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来自内部的破坏还可能造成全局性的颠覆，不管多大的发展成果，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业绩，一旦堡垒内部出了问题，就很容易被毁掉。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这是历史事实，道理也不难理解。那么，堡垒为啥会出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场帮派文化为祸作乱所致，并就此话题作系统剖析。

一、关于帮派文化

帮派文化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场，自古有之。比如，产生于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的袍哥会，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这一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诗句命名帮会，意为帮会成员是袍泽关系，以此作为维系帮会的纽带。就四川袍哥会来看，在历史上做过一些抵抗强权暴政的事情，但在旧中国，往往渗透于官场内外，成为被封建剥削阶级利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取缔一切民间帮会组织，包括镇压了最后的袍哥会头目大地主刘文彩、大官僚刘文辉兄弟，大陆上的袍哥会历史就此终结。

帮派文化存在于官场内外，但不是体制内的正常行政文化，也不是体制外民间合法社团的管理文化。如果要政治学家给官场帮派文化下一个定义的话，应该会这样概括：所谓帮派文化，有民间和官场之分。民间帮派文化一般是无严密组织、章程，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信仰，以团伙利益至上，兄弟相称、互帮互助的帮会文化。官场帮派文化，则是国家政权体系之内的官僚结党营私，以窃取国家利益为政治目的，并把国家政权作为谋私工具的官场黑暗组织，是国家政权体系内的毒瘤。对于民间帮派组织及文化，尚可动用国家政权力量予以引导和整肃；而官场帮派组织及文化，则往往成为操纵政局的幕后利益集团和黑恶势力，最终结局就是腥风血雨、改朝换代、无量头颅无量血的沉重代价。

正因如此，为了江山稳固、国泰民安，新中国成立后，从毫不留情地剿匪平叛到取缔民间非法组织，从重典惩治体制内怀有二心的官员到强调“四个意识”，对帮派文化都是零容忍，尤其要特别警惕和防范官场帮派文化。

 

二、官场帮派文化的实质及其顽固性

 

官场帮派文化表面看来称兄道弟，共裤连裆，铁得很，但这只是表象和幌子，其内在实质是不折不扣的结党营私文化。在官场内部因私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君子坦荡荡，没有私心私利，谁也不会去干这个事情。

营私是官场帮派文化的实质。也是区别帮派文化和一般管理文化和行政文化的分水岭。也就是说，只要是营私舞弊的团伙组织就是在搞帮派文化，反之则不是。

官场帮派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既看不到个人价值对国家的依赖，也不会承认一切不能立即实现的道义、奉献、崇高、大局、未来等精神境界上的超越性价值。加上数千年突出个人利益的私有制经济又给帮派文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帮派文化的顽固性也就成为必然。因为，人既是政治的人、文化的人、也是经济的人。而且，人的经济属性在人的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帮派文化之所以顽固，原因就在这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社会往往只能用“度”来衡量官员的对错，用“律”来约束官员的出格，区别对待、软硬兼施，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也提醒人们，只要帮派文化生存的土壤还在，防范工作就时刻不能放松。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消灭了私有制这个帮派文化的根基后，人是不是就能普遍性地大公无私。但我们知道，消灭私有制的征途异常漫长。至少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帮派文化将会长期存在。

三、官场帮派文化产生的途径及其表现

官场帮派文化本质是一个“私”字，但并不是官僚有私心一定就会产生官场帮派文化。官场帮派文化的形成还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产生。这个途径，虽然很复杂，但根本的特征只有一个，这就是“投靠”，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这是由体制内的政权结构决定的。因为，搞官场帮派文化的官僚必须获取体制内的权力。不能获取权力，那么，官场帮派文化就没有生存条件。而政权的特殊结构，官员的选用需要上头“任命”才能算数。于是，便有了“投靠”。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投靠”都会产生官场帮派文化，关键是看权力上层的态度。如果位居权力上层出以公心、为天下计而揽贤纳能，身处民间贤能和体制底层的官员也是出以公心、为实现天下计的政治抱负而产生的所谓“投靠”，其实并非个人依附性的投靠，而是政治上的信赖和依靠，这不但不会产生官场帮派文化，相反还是国家、百姓之福。反之，如果掌握人事任免的权力上层的官僚私心、野心重，那么，用人标准就只有合不合自己的私利这一条了。而前来“投靠”的人等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私心、野心，这样的“投靠”，就会使官场帮派文化迅速发展成气候。显然，前一种“投靠”充满道义，后一种投靠毫无道义可言。这种缺乏道义的私人“投靠”，就是官场帮派文化形成的基本途径。

