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启：在希望的田野上育先机开新局的重大战略 ——关于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历史过程中，农村的资源要素如果长期单方向超量流进城市，就会造成城乡发展严重失衡，既造成城市“营养”过剩的种种“城市病”，又造成农村“营养”不良的种种“农村病”，由此埋下很多风险隐患、引发很多矛盾挑战。

 

党的十九大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深刻把握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态势，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郑重写进党章。这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内涵和突出标志，是实现城乡和谐共生、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新起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顺应全体人民特别是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支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提出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新思想，作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部署。这是育先机开新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战略部署。在决战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小康转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点，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什么是乡村振兴、怎样实现乡村振兴等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一、乡村振兴的提出

 

（一）从针对的问题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广大人民对城市乡村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亿万农民对美好的乡村生活的需要更是日益增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美好乡村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来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城乡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仍然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问题的病根，是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突出特征。现在，国际国内有些人只看到中国不断崛起的城市高楼大厦和不断刷新的综合实力数据，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往往忽视了广大农村的相对落后甚至相当落后。实际上，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不少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相对衰落的现象，有的表现为“五种衰相”：一是，农村很多优秀青少年考到城市求学就业，很多青壮年找到城市打工谋生、经商创业，很多教师医生干部文化人转到城市工作、发展，农村的中坚力量超量流失，导致人员留守化、人口老龄化、家庭空巢化、村庄空心化、整体素质弱化的人气萧条的氛围，这是“人衰”现象。二是，农村不少耕地撂荒废弃无人耕种，二三产业零散弱小不成体系，传统手工业和精湛技艺往往后继无人、面临失传，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事业也处于撤并收缩状态，农村各业受自然、市场因素的不利影响较大而生存艰难，这是“业衰”现象。三是，不少农村山河破碎、水土流失，垃圾随风吹、污水随地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有的乱占土地、乱建农房，有的院子生杂草、门锁房屋空，村容不整、村貌破旧，这是“形衰”现象。四是，不少农村优秀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失效，不孝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约、不睦邻里等现象增多，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封建迷信死灰复燃，乡土社会的亲情乡情淡化、集体意识弱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普遍存在，认为“农村就是差，城市就是好”、“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很正常，对乡村的价值自信严重不足，这是“神衰”现象。五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干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有的干部作风不正、优亲厚友、甚至对惠农资金“雁过拔毛”，另外，村霸行霸、宗族恶势力、黑恶势力时常横行乡里，这是“治衰”现象。经过新农村建设的多年努力，广大农村在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生活水平、社会治理、村容村貌等方面进步明显，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五个亟待”：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要解决“买得不放心”的问题；农民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亟待建设，要解决“谁来种地创业”的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欠账不少，农村整体面貌亟待提升，要解决“城乡待遇不平等”的问题；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城乡之间要素产品平等交流机制亟待健全，要解决“资源配置落差悬殊”的问题；农村基层党建存在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加强，要解决“治理乱象”的问题。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必须从国家层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上城乡结构中的短板，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

 

再从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看。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不平衡发展、农村不充分发展，在城市农村总体上都得到发展的同时，市民和农民都有不少各自的烦心事、不满意，城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城镇居民对农产品量的需求已经得到较好满足，但对农产品质的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满足。他们不仅要求农村提供充足的、安全的、质量好的农产品，而且要求农村提供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等生态产品，以及农耕文化、乡愁寄托等精神产品。他们不仅需要发达完善的现代城市生活，而且需要不是过度拥挤而是密度适宜的生活空间，不是高度紧张而是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农村居民不仅要求农业得到发展，而且要求农村经济得到全面繁荣，能够在家门口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使农村既能放得下他们的“灵魂”（能顾家能安心），又能放得下他们的“肉体”（有事做有饭吃）。他们不仅想要跟城里人一样，也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公共服务、可靠的社会保障、丰富的文化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现代生活，而且还要山青水秀天蓝地绿、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家庭完整幸福美满的乡村生活。要顺应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要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还要做到“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朝着城乡人民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

 

（二）从面临的形势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始终坚持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是重要原因。我们党历来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是因为抓住了农本才实现了重大突破和持续发展，可以说，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是我们党革命立国、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发展和安全形势。我们要在国际国内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应变局、开新局，就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新平台、提供新动能；只靠城市引擎、只靠国际循环是靠不住的，要靠城市乡村两个引擎、国际国内两个循环才行。

 

从国际形势来看，我们要维护国家粮食主权、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提高引领时代潮流的能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经济全球化受到冲击，国际经济大循环受到很大影响，国际贸易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明显。我国作为14亿人口大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需求仍将刚性增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大国竞争，农业是底牌，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都没有农业软肋，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我国的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只有振兴乡村、发展农业、保障粮食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主动权。靠向别人买饭吃、讨饭吃是靠不住的，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逐渐弱化农业生产能力，就会被“卡脖子”，我们反对霸权主义欺凌就缺乏底气。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工业的国际市场面临很大挑战，必须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增强农村活力、促进城乡循环、扩大国内市场。另外，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积累了大量全球性问题，造成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城市规模急剧膨胀、乡村普遍走向衰退、城市出现大片贫民窟，长期处在陷阱中痛苦挣扎，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我们要维护国家粮食主权，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农业农村底板，我们要适应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我们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败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都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度己度人、做好自己、兼济天下。

 

再从国内形势来看，我们要顺利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长期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进入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是，粗放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约束增大，劳动力成本上升，产能过剩的矛盾突出，经济循环不畅问题在全球疫情冲击下明显加重，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实体经济经营困难，那些玩“钱生钱”游戏的人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增多，这样，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就遇到了空间收紧的“瓶颈”。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迈进高收入发展阶段，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就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入城市要素在乡村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以高质量的新供给满足城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打开广阔天地。另外，我们党成立后，为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在革命年代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团结农民形成了革命的主力军、建立了新中国；在建设年代依靠农业支援工业，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工业化雄厚基础；在改革年代依靠农民服务市民，利用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快速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我国亿万农民为红色政权、为工业化、为城市化，既作出了巨大贡献，又付出了巨大牺牲。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处理总体上是正确有效的，同时，也曾由于取的多、给的少而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当年的人民公社发生解体，致使如今的农业成为“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成为全面小康的短板，甚至发生过征地拆迁等问题上的群体性事件，形成了比较突出的工农城乡矛盾。面对这种形势，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塑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推动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高代价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向工业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乡村融合发展、市民农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转型升级。这样，才能在国内站稳脚跟，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三）从奋斗的目标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百年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也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乡村是中华民族的根，根深才能叶茂，可以说，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民族复兴。有人认为，只要城市搞好了，大量农民进城了，“三农”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有人认为，“三农”对GDP和财政贡献小，不如工业和城市建设项目来钱快；有人认为，农业连年丰收，农民连续增收，农村也比较稳定，“三农”工作可以放一放。结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战略地位”变成了“略占一点地位”。这些认识和做法，在工业化、城市化到了中后期就显得目光短浅、思想僵化、缺乏担当。

