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是如何解决弹药供应的？

 

昨天，笔者已经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军在弹药获取、调拨和运输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国民党军嚷嚷着“缺弹药”？》），相信读者已经清楚了所谓“国民党军缺弹药”的事实真相。那么，我方在上述三个环节又做得如何？是否像刮民党为自己的系统性腐败导致全面失败而强行甩锅那样，说什么中共全靠苏联援助才取得了解放战争胜利呢？好，今天咱们就来详细谈谈这个问题。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间，红军武器弹药主要依靠缴获的情况下，各苏区就没有将“宝”全押在缴获上，而是因陋就简，办起了大小不一的修械所，从修理枪械，打造大刀起步，逐渐发展到有复装枪弹、制造马尾手榴弹和试制枪械的军工厂。

 

1927年10月，教员率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后，就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修械所”，人民兵工事业就此白手起家。此后，各苏区相继办起了大小不一、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各种修械所、兵工厂。

 

虽然和国民党的兵工厂相比，这些苏区兵工厂充其量不过是个土作坊，入不了国民党精英的法眼，但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各苏区兵工厂仍然为支援红军作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例如，在中央苏区官田兵工厂存在的两年时间里，共修配了4万多支步枪，2000余挺机关枪、百余门迫击炮及2门山炮，复装了40多万发枪弹，生产手榴弹6万枚、地雷5000余个。从1933年初到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通江兵工厂共生产子弹110万发、麻尾手榴弹101万枚，修理机枪200多挺、迫击炮200多门，有力支援了革命战争。

 

不过，在1934年至1936年的长征期间，各苏区的军工技术力量及设备基本损失殆尽。其中，设备最好，职工人数多达1400余人的红四方面军通江兵工厂，最后仅有14位职工到达陕北。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陕北主力红军和南方八省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展开全民抗战。

 

全面抗战之初，国民政府还多少会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拨付一些弹药，但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仅靠国民政府拨付的少量弹药和战场缴获，已远远不能满足作战需求。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炸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此后，各敌后根据地充分发动、依靠群众，从部队调配有生产技术的战士当骨干，在根据地招聘能工巧匠，吸收城市工人技师和知识青年，因陋就简，办起了一批“边区制造所”。在设备器材上，抗日军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手工作坊的建立，发展到拥有工作母机的中、小型军火工厂。材料的来源，主要通过统战关系从敌占区秘密采购，以及依靠根据地群众的支援，设法就地解决。

 

 

抗战期间的，除少数敌后根据地比较巩固，敌后兵工厂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进行生产外，大部份敌后兵工厂流动性很大，在一个地方固定生产多则一、二年，少则几个月。遇有战事，人背马驮船装，运输材料转移，因此被称为家庭修械所、露天修械所、水上兵工厂、马背兵工厂。

 

1943年初，新四军3师兵工厂在反“扫荡”时，曾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县建立5个流动车间，坚持生产手榴弹。新四军1师和6师18旅的军工厂将车床安装在木船上，工人们吃住、干活全在船上。没有动力，就用四个人脚踏皮带轮，带动车床进行生产。

 

新四军6师16旅还利用伪军内部的统战关系作掩护，以李明扬兵工厂的名义，隐蔽在伪军的据点塘头镇，组织40人的军工队伍，携带车床、化铁炉、大风箱及生铁、木材、硝、硫、炭等器材，进行了6个月的手榴弹生产。到抗战末期，随着条件逐步改善，我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有了长足进步。新四军军火产能最高的淮南根据地，月产手榴弹达14万枚。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到日本宣布投降时，各敌后根据地大大小小的兵工厂发展到130余家，共有职工约2万人。据统计，全面抗战期间，这些敌后兵工厂共计生产了779万发子弹、447万枚手榴弹、37.7万枚掷弹筒弹、32万枚枪榴弹、28.4万枚迫击炮弹和19.2万枚地雷。这些弹药为支持敌后抗战贡献良多。

 

