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明 程恩富 | 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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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明 程恩富 | 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2025-07-16
刘长明 程恩富 | 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基于比较研究视角
刘长明 程恩富
【摘要】究竟谁是14年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回答这一问题，关键是找准抗日战争进程的决定性力量。为此，必须准确凝练出可比性要素。从战争预判、战争意志、战略主导、战略目的、应对预案、抗战策略、战争动员、抗日战场、抗战主力、抗战领袖、抗战圣地、民心向背、抗战成果、国际评价、侵略者说等15个关节点进行历史勾勒与学术梳理，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全面抗战的真正领导力量；敌后战场是抗日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日主力；毛泽东是伟大的抗战领袖；延安是抗战圣地；《论持久战》是引领抗战胜利的不朽文献。
九一八事变，倭寇乱华，神州有陆沉之危，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奋起抵抗。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完胜侵略者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此战“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14年抗日战争史，本来是一部脉络清晰的历史。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滚滚浊流中，谣言遮蔽了真相，细节掩盖了整体，致使许多结论蔽于一隅，严重混淆了视听。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有必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激浊扬清，去伪存真，回归历史真相。而要匡正抗日战争史，首先要清楚的问题是：究竟谁是14年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针对这一问题，学界研究成果颇多，党的十八大以来，《求是》《红旗文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共发表了60余篇论文，其中，曲青山发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最具代表性。
笔者认为，回答这一问题，关键是找准左右抗日战争进程的决定性力量。为此，必须准确凝练出可比性要素。从战争预判、战争意志、战略主导、战略目的、应对预案、抗战策略、战争动员、抗日战场、抗战主力、抗战领袖、抗战圣地、民心向背、抗战成果、国际评价、侵略者说等15个关节点进行历史钩沉与学术梳理，不难得出结论：
承载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全部希望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全面抗战的坚强领导力量；共产党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抗日主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日主力；抗日主战场上的对垒，是抗日战争中具有超限战性质的战线最长、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参战人数最多的战略大会战；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抗战领袖；延安是天下归心的抗战圣地；《论持久战》是引领抗战胜利的不朽文献。
唯其如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而国民党抗日的最大成绩则是：虽然腐败无能，消极抗日，但在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坚持了8年抗战而没有公开投降。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双方谁能运筹帷幄之中，妙算于未然之时呢？
（一）国民党方面：盲人瞎马，被动应付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将其作为吞并中国、称霸亚洲、雄踞太平洋地区的既定战略目标。九一八事变，不过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军事战略的一部分。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国民党当局似乎毫无觉察，一如既往地实行“绥靖政策”。
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一直称外寇为疥癣之疾，而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连续发动对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与对内有计划地剿杀共产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外则是盲人瞎马，被动应付。
九一八事变爆发两个月前，侵略者已引弓待发，而蒋介石非但未要求张学良进行任何应变准备，反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纵观14年抗日战争，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当局在妙算方面乏善可陈，一再错失良机，处处被动，所以屡战屡败，屡败屡退，最终退至绝境——西南一隅。
（二）共产党方面：未雨绸缪，妙算在先
与盲人瞎马的国民党不同，共产党方面对贯穿于抗日战争全过程的精准预见令人叹为观止。
1916年7月25日，年仅23岁的毛泽东预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必有一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快速反制，1931年9月20、22、30日紧急出台包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在内的三个抗日宣言，揭露了日本企图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狼子野心，号召全体中国人民为了反击侵略者，进行空前的大团结。
共产党审时度势，最早举起抗日救国旗帜，从长远和全局视野准确预判抗日战争的本质和趋势，超前采取了抗击侵略的战略举措，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战略和总纲领，进行了前瞻性的谋划。
基于这样的战略评估，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局部抗战的领导使命，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发表联合抗日宣言，提出准备在三项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月26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提出建立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主张；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将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关于抗日持久战思想，1936年7月，毛泽东就对斯诺预言：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全国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解决。《论持久战》中的所有战略预判，七年后几乎全部变成了事实。
对抗日战争发展进程，共产党准确预见了各个重大历史阶段，并基于这种预见超前布局。