 

从“双轮驱动”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才有城市乡村和谐共生的全面现代化。人类历史上，农村和城市很像母子关系，城市从农村母体分化出来以后不断成长，形成越来越发达的城市文明，但始终离不开农村的哺育、离不开农村要素和产品的持续输入，农村得到城市的反哺（不管是自发的逆城市化潮流还是自觉的乡村振兴运动）也会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城市、农村都有各自的功能、无法相互替代，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命脉相通、命运与共，日益结成城乡命运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阶段，如果城市超量汲取农村资源、农村肌体“失血”过多，就会造成城市急剧膨胀、农村普遍衰败，就会在农村形成一系列“农村病”：人烟稀少、人口老化、村庄破败、百业萧条、传统流失、治理失措、秩序紊乱、生活孤苦艰难等，又在城市形成一系列“城市病”：人口过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竞争失范、冲突加剧、犯罪上升、危机频发、生活品质下降等。到了现代化进程的更高阶段，人类面对这种久治不愈的并发症，必然要转变城市化“一根筋”的发展思路，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把城市、乡村作为完整的社会有机体，打破城乡分割、消解城乡落差，实行城乡一体、平等交流、融合发展，相互提供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用城市的理念和要素治“农村病”，用农村的空间和生态治“城市病”，让“贫血”的农村获得“造血”机能，让紧张而失调的城市得到调理，达到城乡互促互进、共同繁荣，推动城乡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提出“两个客观规律”的论断，他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农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共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如果不搞乡村振兴，不搞城乡融合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还是靠粗放发展方式低质量地有增长无发展，“三农”工作只是停留在农业只抓粮食、农民只保增收、农村只求稳定这种较低的水平上，到头来“一边是繁华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既不符合“两个客观规律”，也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不符合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种片面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不能成功的，只有实行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才能最终实现城乡共生的全面现代化。我们党通过创建农村根据地，打开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后来又通过农村改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应该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创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从“五位一体”来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才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全面现代化。其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变农业大国为农业强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其二，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和生态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生态是乡村发展的最大优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修复保护，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让美丽乡村成为美丽中国的底色。其三，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焕发乡风文明的新气象，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四，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尊重农民民主权利和首创精神，加强农村法治和德治，确保农村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五，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关乎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乎社会和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增进农民福祉，让亿万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四）从具备的条件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继往开来的必然要求。中华农耕文明曾在人类历史上长期领先，但进入近代以后，受世界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开始走向衰落。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初步探索，开展了以梁漱溟的山东邹平试验和晏阳初的河北定县试验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由于只靠生产要素的改良、不搞社会制度的革命，结果只有一头热、农民不积极、路没走下去。我们党成立以后把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一直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进行农村根据地建设，农民获得翻身解放，爆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展互助合作、建立人民公社、发展集体经济，大修农田水利、大搞粮食生产、兴办教育医疗、创办社队企业，初步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面貌，有力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小康村，到大批农民工进城打工、支撑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再到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党的“三农”工作必然要适应新时代提出新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党对以往“三农”工作的继承和发展，是在乡村建设长期探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具备良好的实施条件，必须顺势而为、接续奋斗，满怀信心地开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

 

从现有基础来看，具备四大基础，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一是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追求人类解放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三农”思想，比如，马克思提出通过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工农城乡融合发展最终消灭工农城乡差别，列宁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引导个体农民通过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工农联盟、城乡兼顾、农民合作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全面发展，邓小平提出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农村的改革发展要有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两次飞跃”，江泽民提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村经济、以宏观调控保护和扶持农业，胡锦涛提出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存在从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两个趋向”、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三农”工作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二是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三农”工作，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切实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坚持立足国内保证自给的方针、牢牢把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坚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坚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加快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坚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扎实推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这些开创性重大政策举措，推动“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发生历史性变革。三是物质基础：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对农业农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城镇化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化、城镇化受到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工商资本、金融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市民生活消费需要提升拓展，“三农”工作遇到大量有利的环境因素。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恶化得到初步遏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生长，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四是经验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新世纪初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大地上已经涌现出上万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典型，实现了经济强盛、生活富裕、环境优美、村风文明、干群和谐。比如，黑龙江的兴十四村，吉林的红嘴村，北京的韩村河、窦店村，河北的周家庄，河南的南街村、刘庄村，陕西的袁家村，山西的皇城村，山东的南山村、沈泉村，江苏的华西村、蒋巷村，浙江的滕头村、航民村，江西的进顺村，湖北的洪林村，四川的宝山村，广东的崖口村，等等。他们的共同经验是“四个有”，有一个为民务实的好书记和团结奋进的党组织，有一套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合作发展、共同富裕为主导、多种分配灵活结合的体制机制，有一条一二三产业递次推进融合发展、面向市场及时转型升级的产业发展道路，有一套以人民幸福为目的、党务村务业务交叉融合、昨天今天明天接续奋斗、生产生活生态统筹兼顾的乡村整体运行模式。另外，乡村振兴是工业化城市化以来人类面临的世界性课题，一些发达国家在我们前面都走过农业农村从衰败到复兴的历史过程，积累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参考。比如，德国重视开发乡村多种价值、实行美丽村镇一体化建设，荷兰推行农业集约化、发展设施农业和创意农业，美国制定法律保障和扶持农业、发展规模化专业化农场，日本依靠各地资源发展“一村一品”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充分发挥综合农协的服务作用，韩国掀起由政府主导的激发农民生活希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综合发展一二三产业的新村运动。可见，乡村振兴具有丰富的理论作基础、扎实的实践作基础、雄厚的物质作基础、成功的经验作基础。

 

