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资本主导的语境下，增值资本和养活资本家是一切生产的终极目的所在。人们为什么劳动？劳动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而这个获取的限度值是能够基本维持劳动者的自然生命同时足以繁衍后代，同时则一定要给你的脖子上套上多重绞索，比如房贷车贷等等，让你每日每时的劳动本身，在形式对象上是与无物之阵进行一茬又一茬毫不来电的假沸式对话，在内容指向上则充溢着为了明天的虚假的奋斗感。西方人在疫情来临之前，排队抢购大麻的景象，恰恰是这种虚无感的最有力写照。自我催眠和自我摧残也是自我唤醒，更是最可悲的自我“抱抱”。
劳动，怎么成为“第一需要”呢？这是个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劳动在克服异化的层面上，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到那时，不劳动都不行，不劳动会觉得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用儒家的话说，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那个“人之本也”，而不劳而获的人是可耻的，劳动者创造价值、共享价值，会显得天经地义。
走到这一步，真的很难。要抛头颅洒热血，要一辈接着一辈子地奋斗，一个盹儿都不敢打，否则，前景就可能是断崖式的坠落。
不管是刘巧儿还是小蜜蜂，爱劳动是贯通的。因为劳动造就阳光、阳刚和担当，而不劳动只能造就软骨病。
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
人们单纯地为了生产而自主进行的生产活动，才算是真正的生产。这样的愿望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西方社会里的磨洋工为什么那么普遍？因为当资本家试图用对空间包括生产资料等可见物和产品等交易物的占有，来随意在宏观上买断和支配劳动者的时间，亦即生命时，劳动者在微观生产时间里，更有十足的理由，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打败”对方的空间占有感。
这似乎有点绕，阳和平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大概讲述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不磨洋工，一个活快快地干完了，你也就“失业”了。
而在整体上，在资本雇佣这个链条上，一个“新人”总是最容易被残酷的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资本家的随意汰选权给挤压排除掉的。
因而重要的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在一个流水线工位上的占据的时间之长，而不首先在于是否创造了多少有用的价值，因为对资本家来说，忠诚比能力更有用、更实用。
因而，人们能够注意到，一个西方资本家可能在一个地方开工厂，或者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在一个地方当总裁，都是以两三年为限，就走洲过县，玩跨界或者升迁，人们把这叫做有追求、够大气、攻城略地、飞黄腾达。
可是相反，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只有一点劳动技能，不管是体力还是智力，你要是今天在张家厂子干三天，明天又跳槽到李家作坊，后天又想着去麦克家的磨坊，两三年换一个工作，那么好了，你立马会获得周边人群和每一个老板差不多同样的差评：不忠诚、没定性、见异思迁，“无志之人常立志”，没出息的货。等等。于是，你的生计可能也就“到头”了。
这里面就有个“为了生产而自主选择的生产”，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劳动者身上没法兑现的问题。
从面上看，社会资源总量没法达到让每个人哪怕是大多数劳动者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的条件，因为在西方资本主导的语境下，增值资本和养活资本家是一切生产的终极目的所在。
人们为什么劳动？劳动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而这个获取的限度值是能够基本维持劳动者的自然生命同时足以繁衍后代，同时则一定要给你的脖子上套上多重绞索，比如房贷车贷等等，让你每日每时的劳动本身，在形式对象上是与无物之阵进行一茬又一茬毫不来电的假沸式对话，在内容指向上则充溢着为了明天的虚假的奋斗感。
西方人在疫情来临之前，排队抢购大麻的景象，恰恰是这种虚无感的最有力写照。自我催眠和自我摧残也是自我唤醒，更是最可悲的自我“抱抱”。
这一切，很多人未必能看得透。1892年的最后一天，恩格斯给弗·阿·左尔格写信说：
“美国工人正因为反抗了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便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
这应该是时代的局限性，或者说是悲剧。
今天西方的工人阶级吸取了这个认识论上的教训了吗？在这封信里，恩格斯曾预言式地提出“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其实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
同样需要多说一句，也是在这封信里，恩格斯指出：
“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买卖。”
说得多么好呀！
城市的确就是个母体，但其运行机理则可能是非自然的。
表现在空间形态上，就是资本的强大控制欲和压制力，会使得一切诗意栖居的向往成为笼中鸟的悲歌。你会发现你触目所及，都有障碍物。
习近平说，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不是说要你在名山峻岭盖大别墅，也不是按照大观园的样子，弄假山喷泉、舞榭歌台，然后卖天价给资本制造出来和始终遥控的影星歌星、直播达人，借以拉动更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消费欲。
有些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无情的回击。
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
人只能取用自然，而无法拥有或支配自然。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也正因此，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或许会对于每一个西方世界的城市居民具有导航作用（
参见刘怀玉《今天我们为何要重访列斐伏尔》一文）。
“今天都市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住户们的沉默和消极。真正的社会主义要关心的不仅仅是工业社会式的理性设计管理与经济增长，而是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城市权利。”
（来源：
“察网智库”微信公号【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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