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百年大党，其命维新

谢茂松：百年大党，其命维新

2021-08-10

【编者按】建党百年，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今年的重要命题。为此，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茂松撰写万字长文，以“百年大党，其命维新”为核心，从文明的角度，探讨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秘诀，以此总结中国共产党如何自我革命，如何保持初心，并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文明型政党这一论断。本文原由观察者网分三篇连载，为便于阅读，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授权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党、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庄严宣言、庄严承诺，同时也是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先烈、革命烈士，向近代以来的所有仁人志士，向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历代先圣先贤、民族英雄豪杰的致敬。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百年大党，其命维新”这一高度自觉的历史文明意识。

一、百年大党，其命维新：百年大党的“可大可久之道”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乃是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年大党。大党之为“大”，是“大就要有大的样子”；百年是“久”，百年大党意味着大而能久。既大且久，则必有其理，必有其道，这就是“可大可久之道”，而这也正是中国文明传统一以贯之的文明原理。中国共产党自觉继承中国文明传统并发扬光大，这就是毛泽东所说“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即“其命维新”。“维新”之要义，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可大可久之道”也意味着自觉的深厚历史意识。故欲究百年大党何以能大而又能久之道，则必须在大历史、文明史的视野下观其始，“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就是要在文明史、大历史视野下，深刻思考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历史大势、国内国际形势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发展、壮大，如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壮大，又是看到了在历史中潜藏的什么社会力量，依靠着什么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又是怎样的事业，又如何是正义的事业、伟大的事业？这一切的目的，乃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可大可久之道。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图片来源：新华网】

二、“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对于近代遇到的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三重困境的克服

大国要有历史，要经历起落，中国文明在历史上经历了一次次兴衰起落，其中有“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文明危机，这主要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及其草原帝国的冲击，但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每一次都能衰而复兴。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及其背后西方文明的侵略，面临着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三重困境，这也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遇到的三重困境。如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到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中国共产党正是为解决这三重困境应运而生，毛泽东总结党的创建的历史时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解决文明困境的问题要先通过解决最大的国家困境的问题，然后是解决社会困境的问题，最终文明困境才能得以解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反对内外敌人的双重革命性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得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解决了国家困境。中国的革命、人民解放战争也是通过最广泛的社会组织动员的方式，同时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所发挥的高度组织力、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深深地融入于社会。

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就要解决社会问题，以解决社会困境。这个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也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有有钱人与穷人，但再也没有强固的资产阶级力量。中国虽然开放市场、金融，但也不会放任资本的野蛮生长，因为这样的话，最后必然会走向美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也不会让国内资本成为跨国资本的买办，因为这样的话，中国就可能在实质上、结构上回到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为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原因所在。马克思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结构，所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存在，但在实践中具有中国化的品格。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以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现代化，同时也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现代化所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结合为一体、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将形塑新的文明，这就是对于近代以来文明困境的克服。中国近代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三大困境至此彻底克服，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建构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新文明，在长时段而言将取代西方过去五百年文明，开创未来五百年的文明想象，甚至是新的千年文明想象。

唯有在中国共产党开创新文明的意义上，建党百年之际，今天的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改变了五千年中国历史方向的重大历史论断，他说：
“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三、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的文明意识：忧患锻炼斗争精神，忧患检验磨练“初心”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根本上是必须完成文明的复兴。历史、人民为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上是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自觉的文明意识、历史意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意识是一种历史忧患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历史忧患意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忧患、危机中锻炼出“永远奋斗”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途中的湘江血战、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残酷的大扫荡、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等各种内忧外患的挑战，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抗美援朝、美国封锁、苏联成兵百万等外患的挑战，改革开放时期则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初美国制裁，新时代则遇到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以及去年的抗疫，但中国共产党越是在忧患中，越是能激发出其内在的斗争精神与斗争能力，诚如孟子所言“生于忧患”。