也正是因为“投靠”的道义与非道义之分，在官场帮派文化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官场帮派文化都只能是一种蛰伏于体制内的隐性文化，不敢公开跳到台面之上。这种朦胧的色彩又给判别官场帮派文化增加了难度，但也并非无迹可寻。任何事物在它发生发展过程中都有它的表现形式，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道理就在这里。官场帮派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有它的表现形式。概要地讲，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买官卖官暗流涌动，“狗腿子”作乱。这是由官场帮派文化形成的途径决定的。当私心、野心重的官僚一旦掌管了国家用人通道，那些心术不正、一心为了谋私的人就会把揣摸上头的心意作为自己鱼跃龙门的不二途径。而上头的心意往往不难揣摩。无非是二条：一是谁给的钱多，二是谁会办事，当然最好是二者兼备。于是，买官卖官成了官场擢升的潜规则，谁出的钱多，谁得的官大。然而，这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有钱，一些人只能在“会办事”上动脑筋。而这些上层官僚要办的事大都不会是什么好事，纵是做一些好事也是作临时计的敷衍。于是，“狗腿子”出现了。

“狗腿子”一词，从古至今都是专指这类为讨主人欢心干坏事的人渣。精于察颜观色的“狗腿子”当然知道主人要干的是什么事，也知道要在主人手里得到一块肉骨头需要付出的代价。“狗腿子”心里只有如何讨主人欢心往上爬这一条信念，只要能往上爬，他们可以对任何人痛下杀手，这也是“狗腿子”为什么比主人更要凶残的原因。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经常发现“狗腿子”的踪影。比如领导一个暗示或一个意见，不管对与不对，马上就会有那么一些人趋炎附势，喊打喊杀。可悲的是，当一个人做“狗腿子”做久了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给自己挖好了墓穴。因为，恶事做多了，就会嗜恶成性，人性泯灭，被人痛恨，断掉自己的生路。这也是古往今来老百姓无不对“狗腿子”恨之入骨，而为帮派文化殉葬的首先是“狗腿子”的原因。

二是班子不和，党争加剧。“狗腿子”成群，各事其主，自然会造成官僚集团内部的分庭抗礼，这便是党争。党争是官场帮派团伙之间的对抗。但这种对抗是狼群之间的对抗。谁都不是吃素的，弄不好谁都没好处，这是官场帮派团伙之间心知肚明的事情。于是，官场帮派团伙之间不成文的规则产生了——各管各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就像狼群内部，建立起各自的边界，自觉维护一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体制内的民主，谁违反了规则，官僚集团内部就会把谁送进监狱。这就是党争只要没有突破边界，即一方没有能力把另一方吃掉的时候，体制内部常常都会强调民主的原因。

但在整个党争过程中，老百姓都是遭殃的。党争越是加剧，老百姓越是遭殃。党争在体制内拼的是谁的官大势强，而对待老百姓，则就比的是谁的手段更狠了。党争到一定程度，便是官僚团伙对老百姓的圈地扒房、淫妻霸女、掳人为奴、压迫剥削等各种各样的无恶不作了。官场帮派团伙们对待老百姓就会像狼群围攻羊群一样，一窝蜂地一拥而上，啖肉噬骨，以此来获取团伙利益。

三是大小汉奸粉墨登场，官僚体系寡廉鲜耻。这也是官场帮派文化的必然表现。国与国之间的对抗，是政权与政权之间的较量，需要举国之力而为之。这是丧失民心的官场帮派团伙无法做到的。官场帮派团伙们也不会真心绸缪国事，舍命抗敌。同时，官场帮派成员往往还需要与外敌联手摆脱王权的约束，达到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财产，鱼肉百姓的目的。于是，官场帮派团伙在外交上必然奴颜婢膝，讨好“友邦”，只要有机会，就会主动投敌卖国。

明英宗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史称土木堡之变就是典型案例。公元1449年，为了打击北方越来越猖獗的陆上走私贸易，英宗皇帝决定北伐。这是关系国家财政安全和边境安全的重大战役。以强大的明军，消灭那点蒙古人本来易如反掌，而战争的结果却是皇帝的三大营嫡系部队被全歼覆没，皇帝被俘。惨败的原因就是朝廷官僚帮派里通外国、联手设陷，让皇帝成了惊天阴谋的牺牲品，帝国的嫡系精锐和前途也毁于一旦。

