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宋庆龄

 

在这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想就这位中国人民伟大儿子的生平和活动，谈谈我的一些感想。

 

他生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开始统治世界之前。他出生的时候，国内的封建王朝刚刚受到太平王国农民革命的震撼，我国人民还刚刚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接触。

 

当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帝国主义力量正不可一世，欧洲列强处心积虑要瓜分我国领土，近邻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断威胁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国家被军阀们分割成几部分，他们各自直接或间接地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在他们割据的地区垄断军械弹药的进口。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肆意争夺的猎物。

 

今天，中国发生了多么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搬掉了帝国主义侵略、封建统治和官僚资本垄断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不但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一致。我们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经济在本质上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而帝国主义则开始瓦解，并且正面临着无可逃避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那末，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来纪念孙中山呢？我想，这是为了使我们永远怀念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这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我想先谈一谈孙中山的性格。

 

孙中山是一个有远大目光和深刻预见的人。因此，他的一生是一个顽强的革命者的一生。他一开始就不相信封建王朝，而随着革命的发展，他对人民则产生越来越大的信心。他看到了官场的腐败，统治者对人民作威作福、对帝国主义则俯首贴耳，于是他决心推翻清朝。同他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一些他的同时代人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他们虽然充分了解君主政体的种种弊端，但是不信任人民，不敢进行革命和建立共和政体。他们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康有为后来甚至于参加了妄图拥戴清帝复辟的小集团。

 

六十多年前，一九○五年七月，孙中山在对东京华侨和学生发表的演说中，驳斥了君主立宪的纲领。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①孙中山有信心和勇气宣布这个主张，因为他坚信中国人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超过日本，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像梁启超这样的改良主义者却硬说中国人民只能模仿和追随西方，没有能力超过西方。在西方国家面前，梁启超和所有改良主义者简直是懦夫。

 

当时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我们知道，理想和远见是干革命的必要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

 

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是光明的。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早在他和孙中山开始通讯之前（这些信件由马尔林同志传递，他现仍住列宁格勒）就从革命精神和革命前景方面谈到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②列宁对孙中山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列宁对那时正在进行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充满着信心。

 

孙中山很了解中国的历史。他对封建制度下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明确的看法。

 

据马湘（马湘原为旅美华侨工人，后参加革命，自一九一六年起历任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卫士长、副官等职，直到中山先生逝世。）回忆，一九一六年在上海时，“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③

 

一九二一年十月，孙中山到广西南宁视察时，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他对听众说：“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都过好生活……你们是主人，省长是仆人。仆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满意，才是一个好省长、一个好仆人。马（君武）省长现在首先要把陆荣廷、谭浩明等（本省军阀）存在上海外国银行的现款设法取回，连同他们在省内的产业一齐拿出来分给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④

 

一九二三年在广州时，有一天他去白云山，一群衣衫破旧的农民跟踪而至。他对他们说：“我刚才所见山下附近的乡村，不是茅棚便是泥墙小屋，可以料定你们的生计是不充裕的。这原因都是地权制度不好，耕田的人每年要付出很大的田租，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把它解决。”⑤

 

从他个人生活的简朴，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的伟大的另一方面。他没有置过一座住宅。寓居上海时，他先住在环龙路六十三号，这是租赁的房子，以后搬到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就是现在作为中山故居的地方。这所小宅是华侨国民党员送给他的。

 

上海永安公司是澳洲华侨创办的。经理郭彪有一次派人送给孙中山一件皮大衣。当时把这件事报告孙中山的马湘回忆道：“先生惊讶地说：‘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广东更不冷，我又不到北方去，我不受他的，你拿回去还给他吧！’”⑥两天以后，郭彪来见孙中山，孙中山感谢他的好意，但直截了当地说，他没有理由接受这样奢侈的礼物。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广州讲三民主义，讲演的地点是广东大学。每次都有十多个干部陪他从大元帅府出发到珠江对岸，再乘三辆汽车前往。孙中山打听了一下，知道汽车来回四五里路要花十五元钱。以后他就不坐车，同干部们一起步行而去。

 

孙中山的毕生好学精神，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道和钦佩的。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六年，他在东京。老同盟会员仇鳌回忆道：“他的寓所内，四壁图书，琳琅满目，十三经、二十四史、中外政治经济书籍、各种地图，应有尽有。他经常读书，手不释卷；融会贯通，能得要领。”⑦

