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当代中国，必须有个现实的立足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有立足火热社会实践，我们才能在理论上站稳脚跟，才能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
重视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有着内在连续性。要把握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必须重视中国历史。历史规律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历史过程之外。为什么中国历经5000多年发展没有中断，王朝虽然更替但仍然沿着既有的历史轨道发展呢？因为中国自秦朝确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后，“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中央始终处于全国政治治理的中枢地位。反观，汉高祖刘邦分封同姓王和异姓王，为吴楚七国之乱埋下祸根。历史经验证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符合疆域辽阔、人口数量庞大、少数民族众多的中国实际。州郡县的设置名称和管辖地区可以变，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治理模式不能变。这是中国历史没有因王朝更替发生长久分裂的重要制度保证。
历史智慧也存在于历史之中。中国历代王朝成败兴亡，一治一乱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治国之道在于制和治，治在制，乱亦在制；治在良治，乱在恶治。乱之后出现治，因为乱，人心思变，求稳求治，治，符合人心民意；久安之后出现乱，因为人亡政息，懒政惰政，失人心忤民意，这同样包含教训，不能安而忘危。历史唯物主义者重视历史规律包括重视历史治乱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志提过，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自信的表现，“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的形势和前途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延续下来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代文化名人之多，如思想之高峰；文化经典之多，如智慧之大海。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滋养造福了无穷后代，为整个人类文明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由于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更是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技落后。实际上，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逐渐加大，社会科学亦是如此。政治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多是从西方逐步引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哲学社会科学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朝着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方向前进。这充分证明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积累相比，近代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曲折，这不能成为民族文化自卑的理由。只要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科技落后的状况完全能快速改变。当然，我们仍然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人类进步的规律。
我们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同历史不可分，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孔孟老庄、魏晋玄学、程朱陆王，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的思想光芒，构成了一部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而要使传统文化发挥作用，必须使它成为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传统，使它的精髓一直能传到当代，在现实中起作用。传统文化影响作用大小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历史的，而文化传统则是现实的，它不只是论文或专著，更是真正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重要构成因素。文化传统使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串联在一起，真正成为一种血脉关系，成为一种源流关系。如果传统文化不能成为文化传统，那就是文化发展的中断，血脉阻塞，得了文化血栓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因为它是当代文化的孵化器，有利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弘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固本培元的文化工程。
对当代人而言，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其思想成长的肥土沃壤。文化土壤非常重要，《歌德谈话录》中记载了歌德关于文化土壤重要性的深刻论述。他说，“如果一个有才能的人想迅速地幸运地发展起来，就需要有一种很昌盛的精神文明和健康的教养在他那个民族里得到普及”“我们都惊赞古希腊的悲剧，不过用正确的观点来看，我们更应该惊赞的是使它可能产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而不是一些个别的作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时代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力求使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文明即实际的制度建设和实际的治理效能。《决定》中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一系列制度，都无不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制度文明。
文化和文明含义存在交叉，但可以区别。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观念，是思想。文化是文明的灵魂，而文明则是一种社会的实践形态，它不限于上层建筑，而是表现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当制度的构建作为一种观念和理想时则属于文化；当制度文化对象化为现实的制度，即属于制度文明。文明不是单纯的观念而是现实社会状态，是衡量一个社会全方位发展程度的尺度。社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文化的发展，还表现为文明的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是政治文化，但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真正构建完备的人本主义的制度文明。中国封建社会有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文化，但很少有真正的民本主义制度。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一种饱含政治智慧的民本主义思想或理念，但封建社会的制度并不是按这个理念设计的。封建社会制度的本质是君贵民轻、官贵民贱的等级制度，不仅政治制度，包括礼仪和服饰甚至衣着颜色都是表示等级的，封建社会全部制度最根本的是维护君权。得人心者得天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同样是一种深刻的民本主义理念，但它也是思想文化理念，在封建社会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文明。因为封建社会并没有制定一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制度保障，虽然也有赈灾、救荒、治水等措施，但对总体制度而言并不占重要地位。
笔者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该超越解释学范畴，真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转化并渗透到我国制度文明建设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就包含着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吸收借鉴了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精华，并通过包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构真正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得到贯彻。如果没有制度保证，以人民为中心就只是一个理念，一种理想，称不上制度文明；如果没有由“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创造性地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没有真正变成环保法和环保制度，就无法达到生态文明。总之，文化是一种观念，优秀文化是“应该如此”的理念；而文明则是制度化的现实，是文化观念的社会化、实践化。