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兄孙有运，1914年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县（今安阳市殷都区西郊乡）南流寺村。1940年担任我党领导的地下武装——安阳县万金渠水利会自卫团团长，兼驻安阳城办事处主任。1943年9月惨遭伪第一路军军长汉奸李英杀害。后经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木匠出身 做工为生
我家在旧社会生活极为困苦。家中只有三间平房、6分田地。主要靠父亲做木工活维持生计。
有运兄14岁之前，读了几年私塾，便跟着父亲学木工手艺。由于他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心灵手巧，在父亲的精心指教下，一两年时间便掌握了精湛的木工技术——雕花，刻画，样样活都能拿得起来。18岁时，他已经是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木工好手了。
1937年初，家庭生活极为拮据，全家十多口人，几乎处于断炊的境地。父母东借西贷，筹得80块现大洋，有运兄以此为本钱，与人合伙开了个木材铺，经营各种板材及木制品，他既是股东，又是干活的工人。但只经营了半年多时间，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秋末，日寇逼近了河南，有运兄便返家，同家人一起逃难。
风云乍起 弃工抗日
日寇占领安阳之后，有运兄本打算继续木工生意，但木材铺已被人窃掠一空，80块现大洋就这样打了水漂。此时，安阳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兴起。1937年冬天，有运在抗日风潮的影响下，参加了当地由孙有富等人组织的一支抗日民军。翌年春，有运回到村上，同他人合伙开办了一个“宣武班”（他会武术），一面教授武术，一面宣传抗日。不久，他舍弃“宣武班”，到万金渠水利会当兵。当时，水利会有二十多名武装人员，主要任务是负责管水，安排各村按次序开闸浇田，解决因用水引起的各种纠纷。有运到水利会时间不长就当上了班长。队长看他有文化，又善于社交和管理，还有一定的军事知识，便主动将队长一职让给了他。他当上队长以后，便着手整训和加强水利会队伍的建设，同时将万金渠灌溉区各村的上百支民枪（俗称预备枪）组织起来，加强训练。这些民枪，多为地主富农出钱购买，平时各村“为政”，遇事互相支援，并由水利会统一指挥。
1940年春天，已经投降日寇的刘月明部与日军数十人，来到柴库村北地，架起重机枪向南射击，企图进村抢掠。枪声一响，柴库村的十多支民枪立即应战反击，打得日寇措手不及。当柴库枪声大作时，有运率领水利会的队伍紧急出动，奔向战场，与日寇激烈交火.日寇仓促退却，丢下两挺重机枪。大家在喜悦地观看战利品的时候，马本立（土匪，解放后被镇压）也带着部下十几个人赶来了。孙有富的护兵范广顺正巧从南庵回家探亲（当时，孙有富的部队为躲避日寇围剿，驻军南庵），也手持武器赶到了战场。大家正准备各返原地时，有人说，鬼子逃跑时还丢下两箱子弹，于是，水利会的兵、马本立的兵，以及范广顺，便争先恐后去抢子弹箱。这时，没有撤退，隐蔽在暗处的一些鬼子猛烈开火，打死了范广顺等四人。马本立也受了伤。有运在抬牺牲者时，挎在身上的子弹辫子和帽沿都被子弹打穿了。于是他指挥队伍与日寇猛烈交火。日寇见势不妙，便仓忙撤退了。战士将两挺重机枪抬回了水利会。三天后，孙有富带着部队从南庵回来，有运将重机枪交孙有富抬走。作为答谢，孙有富送给有运一把德国造的插板盒子（手枪）。
万金渠水利会是地方民间武装组织，为了保存实力，不跟日寇正面冲突。有时因水利事宜还与日寇有所交往。这样才能在地方上公开地存在。这次，缴获了日寇的重机枪，日寇决不会甘心罢休。为了迷惑日寇，便造出“孙有富打日本，抬机枪”的舆论。事后，日军黑田部曾到西梁村万金渠水利会找孙有运，询问重机枪的事，有运对日寇说，是孙有富缴获抬走的。他们追问，孙有富哪里去了。有运说：“西南岭，开路开路的。”
1940年5月，已投降日寇的土匪许金生自造事端，将坚持抗日的孙有富打死（传说，是日本人使的阴谋)。