1943年，根据形势发展，党对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时间，进行了精准预测，“毛泽东在1月5日讲到抗战尚需准备两年时间，3月16日讲到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还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4月30日讲到要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在开始局部反攻的1944年秋，中共中央未雨绸缪，及时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制度构想。大反攻前夕的1945年8月9日，毛泽东抓住有利战机，及时发布《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之命令，牢牢掌控时局。
中国共产党在深刻认识抗日战争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战略预判，在战争中驾驭战争，主导战争走向。
抗日战争既是中日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对决，也是国家意志、精神层面等软实力的较量。那么，国共双方的战争意志如何呢？
七七事变第二天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誓言“驱逐日寇出中国；事变十天后即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应战，而决不求战”。
这两份重要文件，可以窥见二者高下立判的战争意志之一斑。
（一）国民党方面：妥协退让，避战求和
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华，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驻扎在华北的日军，叫作日本中国驻屯军。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作为战胜方的日军长期驻扎中国东北，称作日本关东军。民国承袭清制，列强在中国的特权一如既往，驻军规模越来越大。而国民党方面毫无战争斗志，一退再退，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终于酿成战争大祸。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克复济南，5月3日日军血洗济南，在济南造成屠杀一万七千余人、伤二千余人、俘虏五千余人的济南惨案。而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竟与日军达成和解，绕道北伐。其色厉内荏的本性暴露无遗，客观上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引子。
九一八事变当夜，张学良多次电示蒋介石，蒋介石均回电不准抵抗。20万国民党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战而撤，将东三省拱手相送，富饶的东北成为日寇全面侵华的物资条件和前沿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2日，蒋介石公然要求举国上下“逆来顺受……勿做轨外之妄动”。
1936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编印的《剿匪之理论与实施》记载，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抛出臭名昭著的“亡国论”。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中，再次抛出“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
九一八事变后，直到十年后的1941年12月，等到美国对日宣战、抗战已接近胜利时才匆忙对日宣战。至于宣战的理由，《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说得明明白白，是日军“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而不是因为在中国烧杀抢掠。
七七事变既是对日妥协退让的结果，又是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开始。被迫抗战的蒋介石，“庐山谈话”充满了极不情愿，故而开篇就是一句无厘头话：“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在东北已沦陷六年、华北即将沦陷的生死存亡关头，竟然还在谋求与侵略者“共存”。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当局继续向日本支付庚子赔款。一边信誓旦旦抗战，一边资敌，“以全债信”。
（二）共产党方面：抗战到底，寸土必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钢铁意志引领下，抗日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共产党人用身先士卒打造的血肉筑长城精神，牢牢熔铸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大旗，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立即“全民族实行抗战……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份通电，可以说是一份反对一切游移不定、妥协退让的宣言，一份意志如钢并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充满信心的宣言。
14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始终冲锋在前，是当之无愧的抗战楷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样铿锵有力的钢铁誓言没有也不可能出自国民党方面。
能否为抗日战争提供系统可行的战略指导，并据以设计一个到达胜利彼岸的清晰路线图，是关乎抗日战争胜败攸关的大事。
且战且降、战降游移的国民党当局，没有也不可能以战略思维科学地研判抗日战争走向，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主导。
基于对中日及相关方进行全域、全程研判而对抗日战争进行顶层设计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一）国民党方面：战和迷离，举棋不定
坚强的战争意志是进行战略主导的前提，没有战争意志，就不可能对战争进程进行高屋建瓴的战略把控。
与“誓将剿共进行到底”的决心、“宁可错杀三千也决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员”的凶残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长期“剿共”战略谋划相比，在对待日本入侵方面，国民党当局毫无斗志、软弱无能。因缺乏用以指导抗日战争的顶层设计，整个抗日战争，就是一部以空间换时间名义下的一败涂的过程。
九一八事变后不战而败，为掩人耳目，定性为局部冲突；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任凭十九路军弹尽援绝后被迫撤离；日军突入长城，严令前线将士绝不还击；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仍左右观望，千呼万唤始以“庐山谈话”草草应付；在淞沪前线酣战之时，蒋介石仍然大做议和梦；1937年底的南京保卫战，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昏聩无能，因对外国势力的介入仍抱有希望，既没有总体部署，又未拟定可行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大溃败中损失惨重；仅仅为了迟滞日军行军速度，赢得自己的逃跑时间，仓促决策花园口决堤，结果并没有阻挡住日军的铁蹄，反而埋葬了89万无辜百姓，上千万人流离失所，酿成杀敌一百自损百万的人间惨剧；1938年11月13日凌晨，竟然采用玉石俱焚的焦土政策应对日军，完全失控的文夕大火致3万多人葬身火海，长沙全城半数以上的房屋惨遭焚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仓促间亦步亦趋地跟在美国后面对日宣战；1943年10月，重庆政府继续两边下赌注，同时与南京汪伪政权保持暗线联系；豫湘桂战役中，被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打得溃不成军，元气尽丧；抗战最后胜利前夕，蒋介石仍然边被动应战边寻求同日议和的途径。
纵观国民党当局在14年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不难得出结论：这样一个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应战，而决不求战”、屡屡贻误战机的集团，断不可能主导抗日战争。