官僚帮派团伙精心做局，欺骗皇帝。先以谎报军情，骗英宗到根本没有敌人的地方寻敌作战拖疲拖垮部队。接着，他们又切断皇帝的后勤补给。饿得饥肠辘辘的明军，不得不撤军。在撤军的路上，官僚帮派团伙再次谎报军情，让英宗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这个绝地安营扎寨。与此同时，他们把整个计划全部事先告知了蒙古人。蒙古人事先便切断了土木堡的水源。土木堡扎营的明军，陷入了无粮无水的绝境，不要说打仗了，连正常的生命体征就都很难维持了。就在明军饥寒交迫，无力作战的时候，蒙古人向明军发动了总攻，皇帝的嫡系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官僚帮派借蛮夷之手，摆脱了王权的约束，凌驾于王权之上了。他们不但迫不及待放权搞活，最后发展到皇帝上朝都不让。嘉靖皇帝不上朝，万历皇帝不上朝。不是他们不想上朝，而是掌控了一切的官僚帮派彻底架空了王权，嫌皇帝碍事，不让皇帝上朝了。土木堡之变，大明帝国从此由盛转衰。

历朝历代汉奸都是政权的心腹之患。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是，随着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的变化趋势，汉奸卖国有了原先不曾具备的条件。自李鸿章之后，汉奸不必在当面敌人发誓表忠心投靠了，可以通过很多途径甚至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转移财产实现投靠了。李鸿章就毫不费力地把自己贪腐国家的巨额财富转移到“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往后的汉奸，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大汉奸，也都效仿这一方式。

四是世风日下，腐败盛行。官场帮派文化是一种毫无公德的结党营私文化。生命一旦失去是非良知，就会变得十分龌龊。搞官场帮派文化的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小人。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必歪。这些人等由上而下，发展开来，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就是必然。而这帮官场小人，又无一不是为了个人得好处而挤身官场帮派团伙之中的，他们的付出是一定要加倍收回成本的，于是，腐败向全社会漫延，不可遏制。

四、官场帮派文化的危害

 

从官场帮派文化形成的表现来看，其一路形成的过程，也是祸国殃民的过程。但这还不是其最大的危害。官场帮派文化的最大危害是在它形成气候的时候。官场帮派文化一旦坐大形成气候，就会敲响国家政权的丧钟，同时也会敲响官场帮派官僚团伙的丧钟。

一是瓦解政权性质，导致政权灭亡。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政权。没有政权的作用，人类就无法建立相互依存的分工合作关系，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

政权是什么？直白地说，政权就是国体、政体的卫士。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必须是姓最广大人民利益之“公”，绝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私有工具。剥削阶级国家的政权性质，也必须姓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在封建社会即“王权”）利益之“公”，不能成为剥削阶级内部某一利益集团的私有工具。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政权成为了少数人或集团的私有工具，那么，就没有人愿意保卫国家、保卫维系国家稳固的政权体系，这个政权就会垮台，被新的政权取代就只是时间问题。

官场帮派文化是与政权的本质属性背道而驰的。帮派文化的形成过程，便是政权成为少数人的谋私工具的过程。在封建社会，当官场帮派文化一旦形成气候，即官场帮派文化坐大的时候，必然挑战王权。因为只要王权在上，官僚帮派们心里就惶惶不可终日地害怕和担心，同时它要实现自己营私目的，一定要扫除王权这个拦路虎，与王权势不两立。中国历史上众多傀儡皇帝便是官场帮派文化战胜王权的结果。一旦帮派团伙失去了约束，他们不但会越来越无法无天，大肆侵吞国家财产，搜刮民脂民膏，大肆腐败，而且会造成国家的政治生态的严重扭曲，体制内外就是一团漆黑。这个时候，老百姓便会彻底失去对政权的希望。民心一失，要收回来就难了。政权的存亡，在于民心的向背。赵高可以通过指鹿为马的办法来建造自己的权力宫殿，保证他在体制内的权威地位，但丧失了民心，违背了执政规律，这样的政权便成了一戳即破的肥皂泡。大泽乡一场大雨，便把这貌似华丽的权力殿堂连根冲走，连同这宫殿里的袍哥们的尸骨，统统冲进了历史的臭水沟里。