抗战胜利前夕，敌后军民对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在收复大量中小城市的同时，也缴获到了数量可观的弹药。虽说这些战斗缴获和国民党方面系统接收到的弹药数量相比不值一提，但对于“三枪八路”们来说，这也算是“一夜暴富”了。但是，中共却并未因此冲昏了头脑，他们从一开始就着眼于自力更生和长远打算，利用抗战刚结束时的有利条件，迅速扩大军工产能，形成了太行、华东和东北三大军工产业基地群。

 

在华北，我军接收了焦作煤矿、六河沟煤矿、磁县峰峰煤矿、邯郸修械所、长治发电厂、潞城石圪节煤矿等企业。鉴于国民党军很快就对解放区发起了进攻，这些人民军队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厂矿企业，迅速转入了战时机制。有的就地改造为兵工厂、材料及动力厂。有的将设备、人员调往既有的各兵工厂，让太行兵工从原有的“九厂一所”迅速发展成18个较大的兵工厂，而且分工更加专业，技术水平和弹药产量也有了质的飞跃。（相对于建新公司，胶东兵工厂和东北军区，太行兵工在解放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以往宣传得很少，故并不广为人知。本号后续将刊出专文详述，敬请关注）

 

 

在华东，人民兵工企业主要集中在形势相对稳定的胶东地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山东成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中共华东局全力组织胶东各兵工厂坚持生产。其中，规模最大的胶东兵工厂下辖9个分厂，到1949年职工总数达到1.2万人。该兵工厂在解放战争期间，为华野提供了约250余万枚炮弹（大部分为迫击炮弹）。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后，胶东兵工厂职工连续奋战，1个月时间内生产了3.6万枚炮弹支援前线。

 

1947年8月23日的华野电报称“胶东为我军军事供应之主要基地”。26日的电文又称“华野数十万军队之炮弹、炸药及子弹供应，至少十分之七依靠胶东”。

 

此外华东局投资3.5亿元法币、东北局投资1.5亿元法币，于1947年4月合资正式成立的大连建新公司，在解放战争后期成为华东兵工重要的弹药生产基地。其生产的弹药不仅供应华野，也大量供应东野。

 

 

有人总觉得我军在东北捡了大量关东军遗留的“洋落”，果粉们总爱拿60年代中苏反目后，苏方宣称并写入《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的“曾将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约70万支步枪，600辆坦克，800架飞机，37000门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及2000辆汽车转交给解放军，随后又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装备”当成证据为刮民党的失败开脱，却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见不到我军“800架飞机、600辆坦克”驰聘战场的雄姿？也不谈日本关东军覆没前，大批武器弹药已随精锐部队投入太平洋战场，或运回日本，作为“本土决战”的物资储备这一事实，更对1945年关东军紧急征召东北各地的日本“在乡军人”重返军营扩军备战时，武器装备不敷使用，只好收缴伪满军枪械留作自用，将伪满作战部队改为运输队，甚至还发动士兵削制竹枪这些在各种日方史料里能得到互相映证的信息视而不见。

 

诚然，虽说1945年的70万日本关东军，其实际拥有的武器装备相对于编制表来说严重不足，但由于其数量基数大，因此在关东军溃败后，遗留在东北各地的武器弹药数量虽然仍很可观。但是，在我军挺进东北之初的那半年里，这些遗留武器弹药被刮民党收编的各种“地下先遣军”及叛军劫掠了不少。我军仅凭实际弄到手的那些日军遗留武器弹药，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扩军和作战需要。

 

因此从1946年年初开始，我东北军工部门就开始在通化、珲春等中心城市，利用搜集到的机器设备，办起了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木材厂和机器厂，从加工关东军兵工厂遗留的半成品起步，逐步过渡到全新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

 

 