从独特优势来看，具备四大优势，乡村振兴大有希望。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拉美、南亚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和自身的基本国情，没能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农业农村发展都跟不上过快的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制、大量农民没有土地，农业又被国际大资本垄断，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被资本排挤出来的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找不到工作，农村又回不去了，结果聚在一起，形成问题丛生的城市贫民窟，最后，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陷入难以自拔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发展中大国，具有实现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一是政治优势：有习近平总书记的把舵定向，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各级党委政府的贯彻落实，有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有亿万农民的积极奋斗，乡村振兴具有根本政治保障。习近平同志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梁家河到中南海，在农村亲身跟农民一起苦干过多年，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长期主抓或分管“三农”工作，对中国的农情国情有透彻了解，对“三农”有深厚感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梁家河、正定、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工作）和大量的理论成果（《摆脱贫困》《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等论文著作），乡村振兴的“三农梦”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始终萦绕心头，由他作为政治核心领导我们振兴乡村，实现乡村振兴一定大有希望。二是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双层经营体制不断完善，乡村振兴具有可靠制度保障。三是文化优势：优秀农耕文明源远流长，中国人寻根溯源的人文情怀、回报家乡的游子情感、亲近自然的乡村情结历久弥深，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一个也不能掉队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导引领，加上现代城市文明辐射融汇，乡村振兴具有深厚文化土壤。四是市场优势：亿万农民殷切期盼改变命运、建设家乡、就近就地就业创业，14亿城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和生态宜居的乡村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城乡循环必将加强，乡村振兴具有旺盛的市场需求。

 

总之，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针对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要求我们以更大的决心迎难而上，奋斗的目标和具备的条件要求我们以更强的信心顺势而为，努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全面现代化的新局面。这就要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刻认识什么是乡村振兴、怎样实现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思想对此作出了全面回答，可以概括为“三总”“五振兴”、“七路”“一保证”，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遵循。

 

二、乡村振兴的理论

 

（一）总方针、总要求、总目标：“三总”阐明乡村振兴的内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概括，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这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根据问题导向，集中阐明了乡村振兴的内涵，回答了“什么是乡村振兴”。

 

根据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导向，新时代要实现城乡之间均衡发展，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个乡村振兴的总方针。坚持这个总方针，就要采用超常规措施：把乡村振兴变成一把手工程，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从政治上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进一步理顺工农城乡关系，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从政策上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由此，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不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在工农城乡一起抓的同时，显著缩小工农城乡差距，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个“三让”，实际上就是农业农村是否得到优先发展、乡村振兴是否正在推进的一个重要检验标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个总方针，意味着从城乡关系上要进一步落实“三农”工作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而不是让“三农”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在工作全局中经常排不上号。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做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新时代的一个新作为，不能身体已进入新时代，头脑和行动还停留在旧习惯上。

 

根据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导向，新时代要实现农村充分发展，必须坚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个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本世纪初，我国刚刚实现总体小康，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我们党就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这在当时是符合实际的。现在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农业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农民群众有更高的期待，需要对农业农村发展提出更高要求。这个“更高要求”实际上就是从不充分发展转向充分发展的要求，即新的“五句话二十字”总要求。第一句：产业兴旺，这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反映了农业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到质量不优的变化，反映了农业农村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的新要求。当年，继家庭承包解决温饱之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我国工业化的第二战场，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为农民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就业增收新领域。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乡村坚定不移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道路，依靠集体积累、适应市场变化，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不断做大做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脱颖而出，成了村强民富环境美的“强富美”明星村；而大部分乡村随着乡镇企业改制、集中布局、土地管理收紧，而使集体经济和二三产业陷入困境和衰退，一产农业也普遍萎缩成“老人农业”和种养业，大量青壮年农民无法在本地就业而被迫离乡背井、进城打工，形成“城市发展热、农村发展冷”的巨大反差。要改变这种局面，让农民安居乐业，必须由种养式的传统小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大农业、大产业全面提升，让产业兴旺托起乡村振兴。第二句：生态宜居，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反映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质的提升，体现了广大农民对建设美丽家园的追求。随着我国农业从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透支和环境超载问题充分暴露，农业必须转向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农民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之后，对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发展那些吸引城市消费者的休闲旅游养老等新产业，单是村容整洁已经不够了，还要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舒适的居住条件。第三句：乡风文明，这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从新农村建设要求的“乡风文明”到乡村振兴要求的“乡风文明”，除了要继续开展移风易俗，抵制腐朽的陈规陋习，还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以传承和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为途径重建乡村文化自信，提振广大农民投身乡村振兴的精气神。第四句：治理有效，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反映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既要让农村充满活力又要让农村和谐有序。随着城乡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动的增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复杂化，乡村熟人社会变成半生半熟社会，仅靠村民自治中的管理民主已经不够了，只讲情不讲法、只讲利不讲德显然治不好乡村，必须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做到治理有效。第五句：生活富裕，这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要提高家庭收入水平，而且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整体生活质量，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坚持新的“五句话二十字”总要求，意味着在“三农”领域内要全面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而不是只停留在“农业有粮就行、农民增收就行、农村稳定就行”的过去时，要告别乡村“留守”时代、进入乡村振兴时代。

 

根据我国农村现代化长期落后于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导向，新时代要在全面小康基础上实现全面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乡村振兴的总目标。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我国农业现代化经过长期努力已取得长足进步（到2019年，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超7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58%，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都超世界平均水平，农产品供应极大丰富），但农村现代化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还有相当大差距。乡村振兴不但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且要实现农村现代化，要把农业农村一体现代化作为乡村振兴总目标。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的同步安排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意味着在从全面小康到全面现代化的全过程，都要始终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而不是搞“热闹一阵子”的“烂尾工程”。

 

如果说“三总”是按照系统思维对“什么是乡村振兴”作了总体性的回答（乡村振兴就是要做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振兴就是要做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就是要做到农业农村一体现代化），那么，“五振兴”则是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思路对“什么是乡村振兴”作了针对性的回答（乡村振兴就是要着力做到农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二）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振兴”阐明乡村振兴的着力点。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在内的全面振兴”。长期以来，城乡失衡、乡村不振最突出的不振就是产业不振、人才不振、文化不振、生态不振、组织不振，严重的还表现为“人衰”、“业衰”、“形衰”、“神衰”、“治衰”五种现象。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产业是经济基础，人才是第一资源，文化是活的灵魂，生态是最大优势，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瞄准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也就找到了乡村不振的痛点、要害，找到了乡村振兴的发力点、突破口；实现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也就树起了乡村振兴的五大支柱，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也就有了抓手，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也就有了头绪，落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也就有了保障。

 

什么是乡村产业振兴？一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力，加快农业现代化；二是提高整个农村的综合生产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具体来说，一是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农田水利、农机农技、经营管理、农业智能化水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整体素质，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二是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为着力点，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以就地就近就业创业为导向，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分级包装、仓储物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业，大力培育休闲农业、文创农业、乡村共享经济、农业产业园、田园综合体、“农字号”特色小镇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发展壮大农村产业体系。总之，乡村产业振兴就是由单调的小农业向综合的大农业提升、由作为一产的大农业向三产融合的大产业扩展。

 