【《毛泽东选集》“是血的著作”】

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曾说《毛泽东选集》“是血的著作”，《毛泽东选集》可以说无一字不是伟大的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总结斗争精神贯穿于百年党史：“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忧患”与“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辞典中可谓是孪生词。

这种忧患意识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行将解放全中国时，毛泽东极端冷静地提出上京赶考与“两个务必”，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新的赶考”。忧患意识包含着安不忘危与转危为安的安危互相转化的两面性，故而“生于忧患”的反面则是“死于安乐”。

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忧患考验、锻炼、增进着德性；而德性的本源所在，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一体相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初心”是发心、发愿，发的是宏大誓愿。

初心是觉悟之发心，首先是自我觉悟，进而是要引导广大众生觉悟，也就是普度众生，这尤其是中国大乘佛教之根本要义所在。《大智度论》说：“初心未摄，未能深爱众生故。”《宗镜录》说：“若离初发心，则不成无上道。所以云一切功德，皆在初心。”佛教之初心，与儒家、道家的赤子之心是相通的。《孟子·离娄下》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道德经》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原本来自梵语的初心被翻译为“人之初性本善”之“初心”也是有所取自儒家。

“初心”不止来自于佛教中国化的中国大乘佛教、来自于儒家、道家，在根本上更来自于《五经》之首的《周易》，这就是《周易》首卦代表创生天地万物的乾卦卦辞所说的“元亨利贞”之“元”。“元”代表初始，是纯粹、至善、无私的初心、仁心，“亨”是事业的不断亨通广大；唯有葆有“元”之初心，方能至于广大。事业大发展则有大利益，“利者，义之和”，“利”不是少部分人的一己私利，而是天下最广大百姓的普遍利益、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纯粹利他而毫无特殊利益的；“贞”是慎终如始、永久保持初心。

“元亨利贞”作为整体，唯有始终保有初心，方能“可大可久“。“元亨利贞”是不仅大还要能久的可大可久之道。这是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大心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纯粹，使得中国共产党能由1921年的五十几位党员而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今天世界第一大党、第一强党。

四、“我”与“我们”：“初心”在百年党史的具体历史中的显现

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一直以来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为常态，而分裂是暂时的、是非常态的；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以城邦小国政治为常态，罗马帝国是非常态，崩溃之后则再不可合，所以欧洲由中世纪的一个个公国、城市共和国等演变为近代欧洲一个个民族国家。

中国文明传统维系大一统国家，靠的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法家在实际政治运作、道家在救儒家之弊等方面则与儒家形成补充与张力。维系大一统国家，还靠的是通过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而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强调士大夫自身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德性。作为“治法”的士大夫政治制度，与作为“治人”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士从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产生，尤其从最大多数的农民中产生，“耕读传家”成为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士具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广泛的普遍代表性。

近代以前中世纪的西方是封建社会，掌握政治、军事、政治权力的国王、领主、骑士都是世袭的，文化则掌握在基督教教士身上，再下面则是农民、农奴，充满着阶级对立，到近代则演化出多等级会议。西方不存在中国代表全体四民社会的一元的、具有最大代表性以及整体性的士阶层。

面对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侵略，一步步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一盘散沙的中国也必须高度组织起来，现代的政党组织应运产生，而现代政党又必须最终能适合于中国固有的大一统的大国政治，唯有大党方能领导大国。大是要能最大地普遍及于全体民众，是要最大地转化中国文明传统中“士”的广大代表性，同时能克服传统士大夫政治党争与纪律性不足等弊病。中国共产党正是满足了中国的这一内在历史需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领导大国的大党所需要的最具元初、大本大源性的出发点，即能“亨利贞”、能大能久之“元”。

“初心”在百年党史的具体历史中展开、显现，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的深意所在。初心不是抽象、高悬、脱离历史而存在的，党史是涌动着历史精神，初心就是党史中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

【河南防汛救灾当中，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视频截图）】

1. “初心”在百年党史中的具体显现：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战略思维与政治的优先性