（二）共产党方面：条清缕析，主导战争
抗日战争的前途究竟如何？中国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怎样战胜气势汹汹的日本帝国主义？面对凶残的、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优势在哪里？这是抗日战争初期人们普遍关心而又非常迷茫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问世之前，没有人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而不从战略高度回应这一问题，中国就不可能在抗战中占据主动权。
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至关重要。以持久战思想武装全党全民族，为抗日战争指明方向并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的任务，历史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毛泽东高瞻远瞩，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
1936年7月，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提出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
1938年5月26日，为驳斥因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而此起彼伏的两种错误思潮——“速胜论”和“亡国论”，毛泽东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全面对比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国家属性、强弱、潜力、大小和战争性质，总结全面抗战以来的经验，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凝练出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立起了指导全面抗战的思想灯塔。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预言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抗日战争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一战略设计的精准性。
这篇知己知彼、妙算在先、战略高端、战术精准的兵家经典，成为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
四、战略目的
不同的战争意志、战略视野必然会催生不同的战略目的。那么，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的战略目的各是什么呢？
（一）国民党方面：一隅之谋，止于长城
国民党当局由不抵抗到不得不抵抗，由明目张胆地卖国到声言“抗战到底”，应当肯定。但是，作为国民党当局战略目的的“抗战到底”，究竟是何寓意？
通览14年抗战史可以发现，蒋介石的谋划中，东北可有可无，在多次讲话中表示东北随时可以抛弃。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数度重申，所谓的“抗战到底”，就是指“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不包括收复东北三省；表示“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
基于这样的战略目的，对内，他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之论调，作为全国抗战共识；对外，公开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议和条件，亮出妥协底牌，向日本“抛绣球”。
（二）共产党方面：战而胜之，解放全国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实现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人民解放的有机统一，争取有利于人民的前途，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宏大战略视野。
在民族斗争中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同时，争取有利于人民解放的胜利前途，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准确无误：彻底击败日寇，解放全中国。
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对毛泽东进行专访，对“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的设问，毛泽东的回答可谓斩钉截铁：“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再次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不容置疑的战略目的：“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
针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1939年6月，毛泽东在抗战两周年纪念文章《反对投降活动》中指出：“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
欲要在战略对决中致人而不致于人，就必须预置周密的应对预案。在这方面，国共双方的表现可谓大相径庭。
（一）国民党方面：偏安苟合，疲于应付
国民党当局一度认为，在剿共方面，中日有共同的关切，良好的中日关系是维护其统治的必要基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所以拼命维护中日关系大局。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做出应对日本侵略的预案。
一部抗日战争史，就是一部国民党当局临阵磨枪甚至临阵弃枪、得过且过、偏安苟合的历史。
既然在战略上选择了偏安苟合，战术上只能疲于应付，没有任何应对预案，时时处处被动挨打。
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日本心知肚明，所以攻陷广州、武汉后，对国民党及时进行了策略调整，转而采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心领神会的国民党，试图用反共卖国的实际行动，获取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抬贵手”。为了对日本投之以桃，递交与日本同心反共的投名状，全面落实“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之四项方针，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成立专门防共委员会的决议，以此向日本表明：共产党才是国民党的头号敌人。
（二）共产党方面：针锋相对，快速反制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抗日旗帜，快速反制，制定预案。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位于反击日寇最前沿的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号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在中华大地上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程，就是推动抗日反蒋斗争；1935年12月27日，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分析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中国革命战争由此进入抗日民族战争阶段；1936年5月5日，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将反蒋抗日适时调整为逼蒋抗日；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同国民党把事变仅仅看做地方事件的判断相反，第一时间即做出正确的全局分析和战略判断，把事变看做全民族抗战爆发的标志，指出这个新的大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及时制定了具有战略全局意义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14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快速应对，制定预案，在战争中驾驭战争，彰显了高超的战略智慧和全局视野。