孙有富死后，“孙家班”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界，局势十分混乱。日寇伙同土匪许金生，高安国等汉奸武装到孙有富管辖的万金渠灌溉区大肆杀烧抢掠，一时间搞的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此时，孙有富的老婆有将孙部归降于土匪王自全之意。在局势极为紧急的关头，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张亚夫（后任中共安阳县工委书记）与孙筱尚，宋子美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认为，现在日本人站稳了，地方各路土匪也纷纷投靠了日寇，再像孙有富那样，在本地公开打出抗日旗号，跟鬼子明着干不行了，那样部队就有很快被消灭的危险。会上，张亚夫提出，首先将孙部武装拉回万金渠地区，充分利用万金渠地区上层人士的影响作用，做好各方人士的工作，并与敌伪有关方面拉关系，以万金渠水利会为依托，将孙有富的部队改为民团性质，争取日本人给个“万金渠水利会自卫团”的番号，以便在敌占区站住脚，逐渐形成一支抗日的地下武装。
对于谁任万金渠水利会自卫团团长的问题上，党组织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张亚夫同志回忆说，万金渠的上层人士希望孙筱尚出面，孙筱尚认为在幕后比在面上更好做工作。考虑再三，还是由孙有运担任此职合适。从亲属关系上来说，有运跟孙筱尚人较近，从人品上说，有运是贫苦木匠出身，人老实。再则，孙有运当时担任着万金渠水利会队长，在万金渠灌区影响较大，人际关系也不错，大家能够接受。同时，他为灌区水利问题与日伪打过一些交道，也是个便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权利在他手里放心。因此，最终决定由孙有运出任安阳县万金渠水利会自卫团团长。
孙筱尚、张亚夫、等人到水利会找有运兄谈话，向他讲明当前的形势和打算，要他担任团长一职。有运出于为地方百姓生存与安全考虑，接受了这个职务。但家中父母坚决不同意他干这种差事，一是担心他的安全，二是认为这是投降日本，当汉奸，要落千古骂名的。孙筱尚、张亚夫、亲自到家做工作，一再向父母解释：当团长不是当汉奸，是为地方上老百姓办事的，是保百姓平安的。虽然父母思想未通，但却吐口说，让他们看着办。
1940年麦收之后，以万金渠水利会的名誉，通过王天邦（驻大正集局子队长。此前，他已投降日寇）与日军黑田部队沟通了关系。黑田同意在原万金渠水利会基础上，扩大建制，并给予“安阳县万金渠水利会自卫团”的番号，孙有运任团长，管理地方水利，维持地方治安。“安阳县万金渠水利会自卫团”团部设在东梁村。对内，称“大队部”，孙筱尚为大队长，重大事情由他做主。团各分队，分别驻扎在万金渠辖区的重要村庄。从此，基本扭转了孙有富死后，万金渠灌溉区人心无主，惶恐不安，任凭日伪及土匪抢掠烧杀的混乱局面。同时也为党的这支地下武装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壮大奠定了初步基础。
身居虎穴 隐形斗争
安阳县万金渠水利会自卫团建立后，日寇黑田部队（驻扎安阳城北飞机场），命令自卫团每天必须报告地方治安情况，并要写成书面文字送去。为应付日寇，每天由大队部的笔杆子宋子美、孙筱尚、张仁甫（均为共产党员）编写“情报”。当然，“平安无事”的情报居多，但也不能总是“平安无事”。因此，有时也编写一些八路军夜间在某处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每天上午派专人送到飞机场黑田部队处。为了“情报”万无一失，主要由我二哥孙有德担任传递工作。
日寇为了更牢固地掌握地方势力为其服务，要求其负责人必须在安阳城内设立联络处（通称“办事处”），并要求联络处主任必须携带家眷居住在城内。这实际上是把家属作为人质。有运作为自卫团团长，兼驻安阳办事处主任，毅然带着妻子和孩子住到日寇盘踞的安阳城内。同时，日寇还为自卫团驻安阳办事处，派来了一个叫吉本三郎的日本人当翻译。实际上这个日本鬼子的汉语讲的很不流利，主要是来监控办事处的。办事处先住在安阳城西大街一处房舍，后搬到了甜水井街65号“徐公馆”。徐公馆前院住着日本的特务队，经常能听到“犯人”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时的惨叫声。这种与虎狼同居的环境，虽然对办事处的行动有所不便，但对搜集敌人情报却大有好处，通过特务队逮捕和审讯“犯人”，了解到了不少敌情。
自卫团驻安阳办事处的公开工作是，与日伪机关联络。但实际工作却是遵照党的指示，通过各种关系搜集日伪情报。在驻安阳办事处期间，有运以公开身份，几乎每天都要到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同时还要到伪县公署、宪兵队、车站警备队、飞机场做例行性“拜访”，借机观察敌情。如有情况，便立即报告水利会自卫团“大队部”，再由地下交通员传送上山。由于有运敌情工作做的及时周密，日伪军每次对山上“扫荡”，根据地事先都能得到情报，及时布置反“扫荡”工作，从而避免或减少了人员伤亡及物资损失。