（1）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在本源上非出自于初心不可

初心不是一时，是要坚定、不动摇而始终持守的，有此不动摇之初心，才能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未来，才有把握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生动形象地阐明了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他说：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

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所谓预见是要在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其未来的普遍意义，他说：“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这就是《周易》所说“知几，其神乎”，即在大家都还没看到时，却独能把握事物变化先兆的预见性，也就是《周易》坤卦所说“履霜，坚冰至”。

真正地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在本源上非出自于初心不可。

毛泽东在偏远的井冈山山沟沟里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客观大势，深刻、全面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确立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分析革命政权存在所需要的主观条件，最终充满预见、充满自信地指出小片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存在的可能以及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可能，这给当时很多处于失败、困难中的同志们带来了信心。

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在山沟里是否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疑问。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创造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大历史，是冷静分析了当时中国内外的种种政治、经济形势，揭示中国红色政权发生的独特原因及其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相当的主客观条件，从而令人信服革命高潮有快要到来的可能，这完全是建立在毛泽东一再强调的“知己知彼”、充分认识自己与对手的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看到了中国长时段历史中深深潜藏的社会力量，那就是占当时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明清以来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剧增、土地兼并带来的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到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中，农民加剧失去土地，新老问题叠加，这也为中国革命准备了最大的社会力量。毛泽东具有大历史意识，所以最早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一定要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中国这一场革命同时也必须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这才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

（2）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方能具备全局性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一年半后写下的《论持久战》被印成小册子后，成为鼓舞广大民众、指导中国革命、中国抗战的经典文本。

中国共产党的一代代领导人秉承了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统筹国内国际大势的战略思维的优良政治传统。邓小平作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人，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建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才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中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因此“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3）看到数字文明时的未来：“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后的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要领导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他早在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时，就敏锐捕捉到未来信息化、数字化的大趋势并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部署，指出建设“数字福建”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制高点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看到未来、把握大势，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决策。就像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看到中国革命的未来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在21年前的2000年就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数字文明时代的未来。而这正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所说的预见，“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同志“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句话就如千钧般重。

现在正在看到，未来更加会看到，“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句话，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具有同等分量，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始终能极端清醒、高瞻远瞩地看到未来。

（4）与“初心”相应，中国共产党人把政治放在最优先的考虑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相应的，是把政治放在最为优先的考虑，政治在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篇最大的文章。初心之志向是要落实为政治，落实为党与人民一体不可分离的政治。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于民众。”又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何谓政治？一般人将政治庸俗地、狭隘化地简单理解为权力与政府，其实三人就有政治，民间说法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对于政治最生动、直观的描述。政治不是庸俗理解的权力与政府，而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无所不在。政治，最简单的来说，就是组织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共同意味着是“我们共同的”。这一切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所深刻揭示，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

习近平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为了领导救亡，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组织，新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进入中国后，如同传统中国的儒学一样，是具有根本指导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毛泽东直截了当地点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这完全是中国文明传统“体用合一”的哲学思维。一方面，“用”离不开“体”，“用”是“体”之“用”；另一方面，“用”中显“体”，没有无“用”之“体”，无“用”之“体”就只是虚“体”。

（5）“党组织”取代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文明意义

政治需要组织、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就是新的组织。相信党、相信组织的思想深入党员干部的骨髓，“组织”、“党组织”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中国文明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今天的我们有可能、有能力来真正理解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唯有通贯地深刻理解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深刻理解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这是熟读二十四史、熟读《资治通鉴》，尤其是以政治家眼光来读历史的政治家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为了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英勇奋斗”做历史的定位。

2. “我”与“我们”：“初心”在百年党史的具体历史中显现为党员的觉悟带动民众的觉悟

作为政治组织的领导者、组织者，如何能够组织动员最广大的民众为了民众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呢？这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先锋队意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先锋队意识来自于列宁，但深层次地是根植于中国文明传统，即“政者，正也”，以上率下。