在日寇图谋灭亡中国之际，是摒弃前嫌共赴国难，还是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大众，是区分民族英雄和民族败类的试金石。外敌入侵，国难当头，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国共双方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双方各有怎样的表现呢？
（一）国民党方面：被迫抗日，相煎谋私
思想上，秉承慈禧“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原则的蒋介石，虽被迫抗日，但心有不甘，内心深处仍然坚守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思想路线。行动上，身在统一战线心里仍然念念不忘“剿共”大业。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由蒋介石亲自提案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获得通过。
抗日战争中，在一度出现的日、蒋、汪合流的奇观中，日军把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14年抗战过程中，远超日军数量的庞大伪军队伍，基本上来自国民党阵营，这些伪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日军消灭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这也是国民党政府源源不断地为投降日寇的伪军发放军饷的不便明说的原因。
冈村宁次回忆道，国民党投降将领们亲口向其申明：“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负有特殊使命的降日伪军坚守的原则是：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二）共产党方面：统一战线，相忍为国
自鸦片战争开始，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什么均以失败而告终？答案很简单：未能凝聚起全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只有停止内战，相忍为国，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九一八事变第三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中最早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构想。1933年1月，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下发“一二六指示信”，这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指示信提出，为了聚集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在东北尽可能形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1934年4月10日，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并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中，中国共产党呼吁所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为了救亡图存，不分政治倾向，不分派别，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1935年12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在瓦窑堡会议上获得通过。七七事变次日，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以全国军民的大团结，建构起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报，第二天，蒋介石不得不公开表态停止全面内战，并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发动群众，广泛动员抗日力量者胜；畏惧民众，压制抗日者败。在尽可能动员抗日力量方面，国共双方的表现可谓天壤之别。
（一）国民党方面：畏惧民众，压制抗日
与动员国民党军队倾尽全力“围剿”红军相反，大敌当前，国破家亡，国民党当局基本没有采取积极的战争动员，不但强令东北军不抵抗，而且千方百计削弱军民自发的抗日力量，对于“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则采取断其后路、分化瓦解等手段，加以破坏。
在舆论宣传方面，国民党当局极力宣扬恐日、亲日、媚日、崇日意识，压制爱国舆论，严禁反日言行。1933年4月7日，为了统一媚日仇共思想，蒋介石就热河失守表态：“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赤匪。”因担心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亦不可得，所以，绝不进行抗日动员。
国民党当局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其有限的民族立场与阶级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倒向阶级利益一边。对于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来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不可怕，可以继续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稍加不同的是：做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还是做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
（二）共产党方面：发动群众，全面抗战
在人民战争的视野中，老百姓与军队互为依托。老百姓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哨兵和后援部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是老百姓的靠山。或许，这正是仓皇逃窜的国民党军队放任南京30万兵、民被动受死，而全副武装的日伪军却抓不住5个弹尽粮绝的八路军战士、放牛娃王二小机智勇敢地将敌人带进包围圈的真正原因。
“在抗战中，之所以出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而国民党坚持政府操控、军队主体的片面抗战路线。”
全面抗战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全民动员。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和《论持久战》之《抗日的政治动员》中，毛泽东详尽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毛泽东将战争动员概括为“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毛泽东乐观地展望，只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战争动员，将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在抗日战争中，有两个相互独立的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那么，进行战略配合的两个战场，是平分秋色呢？还是有主次之分？换言之，哪个战场是抗日主战场？
(一）国民党方面：节节败退，乏善可陈
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战略对峙，自始至终不似战场，更像是“牧场”——围猎与被围猎的牧场。九一八事变千名日军步兵能够像驱赶绵羊一样将拥有陆海空三军的20万东北军赶入关内，七七事变五千多日军千里南下，直插几十万中国军队心脏，如入无人之境，挑起战端。