 

我自己记得，他只要有一点空，就在书房里把大地图铺在地上，手里拿着深色铅笔和橡皮，在上面标绘出铁路、河道、海港等等。他订阅了一种英国出版的航运年鉴，知道很多关于船只吨位、吃水等这一类的事情。有一次他乘巡洋舰视察海宁时，告诉大副，航道水浅，把船靠外行驶。但这位大副自以为他更熟悉情况，结果船搁了浅。

 

最后，我想用菲律宾作家马利亚诺·庞塞的一段话来说明，孙中山很早就明确地看到亚洲各国的革命问题是一个整体。庞塞是一八九九——一九○○年间在日本同孙中山结识的，当时菲律宾刚刚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桎梏，正在为反抗掠夺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而进行剧烈的武装斗争。庞塞写道：“孙中山熟悉菲律宾的时局，以最大的兴趣密切注视它的发展。他曾以极大的热情研究里萨尔、德尔·皮拉尔等我国最伟大的人物的事迹。……在孙中山看来，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如此密切关联，要各别了解每个国家的问题，必须把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全面的探讨。……因此，孙中山是‘东方青年协会’的最热心的赞助者之一。这个协会是由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等国留学生在东京组织的……孙中山对有关远东的一切问题都表现出真正的关心。他研究这些问题，并且帮助有关方面找出解决的办法。”庞塞还引述了他和孙中山在一八九九年的通信，讨论反帝武装斗争的经费和武器问题。

 

类似这样的接触是一直不断的。我记得，在一九一五年及其后一段时期，我们在东京的寓所里经常坐满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者。

 

下面我再谈一谈孙中山生平的一些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

 

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有时饭不够吃，只好以甘薯充饥。童年时代，当地说书人常在晚上讲关于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起义事迹的故事，使他听得入迷。他的家庭出身、他和下层被压迫人民的共同生活，以及他所听到的人民企图挣脱压迫者的斗争故事，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后的发展证明，这些童年的经历对于他决心终生献身革命起了决定的影响。

 

他在国内上不起学。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在夏威夷务农，他才有机会到国外念一点书。虽然他身处异地长时期与祖国分离，但他的思想感情并没有一刻同祖国分开。当离开檀香山回国时，他的思想已很进步，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推翻清朝帝制。在制定一个政治纲领作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基础时，他提出了第一个口号：“神圣的权利不是永恒的！”

 

在着手联络同志时，他考虑到为了生存必须有一种职业来掩护他的革命活动。他选择了医生作为职业。他一方面在广州博济医学校就学，一方面鼓吹革命。在学校里，他结识了郑士良，郑热烈赞同孙中山的主张。他们两人开始联络更多的青年参加革命，并不断讨论斗争的策略。一年后，孙中山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因为这里的课程更完备些。在香港，他又结识了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和陆皓东等战友。

 

毕业后，孙中山在澳门开业，根据原定计划，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进行革命。他组织的秘密团体“兴中会”于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正式宣告成立。同时又在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乾亨行”和“农学会”，这两个组织事实上就是革命的领导机关。

 

清廷的无能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孙中山不能再等待了，他感到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拯救祖国。发动第一次打击的时机到了。一八九五年十月，孙中山准备发动对广州清吏衙门的武装进攻，但遭到了第一次失败。原来打算给革命党人的六百支手枪在船上为清吏截获，他的两位亲密的同志陆皓东、朱贵全遇难，另有七十个同志被捕入狱。清廷下令缉捕孙中山，他逃出魔掌，潜往夏威夷，以后又到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处。

 

一到海外，孙中山立即恢复革命活动。他到处在华侨和留学生中间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九年，他访问了有中国人在那里生活和学习的一切欧洲中心城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柏林。在宣传民族主义时，他觉得人们是很听得进去的。满族统治中国虽已两百多年，在华侨中间，汉族的民族意识并未消灭，因为一六四四年明朝亡后，一些学者逃亡海外，建立了秘密组织，把民族意识一代代传留下来。孙中山从华侨那里不但得到了对他的主张的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大量款项来支持他推翻清朝政府的事业。

 