（1）“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的最为深刻的洞察

先锋的模范作用，内在“觉悟”的激发至关重要，要以党员干部的自我觉悟带动群众的觉悟，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而觉悟正来自于初心。政治在根本上的动力是政治觉悟，通过每个人的自发、自觉的积极主动性来达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与统一。而这种团结、统一，因为是出自每个人自发的觉悟，因而是充满喜悦、活力与创造力的团结、统一，而这种团结、统一是最为有机的团结、统一，这是政治的共同奋斗的最大保证所在。

由此我们能深刻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两段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一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的最为深刻的洞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可大可久之道”的关键所在。这里的“人”不是离开各种共同体关系的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带领的人民的共同体。

（2）下学而上达：成为、成就“我”与“我们”

人民既是最大的复数，同时又是最大的单数。“最大的单数”是“我”，意谓每一个个体的“我”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大家”的“共同的理想”而“共同奋斗”的自我觉悟；“最大的复数”是由一个个“我”最终有机构成的“我们”，乃是如大海一样汇集每一条江河、汇聚每一条溪流，根本上是汇聚每一滴水而成其为大海。中国文明传统的家国意识，强调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离不开国家，所以“我”也不能脱离而要深深融入、参与到“我们”、“我们大家”的“大我”的事业之中，否则“小我”的“我”就是残缺而不成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我”。同样，“大我”的“我们”若是轻忽了具体的一个个“我”，也将是有欠缺而不圆满的“我们”。这就像西南的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围着篝火跳组成一个个大圆圈锅庄舞，少一个人，圆圈就是缩小的，而每一个的加入都使得圆圈扩大。

“我们”能成其为“我们”，是要看到每一个“我”。从中国共产党党史来看，每一位普通群众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其神圣意义的获得，不也是与佛教相通吗？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是人间事业、是人间奇迹，但也是神圣事业。这也是由中国文明早在西周就脱离了早期文明的宗教性而以人文性为特质所决定的。人间事业具有神圣意义，这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但中国文明做到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做到了。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文明、中国共产党最深刻地理解了“人”。

由同时成就“我”与“我们”，由中国共产党最深刻地理解了“人”，我们就能在文明史的视野下，更深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尤其是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所具有的历史文明意识。事迹可学可做、精神可追可及，不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下学而上达”，不就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以及新中国的雷锋等的可学可及吗？这不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历史文明传统的接续不断吗？中国文明传统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之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人民万岁”造型烟花照亮广场。摄影兰红光/新华社】

3.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中国文明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人”、“人民”的相信及其文明原理

（1）中国共产党最彻底地继承、发扬中国文明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的伟大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团体中，是以在根本上能最大、最彻底地继承、发扬光大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的伟大传统，所以才能最终为历史与人民所选择。

中国文明从西周“制礼做乐”的周公开始，历代盛世都会联系到政治家，像汉文帝、汉景帝与文景之治、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这并非是所谓个人的人治，而是说唐太宗等最高领导者作为大政治家，最关键的是能识人、用人，中央、朝廷有殚精竭虑为国谋的大臣团队来辅佐，地方官府则有循吏，即具有政治意识与高度执行力的地方官队伍来让中央决策落地，最基层还有士绅乡贤，上下同心，最大地组织动员全国上下、四方民众，这才能创造盛世。

深刻地理解“人”、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在今天的新时代则具体落实、体现为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则，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四方的政治功能。

深刻地理解了“人”从而相信“人”，创造一个个人间奇迹，使每一个参与人间事业者都具有神圣意义，这也就使其具有广大的普遍性，也就是毛泽东所说如太阳普照大地之普遍性。

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也就是相信人民。

（2）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来理解“相信人民”：人民觉悟被激发出来的潜力如佛教所说佛性被激发出来后的无穷无尽