有运另一项任务是掩护和接送太行、冀鲁豫根据地和南方新四军的过往干部。凡有重要干部来往，都由他亲自接送，如林一（滕代远夫人）、朱霖（黄镇夫人），由马拉的轿车接来送往的。我三兄孙有丰，作为有运的贴身护兵，经常随他料理此类事情。来往干部上火车时，有丰先去车站办好车票，再按时送他们上火车。那时，经过办事处最多，并常在办事处留宿的有：豫北办事处秘书李德成，华北抗日民军交通联络秘书黄世贤、黄连奎、新四军军部秘书李培棠（解放后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厅长）。此外，还不断有从安阳下火车到太行汇报工作，或上火车南去、北上的高级干部、技工人员、统战人士。按当时的工作纪律，有运叫有丰干啥就干啥，无须多问，所以接待过的不少人不知道姓甚名谁，担任什么职务。总之，凡是通过办事处的我党政军人员，都安全地接来送出，一次纰漏没有出过。
为了做争取伪军的工作，我党在安阳城内建立了一个地下组织“敌伪军瓦解委员会”，简称“瓦委会”。1941年春天，瓦委会负责人贺书亭叛变投敌。当天晚上，有运获取有个共产党员被捕的情报，立即派人连夜速告县工委书记张亚夫和孙筱尚。张亚夫经了解得知是县工委委员舒万年被捕了，赶紧应变，切断了舒万年所知的地下党组织的一切线索，使我党在安阳的地下组织未受损失。
有运还有一项公开的重要工作，就是与地方各派势力联络“感情”，搞好关系。在驻安阳办事处期间，除与许金生匪部没有联系外，几乎与安阳地区的各股势力都打过交道。如王自全（后因关系紧张，来往渐疏）、李成华、郑合、程道生、牛治田等。由于这项“统战”工作做的较好，也为自卫团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水冶设防 便利“交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寇为弥补其兵力不足，在安阳推行其“治安强化运动”，强迫民众在与游击区接壤的边缘地带挖封锁沟，修筑碉堡，大肆动用汉奸部队及伪政府组织协同效力。
1942年春天，安阳日伪县长马恒谷，秉承日寇诣意，命令城西的地方团队担任水冶镇至观台一线的防务。自卫团抽出200多人的兵力驻扎水冶，名为“水冶地区警备队”，由孙有运总负责。党的地下组织将计就计，在水冶开辟了一条通往太行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路线的岗哨由我们的部队维护，来往方便。当时驻扎水冶的日军只有一个分队，约四五十人。队长是中尉军衔，名叫竹要。他是个中国通，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据说，他还是日军驻水冶的情报主任。日军与伪治安军只负责水冶五门的守卫。自卫团警备队驻防水冶北关，日军很不放心，为监视警备队，竹要给警备队派来个日籍“教练官”。
日寇的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的物资很缺乏，如电池，药品等。有运受孙筱尚之托，不断从安阳购些电池、药品，经水冶转送山上，办事处文书范致凯等人受命办理这类事宜。共产党员张香桂经常在水冶警备队居住，办理与根据地的联系及物品的送往工作。张香桂，河北井陉人，1923年生，1939年担任彭德怀首长的警卫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王伯评(魏梦龄）到林（林州）县任村镇建立“豫北办事处”，被派往水利自卫团做地下交通情报工作，公开身份为团部警卫队长。张香桂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作战中牺牲。
自卫团警备队驻水冶期间，不断有“朋友”从这里经过。不少是有运亲自接待和护送。有丰兄虽然经常随有运料理此类事务，但并不知确切底细。这条与根据地联系的地下交通线，一直坚守到1943年9月，自卫团被日伪军剿灭时为止。
日伪共谋 铁壁合围
万金渠水利自卫团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日军屡次进山扫荡的失败，从“瓦委会”负责人的叛变，县工委委员被捕后的审讯中，了解到了共产党县工委书记张亚夫在自卫团的诸多活动情况。这使日寇如刺在喉，好不难受。1980年代，张亚夫在北京燕郊常住养病期间，我曾经拜访过他，长谈3个多小时。其中他谈到，自卫团一些行动规则，如纪律严明，不伤害百姓，实行饭票制等，都违背了隐蔽工作的大忌。这些，使日寇掌握了自卫团“通八路”的证据，欲决心剿灭之。后来，我还陪同有光兄及有运兄的长子分别拜访过张亚夫。
1943年夏天，汉奸李英的伪第一路军从内黄调防安阳地区。自卫团驻扎的重要村镇，伪第一路军也同时驻扎了进去，而且修建的炮楼枪眼对着自卫团驻军防地，形成了对其包围和夹击之势。（这时张亚夫已不在安阳工作）。