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在进行这些活动时，孙中山的生活是艰苦的，而且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但他对革命的信念从不动摇，也从未放松过寻找机会给中国人民的压迫者以打击。一八九六年十月，当他在伦敦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经险遭毒手。十月十一日，他途经中国公使馆，被使馆人员认出后遭到绑架。清朝官员把他严密地囚禁在公使馆里，等有了船就送回国去斩首。他唯一能接触到的人是每天给他送水的一个年老的女佣人。

 

幸运的是，不久前孙中山在檀香山时，有一次在路上步行，看见一辆马车迎面而来，想不到坐在车里的竟是他在香港时的老师詹姆士·康德黎医生夫妇。他们告诉他，他们已经退休，正在回国途中，还给他留下了他们在伦敦的地址。

 

孙中山经过多次尝试之后，终于赢得那个年老的女佣人的同意，送一张字条给康德黎医生。康得讯后立即设法营救。孙中山被释后，就同这些英国朋友住在一起。但危险并没有过去，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背后总有人钉梢。有好多次，他不得不化装，以摆脱敌人的追踪。

 

一八九九年，他取道往日本，积极准备第二次起义。起义是一九○○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不久在惠州发动的，孙中山亲自组织了这次起义，但因军械未能按时运到指定地点，又告失败。

 

虽然失败了两次，孙中山毫不气馁。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领导了对保皇党的论战，击败了他们的观点，他同时在国外到处奔走，在华侨中为革命活动筹募款项并争取更多的支持。为了发展革命组织，他在一九○五年到日本。在那里他把兴中会同另外两个反清团体（黄兴和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以及徐锡麟和章炳麟所属的光复会）合并组成了同盟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纲领是推翻清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平均地权。

 

一九○六年，浏阳、醴陵和萍乡三县交界处六千多煤矿工人举行了另一次起义，这些矿工是在拿起武器前不久加入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刘道一在这次起义中被捕牺牲。

 

一九○七年，孙中山在紧邻中国的越南（当时称作安南，是法国殖民地）设置了领导机关，发动了四次起义。两次是在广东省东部，一次在广东省的西南部，另一次由孙中山亲自领导攻打靠近越南的广西省镇南关（现改名为“友谊关”）。革命军夺取了三座炮台，但援军迟迟不至，又被迫撤退。

 

一九○八年，在广东省西南部和云南河口又举行了两次起义，但这些起义又失败了，因为像在其他许多时候一样，完全忽视了革命的政治方面。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失败。

 

为了完成他的使命，他已经历八次失败了。由于清廷屡次要求，法国人把孙中山逐出越南。他到了新加坡，一九○九年再赴美国筹款。一九一○年，当他还在美国的时候，他的同志攻打广州但遭到惨重失败。孙中山赶回新加坡后，发现同志们因屡受挫折，意气消沉。他在槟榔屿召集了一次会议，来重新鼓起大家的革命精神和勇气，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会上并讨论了未来的革命策略。

 

由于革命经费常感不足，孙中山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筹款。他又去美国，在华侨和留学生中进行宣传和筹款工作。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同志们又企图夺取广东省，这就是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烈士的起义。起义虽然看来又失败了，但事实上由于革命力量不断的进攻，清廷统治日趋动摇。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和同志们举行第十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结果与前不同，它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武昌起义中，占领了武汉三镇。自此以后，各省纷纷响应，支持革命运动。为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清廷终于最后被赶下台去，两千年封建专制政体至此告终。孙中山从开始革命的时候起，就抓住了解决当时中国情况下存在的主要矛盾的必要性，那就是用武力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

 

起义军占领武汉之后，孙中山立即回国，当选为首任大总统。但他任职时间很短，因为真正的权力落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军人手中。袁世凯是一个大军阀、大官僚，直到清廷退位他一直是清朝的奴才。在保守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迫使孙中山辞职，由袁继任。后来我曾问过孙中山，他为什么在南京辞去总统职位。他告诉我，他没有革命军队，也没有革命的干部。他很后悔，没有把他认为最爱国、最可靠的中国海员组织起来。当时，甚至于孙中山在反清革命中亲密的合作者之一汪精卫也被袁世凯收买了过去。

 