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中国共产党始终相信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打比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何始终如此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佛教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说法，可以对这一问题有别样的领悟。佛菩萨如果视自己为佛菩萨，而视面对的众生是众生，作如此判然分别，那佛菩萨就已经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只有在看到面对的众生同自己无别，尤其要在众生看到佛、看到佛性，这才成其为佛菩萨。毛泽东如此相信人民，就是相信人民就是我。如果不相信人民有其一样的觉悟之巨大潜能，那毛泽东也就不成为毛泽东了。相信人民与我一样，激发人民的觉悟的无限潜能，就是党要做的工作。

毛泽东同时批评对待群众的命令主义与尾巴主义两种错误倾向。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后，党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一方面提出共产党员要“虚心向人民学习”，“站在人民之中，做人民的模范，与人民一起坚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同时又提出，“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员作为领导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显示了党与人民的关系的深刻辩证法，即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员先做人民的模范，然后才能领导人民提升自己的觉悟从而自己解放自己。

人民的普遍觉悟，就像众生本有的佛性被激发出来一样，当人民的觉悟被激发出来时，其潜力一如佛教所说佛性被激发出来后的无穷无尽。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对于烧炭的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思，直抵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的心田。

（3）《为人民服务》成为世界政治的经典文本：与《共产党宣言》同等的普遍意义

《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现代中国人的经典政治文本，也成为世界政治的经典文本，其普遍意义是可以与《共产党宣言》同等看待的。《共产党宣言》的普遍性更多是理论性的，《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性则是具体而微、理事合一的，这也是中国文明的运思方式。以佛、法、众生三无差别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何如此相信人民，就能理解党和人民休戚与共的一体关系。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自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甚深的要义精微所在。

（4）概括百年大党百年伟业：“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或许可以用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提出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句话是——“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这句话进而延伸之，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人民，就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就没有这样的人民。将“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这段话与前面提及的毛泽东的另一段话，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两段话一起合参，就会对党与人民一体不可分离的关系有更深的领悟。

4. 自我革命精神就是初心：初心、自我革命精神所具有的文明普遍意义

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中国文明固有的强调严于修身、自我革命的伟大的德性政治传统，极端重视“党要管党”的党的自身建设。

党的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将依规治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其中政治建设被放到了“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首要位置，正在于中国文明传统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传统这两个新、老传统对于政治优先性的强调。作为政治与教化的治统与道统，乃是中国文明最为重要的两端，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放在“新治统的建构”的文明史视野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在新老两个传统中，政治离不开教化，政治在根本上离不开思想教育、思想觉悟，中国共产党强调思想建党，这就是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的要义所在，而党的思想建设同样要放在与“新治统的建构”一体的“新道统的建构”的文明史视野中，才能得到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上来，党的作风建设包括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党的优良作风，并在党的七大上被总结、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三大作风的形成殊为不易，有如王阳明当年自述其“良知”之说乃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中国共产党得出三大优良作风所经历的百死千难，较之当年的王阳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党的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所以作风建设根本上是党性修养问题。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作风的直接而迅疾的影响力，犹如风吹在草上的作用一样，党员干部的作风对于广大群众而言是最直观的，体现了党员对于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并最终落实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关乎“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自我革命精神是党的建设的最根本的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典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道统”。

正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通过党员干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学习来改变作风的传统。“细致”的“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所以作风建设需要像延安整风一样来进行经常性、集中性教育学习活动，从而不断保持、增强党员干部的觉悟，这是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是永葆“初心”的根本保证。

【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通过党员干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学习来改变作风的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永葆初心，正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所说“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包括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内的“自我革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的《周易》首卦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明原理，所谓“自强不息”乃是“严于求己”；而这也是对《大学》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其德”的伟大文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广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乃是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元”是初心，“全面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初心。乾卦代表“天”，中国文明的“天人合一”意谓人道取法天道，具有着文明普遍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自我革命精神，乃是对中国文明传统在现代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同样具有古今连续的文明普遍意义。

5. 新内圣外王之道：新时代党的建设形成了“新道统”、“新治统”与“新政教传统”

