柏林期间，刘仁静碰到了成仿吾。但成仿吾并不是刘仁静的交往对象，他在柏林找托派的乌尔班斯交流，从德国人那里得知，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
于是，刘仁静经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乘渡轮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住在太子岛上。托洛茨基住的房屋门口，有土耳其警察守卫着。刘仁静到了那里，电铃一按，就有人开门，把他带了进去。
托洛茨基和刘仁静二人用俄语交谈。
托洛茨基说，刘仁静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中国人。
托洛茨基告诉刘仁静，斯大林消灭异己是一步一步来的，逐步把反对派都搞掉。
托洛茨基家门口有警卫，刘仁静不能在他家里住，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和托洛茨基住在一起的有他的爱人和大儿子。爱人做家务事，大儿子帮他打字和采买东西。
托洛茨基的生活来源是靠给报纸写文章，他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作为活动经费。他平常吃的不好，吃些面包和菜汤，只能吃个半饱。
1929年托洛茨基50岁，正在忙于写自传。他有一条船，休息的时候就到湖里去划船，平时就在工作室写东西。他的工作室很简单，桌上只摆着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
导师在案头。
每天吃了早饭，刘仁静就到托洛茨基家里去，并在他家吃中饭。
二人谈话的内容，主要关于国共合作、反对派的任务。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合作，而应单独干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就是指国民党和改组派，国民党以蒋介石为头子，改组派以汪精卫为头子。
临走前，托洛茨基口授，他儿子打字，写了一篇文章给刘仁静，题目是《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
这篇文章，就是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回到上海后，郑超麟和刘仁静一起译了出来。
中国托派基本纲领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总结了中国过去的革命，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第一，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要到革命处于高潮、快夺取政权的时候才能组织起来；
第二，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一丘之貉，所以对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同样地反对；
第三，中国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活动。现在不应盲目的活动，而要积聚力量；
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提出以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产生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8小时工作日，土地归贫农等目标。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托派这样宣传自己，中国革命就会比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处境好得多，因为中国党不象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有很多分歧。
告别托洛茨基
在土耳其住了一个多月后，托洛茨基建议刘仁静早一点回国，不应该在他那里停留太久
是不是蹭饭太多了啊？人家托洛茨基本来就吃不饱的啦！
本来托洛茨基上午同刘仁静谈话，下午不谈。现在催刘仁静回国，下午也跟刘仁静谈话。
哈哈哈哈。
临别时，托洛茨基问刘仁静有没有路费，但刘仁静没有要托洛茨基帮助路费。
离开土耳其时，托洛茨基给刘仁静取了个名字叫聂里奚。他认为中国的单姓太简单，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回国后和托洛茨基通信时，刘仁静就用这个名字。
4
回国以后
1929年8月，到上海。
当时井冈山那边，毛泽东还处在被红四军排挤的阶段，古田会议还没有开ing.
在上海，刘仁静见了两个人。
一个是恽代英，他代表党通知刘仁静到一个小旅馆中见面。
一个是何孟雄，是无意中碰到的。俩人在黄浦公园谈话，谈到何孟雄的妻子缪伯英牺牲时，何孟雄流了眼泪。
对恽代英和何孟雄，刘仁静都没有谈自己见托洛茨基的事。
被党开除
所以，刘仁静在土耳其会见托洛茨基的事不是他自己透露的，而是共产国际查出来的。
共产国际知道后，党中央也就知道了。党中央很愤怒，首先是《红旗日报》上登出一封给刘仁静的公开信：
“
你在土耳其访问过托洛茨基，你要交代出来，限你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你访问托洛茨基的情况。
”
刘仁静显然没有在报纸上公开交代问题。党组织见他不交代问题，就把他给开除了。所以，从那时起，刘仁静就不再是共产党员了。
1921年7月至1929年8日，从一大到被开除出党，整整八年。
可笑的是，后来托派组织说刘仁静是议会迷，又把他从托派给开除了。
弄到最后只好投奔国民党了！
陈独秀与托派
1930年，托洛茨基写成自传上下册，寄了一套俄文本给刘仁静。刘仁静组织人翻译，结果王文元拿了这本书不还了，刘仁静几个只好从英文版译出了上册，交给神州国光社出版。
托洛茨基给刘仁静的信中说：应把几个托派组织统一起来。
刘仁静把托洛茨基的意见转告给了四个托派组织的负责人。1931年，四个托派组织同意成立统一的组织，由陈独秀当负责人，但没有统一的名称。
然而，托派组织统一没多久，就被国民党逮捕了一些人，组织就停顿了。
陈独秀也曾给托洛茨基写信，托洛茨基也给陈独秀回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陈独秀到刘仁静家，说要办一个刊物，刘仁静当即表示赞成。刊物的名字叫《热潮》周刊，办了十几期，由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主编。
陈独秀和彭述之的意见不一致，陈独秀瞧不起彭述之写的文章，他说彭述之的文字象清朝人写的文章，平庸无奇，没有思想内容。
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刘仁静与陈独秀失掉了联系。