袁世凯利用总统职权建立起军事独裁，后来居然还想当皇帝。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它的前身即同盟会）被宣布为非法，国会被解散，许多袁的政敌被暗杀。一九一三年，袁派兵南下，进攻那些在辛亥革命中崛起的军队。孙中山想使这些军队坚持抵抗，但它们都因势单力薄而告失败。孙中山和许多同志避居日本。

 

辛亥革命初期所取得的胜利是由于资产阶级取得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它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领导的摇摆不定（这是它的阶级成分造成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未能正确处理农民问题。毛主席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辛亥革命丝毫没有减轻农民所受的压迫。相反地，在革命后，政权落到了那些一味听命于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人们手里，他们加紧了对农民的压迫。

 

这就是说，中国的根本问题——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并没有得到解决，革命斗争必须继续。孙中山看到这一点，并且根据这一认识采取了行动。他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当时一切爱国的、革命的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他这种精神进一步唤醒了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国家和人民所处的屈辱地位，并加强了他们不遗余力地解放祖国的决心。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这个新党是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它的成立说明孙中山不满国民党的妥协政策，正是这种政策为袁世凯扫清了道路。但这个新党仍然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的联盟，所不同的是它坚持反袁。通过这个新党，孙中山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六年两次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第二次是他秘密回国亲自领导的。在他的影响下，在上海的海军部队发动了另一次革命起义。正在这时，袁世凯猝毙，其他军阀纷起争夺他的权位。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率领起义的海军舰只由上海去广州。他同南方军阀结成联盟，并建立了一个反对北方军阀的政府。被袁世凯宣布解散的国会重新召开，选举孙中山为广州护法政府的大总统。他立即筹划和准备北伐。一九二一年，北伐军自湘桂出动。一九二二年，南方军阀陈炯明勾结北方军阀进行叛变，使北伐军的后方受到威胁。一九二四年，受英国汇丰银行津贴、由买办陈廉伯率领的雇佣军广州“商团”反对广州政府。孙中山领导革命军队打败了敌军。

 

在不平等条约下，中国海关原来都由外国人控制。当广州护法政府接管海关时，英国、美国、甚至葡萄牙都调集兵舰开入珠江，以炮轰相威胁。孙中山不为所动。他对英美水手发出呼吁，揭露英美政府的非正义行为，指出他们自己的祖先也曾为抵抗暴政压迫而斗争。他努力唤醒水手们的良心。他对美国水手们说，他们应该记得“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原则，应该记得他们的祖先曾在波士顿港口把英国人迫使他们接受的印度茶倒进海中。就我记忆所及，这是他亲自用英文起草的第一批传单。为了散发传单这件事情，英国领事曾到中国政府所在地来提出抗议，孙中山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

 

这时，北方奉直两系军阀交战，自相残杀。孙中山立即动员军队，准备再度北伐。冯玉祥推翻了军阀“总统”曹锟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了邀请，但抵天津不久即告病重。在病床上，他接见了当时占据着北京的军阀段祺瑞的代表。段坚持在北方军阀邀请孙中山参加的圆桌会议上，不谈反帝。孙中山怒不可遏地表示，如果这样，他宁愿回广州，不主持这次“统一”会议。他说，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应该是会议的主要议程。这同他在北上前对英文《粤报》记者谈话中所公开和明确宣布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在那篇谈话中说，“帝国主义……不仅为我国实现独立自由的主要障碍，而且是反革命势力中最强大的因素。”

 

就在这时，他的肝病越重了，进北京时已不能步行。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不治之症夺去了孙中山的生命。在逝世之前，他给继承他的革命事业的人留下了遗训。国民党内右派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总头目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背叛了他的遗训。这些叛徒从此成为历史的罪人，他们继续压迫人民并发动内战，使中国人民的解放推迟了二十多年，并且引来了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家财富受到无可计量的损失，千千万万祖国的儿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使美帝国主义至今仍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

 

