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战争已过去60年，日本人在受到巨大战争创伤和痛苦前提下，已痛彻反省了历史，日本坚信自己不会再犯过去的战争错误，其发展不依赖军事冒险和掠夺。在冷战结束后的格局中，日本已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应当重新找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定位，应当成为正常大国家（“普通国家”）。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日本政坛保守的政治右派力量就开始了一系列积极动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自卫队军队化、防卫厅的国防部化和清洗日本人对60年前的战争罪恶意识。扶桑社教科书的右翼史观虽然不具有代表这种思潮的代表性，但却可反应出今天的日本人急于摆脱战争罪恶的心理。
引起中韩两国巨大抗议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初中版），虽然只在实际采用上占了非常小的比例，但它顽强地一点点往外蔓延的劲头，却不难看出背后日本社会对自身历史再认识的一种内在张力，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既体现出日本社会中部分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定性情结，还折射出近些年来日本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变迁。
对历次侵略战争的定性问题
今天占日本教科书主流的，依然是建立在完全认同东京审判基础上的东京书籍等7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他们承认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属侵略性质，承认战争中制造的诸种暴行。因为今天在日本知识分子阶层，左翼和平主义思想依然占主流。
但是，教科书只是一面，最近我在日本期间到各地书店注意观察，对日本侵略战争辩护或进行美化的书从种类到数量都不少，因为谱系的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类为正确的左翼和反动的右翼：为当年的日本做辩护的，未必认同“皇国史观”，未必反对日本要奉行和平主义。而从扶桑社美化吞并朝鲜和为侵略中国战争的表述看，它显然是标准的右翼史观。
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极端史观虽属很少数一方，但依然可集中体现相当多的日本人对过去世界秩序的一种认识，即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胜者不受谴责。日本不成为丛林中的强者，就会为西方列强所吞噬，日本不占领邻国，它们就会为西方列强吞并成为吞噬日本的基地。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符合西方“文明世界”的生存规则和逻辑的。
在这种世界认识逻辑下，不少人虽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对中国是侵略者，但未必其他战争中日本都是侵略者。譬如：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是属于与中国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不是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让朝鲜摆脱了清政府对它的控制使其获得“独立”。
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则是日本为抵挡沙俄南下控制中国东北、华北和朝鲜所发动的战争，其结果是把东北从沙俄手中夺回给了中国，日本相应地获得其应有的在华权益。
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解放者而非侵略者的数量相当多，因为当时这些被侵略者无一是独立国家，皆为西方殖民地，日本是赶跑了西方白人，为战后这些国家的反殖民独立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持这一观点的日本人一个有力的辩护理由是，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元首曾参拜过靖国神社。
今天日本的历史观从对一切战争都予否定到对一切战争都予辩护美化，中间各式各样的声音都有。
对东京审判的质疑
正是因为日本人对日本历次战争和二战中部分战场的性质有不同判断，自然他们也认为，东京审判的裁断，日本受了许多委屈。对此，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基本史观是一种无声的彻底否定。而日本右翼势力亦会经常以“学术讨论”为名质疑东京审判。
关于东京审判，日本不少人内心认为，其法律严肃性完全不可与审判纳粹的纽轮堡可以相提并论，日本战犯的罪行也可不与纳粹战犯相提并论。
否定东京审判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当时的发法官之一印度籍的帕尔博士的观点和言论。因为帕尔就“何谓侵略”“何谓战犯”提出了质疑，他同情被送上法庭的日本战犯。帕尔有篇60万字的审判意见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次报复性的制裁，只审判胜利者而未对胜利者问责，缺乏法律上的严肃性。
日本这种质疑东京审判的态度，集中体现的几点是：日本侵略的国家，除中国外，都是非主权国家，全部为西方殖民地，不像纳粹侵略的全部是主权国家，无法以法理角度认定为侵略；日本没有像纳粹德国一样进行了有系统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平民的杀伤是战争中难以避免的，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同样有巨大的专门针对平民的轰炸屠杀；战胜国同样有撕毁条约发动突然攻击的，譬如苏联。
坚信东京审判最终会被颠覆的日本人，会经常引用帕尔的一句话来进行安慰，即：“当时间淡化狂热与偏见，理性揭开虚伪的面纱，只有那个时候正义的女神才会在维持公正的基础上，要求改变过去的诸多赏罚。”
尤需注意的是，今天对东京审判问题上，日本保守势力（已经成为日本政坛中的主流）中的部分人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基本观点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但延伸出的基本政治理念却有巨大的本质区别。保守派不认为日本有必要去颠覆改变今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的战争失败是政治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政治冒险，日本今后的外交战略依然是与美国结盟，而且要保持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日本右翼则是要彻底颠覆东京审判，颠覆东京审判后建立的世界政治秩序和彻底改变日本在其中的位置，首先是抛弃与美国军事联盟，如石原慎太郎首先一开始就是个反美分子，要对美国说“不”，对亚洲其他国家则奉行种族主义的态度。但在日本社会，他们与右倾保守势力的政治务实相比，右翼势力本身给人的印象往往荒诞不经，始终无法成为主流，来自右翼组织的人物也无一人能进入议会。
尽管日本政府中的许多要员本身也对东京审判持质疑态度，但日本战后的秩序重建和和平宪法基础全部是建立在东京审判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日本今天还是美国的小盟友，本土还有大量美国驻军，二战后重建的国际秩序和今天的国际环境，都不可能使日本政府有人敢公开否定东京审判。但内心的质疑却是不争的事实。
急于摆脱历史罪恶心理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军为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基础，用一切传播手段对日本进行彻底“洗脑”，其依靠的日本本土资源，基本上是日本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
但随着战后世界的变迁，尤其是苏东事变后对左翼思想的沉重打击，加以日本社会本身发生的深刻变化，左翼思想尽管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仍占主流，但社会基础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左翼的政治主张显得不合适宜，左翼政党完全被边缘化，在学术思想上，左翼历史理论的说服力和地位也变得极为尴尬。
不能不说的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今天主流教科书传播的历史观，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不管其对错，这是美国占领日本时期“强加”给日本人的，从心理上，他们有一种要颠覆摆脱的逆反心理。一些左翼人士转而持怀疑性的准右翼历史观，即是受此影响，譬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理事、《战争论》、《台湾论》的作者小林善纪。
从心理上，战后即使受着日本战争罪恶论教育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因为没有经受上一代的战争苦难，更无侵略战争的亲身体验，相当多人认为，战争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日本已遭到了惩罚，他们与战争并无关系，该结束笼罩在日本人心头的历史罪恶意识。
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60年过去，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今天依然是一个不具有国家交战权的“非正常国家”，而在二战中罪恶严重得多的德国早已参与北约对南联盟的行动，把军队派到了当年军靴践踏过的巴尔干半岛上。这种落差要那些希望日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势力极不平衡，他们希望日本必须尽快摆脱日本长达60年的战争罪恶的心理包袱。
他们认为战争已过去60年，日本人在受到巨大战争创伤和痛苦前提下，已痛彻反省了历史，日本坚信自己不会再犯过去的战争错误，其发展不依赖军事冒险和掠夺。在冷战结束后的格局中，日本已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应当重新找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定位，应当成为正常大国（“普通国家”）。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日本政坛保守的政治右派力量就开始了一系列积极动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自卫队军队化、防卫厅的国防部化和清洗日本人对60年前的战争罪恶意识。扶桑社教科书的右翼史观虽然不具有代表这种思潮的代表性，但却可反应出今天的日本人急于摆脱战争罪恶的心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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