接着，陈独秀因叛徒告密而被国民党逮捕，《热潮》刊物就停办了，陈独秀是与彭述之一道被捕的。1938年，陈独秀、彭述之被释放，彭述之出狱后，离开南京到了上海。陈独秀出狱后，从南京去了武汉。
陶希圣随即联系，送给陈独秀100元，这些钱其实是汪精卫给的。
后来，陶希圣在武昌出版《政论》，这个刊物是蒋介石出钱办的，陈独秀刊物写过文章，陶希圣每月送他100元或200元。
在全国解放前，中国托派组织搬到了香港，是王文元、彭述之在那里负责。
四处飘摇
虽然被托派开除，但生活还要继续。
1934年，经国际托派的加拿大人格拿斯介绍，刘仁静带着全家到北京，替另一个国际托派伊罗生当英文翻译，每月工资80元。
1935年3月，从北京回老家湖北应城，在去北京火车站的路上，被警察带到王府井，关在派出所。警察厅认出了刘仁静的真实身份，把他送到了南京的警备司令部。
1935年11月，南京警备司令部判刘仁静两年半徒刑，送到苏州反省院。苏州反省院里比较自由，里面还成立了自治会，所有的犯人都参加。反省院院长刘云，自治会主席正是刘仁静。
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出来，到了上海。
在武汉，与陈独秀绝交
1938年，刘仁静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开始对他很客气，问：
Q：你怎么离开上海的？
A：在那里找不到工作。
第二天，刘仁静再去见陈独秀，结果陈独秀就不见刘仁静了，还给他留下一封信：绝交，划清界限。
在武汉生活没有着落，刘仁静很苦闷。
抗战期间，投靠国民党
总要讨生活。刘仁静一家有5口人：夫妻、两个孩子、父亲。
日本人已经打到九江，武昌待不下去了，刘仁静就去找三民主义青年团，要他们帮自己离开武汉。
通过黄季陆、康泽的关系，进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并随他们的船到了长沙。又由长沙坐汽车到湘潭、衡阳，再坐湘桂路火车到桂林。
在桂林停了一个多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又找汽车把刘仁静从桂林经贵阳送到了大本营重庆。
到重庆后，刘仁静在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当科员，处长是黄季陆。康泽知道刘仁静还没有加入三青团，就派人问为什么不入团？
刘仁静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去找谭平山。刘仁静曾替谭平山写过文章，用他的名义在杂志上发表，谭平山对刘仁静在经济上有所帮助。谭平山说。你不愿意入团就离开吧。
刘仁静就这样在重庆家里住了一、两个月。
这时，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处长黄季陆已任四川大学校长，他寄来100元钱接济刘仁静。
一家人要吃饭，这点钱在重庆生活仍很困难，刘仁静还是想找工作。
因此，刘仁静写信给西安的梁干乔，问是否可安排到西安工作？
梁干乔，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毕业生，胡宗南第十战区的政治部主任。他原来也是托派，感到托派没什么前途，参加了几天就溜了，到南京找黄埔军校同学，做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的政训处长。
这样，刘仁静就到了西安。
第十战区政治部撤销，梁干乔为了照顾刘仁静的生活，把他介绍到了西安西门外战干四团工作了1年多。在战干四团任俄语教官，后来改为上校教官，教历史。最后又被战干四团教育长葛武棨免了职。
于是，又经陕西省教育厅长王友直介绍，刘仁静任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在西安《正报》当主笔，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1940年8月，对于刘仁静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时节。
他得到了父亲逝世的消息，同时又得到了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暗杀的消息。
双重打击。
抗战胜利后
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有个秘书徐先麟，在军队中募集到一笔款子，要在上海办刊物，叫刘仁静去当总编辑。
能回上海，刘仁静当然愿意去。
把家从西安迁到上海后，发现社长徐先麟给编辑的待遇并不高。刘仁静在那里只呆了很短时间就离开了，回到了靠写稿和翻译维持生活的地步。
在上海，刘仁静在《民主与统一》当过主编。《民主与统一》是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半月刊，主编原来是托派分子、复旦大学教授郑学稼。
1946年，刘仁静在上海见到郑学稼，他见刘仁静没有工作，就把这个刊物交给了他办。中国文化服务社的社长和总经理是刘伯闵，国民党中央委员。
在上海，刘仁静还在顾祝同办的《前线日报》和孔祥熙办的《时事新报晚刊》当过主笔。《前线日报》的总主笔是钱纳水，《时事新报晚刊》的总主笔是胡鄂公。
正在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南京《中央日报》的总主笔陶希圣写信给刘仁静，要他去南京帮忙。
陶希圣，刘仁静在北京大学时的同学，知道刘仁静是托派。
接信后，刘仁静就把《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的工作辞掉了。
1948年7月，被陶希圣安排在南京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后来，陶希圣又把刘仁静介绍到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那里，邓文仪又派刘仁静到镇江国防部教导所。
颠沛流离。
最后一段日子，刘仁静回到上海，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最后的话
看完刘仁静的人生变迁，怎么说呢，感觉他就是陈独秀时代的新青年。北大的高材生，五四运动的潮流人物，在最新潮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是，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使命感。
知识分子总是喜欢隔着安全的距离去谈一些看起来很认真很较真的理想和观点。
谈得多，做得少，得到的自然更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对于刘仁静来说，建党伟业就是他的人生使命吧。后面的革命故事，那是伟人们的使命。
我们每个人心中总要有一个目标，人生的一切就是以这个目标为使命，以结果为导向。
作者：东南陈楠；来源：八达街行走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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