1947年，东北战场形势稳定下来后，我东北兵工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在兴山建有子弹厂、手榴弹厂和炼钢厂；在鸡西有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和小机械厂；在东安有化学厂、电器材料厂；在珲春有迫击炮弹厂；在石砚有手榴弹厂、齐齐哈尔有60炮弹厂；佳木斯有修械厂；牡丹江有修炮厂；设在辑安的兵工厂可造手榴弹、92步兵炮弹和山炮弹。这些兵工厂共有各型机器设备958台，职工6490人。此外，大量的哈尔滨私营中小企业也被动员起来，为我军生产炮弹。

 

东北兵工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还有诸多技术创新。例如，在制造子弹弹壳时，由滚压法发展成效率更高的冲压法。用仿制的美式105毫米榴弹弹头，配上日式同类弹药的药筒，充分利用了既有资源。

 

在国民党方面嚷嚷外汇短缺，进口军工原料不够用时，东北我军用粮食、煤炭等大宗物资，从苏联、朝鲜换回了成批的军工原料。很多果粉强调苏联和朝鲜支援了四野多少武器装备和弹药，却避口不谈这其中除了同为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情份，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易。而且这交易数量和国民党拿到的美援无法相提并论。

 

根据《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和东北军工部《军事工业三年来主要工作》统计，从我军“闯关东”到东北全境解放，我东北兵工共计生产子弹28067768发、手榴弹5095799枚、各种炮弹3073830枚，制造各种枪支10676支、各型火炮和迫击炮3135门，修理枪炮31223支（门），有效保证了东野作战需求。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军工接管了国民党遗留的全部军工企业。经过一系列整顿，东北军工所辖兵工厂由39家增加到48家，职工人数由20640人增加到44164人。如果算上接受我方军事订货的民营企业，则总计约有22万东北工人参与军工生产，共计拥有5085台机器设备。为保障我军南下作战，自东北解放至渡江战役的短短半年内，东北军工生产子弹16467053发、手榴弹798601枚、各种炮弹1720571枚，产量创历史新高。

 

在华北，我方经常用大饼、馒头从国民党军士兵手中换取枪支和子弹，用金条、银元从国民党军官手中换取机枪和炮弹。非但如此，华北地区还广泛发动群众搞“点滴采购”，即从国统区走私肥田粉（可用于制造炸药）、汞（做雷管必备材料）、锯条、砂轮片和药品等交予军工部门。别看这样的“点滴采购”每次数量都极少，但架不住男女老少齐上阵，经年累月，积少成多，有效解决了解放区军工材料不足的大问题。

 

 

解放战争中，人民兵工事业发展有多快，看看以下两组数据对比就知道了。

 

截至1946年7月，各解放区兵工厂已发展到65家，月产全新子弹30万发、复装子弹74万发、迫击炮弹4700枚、手榴弹27万枚、地雷7650个。

 

1947年6月28日出台的《中央军委关于今后兵工生产的决定》这份文件透露，当时各解放区弹药的月产量已达子弹500万枚、60迫击炮弹41万枚、82迫击炮弹33万枚、120迫击炮弹3.3万枚、山野榴炮弹14万枚、手榴弹150万枚。由此可以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我方军工生产能力提升有多显著。

 

从这些数据看，除子弹产量不及外，1947年6月我军主要弹药产能就已经超过国民党方面1948年6月才达到的产能。更何况，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1948年人民兵工规模又上了个新台阶。

 

正因为弹药产能较为充足，因此从1948年起，我军工部门得以根据各地兵工生产的比较优势，重新调整各地弹药生产结构。甚至从1949年开始，还有意压缩了弹药产量，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在了国民经济恢复上。

 

 

除了自制弹药，我军历来对打扫战场极为重视。1946年下半年，我军共计缴获子弹5748.9万发、炮弹43万枚、手榴弹18.2万枚。1947年缴获子弹8300万发、炮弹83.8万枚、手榴弹68.9万枚，炸药7.2万公斤。1948年，上述弹药缴获数量分别为2.39亿发、184万枚、217.5万枚、55万公斤。如此可观的缴获，加上源源不断的自制，确保了我军在战略大决战时，是弹药供应无虞的一方。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解放区所生产的弹药根据战场需要进行统筹分配。太行兵工所生产的武器弹药不仅要供应晋察冀战场、山西战场、中原战场，到解放战争后期还要大量支援华东战场和西北战场。东北我军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9月底，共计通过海路向山东根据地运去急需的993万发各型子弹、近3万发各式炮弹，以及8万公斤炸药。大连建新公司所产弹药，也同时供应华东和东北战场。