什么是乡村人才振兴？一是造就更多本土人才，二是汇聚更多外来人才。具体来说，一是拓宽农村选拔吸纳干部人才渠道，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干部队伍（“一懂两爱”），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大力培育一代爱农业、懂技术、懂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专业人才服务保障能力（“一爱两懂”）。二是鼓励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企业家等返乡回村创业就业，全面建立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挂职、兼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以乡情乡愁为纽带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和服务乡村振兴事业。总之，乡村人才振兴就是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什么是乡村文化振兴？一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二是传承和创新优秀农耕文化。具体说来，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二是立足乡村文明，吸收城市文明和外来文明成果，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传承和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总之，乡村文化振兴就是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赋予乡村生活以价值感、幸福感、快乐感，激发人们愿意留在乡村生活、愿意到乡村消费的“乡愁”情结，不断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自信和文明程度。

 

什么是乡村生态振兴？一是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二是保护修复农村生态系统。具体来说，一是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建立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与管护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二是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总之，乡村生态振兴就是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加快转变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建设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实现百姓富而又生态美。

 

什么是乡村组织振兴？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二是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三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体来说，一是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稳妥有序处置不合格党员。二是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推动村党组织书记通过选举担任村委会主任，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形成民事民议民办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开展村民小组自治，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三是发展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股份合作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和权利。总之，乡村组织振兴就是健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组织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就是靠各种组织把一家一户做不到的事情做起来，确保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乡村振兴“三总”“五振兴”集中回答了什么是乡村振兴，那么怎样实现乡村振兴？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个伟大创举。我国乡村振兴的路怎么走，只能立足我们的国情农情，根据我们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靠我们自己去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七路”“一保证”，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

 

（三）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七路”指明乡村振兴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并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2018年9月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对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作了进一步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七路”，是对乡村振兴实践中如何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规模经营与小农经营、增产导向与提质导向、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村民自治与法治德治、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的科学回答。

 

第一，“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城镇化应该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不能以农业萎缩、乡村凋敝为代价。但是，长期以来，城乡要素流动机制存在缺陷，存在不平等交换。如果乡村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一直单向外流，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如果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直投入不足，长期保持最直观最不公的城乡差距，乡村振兴就是一句空话。所以，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重塑工农城乡关系，由主要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撑城市、农民服务市民转向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实现城镇与乡村双轮驱动、相得益彰。从市场要素来看，要抓住“人、地、钱”关键要素，破除障碍、疏通渠道，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要打好“乡情牌”、“乡愁牌”，促进各路人才“上山下乡”投身乡村振兴，让农村的机会吸引人、让农村的环境留住人特别是年轻人；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解决土地增值收益长期“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问题，破解“农村的地自己用不上、用不好”的困局；要引导好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性，同时设立必要的“防火墙”，防止其侵犯农民和村集体利益。从政府投入来看，要促进公共资源城乡均衡配置。要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推动路田水电气网等农村基础设施提挡升级；要加快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下乡，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放心，让留在家乡建设乡村的留得安心，让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断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农民对乡村振兴的信心。

 

第二，“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农村改革确立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重“分”轻“统”的倾向既不利于提高农业规模效益，又不利于促进共同富裕，也不利于保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农村要素流失导致空心化的重要经济原因。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也就是通过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培育各种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形成小农经营和规模经营相结合的新型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而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又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面对“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必须将规模经营与小农经营联结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一方面，要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规模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多种形式股份合作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提升小农户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小农户抗风险能力，扶持小农户拓展增收空间，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第三，“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长期以来，为配合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农村主要是搞农业，搞农业主要是盯产量，结果，农村产业单一，农业综合效益低、丰产也难丰收，农村经济效益差、农民主要靠外出打工增收致富，这也是很多农村空心化衰败化的重要经济原因。现在情况变了，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结构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很多大宗农产品总量过剩、价格下降，老路已经走不下去了。要实现乡村振兴，做到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实现农业由总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尽快实现乡村经济由单一性到多元化的转变，走质量兴农之路。质量兴农的前提是，守住耕地红线，建设好高标准农田，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证粮食生产能力和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质量兴农的途径，一是农业要突出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使农产品既要产得好、让消费者放心满意，又要卖得好、让生产者卖出好价钱，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上做足文章；二是农村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重新审视和开发利用乡村多重价值，在农村广阔天地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养生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农民就业增收打开新空间，在提高农村综合效益上做足文章。

 

第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导向之下，农业过度占地、过度耗水、过度种养、过度捕捞、过度放牧等现象大量存在，化肥农药农膜过度投入以及作物秸秆、禽畜粪便、废弃农资、垃圾污水等过度产生公害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加上农村矿产等资源的过量开采、工业污染的随意排放和城市垃圾的非法下乡，造成农村自然资源的透支、环境污染的加剧、生态系统的失衡、生活质量的下降。这种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挥乡村固有的生态优势，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正确处理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做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一方面，秉持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念，健全以绿色低碳循环为导向的农业支持体系、农业产业体系，切实改变农业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另一方面，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将乡村生态优势变为生态经济优势，让生态农业、养生养老、富氧运动、乡村旅游、生态教育等美丽经济红火起来，让生态变成摇钱树，让乡村变成聚宝盆。

 

第五，“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园，乡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精神追求。长期以来，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对传统的乡土文化造成强烈冲击，既淘汰了某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习惯，又打击了人们对乡土社会的信心，乡土文化吸引力的明显减弱助推了乡村人才和资源的大量外流。要实现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要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让优秀乡村文化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从城市现代文化下乡来看，要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贴近农民，推出具有浓郁乡村特色、充满正能量、深受农民欢迎的文艺作品；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制定政策引导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志愿者投身乡村文化建设；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有效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从乡村传统文化提升来看，要深入挖掘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观念，充分发挥其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作用；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开展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把悠久的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形成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加油鼓劲的新时代乡村文化。

 

第六，“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以后扩大了家庭经营自主权，随之解散了人民公社、建立了村委会，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利益分化加剧、人员流动加快、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出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村干部霸道和腐败问题，“三留守”问题，陈规陋习盛行问题，利益纠纷增加问题，宗族恶势力和黑恶势力横行乡里问题等一系列治理难题，单纯的村民自治已经不够了。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把村民自治与法治德治结合起来，走乡村善治之路，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一方面，要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创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推行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推动村民自治重心下移，丰富基层民主协商形式，让农民自己议事、办事、管事。另一方面，根据当前乡村人员流动频繁、熟人社会底色还在的特征，既要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把政府工作、干部办事、群众诉求纳入法治化轨道，又要强化道德教化，引导农民爱党爱国、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让法治德治相互补充、形成合力。

 

第七，“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长期以来，我们实行鼓励部分先富、带动共同富裕的政策，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又面临着扶贫脱贫的艰巨任务，既要如期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又要持续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应该也有条件做到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扶贫脱贫的关键是找准路子。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又要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不但要通过精准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而且要通过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帮扶相对贫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存在千年的绝对贫困将被消除，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时候，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当中统筹安排。