全面抗战开始前，所有像样的局部抗战都是违背蒋介石意志的“擅自”行动，就整体来看，国民党军队没有抗日战场可言。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情况如何呢？
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国民党抗战相对比较积极，先后进行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所有这些会战，上由于蒋介石在战略、战役指导上的拙劣，中由于国民党指挥层的腐败，下由于阶级压迫所导致的士气低落等原因，均以失败告终。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至1943年12月），国民党当局三心二意抗日，一心一意“剿共”，同时给日军输送了几百万伪军。这一阶段之后，“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
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虽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胜利的曙光，虽然日本投降在即，国民党军队却逆势而退。1944年初，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面对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却上演了一场一溃千里的大败逃，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与不堪一击。
（二）共产党方面：解放国土，救民水火
全面抗战伊始，基于对中日力量对比与战争走势的深入分析，如果只在正面战场与强敌决战，毫无胜算。为战而胜之，必须知己知彼，谋划新的战略布局，那就是向日军进攻的相反方向挺进，虎口夺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抗日新战场，变侵略者后方为抗日前线。
为了在抗日主战场上掌握主动权，中国共产党把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高度，组建抗日武装，在游击战争中武装人民，建立起多个“打不烂、扫不掉”的敌后根据地，从而为游击战争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后方战略基地。
有了敌后根据地的依托，国民党军队逃跑后被日本新占领的地区，又不断被共产党军队发展成了新的解放区。
进行战略升级以后的游击战，不再作为正面战场的战术辅助，不再仅仅是所谓的袭扰敌军，而被赋予了特有的战略意义：在沦陷区建立大面积的根据地，解放上亿沦陷区人民。
这使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土地之后，却没能控制这些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口，无法将掠夺到的资源转化为新的战斗力，以战养战的美梦彻底破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建立的18个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军的心腹大患。
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的主要对决范式已不再是主力部队的会战，而转换为治安攻防战。
1940年，华北日军基本完成战略调整：“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作为抗日战争基本样式的反治安战，历史地落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身上，这同时标志着敌后战场跃升为抗日主战场。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实际上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正面战场、主战场。
抗日军民共在敌占区纵横驰骋创建了19个解放区，除陕甘宁之外的其他18个解放区，都是在敌后打出来的，是在敌人眼皮底下用刺刀拼杀出来的。
从1938年底开始，日军在华共有24个师团，除了4个师团担负守备和战略牵制，其中有13个师团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另外7个师团吓阻国民党军队。
1938年10月到1943年，日军只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一些吓阻性战役，而同一时期，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扫荡——这五次扫荡的兵力分别是54万、47万、46万、33万和35万。
日军的这五次大扫荡，实际上就是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同日军的五次大会战。
如上所述，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国土，转眼间成了共产党武装的敌后战场，而敌后战场又很快成为抗日主战场；与此相适应，共产党军队随即担当起了抗战主力的使命。
（一）国民党方面：西南一隅，怯战避战
武汉沦陷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进攻，将战争重点完全转移到巩固占领区，严格限制所谓正面战场的作战规模，从此开始，国民党军队再也没有进行过正规的对日战役。
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失败之快，甚至出乎日军的预料。
在许多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吓跑的。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南宫博披露了毫无斗志的国民党军队的冰山一角：“独山的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守军不战而退，大炮、辎重完全抛弃，敌军尚在数十华里之外，我军已仓皇逃走。”
对于是否彻底摧毁国民党当局，日本参谋本部一度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共识：保留在西南一隅苟延残喘且一直在寻求与日本和解的国民党当局，以防中国落入更加危险的对手——中共之手。
华北方面军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1942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对战争走势的分析耐人寻味：“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这就是抗日战争中一个极为荒唐却又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日本来说，留着一个容易对付且“有能够共存的性质”的国民党，是最优选择；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能够侥幸坚持到最后，主要是因为日军认为暂时没有必要毁弃这个尚有利用价值的招牌；而日军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竟然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如果摧毁了重庆政权，则与日本势同水火的中共会立即取而代之。
《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评说可谓直击要害：“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二）共产党方面：敌后鏖战，主力在兹
在所谓的正面战场稳定下来后，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大多数时间里处于相安无事状态，日军得以用主要兵力进攻敌后共产党军队。而广大敌后战场跃升为主战场后，共产党军队自然也成为抗日救亡的决定性力量，是当之无愧的抗战主力。
1943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发给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指出：“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
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在八路军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总结道：“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