 

在弹药运输、携行方面，人民军队主要依靠支前民工，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近代化运输手段。大连建新公司生产的弹药，主要靠数量众多的渔船偷运过国民党海军严密封锁的渤海海峡，再由群众用小推车送往前线。哪怕是1947年下半年，胶东保卫战最艰难的时候，海上运输船只损失率一度高达40%，敌人也没能完全切断这条海上补给线。

 

 

1947年2月莱芜战役期间，山东53万余民工用7.8万余辆小推车、3.5万余辆大车、5万余头牛、近2万头驴及1.2万副扁担，将难以计数的粮草、弹药转运到前线。隐蔽战线上的同志还偷偷将掌握的48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借给胶东军区5天，解了华野支前运输的燃眉之急。

 

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打响前，从哈尔滨发出的3005次军火列车一路上与国民党飞机和潜藏特务斗智斗勇，历经4天3夜，终于将1700余吨弹药送抵锦州前线。当廖耀湘兵团占领了彰武这个东北野战军铁路、公路后勤运输中转站后，我军立即在内蒙古开辟了第二条运输补给线。这条新的运输补给线从吉林科尔沁右翼后旗经库伦、旧庙到阜新，长约150公里。东野后勤部组织骆驼队、大车队向前线运送物资，并抢修了由通辽经八仙筒、奈曼、下洼到北票的公路。

 

据统计，在辽沈战役期间，除部队自身携行外，我后勤系统还前运了各型炮弹12.9万枚，各种枪弹418.7万发，手榴弹9万枚，炸药2.6万公斤，保障了部队作战所需。

 

 

淮海战役期间，以山东为主，加上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四省，共计出动了支前民工543万人次、大小车辆88万余辆、76万余头牲畜、30多万副扁担、8539艘船和20余万副担架，为前线运送了2.85亿公斤粮食、730万公斤弹药、77.8万公斤油盐和43万公斤猪肉，以及其他各种军需物资。

 

此外，自1948年9月的济南解放后，我党就迅速动员大批军民修复了为我军所控制的津浦铁路济兖段、胶济铁路济坊段。12月初徐州解放后，我军立即对以徐州为中心，津浦路南到宿县，北至兖州，陇海路徐州至新安镇，共约310公里的铁路进行抢修。通过铁路向中野输送了包括数百万发子弹、15万公斤炸药和15万枚手榴弹在内的大批弹药。

 

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行署和军区，动员上百万民工抢修了一条北起邯郸南至商丘的干线公路，使之和邯涉铁路相连接，用在济南、郑州等战役中缴获的大量汽车，将太行兵工生产的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向淮海前线。

 

 

据统计，在三大战役中，支前民工总数高达880万人次，出动大小车辆141万辆，牲畜260万余头。

 

在历时半年的太原攻坚战中，支前民工转运弹药及其他作战物资共计3300万公斤，其中包括各种炮弹44.7万枚、炸药35万公斤、手榴弹50余万枚。战斗最激烈时，我军守牛驼的1个营每日需消耗手榴弹2万枚，1个纵队每日需要各种弹药15万公斤。这些数量可观的弹药，都是由支前民工肩挑背扛直接运至前沿阵地，他们为此承受了约1200余人的伤亡。

 

 

综上所述，国共弹药供给情况高低立判。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不仅是民心向背，更是“自力更生”指导思想对“买办思维”的碾压性胜出。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国民党不败没有天理。

 

作者：西西河的康夫；来源：西西河的碎玉轩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