无论你到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直接看到文化，文化是内在的思想精神，但你能看到城市的建设布局、建筑风格、交通秩序、人民的道德表现，乡村的风貌、风俗人情和生态环境，这些都构成了文化内化其中的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根据资本主义宣传的普世价值来判断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而必须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现实。恩格斯曾经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和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现实进行过对比：“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在历史、当代、未来相互衔接的历史之流中，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当然是立足当代，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不是所有哲学家、政治家都是如此。历史的客观性决不能理解为人们会同样看待历史，会同样看待历史经验，会同样吸取历史教训。不同的阶级从历史中看到的东西、吸取的东西并不都是一样的。各自从自己的窗口往外瞧，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街景。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历史经验，反复强调以史为鉴，因为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中国人民的幸福而研究历史，尊重历史经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就深入总结了新中国70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探索出了求“中国之治”的“长治久安”之策。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看法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承认历史是既成事实，它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就是历史，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实践活动，并非是当代人的实践活动。但如何看待历史则不同，它永远属于不同时代的人。能改变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不同时代的人对历史的评价。也就是说，改变的是历史观，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除非发现新的历史材料可以纠正前人对事实记载的错误。而纠正事实错误，也是在表明历史更接近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
对传统文化的吸取也是一样。文化土壤再肥沃但结出什么样果实，取决于你播下什么样的种子，由什么样的人来耕耘。并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必然会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果实。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就不可能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果。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发表《两个中国之命运》，来反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当然是同文同种，都是中国人，可以说面对的是同样的历史、同样的文化，可走的路完全不一样，结的果也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对待历史和文化的态度与目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立足点是当代现实，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传统文化作为事实具有客观性，可如何对待历史和传统文化则取决于当代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列宁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中，反驳俄国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攻击俄国布尔什维克抛弃俄罗斯的文化遗产，断绝与俄国传统的关系。列宁的基本观点是，认定什么是优秀遗产，如何对待遗产，不同的政党是不同的。但是，历史和文化并不因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立场而失去它的客观性。历史的规律是客观的，之所以称为“铁的规律”，是因为违背历史规律必然会受到惩罚；文化也是一样，优秀的传统文化总是能给人们以智慧滋养。凡是抛弃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人，最终都会被历史和文化所抛弃。历史上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与历史潮流背道而行后，无不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中国共产党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尊重我们祖先创造的优秀成果。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关系不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而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与优秀文化遗产在思想上息息相通、一脉相承、交相辉映。事实上，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都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追求的重要理念，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要求，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正因这样，中国共产党能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在实践中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能反过来说，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有这些思想，我们才实行这些政策。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就会忽视现实基础，认为我们现实中的创新都是古已有之。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强调：“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问题的立足点都是立足现实，都是用现实的需要来说明对历史和传统的继承，而不是用历史和文化传统来注解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当今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格局提出的重要理念。这个理念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和平，就是关注人类利益。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由内政决定的，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我们必定主张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大同世界，和我们现在的政策在文化思想上是相通的，但不是相同的。相通是思想联系，相同则是翻版。思想相通有助于我们从古人智慧中得到启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问题从来就存在于现实之中，问题解决的方案也存在于现实之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决定》的出台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实需要。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因素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借鉴作用，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最根本的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确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因素和传统文化因素只有在有了这些基础以后，才能发挥思想相通、一脉相承的作用，才能融入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之中。
总之，拥有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56个民族的中国，能实现并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社会稳定、秩序井然，当然有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作用，但具有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驾驭车子前进的舵手是中国共产党，推动车轮前进是全国各族人民，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只有立足当代，继承传统，才能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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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荣誉一级教授；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微信公号，转载自“《光明日报》2020年02月03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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