 

只有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规模经营与小农经营、增产导向与提质导向、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村民自治与法治德治、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才能实现乡村振兴美好蓝图。能不能在实践中走好走通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领路人至关重要。党是乡村振兴的领路人，做好“三农”工作，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政治保证。

 

（四）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一保证”指明乡村振兴的最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性和针对性。当前党领导“三农”工作的体制机制、干部队伍、农村基层组织还不能很好适应乡村振兴的形势和任务。一些地方，眼睛只盯着工业化城市化，对党管农村重要性的认识淡漠了，党管农村的原则放松了、力度削弱了；干部中愿做农村工作的少了、会做农村工作的更少了，不少干部对农业农村的情况不够了解、对农民的感情不深，有的讲不出农业农村的内行话、听不懂农民的话，一些新上任的领导干部没有“三农”工作经历，缺乏领导农村工作本领；有的乡村党组织软弱涣散、虚化弱化边缘化，在群众中缺乏威信、缺乏领导力。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必须确保党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做到党领导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有力、规划引领有力、法规法治有力、工作队伍有力。

 

做到体制机制有力，就是要完善党管农村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完善领导体制，就是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县委书记当好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完善工作机制，就是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各部门主动对表、各司其职，强化资源支持和制度供给，形成乡村振兴的工作合力，省级党委政府每年要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乡村振兴进展情况，要进行市县党政领导推进乡村振兴的实绩考核。

 

做到规划引领有力，就是要科学制定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国家乡村振兴“一五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工作重点、政策措施，部署若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各地区各部门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根据各地发展程度和地域差异，规划乡村振兴要梯次推进（发达地区和集体强村、一般地区和普通乡村、落后地区和特困乡村）、分类推进（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村庄）、分阶段推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分步实施，久久为功），不搞齐步走，不搞一刀切，防止刮风搞运动。

 

做到法规法治有力，就是要强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治对乡村振兴的保障。通过制定和执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通过制定和执行乡村振兴促进法等国家法律，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在规划编制、项目安排、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方面，提高法治化水平。

 

做到工作队伍有力，就是要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要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基本要求来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懂“三农”工作、会抓“三农”工作，分管领导更要成为“三农”工作行家里手，把到农村一线工作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实施农村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出第一书记，注重吸引高校毕业生、农民工、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到村任职，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力度。“三农”工作队伍给不给力，不仅要体现在选优配强上，更要体现在方法作风上，党员干部要引领乡村振兴，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从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起，让广大农民产生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一起奋斗的实践中形成了群众对党员干部的充分信任和高度信赖，就会持续地调动起广大农民和社会各方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三最”为切入点形成“三感”与“三性”之间的闭环，形成乡村振兴的深厚伟力和不竭动力。

 

从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的理论已经开始化作中国大地上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三年来的乡村振兴实践，取得了哪些实践进展，涌现了哪些实践案例？又存在哪些实践误区，如何把好实践方向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的这些实践问题需要在乡村振兴的理论指导下深入研究，推动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

 

三、乡村振兴的实践

 

（一）进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加快搭建、重点工作全面展开。

 

首先是开局良好，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和重大工程支撑加快搭建。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对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顶层设计。2019年9月，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从制度机制上把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到“三农”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2018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印发以后，省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全部出台，大部分市县出台了地方性规划或方案，江苏、广东等省的村庄规划编制基本完成，上下衔接的规划体系初步形成。2019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配套政策文件，推动城乡要素和公共资源向农村优先配置，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加快构建。2019年6月，中央农办印发《关于建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制度的意见》，并对各地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情况进行了首次督查，较真碰硬的考核制度初显成效。此外，围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启动实施了一批重大工程，如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创新、现代种业、动植物保护等能力提升工程，深入实施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增强了乡村振兴的支撑能力。以上责任体系、规划体系、政策体系、考核体系、重大工程体系加快构建起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

 

其次是起步稳健，乡村振兴“一五规划”中的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兴旺方面，现代农业根基进一步巩固，乡村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质量兴农的态势逐步显现。粮食产能稳稳地站在1.3万亿斤的台阶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国际粮食安全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达到95%以上。家庭农场超76万家，农民合作社达220万家，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近9万家，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超37万个，规模经营稳步发展，小农经营加快融入现代农业轨道。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做精做深，加工转化率接近68%，农村卖原料、城市搞加工的格局正在改变。电子商务和休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旅游每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大量催生。各级各类农业科技园、农业产业园是继工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之后各地经济发展新引擎。生态宜居方面，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呈献新面貌。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回归绿色本源，农业用水总量得到稳定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保持负增长，作物秸秆、禽畜粪污利用率达到85%和74%，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加快推广，累计认证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4.3万个。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90%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美丽乡村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农村生态环境也在不断优化，重度污染耕地得到有效管控，“绿水青山”正在成为美丽中国主色调。乡风文明方面，乡村文化日渐繁荣，农民精神生活呈献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打造了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保护传承优秀乡村文化的力度明显加强，年画、剪纸、染织等近千个代表性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传统村落、民族特色村寨达到6819个和1057个。乡村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文化阵地日益完善，为基层农村放映公益电影、配送戏曲、举办文艺活动、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举办乡村春晚，建成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近55万个，为农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有效方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基本建立，农村社会和谐有序。选派23万名驻村第一书记，整顿提升软弱涣散村党组织4.47万个，全面推行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断增强。村民自治不断深化，村委会的特别法人地位得以确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全覆盖，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全面落实。红白理事会普遍建立，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的风气渐浓，农民人情费支出明显减轻，移风易俗由“软任务”变成红黑板管理下的“硬约束”。生活富裕方面，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农村民生明显改善，全面小康胜利在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挡升级，新建改建“四好农村路”25.4万公里，新一轮农村电网加快改造，加强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农民生活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标扩面，乡村办学条件、师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乡村两级医疗机构人员“空白点”基本消除，农村留守人员关爱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脱贫攻坚即将全面胜利，“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基本解决，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年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了开局良好、起步稳健的实践进展，总体状况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这些进展离不开全国各地创造性的实践探索。各地按照乡村振兴的理论指导，结合实际积极落实工作部署，涌现出一大批乡村振兴的实践案例。我们按照东部、中部、西部，省级、县级、村级的顺序评述其中的三个案例。

 

（二）案例：各地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各具特色的案例经验值得参考。

 

