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多时候是不忍细读的，因为一旦将一个人放在历史的维度上去观察，就会发现，一些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待同一个人或同一件事的态度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并且这种转变还不是因为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起来的，这不能不让你有一种时空的错位感和荒谬感。
事实证明，大多数人都是经不起历史这面照妖镜的检验的。如果有例外的话，毛泽东肯定是其中之一，撇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不谈，任何一个人只要对毛泽东了解越深，就一定越会深陷在他独特的魅力和高贵的情操之中。
1958年3月16日阅宣传部三月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二十七期刊载的《山西河南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措施》的报道。报道说：山西省委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培养出一批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政治品质优良、思想意识健康、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理论工作干部。
1、毛泽东批示：“付讨论。山西的办法很好，各省、市、区可以仿行。”并删去报道中的“（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没什么可说的，伟人就是伟人，毛泽东浩瀚胸怀又怎会是那些蝇营狗苟之辈能懂的？
1958年3月19日上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王任重汇报。
2、毛泽东插话说：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现在一些人经常将“外行领导内行”挂在嘴边，单纯地强调能力而不强调政治素质，与此同时，这些人还鼓吹“将政治赶出校园”、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等，实话实说，那些人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确实还是迷惑了不少人的，但是，如果仔细玩味那些人话语背后的弦外之音的话，就不难发现，那些人无一例外的将目标直指“去政治化”。
然而，政治是去不掉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最多说一个人感觉不到政治，而绝对不可能不受政治影响。因此，那些鼓吹的“去政治化”的人的目的就很可疑了，当他们要求“去政治化”的时候，无非是要求去掉一种政治，换上另一种符合他们标准符合他们要求的政治而已。
“去政治化”的背后同样也是政治！
因此，无论一些人如何表演，“又红又专”四个字都任何时候也不能丢。毕竟，只红不专最多是“废品”，而只专不红却很有可能会变成“危险品”。至于说“废品”和“危险品”哪个更要不得，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吧？
1958年3月20日上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
3、毛泽东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正确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实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晚一年、两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该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
关于大跃进的“锅”到底应该由谁来背的问题，网络上一直争论不休，不过，当看到这段文字的人，我相信，哪怕对毛泽东再有偏见的人，恐怕都不得不承认，这口锅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由毛泽东来背。
需要明确的是，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相当于大跃进的一次“动员会议”，也就是说，在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大跃进尚未正式开始。从“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一句就可以看出，毛泽东怎么会“头脑发热”呢？照我看，看些攻击毛泽东“头脑发热”的人才是真的“头脑发热”。
这段文字很直白，我就不发表个人观点了。建议那些对大跃进真实历史感兴趣的战友好好读一读这段问题，十遍不嫌少，一百遍也不嫌多，必须反复读，读反复。
补充说明：四、五、八：《纲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中国全国自一九五六年起十二年内，粮食亩产量不同地区分别达四、五、八，即黄河以北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八百斤。
以上粗体字部分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册第三卷第315-第319页
最后，想对那些借大跃进攻击毛泽东的败类说几句：历史，其实，真的就摆在那里，是不容否认不容篡改的，乌云终归遮不住太阳的光辉，任何事情，总有一天，都会真相大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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