新时代党的建设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文明“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建构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内圣”，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为“外王”。“内圣”是为了“外王”，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最终也要落实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中形成了新道统、新治统，形成了新的政教传统，但又是在继承中国文明传统基础上对“其命维新”的新创造。

6. 政策与方法来自根本态度以及“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与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1）中国共产党极端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线，政策需要执行、落地，而政策的执行、落地则需要工作方法，“政策”与“方法”二者同等重要。中国共产党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开始，就形成了极端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翻开《毛泽东选集》，我们看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篇篇强调工作方法的文章，工作方法也就是领导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到1958年1月毛泽东则写下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2）政策和方法来自尊重人民的态度与初心

方法从哪里来，方法是技术问题吗？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政策和方法都是来自尊重人民的态度，也就是今天讲的初心。毛泽东在1960年11月在《彻底纠正“五风”》一文中要求“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同时“又把政策交给群众”。

（3）“高屋建瓴”的主动权来自于“实事求是”与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多次强调“方法对”，而“方法对”这一条的前面又排着另外两条，即“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摆在第一条的位置，是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决心大”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

毛泽东指出，有了好的政策，还要有建立在实事求是、“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他说：“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毛泽东强调“高屋建瓴”的主动权来自于“实事求是”：“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典范”。

毛泽东以第二次反“围剿”的切身例子来生动说明，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他说：
“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注重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做了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的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向全党推荐毛泽东同志的单篇著作，这也与习近平特别重视“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有关，他对此深刻地解释说：“这是因为，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

五、古今“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普遍性：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底层结构的中国文明的三重普遍性

（1）中国革命具有的普遍性意义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开宗明义讲到我们共产党的革命队伍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为解放人民的，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又饱含感情地说到共产党人解救中国人民的责任以及我们为人民而死的神圣意义，他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为人民服务》中这些由平凡而入于神圣的日常话语，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话语，正是最好地诠释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中国革命既是近现代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具有革命的普遍性意义，即世界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同时又以中国五千多年文明、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特点，使得中国革命具有了现代中国的革命特质。

【《为人民服务》开宗明义讲到共产党革命队伍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图源：百度百科）】

（2）中国社会主义具有的普遍性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具有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意义，即世界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意义；同时也以中国自身五千多年文明以及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特点，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具有了现代中国的的社会主义特质。

欧洲的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就如同当年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一样，佛教在印度消亡，却在中国发扬广大，尤其是中国发展出了大乘佛教，这是因为佛教的平等心契合中国文明儒家、道家的内在精神。同时，大乘佛教强调依据众生不同根器发展出各种方便法门，则与中国作为大国强调政治家的高度政治智慧亦有深层次的契合。中国具有大乘佛教发展的最好社会、政治土壤。

从西周以来三千年的中国文明史来看，西周分封制是中国文明的第一次创制，秦汉以下的郡县制是第二次创制，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是继前两次创制之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

（3）中国文明具有的普遍性更增强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普遍性

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中国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普遍性，根本上是来自于作为二者底层结构的中国文明的普遍性。考古学家张光直将世界文明分为原生道路文明与次生道路文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则是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作为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并没有其近代以来自诩的普遍性，反而是属于例外。中国作为唯一的原生道路文明，恰恰更具有普遍性。

中国文明作为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给世界提供了最为完整的文明发展样态，美国日裔学者福山提出中国早在2千年前的秦朝就确立了西方近代才有的现代国家官僚体制。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也是从秦汉以下一直延续至今，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欧洲一统的帝国，现在的欧盟试图如此来做，内部却充满分裂，困难重重，未来难以预料。

中国文明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带来的普遍性，更增强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也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普遍性、中国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本身就是从中国文明的普遍性中内在、自然而演化、生长出来。古今“中国”之为“中国”，具有古今一体连续的文明普遍性，由此中国文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形成了内在一体的三重普遍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同时也是“百年大党，其命维新”的最本质体现。

