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工作失误，不是脱离群众，不是体制僵化，不是狂妄自大。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苏共上层官僚集团的有意推动；其真正内因是由于苏联建立了一个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尽管这种不完善是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不能苛责，但不能否认它是造成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所谓不完善，在于政治上不能与经济制度相适配。经济上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人民并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苏维埃的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其民主范围更大、级别更高，但仍然属于精英民主的阶段，不足以使民众拥有真正有效的监督。人民有效监督的关键在于公开表达，但苏维埃由于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以及当时客观上民众民主素质和能力的不足，其设计的民众监督方式依然将民众的表达限制在体制内，从而将体系外的监督转变成体系内的监督，也就自然而然可以内部消化，最终变成无效或者无力的监督。这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匹配，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国家财产归全体人民所有，但是不可能全体人民直接共同来管理国家，只能是政府代表人民来管理。而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具体说是由苏维埃的各级干部组成的。也就是说，少数人代表全体人民来管理大家共同的财产。这就要求全体民众必须能够有效监督国家管理者，以保证管理者不会以权谋私侵吞集体财富。否则，在社会生产还没有高度发达、社会财富还没有极大丰富、社会资源还处于稀缺状态的社会发展阶段，人性的自私必然会被放大，那些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人必然产生利用职权把国家财富转化为个人财富的强大冲动，进而产生腐败。若来自民众的监督无效或者无力，腐败将难以遏止。
任何社会体制下的官员都有可能产生腐败，但苏联的官员腐败，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内在逻辑。过去的腐败最多导致改朝换代，不会改变制度，但社会主义苏联的腐败，有可能导向制度的改变和国家的解体。原因是：
社会主义体制下，本来，执政者是为全体人民管理国家，它原本代表的是“公”。但一旦腐败，它就变成了代表“私”。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产生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相对立的官僚集团。强大的官僚利益集团腐败发展到最高阶段，必然以侵吞瓜分国家财富为目的。从被人民拥护、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变成为个人谋利、将全民财富转化为个人财富，这其实是一种最大的背叛，他们将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必然会担心人民的清算。而瓜分国家财富又不会被清算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这个国家解体，让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制度变色、变臭。党和国家解体，将成为官僚集团的最高利益。所以，苏联最后的解体，最大的原动力就是这个国家官僚利益集团的最高层，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一群人，他们想让苏联解体。他们的力量足够操控这个国家的一切，这样的一群人想要苏联解体，谁还能阻止他们？所以，当他们精确设计一步步将苏联推向深渊的时候，结果已经成为定局，人民已经无力改变。国家解体之后，原本的党国权贵顺理成章成为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
政治与经济不适配，社会经济水平尚未达到高度发达阶段，人性的自私，这三点共同决定了苏联的致命缺陷。随着问题的逐渐发展，大概率会导致失败和解体。而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试错者，它既没有参照物，也没有纠错的机会，所以它失败的概率会扩大到无限大，也就是说，苏联的解体基本上是必然。以上，就是苏联解体必然性的历史逻辑。
所以，苏联的解体不是苏共的工作失误导致，而是苏共上层有意为之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是这个权贵集体的代表。前期戈尔巴乔夫完成了推动苏联解体的大部分工作，他满心希望自己能成为解体后最大的获益者，他已经踌躇满志地准备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只不过机关算尽未能如愿，最后时刻被能力更强、手段更狠的叶利钦摘了桃子。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美国的结盟比叶利钦还早，所以他们推动苏联解体的行为，不仅仅是腐败，也是彻底的卖国。卖国也是官僚利益集团的必然选择，因为他们背叛了本国人民，失去了原本的力量源泉，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必然要寻找外部的力量支持。而获得外部支持的条件，必然是出卖国家利益。当然，这一切，并非简单的就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的个人问题，它是由社会特点、社会发展阶段和人性的弱点共同决定的大概率事件。虽然从个体上来讲人的思想有很大差异，但是从整体上来讲，人性都是一样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只是苏共官僚集团一代又一代自然孕育、筛选出来的官僚利益的代表者，即便没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会有别的人来完成这个角色。
毛泽东主席晚年其实已经意识到了监督无力和无效的问题，意识到了形成官僚利益集团的可能性。但也限于社会条件的局限性，他没有来得及系统地从理论上和实际机制上解决问题，但是他进行了努力和尝试，为后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而他给出的答题方向再一次无比精准。他来不及找到成熟稳妥的方式，但他触摸到了问题的关键——公开表达，在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群众公开揭露和公开质疑面前，官员的以权谋私变得异常困难，腐败的成本被无限放大——这是对官员腐败最大的破坏和最有效的阻止。当然，公开表达不等于随意表达、过度表达，应当有事后审查机制和追责机制——公开表达亦应受到公开的审查。
毛泽东的告诫在一定程度上被后人所接受，在他身后，反腐也成为时刻被强调的主题。
中国的幸运在于，一是苏联提供了反面教材，给了中国反思和缓冲的时间；二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苏联解体后，权贵集团由于在行动过程中需要美国的支持，也不得不配合美国对俄罗斯进行金融收割，无数中产一夜之间变为赤贫，整个国家被收割的财富超过73万亿美元，从超级大国沦为三流国家，国力至今不能恢复。苏俄的惨状震撼了中国人，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不得不对苏联解体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无疑会促成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防范意识。
时间过去了30年，现在的中国和世界，与当年的苏联和世界相比，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互联网导致了三大现象：一是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二是知识传播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幅度提升、传播成本大幅度下降，极大推动民智发展；三是造成了民众个体公开发声的极大便利。这三点，既推动了民众民主素质和民主能力的提高，也推动了公开表达的发展，这些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础条件。
总之，社会条件变了，人的想法变了，这就给中国人留下了时间，留下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摸索出一套办法，找到一条遏制腐败、稳定过渡的可操作路径，抓住宝贵的缓冲时间，逐渐解决这一问题，让社会主义从经济到政治真正完善起来，在发展中化解不完善带来的风险，那才是真的伟大。这是真正的千秋伟业，这一伟大，甚至要超过建国的伟大。愿天佑我党，历经坎坷曲折终能再建奇功；愿天佑中华，渡尽百年劫难终能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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