二是封死国家人才通道，导致小人当道，良才旁落，国家灭亡。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官场帮派文化一旦形成，选人用人，就不是为国家好，而是为个人好，国家需要的贤才良将就会封堵在体制之外，而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也会受到迫害和打压。体制内健康力量在官场帮派文化的打压下，要么不得善终，要么变节苟活。最后，整个政权体系没有了健康成分，这种没有健康成分的病态的政权，只可能走向死亡末日。岳飞死而宋亡，袁崇焕死而明灭，便是官场帮派文化迫害忠良亡国的历史缩影。至于李斯之流，则是属于变节一类。李斯曾帮助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功勋卓绝，后来迫于赵高的淫威而屈服，充当赵高的帮凶，从而使秦帝国迅速灭亡。由此也有力佐证无论官场帮派文化是迫害体制内健康力量，还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变节投降，其结果都是腥风血雨之中的改朝换代。

除此之外，官场帮派文化对国家人才通道的封死还会导致御敌无能，战争失败，割地赔款，民族受辱。当真正的人才被官场帮派文化排斥在体制之外，国家面对外敌的入侵的时候，这样的政权从来都是一败涂地。甲午战争的惨败便是典型的案例。清政府于1888年创立了北洋水师。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掌管用人大权、一生热衷于搞官场帮派文化的李鸿章却因一己私利，取用绝对忠于自己却根本不懂海军的安徽同乡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即海军司令。事实上，当时中国懂海军的人才并不少。早在1866年，左宗棠就在福建马尾创办了“求是堂艺局”，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人才。特别是严复，后来公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成绩出类拔萃，和开创了日本一个时代的伊藤博文是同学，且成绩优于伊氏。就是这样的海军将才，李鸿章却弃之不用，因为担心私利获取不畅。严复被旁落，只能关在书斋里翻译《天演论》打发日子。但金子永远是金子，纵是埋在地下，也不会损污金子的质地。严复《天演论》译本，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推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快速到来。而北洋水师在丁汝昌的统率下，不但练兵备战不得要领，而且官兵贪污腐败成风，毫无战斗力。后来丁汝昌和刘步蟾自杀均是服食鸦片，可见在当时的北洋海军里鸦片是可以信手拈来的东西。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使中华民族进一步陷入了水深火热、百般屈辱的悲惨境地。

三是官场帮派叛国投敌，亡党亡国。官场帮派文化必然孕育亡国汉奸这一孽胎。这个孽胎一旦生了出来，不是引敌亡党亡国，就是自己毁党毁国。因为，它的全部心思都是为了私利，也就必然手段地要扫除一切拦路虎，特别是借助外力与政权抗衡。官场帮派文化发展到顶峰是“土木堡之变”。明代土木堡之变后，彻底控制了国家钱袋子、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官僚帮派们，开始疯狂兑现政治红利。一时间，官倒和军倒，如洪水决堤，掀起惊天狂潮。国家能卖掉变钱的东西都成了大小“倒爷”的囊中之物。明成祖时期建立的控制海上贸易的巨型国企不但被肢解，宝船设计建造的图纸、航海地图、航海技术等不可示人的国之重器也卖掉了，这便是同一时期西方大航海时代迷一般的突然崛起的原因。而大明帝国的命运则被官僚帮派们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可怕深渊，中国也由此掉头落后和受制于西方。沉船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说：“文臣各个都该杀！”但迟了。

明朝的官场帮派文化蜕变为汉奸文化并实现对王权登峰造极的控制最终亡国的途径是这样，仔细考量，历朝历代的官场帮派文化的形成及其毁国过程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套路和形态呢！明亡于汉奸，宋亡于汉奸，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亡国之祸，无一不是汉奸的原因。“土木堡之变”五百年后的中国也差点亡于汉奸。庆幸的是，这个时候，上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伟大的湖南人，在“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人执笞绳，我为奴辱”的国家危险时刻，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勇抗争，剑屦俱奋，取得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决定性胜利。

四是官场帮派自掘坟墓，遗臭历史。缺乏道义的投靠形成的官场帮派文化，就其内部来讲，并不牢靠。表面上称兄道弟，实质上彼此都只是对方获取私利的工具和垫脚石罢了，不可能真正产生感情，一旦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就会彼此痛下杀手。李斯变节屈服于赵高，并没有保全自己的性命，最后还是被赵高害死。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干娘，完全不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而是为了获取权力，等到自己势力坐大时，就不但要夺取大唐天下，也要霸占干娘的身体。纵是那个阉割了男性功能的李莲英不也设计把亲手提携过自己的安德海谋杀掉取而代之了么？杨靖宇、江姐等众多革命志士都是死于叛徒之手……古往今来，这样的案例已是不胜枚举。