六、以“理一分殊”、“时位中”来理解“普遍性”的动态变化：中国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以及阶段性

佛教进入中国后，最终被中国接纳、吸收的标志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中国产生了中国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强调根据不同根器而发展出各种方便法门，佛之为佛在于觉悟，但进入的门径却不是唯一的，而是针对不同特点的根器对应有不同的方便法门，所以不能执着，要无所住相。佛的觉悟是原则性的，但方便法门却是高度灵活的。

社会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与当年佛教进入中国一样，同样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保持了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的统一，由此我们则不难理解为何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社会主义相对于共产主义的阶段论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与《周易》“时位中”的核心原理的动态思维有着深层次的关系。

对比古希腊，它的原子式思维是静态的，总是试图找到最小的、不变的实体构成，这是属于静态的思维。而《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由六爻组成，六爻中任何一爻的变化，就使得该卦变成另外一卦，这是希腊原子式的静态思维所没有的。“时”在《周易》中、在中国文明中具有着根本性意义。由此我们能更深层次地理解邓小平区分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灵活性与政治智慧。既然有初级，未来就可能有中级、高级，但具体是到什么时候，甚至是否一定就要有中级、高级，也如禅宗这一中国化佛教所强调指出的，不能完全堕于字下，而是具有高度的动态灵活性。

中国在现代学习、接受世界社会主义而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二者的关系，是宋明理学所说的“理一分殊”的关系。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之于现在、未来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的世界各国，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如同当年的中国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一样，其他各国学习中国社会主义，也同样不能照搬中国的经验，而要依据各自文明、历史的特点加以各自的因时因地的转化、创新。

七、中国共产党的三层文明意义：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文明型政党，本身也将型塑新文明，进而成为新文明

天安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与中国文明的“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具有内在关联。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其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同时其继承中国文明“天下一家”的思想，使得中国共产党将其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理念扩展于全球化下的共赢共享，最终将超越西方过去五百年赢者通吃的霸道思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图源：人民视觉）】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个一百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日，就是中国文明的全面复兴之日，中国进而则延展出面向未来的新文明的想象力。而这首先要深刻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要突破简单地以政党尤其是套用西方的政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而出现各种扞格不通的限制，要以文明来想象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文明型政党，本身也将型塑新文明，进而成为新文明，必须意识到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生长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不断深入、延展的三层文明意义。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而赶超。在工业文明之后最新的数字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西方工业文明具有对于自然等的巨大破坏性，中国文明因而在对其学习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抵触、冲突。但数字文明则不一样，中国对于数字化真是如鱼得水，中国在数字化技术的最新发展尤其是5G上，第一次与西方站在差不多的起点上。

数字文明互联互通的思维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思维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中国文明过往是一种农业大国文明，它所具有的“天人相应”文明原理天然地具有整体、循环的思维方式，这在工业文明时代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将重新空前地激发其内在的活力。“天人相应”中最直接的是人与土地、大地、陆地的紧密一体关系，与大地相应的“风土人情”具有文明意涵。

数字化也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数字化的技术将使大一统更为彻底化。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奋起赶超，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有可能重新领先于世界，从而“回到历史的中国”。这同时也意味着面向未来的新文明想象力，即对于下一个五百年乃至千年的文明想象力。

中国共产党熔铸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为一体的中国新文明，将会以农业大文明的思维结合数字文明的思维来发展工商业，发展数字经济，并将重建人与土地不可分离的共生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人在具体时空中的历史感。这一切涉及新文明的远大抱负，而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其未来的文明史意义正在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同志，“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一方面是如当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一样地看到未来的预见性，即看到了数字文明的未来；另一方面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新文明的历史文明的自觉意识。从毛泽东到今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能预见性地看到未来，而始终能预见性地看到未来则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初心，初心在百年党史的具体历史中展开，诚所谓“百年大党，其命维新”。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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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松：百年大党，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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