对共产党军队的战力和威胁，日军心知肚明：“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
1938年11月1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有如下情报记录：“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
日军直言，共产党军队已经成为心腹大患。
国民党军队越逃越弱，丢失国土越来越多；共产党军队越战越强，愈挫愈奋，收复了越来越广阔的国土。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日军投降前夕，共产党军队大都处于攻势作战中，而国民党军队却处在与日军脱离接触的状态中，大都躲藏在大后方。尽管八路军和新四军比起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谁是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宗师？谁是名副其实的抗战领袖？铁的史实有力地证明：正是因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才历史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正因为毛泽东为党确立了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才淬炼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制胜的法宝。
（一）国民党方面：迫于形势，被动抗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于7月28日、30日相继占领北平、天津，在共产党的督促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蒋介石被迫发表《告全体将士书》，极不情愿地表示：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直到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才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对日宣战。
毛泽东给抗大学员讲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提到“赶毛驴上坡”的方法：一拉、二推、三打。纵观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一贯表现，就像陕北毛驴一样，一直被拉、推、打中被动抗战。
在被逼上抗日领袖的宝座之后，他居然仍时时幻想着与日本单独媾和，将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半壁江山作为抗战梦想。而且，这种对日妥协倾向时隐时现，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
蒋介石国民党既然如此不堪，毛泽东共产党为什么还在全民抗战初期一度称其为抗战领袖呢？显然，称蒋介石为抗战领袖，完全是出于团结抗战的考量，一种鞭策蒋介石的策略。然而，蒋介石国民党后来的实际表现，显然离毛泽东共产党的希望相去甚远。
抗日战争行将结束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中，明确为蒋介石集团写下“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的操行评语：“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二）共产党方面：运筹帷幄，谋形造势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毛泽东就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点，深刻揭示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精准预判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趋势，系统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并将抗日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高度。
在对中日两国进行对比分析后，毛泽东屹立在战略哲学高度，合乎逻辑地预测出抗日战争环环相扣、前后相继的三大阶段，谋划出以持久对速决、以游击对治安、以拳头对散指、以广阔纵深围困孤立据点等战略战术，为抗日军民描绘出胜利大方向和制胜路线图。
为了对抗日战争进行战略战术指导，使“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思想深入人心，毛泽东相继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
这些经典之作涉及从战略到战术的方方面面，对事关抗日战争胜利的一系列问题，都一一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抗战中得以确立，毛泽东思想也在抗战的炉火中淬炼成熟。抗日战争，因为有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别开生面，成为一场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战时期，为什么延安会成为爱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向往的圣地？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冒死涌向延安参加抗日？为什么海外华侨热情讴歌的不是陪都重庆而是延安？
答案很简单：重庆是藏污纳垢的腐败滋生地，而延安才是天下归心的抗战圣地。
（一）国民党方面：贪腐遍地，派系林立
国民党政权是寄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畸形权力架构，贪腐成性与派系林立，是这个权力结构与生俱来的两大顽疾，陪都重庆，便是两大顽疾的寄生体。
远离抗战一线的陪都重庆，很快成为腐败的新温床，藏污纳垢，迅速发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到重庆慰问抗战军民时，发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已成常态。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浴血奋战，虎口夺食，而国民党官僚却直把重庆作桃源，在大后方声色犬马，借抗战之机大发国难财。
熟悉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美国财政部官员，甚至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一个秘密报告显示，蒋介石拥有资产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77万美元，宋子文有637万美元，孔祥熙有635万美元。
国民党军队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内部派系林立，嫡庶有别。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与杂牌军、杂牌军与杂牌军之间的混战也从未停止过。中央军和杂牌军之间各打各的算盘，蒋介石算计的是如何在战争中消耗杂牌军，借刀杀人；杂牌军盘算的则是想方设法在战争中保存实力。战时的重庆，俨然是各派力量的角斗场。
（二）共产党方面：抗战中心，希望之都
在抗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中发出了延安之声：“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怀着抗日救亡理想、不愿做亡国奴的仁人志士用行动做出了选择：到延安去，到抗战一线去。无数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冲破沦陷区日伪军的道道关卡，不顾国统区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就有超过2万名学者、艺术家、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其中包括几百名从海外归来投身抗日的华侨青年以及许多国际友人。