官场帮派文化得势之日，便是国家政权毁灭之时。这种毁灭，也包括官场帮派成员自己。迎接坐大得势的官场帮派们的从来不是胜利和荣华富贵，而是天下大乱和冰冷的屠刀。新的统治者，绝对不会愚蠢到给这些祸害国家的官场帮派们出路，来重新打开自己灭亡之路的程度，原来所有搞官场帮派文化的人，在新的政权面前基本上都是人才两亡，“祼谢”于历史。唐人韦庄的诗“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便是对此生动描述。少数为新政权建立立下大功的灭国先锋，在新政权里也从来都是受人鄙夷，郁郁而终。

五、中国历史上防范官场帮派文化所作的努力及其经验教训

正是因为官场帮派文化的巨大危害，历朝历代，都会把防范官场帮派文化作为吏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一部中华吏治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防范官场帮派文化的吏治史。为了防范官场帮派文化，历朝历代对政权的阐释始终注重它的本质属性。尽管数千年的历史进程是私有制，但历代先贤都始终强调政权的抑私扬公，把如何对待手中的权力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各级官僚的头顶之上，对于官场帮派团伙决不姑息，并倡导做好官，做清官。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王权至上、约束官权的法统机制。强调普通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突出王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一切权力都受制于王权。而对王权阐释则是天下权。作为王权的代表皇帝，则对其赋予“天子”号，把崇拜与约束同时作用于其上。宣称上天是普泽众生的，作为天子的皇帝要视老百姓为子民，给予保护。与此同时，也建立了一整套约束王权和官权的道统机制。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英雄文化和民贵君轻的伦理文化，注重为官僚机构正名，形成了各司其职的政治伦理秩序。这也是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岁月长河中没有断裂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历代政权还十分重视用人渠道，无论官吏的录用还是擢升，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防止一言堂。同时，还特别强调做人做官的自我修养，要求全社会特别是为官者努力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终身自律。法统与道统双管齐下，直指人心，着力改造人性中的自私性。

也正因如此，数千年来，“大道行之，天下为公”始终是中华民族不绝的强烈梦想，也使官场帮派文化始终不能成为官场主流文化。再腐朽没落的政权，也不会公开打出“政权私有”的招牌，夺取政权，也都会冠以“替天行道”的名号，维系政权建设的道统伦理始终没有崩溃。当一个腐朽的政权倒塌后，新的政权又会迅速建立起来。尽管伴随着政权更迭过程中的是尸骨盈野，血流成河，但民族之魂从来没有倒下过。

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以法统和道统维系的政权金字塔结构是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的历史政治文明的有力骨架，但它并不能根治官场帮派文化这一历史毒瘤。这种结构能否表达政权姓“公”的本质属性，关键在塔尖顶上的皇帝，重点在官吏队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一个好书记和一批好干部。而皇帝这个塔尖职位，又都是世袭。这样必然造成“单向遗传性蜕化”。各朝开国之君的后代，到头来无一不呈能力退化状。几代之后，要么利用党争，平抑权力，要么被官场帮派文化控制成为傀儡皇帝、儿皇帝。同时，由于政权长期面对和保护的是私有制经济结构，私有制经济的自私性必然会渗透到政权结构之中来，官吏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很难激发，政权局的好坏主要在于皇帝。事实上，即便是明君，也不可能一竿子到底地约束层层官吏，最后，政权只能靠以正名为基础的法理和伦理进行逐级约束来维持，这就很难避免官场帮派文化的产生和祸害。

第二，对人性中的自私性改造抓住了官场帮派文化产生的根源，但人性中的自私性是顽固的，改造起来极不容易，仅凭官僚自律和体制内的约束是不够的。用这样的方法来改造官僚的自私性，虽然蕴含了儒、释、道等传统主流文化的精华，但对官僚自私性改造并不具备普适性。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和尚、道士的修行得道法则往官僚身上的移植。虽然充分考虑了人性之善的自我激发，但环境对人的影响却严重考虑不足。和尚、道士修行悟道是在隔断物质干扰的环境下的，官僚却要时刻面临利益的诱惑。这也是尧舜之路和高僧大德之路的区别，高僧大德历代不断而古往今来成为尧舜的官员寥寥无几的原因。体制内的约束也不能控制官僚人性中的自私性。相反，如果上梁不正，还会引发多米勒骨牌效应。