孙中山的遗训就是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这是他在致力于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而成的。毛主席曾说，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青年运动的方向》）毛主席对孙中山的贡献作了精确的估价，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说它胜利是因为它废除了宫廷制度赶跑了皇帝，说它失败是因为它没有赶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孙中山认识到这一点，并要求继续革命。他在遗嘱中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我们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坚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使我国在各方面实现现代化，并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孙中山对革命的抱负并不限于中国。他对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特别注意。从一九○○年以来，他同亚洲各国的民族革命志士保持密切的联系——为反对英国统治而斗争的印度人和缅甸人、反对日本统治的朝鲜人、反对法国统治的越南人、反对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在菲律宾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阿吉纳尔多和其他爱国者。同时，他也同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有联系，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号召欧洲工人不要为帝国主义的目的互相残杀而遇刺的让·饶勒斯。他建立所有这些关系都是为中国及各国的革命服务的。外国友人用贷款、通信联络、购运军火等行动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也在财政上和其他方面帮助他们的事业。至于孙中山和列宁相互之间的友谊和富有成果的通讯和合作，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了。

 

孙中山还有另一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适应当前革命任务的需要，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教育。他不停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寻找引向革命胜利、中国获得解放以及使中国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中国人民得到自由的道路。

 

我们也许可以说，孙中山政治上的成熟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在长期而曲折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必须“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今天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我们在估价孙中山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必须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整个世界和革命实践在孙中山诞生后的一百年、特别是最近的五十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什么必须革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今天的认识来自我们的前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他们当时是根据他们所继承下来的对革命规律的认识行事的；只是在运用这些规律碰了壁，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时，他们才不得不去探寻新的规律。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他们的目标导向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是虽败犹荣的。

 

至于那些最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而且勇敢地、坚决地改正这些错误的人，就显得更加光荣。孙中山晚年的生活和革命活动正是这样。一九二四年六月，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讲话时曾说：“在几十年的革命事业中，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也取得了失败的教训。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的基础……现在为了完成我们革命的使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这就是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⑧

 

学习是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学习革命也是这样。只有经过一步一步的摸索，我们才能懂得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是十分复杂的。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特别是在清朝被推翻之后，由于军阀统治和军事割据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而这些军阀又各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为后台，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都插手进来。孙中山要把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但还不懂得人民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才能赢得解放，因此他曾企图利用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

 

这是一条充满惨痛失败的道路，但最后的结果却是给了孙中山和其他中国革命者一个重要的教训。他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当他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都缺乏坚实基础时，他并不畏缩。通过对这一问题的严格的自我检查和许多新朋友的帮助，他开始看到了光明。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他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不再为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漂亮的装饰所迷惑了，他看穿了这不过是骗局。今天，反动派力图欺骗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青年，叫他们不要搞革命，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他们妄想诱使人民相信，革命是可以通过不革命而完成的！但四十多年前孙中山已经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已过时了一百年，而且实际上资产阶级自己也早把它抛掉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以群众为基础的革命。

 

这样，孙中山到了晚年清楚地看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总是这样，一旦看清楚了真理就立即行动起来。他欢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新生的苏联的援助。他全力进行改组他所领导的政党，目的是要唤起民众，采取革命行动。当国民党内有人拒绝跟他走的时候，他以坚强的原则性态度告诉他们：要末革命要末就退出；如果他们不退出，他就退出。而且他公开表明，如果他退出，就去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那些真正要使中国在世界上享有自由和平等的人在一起。

 

关于他的革命的政治纲领，孙中山以同样的决心采取行动。他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并且增加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声明：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作为中国革命的基础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容改变的。四十年前，这样一个纲领是很激进的，要实现这个纲领需要进行严峻的、持续的斗争。

 

毛主席很早就指出：“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指出孙中山的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不同之处的同时，毛主席说明，两者在民主革命的任务上，是基本上相同的。这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结成统一战线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可能，这种合作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并且实现了一九二四——二七年的大革命。接着，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遗训，背叛了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却负起了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担。

 

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孙中山一生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并且已经超过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他四十年的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他的遗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天听来仍然是正确的。

 

我国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团结，鼓足干劲发展生产和攀登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新高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严峻斗争中，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团结正在日益加强。全世界呈现着一片大好革命形势。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性和坚韧性经常鼓舞着我们。怀着对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信念以及对我们赢得胜利的力量的无限信心，我们同一切为了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民族压迫、没有种族歧视的世界而努力的人们，在斗争中携手前进。

 

①《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第六七页。

②《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八二页。

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第五六六页。

④同上书，第五七五页。

⑤同上书，第五九七页。

⑥同上书，第五六五页。

⑦同上书，第四五五页。

⑧同上书，第六○二页。

 

来源：人民日报1966-11-13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