1.省级案例：浙江省。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三农”思想重要萌发地、“两山”理论诞生地、美丽乡村建设重要发源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后，浙江以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为统领，着力构建乡村振兴五大体系（领导体系、指标体系、创建体系、建设体系、保障体系），来深入推进城乡融合、统筹推进五大振兴。

 

浙江把党管农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建立健全“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组织实施”的领导体系，明确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压实一线指挥部的责任，落实农村基层党建“浙江二十条”。浙江把高质量规划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先手棋”，按照打造乡村振兴排头兵的目标，设定“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五年目标、年度目标，立起乡村振兴指挥棒，每年都分解任务、挂图作战、对账销号。浙江把创新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探索实践、先行先试，包括：启动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探索实施“新千万工程”（千个乡村振兴精品村、万个美丽乡村景区村）；启动数字乡村建设行动，探索乡村智慧服务；实施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探索减缓相对贫困体制机制；全面开展美丽城镇建设，打造小城镇连城带村战略支点，探索“四化同步”的城乡融合发展。还包括：加快推动从单村发展向联村抱团、县域市域省域一体谋划一体打造一体提升，探索推进城乡均衡型的德清模式、都市辐射型的杭州萧山模式、小县大城型的丽水云和模式、乡镇带动型的嘉兴姚庄模式、村域集聚型的东阳花园模式这五大模式，涌现出了衢州市乡村振兴示范带、淳安县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安吉县鲁家村生态富民、丽水市下南山古村落复兴、绍兴市闲置农房激活等一大批乡村振兴新做法。浙江还把破解“人、地、钱”难点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坚持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相结合，大力推进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乡村、乡贤回乡村，实施农村指导员、科技特派员、驻镇规划师等制度，构建“人往农村走、钱往农村投、政策往农村倾斜”的格局，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

 

2.县级案例：安徽岳西县。县一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既要指挥、又要实干，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各地立足实际、尊重规律，探索五大振兴的实践路径，例如，南京江宁以高质量城乡融合促进全域乡村振兴，江西婺源通过规划先行、农旅融合带动乡村振兴，广西横县围绕“一朵茉莉花”延伸产业链、发展产业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河南林州大力回引外出人才、提升乡土人才、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吉林梅河口坚持铸魂与塑形并重，走出了一条文化先行的乡村振兴路，山东莱西抓组织重构、以组织振兴统领乡村全面振兴，安徽岳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打造乡村振兴全省样板。

 

位于大别山区的革命老区岳西县，上世纪80、90年代，村民普遍靠上山砍树贩木为生，但粗放的“靠山吃山”发展之路越走越窄，一来市场上新型建材不断取代传统木材，二来青山不断变成秃山，泥石流等灾害频发，结果贫困人口达到70%，很多村民被迫外出打工。坐吃山空的路子注定走不下去，本世纪初开始，岳西确立“生态立县”战略，大力推行造林护林、流域治理、污染防治，大力发展高山蔬菜、茶桑果药等优质高效生态产业，探索绿色的“靠山吃山”发展之路，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岳西大打生态牌，吸引了大批返乡创客和八方游客，推动生态产业蓬勃发展。一方面，岳西制定“激励政策20条”持续发力人才引进培养，先后开展了“引才引智”“千凤还巢”“能人回请、大学生回引、干部回炉”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心系农业农村、热心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生态产业带路人，同时引进江浙沪优质企业做山水田园生态文章，带强了岳西传统和新兴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岳西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带文、文旅融合发展，全面发展生态旅游，全力推进景区建设，把乡村大舞台等文化设施做成景点，把四季不断的乡村文化活动和文明乡风融入景区。生态为引领，组织作保障，县委书记担任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组长，向所有乡镇选派乡村振兴专职副书记，向所有村派驻乡村振兴第一书记。为打造一支干得好、留得住的乡村振兴“领头雁”队伍，岳西首创“十佳村书记”和“十佳村主任”的“双十佳”评选，从政治、待遇、事业上用人留人。为增强村级组织活力，岳西出台政策，比照公务员待遇吸引和培养大学毕业生充任后备干部。为提高治理成效，岳西通过网格化管理和“1+5”帮带机制，推动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

 

3.村级案例：四川成都战旗村。村一级是乡村振兴的最前沿、主战场，全国59万多个行政村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各地积极实践、勇于探索，涌现了很多走在时代前列的乡村振兴村级案例。例如，福建宁德赤溪村经过十年“输血”就地扶贫、十年“换血”搬迁扶贫、十年“造血”开发扶贫的顽强拼搏，把贫困村变成小康村，乡村振兴迈好了第一步；上海奉贤迎龙村通过建立公益服务社激发了村民参与热情，破解了村庄治理难题；河南孟州莫沟村改善人居环境、传承特色文化，打造“老家莫沟”乡村旅游品牌，实现了乡村重塑、又美又富；浙江淳安下姜村联合周边31个村组建乡村振兴联合体，走上了从一村“绿富美”到村村“绿富美”的组团振兴之路；山东兰陵代村抓党建促振兴，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依托，实现了村强民富环境美；四川成都战旗村紧紧抓住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牛鼻子，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村民生活越过越红火。

 

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考察，称赞他们“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并嘱托他们要在乡村振兴中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近些年来，战旗村连续三次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坚决巩固、创新和发展村集体经济。第一次，重建村集体独资企业。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浪潮中形成的5家公私合股企业实际为私人掌控，从2000年起开始严重亏损。面对村集体家底耗光的危险，战旗村党组织议定将企业收归村集体，随即请来西南财大教授给企业和村民讲清楚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相互关系的有关法理，宣传见效之后村委会派出整顿小组进驻企业。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有人威胁要把村干部“一锅端”，但村委会依据法律，依靠党组织和广大村民的撑腰，到2005年完成对私人股权的回购，重建村集体独资企业，为走新时代共同富裕道路保住了家底。第二次，组建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了办好村集体的事，2003年村“两委”组织村干部到华西村、南街村等先进村参观学习，深感土地家庭经营只能解决温饱，要想富起来必须走土地规模经营的路子。他们不仅把先进村的宣传光碟发给群众看，而且与群众一起算明土地家庭经营的低效益甚至倒贴钱。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2008年村“两委”引导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再由村集体注入资金，组建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实现了对全村1900多亩耕地的统一规划、规模经营。第三次，组建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2015年战旗村争取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机会，为了解决如何合法操作的新问题，战旗村以村民议事会成员35人作为发起人，成立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土地入市的市场主体，经村民大会表决同意，授权该公司对全村资源、资产进行统一经营管理，确定了集体经济收入的50%作为公积金、30%作为公益金、20%用来分红的分配方式。运用这一系列改革成果，战旗村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先后发展了第五季妈妈农庄、乡村十八坊、乡村旅游综合体、乡村振兴培训学院等产业，成为“四川集体经济十强村”；战旗村借助集体利益激发的集体意识，调动了村民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文化和文明乡风的积极性；战旗村为回应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对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人才支撑作用的强烈需求，以“三问三亮”突出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大力引进外来人才、培育本土人才，打造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战旗村围绕民生幸福推动五大振兴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不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刚开局、刚起步，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重要进展，形成了可资参考的实践案例，又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矛盾，探索中也出现了需要重视和避免的实践误区。