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在抵达这片红星照耀下的希望之地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1936年10月，丁玲到达保安，在1937年发表的长诗《七月的延安》中，由衷地礼赞圣地延安。1938年历尽艰辛到达延安的漫画先锋张仃，激动地亲吻着魂牵梦绕的黄土地。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看到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如川流不息般奔赴延安的青年，由衷地赞叹道：“这简直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自豪地概括出延安的“十个没有”。3个月后，陈嘉庚冲破蒋介石的阻挠到访延安，对陕甘宁边区寄予厚望：“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访问延安后，挥笔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认为延安承载着中国的希望。
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众望所归、坚如磐石的中流砥柱，源于其以人民为本的阶级立场与基于阶级立场的坚定民族立场和崇高民族大义。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义无反顾地举起抗战救亡的大旗，代表了民心所向，拥有了毋庸置疑的政治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
（一）国民党方面：离心离德，势同水火
大敌当前，国民党当局在干什么？在“剿共”，在根据地进行大屠杀，以便对共产党斩草除根，从而埋下了当局视民众为异端、民众视当局为寇仇的种子。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口号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法西斯暴行。
史载，仅在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的一年多时间内，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就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等仁人志士和无辜群众达31万人之多。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在苏区开始了报复性大屠杀，实行惨绝人寰地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蒋介石要求实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灭绝政策。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血流成河、尸骨遍野的无人村、血洗村比比皆是。
如果说，侵华日军的旭日旗代表的是民族压迫和民族屠杀，那么，国民党当局的青天白日旗在当时代表的则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屠杀。国民党当局视民众如草芥，民众必然视国民党当局如仇寇而非柱石。
明白了国民党当局的大屠杀政策，就不难理解视百万民众生命如儿戏的花园口决堤。一个视民众如蝼蚁、如异端的国民政府，自然也就没有资格要求民众把自己看成是命运共同体。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老百姓，如同处于两面受敌的环境中，既要抗击入侵的外敌，又要时时提防无辜残害自己的国民党当局。
（二）共产党方面：上下同欲，天下归心
“兵民是胜利之本”，民心向背是左右战争的胜负手。同样是截击国民党军队的农民，却助力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迅速崛起壮大，成长为抗击日军、制约投降的决定性力量。
在华北敌后，共产党领导人民打造的全民皆兵、军民同仇敌忾的钢铁长城，令日军胆寒。日军战史写道：“在估计其军事实力时，则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在民众和共军的相互关系上，不论是由于共军的压力或是思想上的影响，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与党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强共军实力、协助其战斗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扰乱我治安的就在于这些民众。”
敌后主战场广大民众对抗战的支持与拥护，是共产党军队战胜侵略者的最可靠保证。
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只有代表并依靠工农大众的政治力量才有坚定的民族立场。中国百年来之所以能够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是因为有了坚定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相统一的共产党及其正确领导。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伺机妥协投降的险恶环境中，在日、蒋、汪默契的合围中，中国人民仍然有战胜侵略者的必胜信心。即便是国民党当局公开投降日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军民依然胜券在握，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最终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
国共双方究竟谁抗日，谁不抗日？谁真心实意抗日，谁三心二意抗日？盘点一下双方的抗战成果，无疑有助于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国民党方面：一触即溃，丧权失土
日寇入侵，作为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国民党军队却一触即溃，创造了无数战争史上的“奇迹”。
不用说20万东北军一枪未放逃进关内，以中条山战役为例进行粗略分析，也不难看出为什么日军将与国民党军队打仗戏称为打猎。日军以10万人围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20万国民党军队，结果日军仅以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的代价，使国民党军队付出阵亡4.2万人、被俘3.5万人、大部溃散仅极少数突围的代价。
这些国民党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反共而不是抗日，日军进攻时自然措手不及，只能采取避战方针。以致于日军在战后总结时追悔莫及：本来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相安无事，赶走国民党军队后填补真空的共产党军队成为日军致命的威胁。
全面抗战爆发后，除台儿庄大捷外，正面战场的所有会战都以溃败逃跑告终，短短一年时间，就放任2亿人口的区域成为日寇沦陷区。屈指数来，国民党当局的抗战“成绩”如下：丧失275.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丢掉全国1200多座城市中的1100多座；遗弃全国4.5亿人口中的2.8亿。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日本投降前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一个月，即7月15日—8月15日，国民党军队还丢掉了18座县城。
在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时，国民党当局还在谋划如何以空间换时间应付日军的进攻。
（二）共产党方面：缜密布局，胜券在握
共产党军队在得心应手的游击战争中显示出高超的战争艺术，既打击了日寇，又在抗日战火中锤炼升华了自身。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抗日烽火也为共产党提供了百炼成钢的熔炉，120多万人的党员队伍，100万平方公里、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既是抗战终局的压舱石，也深深震撼着国民党当局。
在抗日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抗击着60%以上的日军和几乎100%的伪军。到1945年初，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重要军事设施都处在各个解放区包围中，看似凶顽的日军已四面楚歌，共产党军队严阵以待，做好全面反攻的准备。
与日本投降前1个月国民党军队丢失18座县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军队同期收复了16座县城，无一城失守。