9月13日（农历八月十五），大队部通知有运急速返回大队部。当天下午他从水冶赶了回来，但不见孙筱尚。大队部人说，孙筱尚刚进城走了。
汉奸李英原打算诱骗孙有运同孙筱尚一同进城“谈判”自卫团“改编”成“独立旅”，并“共度中秋佳节”的，但因有运回来晚了，没有去成。孙筱尚进城后即被日寇活埋。
这天夜里，自卫团防区就被万余名日伪军包围了起来，次日凌晨便以“铁壁合围”之势发动了进攻。有运在突围时被捕后牺牲，年仅29岁。
同时，自卫团驻水冶的部队也遭围歼。我的堂兄孙有智被俘，押解安阳残遭杀害。二哥孙有德，因刚在家收秋，回到驻地还未换上军装，假说他昨天刚来，准备当兵。伪军搜身时，二哥主动从衣兜里掏出在家扬场时洒落的谷粒给伪军看。伪军信以为真，便派他去搬运军需物资，借机路上逃脱，保住了一条命。
当时被俘虏 的四哥孙有光（当年不到16岁），孙良庭（有运之子，当年不到10岁）。还有一位16岁堂侄子孙良新。俘虏集中后，孙有智默默地告诉他们都要改名换姓，并给他们都起了新姓名。有智一再叮嘱有运之子，千万记住新姓名！他们三人就是隐姓埋名，经过了敌人的几次盘问，因年纪小，几天后，释放了他们。
有智说，“我是队长，敌人有的认识我。我活不改姓，死不改名！” 的确如此，俘虏押解安阳，有智就捆绑走了。在走上刑场的路上他大声喊出他的家乡村名，姓名，年龄。他喊：“我是穷苦人，给地主老财当过觅汉（打长工）。我没有抢过人，杀过人，我有啥罪？！李英当汉奸绝没有好下场！”。在伪军紧急堵嘴及暴打中毙命了。后来有好心人告知了有智兄埋葬的地点，才花钱收回了尸体。
大哥孙有运就没有这样的“幸运”。有丰兄回忆，被俘后，大哥被挾到小臥车里带走，他们几个护兵经问审后关在木笼子里，不给吃喝，一天后押送战俘营里。大约1943年阳历9月22日或23日，一个解馊回来的战俘小声的对他说，刚才一个站岗的伪军告诉他，孙有运前天夜里被杀了。那天夜里孙有运被五花大绑，塞住了嘴，秘密押往刑场的路上，孙有运一脚踢翻了身边一个伪军，其他伪军随急开枪，大哥身中多弹，应声倒在走向刑场的路上。
至今，八十多年了，长兄的遗骨不知何处！这是父母一直惦记在心的事。也是大嫂在世时永怀心头的难忘之念！大哥殉难仅仅一年，父亲便在悲愤及东躲西藏，贫困交加中去世。母亲几乎每天都处在似如滚油浇心，眼泪盈框的悲伤之中。不久母亲生了一场大病，臥床几个月才得以好转。
同仇敌忾，前仆后继
长兄有运的牺牲，不但没有戳伤我们弟兄们抵抗日伪军的积极性，反而在母亲的鼓励下，抗击日伪军信心更足了。她对哥哥们说，“你都不能在家过安生日子了，上山有饭吃，打小日本去吧”。这样，我的几位兄长先后以不同的途径参加了抗日工作。二哥由交通员引路，送过有运兄経母亲之手，埋在家里的枪支。解放战争时期，敌我“拉锯战”频繁激烈之时，他毅然参加了区干队，并兼任村武委会主任，与地主还乡团拼杀。建国后，他带头办农业合作社，任生产队长。可惜的是53岁便去世了。
三哥有丰，四哥有光参加了孙有谋组建并领导的八路军太行五分区安阳抗日武装工作大队，简称“安工队”，经常到敌占区收集情报，联络关系。他们都亲身参加了1945年消灭日伪军的“安阳战役”（见《难忘的岁月》，《安阳战役亲历记》）。
五哥孙有来当年只有14岁，也多次参加了传递信息工作，因而授予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解放战争期间，他17岁就参加了武工队，与地主还乡团多次战斗，直到安阳解放。五哥曾经跟我详细谈过这段经历。我记录了下来，写了《血战北曲沟》《记王觉民同志》两篇回忆文章，刊登于《安阳县文史资料》第11期。建国后，五哥任村青年团书记，村长等职，至退休。已故。
如今，我们父母以下约六七十人的大家族，有的务农，有的做工，有的搞教育，有的干“民营”，有的任公务员，有的当过兵。有的大学毕业，有的读完了研究生，还有的出国读书，并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族群中有教授，有工程师，有高级会计师等。
我们家，多少代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我父亲是遗腹子，7岁死了娘，在哥嫂的拉扯下长大，27岁才成了家。“土改”时划成分，我家定为贫农。新中国建立后，才逐渐过上温饱的日子。
195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新春佳节，我家门上贴了这么一副对联：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全靠毛主席。
横批：共产党好。
这，就是全家族人的共同心声！
2022年7月7日
（作者：孙有纯；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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