 

（三）误区：一些地方在乡村振兴的探索中暴露出来的实践误区需要引以为鉴。

 

误区一，干部在干，农民在看。乡村振兴坚持党管农村原则，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形成了五级书记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这是乡村振兴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优势，是完全正确的。但实践中的“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表现为“干部着急、农民不急”，“干部在干、农民在看”，“干部一身汗、农民不点赞”。出现这种主导很有力而主体不给力的现象，原因是，干部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够，有的不会做、不愿做群众工作，总想急着出政绩、考核能过关，觉得依靠干部和资金可以很快做出能让上面看得见的“亮点”，让不少群众误以为乡村振兴主要不是为了农民的日子好过，而是为了干部的脸上好看，只是政府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农民自然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农村普遍空心化、老龄化，集体意识淡薄，人才严重缺乏，客观上加大了群众工作的难度；另外，不少村“两委”干部的行政化色彩浓厚，听上面的多、听群众的少，农民往往认为村干部不是自己人，导致村干部说话无人听、办事无人跟，结果是干部群众“一头热，一头冷”。

 

误区二，城乡同质化，村村差不多。乡村振兴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流，从政策体系上加快公共资源城乡均衡配置，这是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但城乡融合不是城乡同质化，不能照抄城市建设的模式建设乡村。有的地方搞合村并居，动不动把十几个、几十个村并在一起，像建城市大社区那样建上万人的农村大社区，造成农民生产和生活地点距离拉长、农资农具无处存放、农业生产效率受到严重影响，造成新房吸干农民有限的存款、原先的庭院经济荡然无存、生活成本陡然上升，造成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的农民无处就业、守着新社区新房子无所事事，甚至发生“因并致贫”，搞得民怨沸腾。乡村不能简单地照搬城市，张村也不能机械地照抄李村，把先进村、示范村当成模板到处翻印，搞得千村一面、似曾相识，搞得脱离实际、群众不满意，没有特色的乡村激发不起农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也影响乡村品牌化发展的生命力。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坚持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各美其美，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规划先行，分类推进，从容建设，久久为功，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误区三，大农是个宝，小农不看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克服小农经营的缺陷，完善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农情决定了经营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可一刀切，不可操之过急。有的地方，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得到了大量的政策扶持，发展很快，而广大小农户得到的扶持相对有限，精耕细作的老人农业往往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发展规模经营要把握好节奏，与城镇化进程和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高低相适应，不要随便流转小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否则可能侵犯农户利益、影响社会稳定。

 

误区四，产业不成链，振兴不全面。乡村振兴，产业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不少地方很重视特色产业发展，但也有盲目跟风、同质化发展，比如一窝蜂发展乡村旅游，投入不少，收效却很不平衡，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特色产业形成效益后产生了依赖性，没有进一步纵向延伸产业链、横向拓展产业群，忽视了一二三产业成链成群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单打独斗形不成规模效益和长久效益，在市场竞争中很快失去特色、失去优势，难以牢固支撑乡村产业兴旺。乡村不能长期停留在对城市的依附性发展上，不仅要为全社会提供足量和优质的农产品，而且是亿万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家园，具有经济、生态、治理、文化等多种价值和功能，必须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但一些地方只重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物质层面，而对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提升、乡村文化兴盛、熟人社会治理、人才培育引进等更高层面的振兴重视不够，或者暂时顾及不到、只搞单项突进，或者虽全面顾及却不能协同配合，形不成共生共长、互促互进的蓬勃发展之势，导致乡村振兴突破不了瓶颈、上不了更高台阶。

 

误区五，富了老板，丢了老乡。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深化农村改革，但不论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把耕地改少了、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资本密集投入乡村，能够在短时间内因为各种要素的堆积而迅速实现“产业兴旺”，政府出于对显绩的追求，往往乐于推动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资本要素投入，要引导好资本下乡的积极性，但资本下乡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不是为了乡村振兴，因此，资本下乡如果引导得不好，就容易搞跑马圈地、把农民排挤出去，打擦边球、玩障眼法、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侵犯农村集体产权、侵犯农民利益，农民由乡村的主人变成资本的打工者，加剧农村贫富分化。乡村振兴与资本合作，就要设立必要的“防火墙”，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民承包地，要有严格的门槛，建立资格审查、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就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对工商企业投资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通过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而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忘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方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避免各种实践误区，真正把农民的主体作用和创造精神发挥出来，归根到底要把握好乡村振兴的政治方向。一些地方强化党建引领、贯彻群众路线，通过深化改革，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创造性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搞抱团发展、共同致富，激发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这些地方的实践探索，很好地把握住了乡村振兴的政治方向，避免了乡村振兴中的很多误区，走在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前列。

 

（四）方向：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是把好乡村振兴政治方向的有效探索。

 