第三，以科举为国家录用人才的渠道和体制内考察的官员的擢升机制，对于国家的人才建设和防范官场帮派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也给官场帮派文化的产生预留了后门。因为，科举制度只能考出官员的智商，却很难考出官员的德能。容易使那些德行不端、动机不纯的人混入官场。而体制内的考察制度，又恰恰是非道义投靠和暗箱操作的温床。赵高（秦朝）、李斯（秦朝）、董卓（汉朝）、黄皓（三国）、阮佃夫（南北朝）、杨素（隋朝）、李林甫（唐朝） 、秦桧（宋朝） 、李鸿章（清朝）等朝中大奸大恶，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或类似于科举的途径入仕为官的，最后都成为亡国的官场帮派大佬。李斯的小篆、秦桧的宋体，还在中国书法史上起到过革命性的作用，但照样无法遮掩科举录用制度和体制内考察官吏的擢升机制在千年吏治中暴露出来的缺陷。

第四，官场帮派文化坐大的过程，是官权逐步控制国家枪杆子，继而控制国家钱袋子和笔杆子的过程。控制枪杆子是前提，控制钱袋子是目的，控制笔杆子是为了欺世，蒙骗社会。什么时候，君强臣弱，则王权牢固，政权的本质属性能够体现。什么时候君弱臣强，那么，官场帮派文化就特别容易坐大，失去约束的官权必然泛滥成灾，加速社会两级分化，导致社会崩溃，政权易主。而如何巩固王权，抑制官权，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能级管理方式。而这种换汤不换药的管理方式又恰恰形成了王权对官权的依赖，很难实现王权与民权的直接联通。而王权一旦与民权脱钩，那么，王权就失去了支持力量。相反，倒是官权很容易直通民权，利用和欺骗老百姓。这样，时间越长，就越不利于王权的壮大和巩固。

数千年来，防范官场帮派文化这一重要的吏治课题从来就没有终止过也没有彻底解决。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接力下功夫才能攻破的难题。

六、共产党人是防范官场帮派文化的典范

直到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防范官场帮派文化才取得了质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一路与官场帮派文化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至今为止的历次党内路线斗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与官场帮派文化的斗争，只是没有明确写进党史罢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尚未夺取全国政权时与王明、张国焘的斗争，还是建立政权后粉碎林彪集团的分裂阴谋，都是与官场帮派文化斗争的表现，而且惊心动魄。但无论斗争如何激烈惊险，都能取得胜利，原因何在？

一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己任何私利的政党。不但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不变性质宗旨，也明确执政为公为民的政权性质。有了它，任何人想搞官场帮派文化，想把政权异化为自己的谋私工具，迎面就是一道很难穿越过去的厚厚的“城墙”。

二是确立了党权的绝对权威。党指挥枪，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僭越的政治高压线。谁想搞官场帮派文化，谁就会碰触到这要高压线，谁都会要掂量其高危风险。

三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第一次从根本上实现了政权性质与社会制度的高度统一。为广泛的培养官员的为公意识，国家意识等抑私扬公的官德提供了充分条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性改造。

四是建立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组织人事制度。并辅以群众评议、组织考察、岗位锻炼、择优录用的方法选人用人，从源头上有效阻断了官场帮派文化产生的途径。

五是建立了党员干部的政治伦理。党员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对于党内不正之风，群众可以逐级也可以越级举报。这等于是挖了官场帮派文化的祖坟。

六是明确了党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八条 ：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组织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参加秘密集团或者参加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第四十九条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政治生态恶化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对于官场帮派文化给予了精准对号入座的处置。

七是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和全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贯通党的主张，人民的主张。

八是注重党员干部的培养教育。经常性地有组织地重温延安窑洞里经天纬地的“周期率”谈话，常敲亘古烁今的“两个务必”警钟。教育党员干部，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永葆本色。

如此等等，这一系列前无古人的伟大跃升，不但改变了数千年来老百姓在政治、政权面前的被动性，同时，也深刻地冲击着千百年来顽固地驻扎在人体内的自私性。既继承和发展了历数千年的政治文明基本骨架，又弥补了这个历数千年政权骨架中防止官场帮派文化的制度性缺陷和文化上滞后，开拓出了空前清明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腾空而起，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所有领域，创造了惊世骇俗的旷世成就。从防范官场帮派文化，避免历史的腥风血雨来看，更赋予了当代和未来永恒的启示，特别需要我们珍惜、坚持和发扬。

那么至此，官场帮派文化这一历史毒瘤是不是已经切除了呢？不是。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讲话指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习总书记的话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同时，也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警惕和打击官场帮派文化。

 

（作者系中共党员、军转干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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