对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份额，海外学者的评价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国民党方面：苟且观望，软弱无能
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著作——《剑桥中国史》，是当今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对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的态度，书中写道：“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他深信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1935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
南京已经血流成河，国民党当局依然熟视无睹，继续寻求对日和解。对此，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1937年12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书中这样评价：“1939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一年内，封锁部队已达40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央军。”“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
杜鲁门深知，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所以，“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正因如此，毛泽东把国民党当局发动的内战形象地称之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代理人战争。
（二）共产党方面：抗日中坚，国之柱石
有中国通之称、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50多年。20世纪30年代曾在中国居住，他当时对强大的国民党终将剿除弱小的共产党，深信不疑。1942年，当他因供职于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再次来到中国时，看法截然相反。
通过对国共两党的深入观察和比较研究，他直言不讳地写道：“对现政权不存在任何希望……中国最终会选择后者（中共），尽管我们支持前者（国民党）。”理由很简单：中共的群众路线深得民心。与大溃败的国民党军队相反，“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
费正清高度评价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战争：“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设的核心。”对共产党军队的战争意志，费正清予以充分肯定：“（毛泽东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
国共双方谁是抗击侵略的主要力量，侵略者当有一定发言权。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日军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付出惨痛代价后，日军发现，自己的致命威胁不是一直寻求与日军共存、幻想着握手言和的国民党，而是不把日军赶出中国誓不罢休的共产党。
（一）国民党方面：毫无斗志，各怀鬼胎
在《塘沽协定》中，国民党当局为了取悦日本，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
1938到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国民党当局曾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由日本操纵的伪政府实行名义上的华北自治作为和谈底线，谋求对日妥协。
1939年3月，亲日复兴社代表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方代表宣野长知、小川平吉进行的臭名昭著的香港和谈，即由蒋介石暗中授意、遥控指挥。
据日本档案文献《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中所记载的日中谈判代表之“对答记录”内容，参照3月10日国民党方面提交的《和平意见》等历史资料，国民党当局的大幅度让步主要有：既然“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予以认可；国民党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关于日方在内蒙古、长江中下游地区享有充分权利的特别规定条款；在《和平意见》第二条中，为了向日本示好，表达诚意，国民党方面向日本承诺：“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
由于日本认为攻陷中国指日可待，国民党当局必须无条件地做傀儡政府，完全听命于日本。显然，如果完全投降，成为日本的傀儡政府，其合法性会立即荡然无存，共产党必然会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成为一呼百应的抗日领军。因此，权衡再三，国民党当局暂未接受日本令其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二）共产党方面：意志如钢，不动如山
对指导抗日战争的经典《论持久战》，日本朝野上下敬佩不已。1962年的日本《防卫年鉴》中将《论持久战》奉为兵家至尊：如果说古代孙子的兵法是哲学性的，克劳塞维茨的兵书是科学性的，那么毛泽东的兵书则是彻底的现实性的东西；前两者是以研究兵法的人为对象，而后者则能为每一个士兵所理解。
在日军眼里，抗日民主根据地才是正面战场。根据日本战史记载，从1939年起，日军就将共产党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年年反复强调“剿共”第一。
《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纲要》要求：“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1940年“肃正”工作，则确定了“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的根本方针。《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一如上一年度，“剿共”是重点：“1942年度……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1943年3月24日，在方面军召开的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上，要求将作战思想统一到《1943年度华北方面军作战警备纲要》上来，“方面军认为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
14年抗日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鲜活的记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碑石上。积贫积弱、形同病夫、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奋起抗战，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核心，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侵略，最终在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反抗外敌入侵的伟大胜利，一举洗刷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正是基于“延安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使民族复兴大业“汇入了更为宽广的人类发展的时代洪流”。
（作者：刘长明，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库成员，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来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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