乡村振兴是有政治方向的，要贯彻落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等重大原则，不能让乡村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不能让农民成了旁观者，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为此，“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弱的村要靠好的党支部带领打开局面，富的村要靠好的党支部带领再上一层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从农业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出发，聚焦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民和集体的关系、农民和市民的关系，推进农村产权明晰化、农村要素市场化、农业支持高效化、乡村治理现代化，提高组织化程度，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还特别强调，“在方向问题上不能出大的偏差”，“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一些地方的实践探索很好地体现了习总书记的要求。贵州的塘约村，以2014年一场洪灾为契机，村“两委”以穷则思变、重建家园的决心，由村干部以个人名义抵押贷款作为启动资金，冒着风险建立合作社，承诺“赔了算干部的，赚了是大家的”，动员群众将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村里的合作社，通过“三变改革”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实行村社一体、合股联营，在统一经营基础上按市场需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融合发展，所得利润三方共赢（村集体办公费10%公益金20%、合作社公积金30%、农户红利40%）；同时，实行“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党员“积分制”、乡风“红九条”、成立“组委会”等治理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振兴。强弱联合、抱团发展、共同致富的鲜明导向极大地激发了全村干部群众的热情和干劲，使塘约村经过短短几年的功夫就由省级贫困村转变为蓬勃发展、面貌一新的小康村，被称为“新时期的大寨”，全国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各地考察团接连不断学习取经。“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行“党建引领、深化改革、村社一体、合股联营”，如果说贵州省塘约村是在西部贫困省份的贫困山村取得成功的，那么，山东省烟台市则是在东部发达省份的地级市范围内取得显著成效的。烟台市为了破解长期困绕农村发展的集体穷、组织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的问题，2017年市委组织部邀请《塘约道路》一书作者来烟台宣讲、调研、座谈，拉开“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大幕，然后以攻坚克难的精神，选准和培训支部书记领着干，压实党委政府责任让他们推着干，选出11个试验村闯出经验带着干。村里的基本做法是，由党支部书记或支委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村集体以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入股，建立起村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用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进行管理。目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呈星火燎原的发展态势，从当初的11个发展到2018年的100多个、再到2019年的1400多个，给烟台乡村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党组织与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拴在一起，相互依靠，群众有了集体的归属感和奋斗的幸福感，党组织有了号召力和凝聚力，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收入的增加和事业的兴旺吸引了外出村民返乡创业，激发了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动力，村里人气变旺、环境变美、生机勃勃，未入社的要求入社，未建社的筹备建社。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勇敢探路，是保证乡村振兴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第一，有利于加强村党组织的全面领导，切实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一些村党组织之所以虚化弱化边缘化，说话无人听，办事无人跟，使党的领导弱化，最根本的还是从经济根基上脱离了群众，缺乏发挥作用的经济舞台，无论是农户分散经营，还是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下乡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只要党组织不能带着群众一起干，就无法与群众保持密切的利益联系，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不容易，就会在群众中失去威信、失去价值、失去凝聚力，逐渐远离群众、虚化弱化。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通过合股联营与群众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牢固纽带，真正是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通过在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成为群众的主心骨、顶梁柱、突击队，党组织的领导力就会大大增强。第二，有利于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政府在乡村振兴中能发挥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市场监管、法治保障等积极作用，资本和市民投入乡村振兴可以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但都只是外部有利因素，这些能不能被充分有效利用，还要取决于乡村内部的组织、吸收和转化能力。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根本目的是带领群众重建家园、共同致富，为农民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奋斗，能自觉地把外部因素整合起来纳入村合作社的规模经营、结构调整、产业振兴，进而支撑全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增强群众的幸福感，激发群众投身乡村振兴的主动性。与政府关心政绩容易搞急于求成的“政绩工程”有所不同，与资本关心利润容易侵犯农民利益有所不同，与其它经营主体关心个体利益容易不顾集体利益有所不同，村党组织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更了解村里的实际条件、农民的真实需要、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更能避免乡村振兴成为少数人的盛宴、多数人的鸡肋，避免农民只是政府的被动的扶助对象、资本的被动的打工者。第三，有利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稳步实现共同富裕。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普遍薄弱，是很多农村衰败不振的经济根源。迫切需要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在搞好统一经营服务上、在盘活用好集体资源资产上、在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上多想办法，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坚持住、落实好、完善好。这就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发展壮大面向市场的、股份合作的、产权明晰的新型集体经济。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与资本大户领办合作社明显不同。党组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追求共同富裕，实行强弱联合、互帮互助，由党组织发挥政治和组织优势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结合好，确保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掉队，既不是“吃大锅饭”，又避免“吃独食”。资本大户则以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为宗旨，一般都是搞强强联合的“精英社”，有的甚至是为套取国家补助而成立的“空壳社”，不会联合弱者搞扶贫济困，靠他们发展生产力是必要的，但靠他们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大可能的，靠他们凝聚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更是不大可能的。第四，有利于融合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村党组织有全面领导本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围绕乡村振兴开展工作的职责，通过领办合作社，可以运用对合作社生产经营的主导权调整产业结构、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还能合理确定分红比例，统筹安排股东红利（改善民生）、合作社公积金（扩大再生产）、村集体公益金（兴办公益事业）、村办公费（保障组织运转），使乡村“五大振兴”都能有可靠的经费来源，从而持续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合作社不管谁领办，都要按市场规律经营管理、产生利润，核心问题是利润谁来分配、如何分配：资本大户领办合作社，利润归自己，群众只是解决一个就业问题，在资本大户面前群众是永远富不起来的，为别人打工是不可能长久保持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利润按群众的各项需要进行合理分配，群众有了比单纯的就业收入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然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资本大户领办合作社，如果出现少数资本大户在奋斗中觉悟，不是独占利润，而是越来越急群众之所急，带着群众一道过好日子，就应该考虑吸收他们参加共产党；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如果利润被党组织独占私分，那就不是共产党该干的，那就是腐败，就要进行从严治党、自我革命。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乡村振兴所需要的党组织领导地位、农民主体作用、乡村内生动力、巩固集体所有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稳步实现共同富裕就有了保证，乡村振兴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很多误区就容易避免。

 

有人说，一些地方搞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是重新“吃大锅饭”、走“回头路”。其实，这些地方是按时代要求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之字形”道路。第一，邓小平当初在设计改革的时候，就提出“两次飞跃”的思想（第一次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次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根据亲身调查早就指出，农村情况“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原因是一些农村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针对有人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断然指出“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担任总书记后，习近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的著名论断，就是说农村合作化和家庭承包也不能相互否定，特别是强调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第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跟过去相比，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都变了。不是在工业化初期和计划经济时代出现的，而是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市场经济时代出现的，特别是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出现的，时代导向已经发生了从农村支援城市、城乡二元分割到城市反哺农村、城乡融合发展、重塑工农城乡关系的大转变，过去群众积极性由热变冷，不等于现在不能由冷变热。另外，不是“大呼隆”“一锅煮”式的集体经济，而是产权明晰化、要素市场化、政府支持高效化的按劳取酬、按股分红的新型集体经济，只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是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些地方的实践探索已经作了充分证明，谁先觉醒谁才能走到时代前列。第三，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是党中央深思熟虑作出的决策，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2018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规定：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2019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规定：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可见，如果村党组织不努力领办好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就是失职缺位，说什么“回头路”，不是暂时还认识不清、能力不足，就是找借口不作为，需要提高认识、勇于担当。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既是城乡关系、又是乡村内部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我们有决心通过乡村振兴求解主要矛盾、应对百年变局，有信心用好有利条件、朝着百年目标推进乡村振兴，我们有对什么是乡村振兴、怎样实现乡村振兴的理论指导，有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对乡村振兴的坚强领导，我们有令人鼓舞的开局起步、因地制宜的实践探索、引领时代的创新突破，我们正走在乡村振兴这个新时代的“希望的田野上”，相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能与美丽城市联手同行，共同描绘美丽中国的宏伟画卷，共同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参考文献：

 

1.《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3.《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18—2019）》，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年版。

 

作者系中共芜湖市委党校副教授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