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签与民主》将源初意义上的民主，追溯到抽签这一制度操作层面，通过分析抽签机制的兴衰，一方面解释源初意义上的民主何以衰落，“选主”何以窃据“民主”的美名，另一方面，也向读者展示，“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大量不同的制度和实践制度可供参考和运用。
《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
波兰的陷落（油画），作者：Jan Matejko, 1866年
于是，在《波兰政府论》提出的立法建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令人惊异的主张：
一俟国王死亡之后，也就是说，在可能最短的并且将由法律加以确定的间隔期之后，那一进行选举的议会将被庄严地召集起来；所有那些伯爵的名字将被投入竞选之中，将以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通过抽签选出3名人选，这样就没有任何欺诈将会败坏这一行动。这3个名字将被大声地向会议选读出来，后者将在同一个会期上并且通过投票的简单多数决，将选出它更喜欢的那一个，而他将在同一天被宣布为国王。[1]
这是一个“抽签+选举”的方案：先从担任波兰终身参议员的33名伯爵之中，抽签选出3位，然后再由波兰贵族进行选举。卢梭承认，运用抽签的方法，可能会使得最有威望的伯爵在第一轮遴选中落选，但是抽签方式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它“一举克制了派系，克制了外国民族的阴谋”。[2]既然外国民族和有恶意的候选人都无法运用欺诈的办法取胜，他们运用这一方法败坏波兰政治的动力也就会减弱，波兰将会赢得安宁。即便偶尔有人运用欺诈的方法在抽签环节胜出，最后选举的环节也有机会让德位不配的候选人落马。
卢梭的波兰国王选拔方案旨在解决波兰多年来的“自由选王制”所造成的困扰。1573年以来，波兰确立了由贵族选举国王的惯例，而且对于候选人的资格限制很少，导致波兰周边的王侯们纷纷竞选波兰国王。从1573到1795年，波兰贵族共选出11名国王，其中有7名是外国人。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推翻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统治，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法王路易十四一度想介绍他去波兰当国王，只是由于詹姆士二世担心做了波兰国王，不能再回到英国当国王，最后作罢，但路易十四的邀约表明，当时在欧洲大陆最有权势的法国君主想安插人去波兰当国王，并非特别困难的事情。波兰贵族们选外国人做波兰国王的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外国君主在本地缺乏根基，因而很难推动中央集权运动，削弱贵族的既得利益。然而波兰贵族们打的小算盘从长远来看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周边的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都在推进绝对主义国家的建设，波兰保持为一个极端松散的等级制国家，这就给了周边强权控制波兰内政的机会。到了18世纪，波兰事实上沦为沙皇俄国的保护国，而沙皇正是通过波兰的“自由选王制”来控制波兰，并且警惕波兰内部出现的一切改变波兰古老宪制的改革举措。
1764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EkaterinaII）支持其情夫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当选为波兰国王，期待他与前一个国王一样服从沙俄统治。但波尼亚托夫斯基不愿做俄国傀儡，试图改革波兰的“自由选王制”，排除外国影响。但这样的中央集权改革也会削弱波兰贵族的力量。于是，波兰的一些贵族结成巴尔联盟，既反对俄国，也反对正在推行改革的国王，试图重写波兰宪法。贵族结盟的权利源于1573年的“亨利王约”规定的联盟（konfederacja，confederatio）制度——当贵族认为君主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和特权的时候，就可以组织临时联盟，发布声明宣布不再效忠君主。而这项制度是君主即位之时宣誓承认的。在历史上，贵族频繁组织联盟反对君主，而君主也可能组织相反的贵族联盟来保护自己。[3]卢梭的课题即缘此而生。
1569以来的波兰是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的共主联邦，拥有君主，但经常被称为“共和国”。按照18世纪主流的“共和”观念，拥有君主并不妨碍一个国家被称为“共和国”，关键在于整个国家是否拥有一个“混合政体”，使得各等级民众（尤其是贵族）享有应得的政权份额。波兰君主实质上就是一个终身行政官，而且不能世袭；君主死后，马上要进行新君主的选举。而卢梭对既有君主选举制的改革，一是将候选人限制在本国伯爵范围之内，排除了外国君主竞选波兰国王的可能；二是用“抽签+票选”，取代了原有的单一票选制，让领导人的产生机制从“单轮驱动”变成了“双轮驱动”。
既有的中文研究文献对于卢梭为波兰国王选举所做的制度设计缺乏探讨，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作出推进。首先要问的问题是，这种限定候选人范围，先抽签，再票选的机制，是卢梭首创吗？
王绍光教授在2018年底出版的新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一书可以给我们一个否定的回答。虽然这本书对卢梭的直接讨论只有一页[4]，但全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张巨大的地图，从而帮助我们定位卢梭在其中的位置。按照王绍光的分类，卢梭在《波兰政府论》中对抽签的运用，可以被归纳为“共和抽签”，而非“民主抽签”。卢梭继承的是从一个从古罗马共和国到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的“共和抽签”传统。那么，
“共和抽签”和“民主抽签”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为何在卢梭之后，甚至连“共和抽签”都走向衰落，票选逐渐成为民主的首要标志呢？
为了清晰地描述抽签在雅典、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政体中的运用，王绍光系统梳理了这些政治体的政治制度，从宏观的全貌概括，到中观的机构与权限划分，到更微观的选人用人机制。他指出，罗马共和国对抽签的运用最少，主要决定已经当选的官员同僚何时、具体承担哪些职责，此外，抽签还会在外事、司法、军事、经济和宗教事务中发挥一定作用。[8]佛罗伦萨共和国先通过推举的方式进行提名，以票选的方式进行审核，最后在核准的候选人中进行抽签，在抽签环节之前，暗箱操作的空间比较大；[9]而威尼斯共和国则把抽签提早到了第一步——先用抽签的方法产生选举团成员，使得所有的合格人士都有机会进入选举团，选举团进而通过推选或票选，产生官员。王绍光认为，威尼斯的做法比佛罗伦萨的做法更为开放，因为凡是有资格的人士都有机会入围。但佛罗伦萨的做法会让许多合乎资格的人士在前面的阶段就被排除出去。[10] 《抽签与民主、共和》综合并提炼了国内外大量对于这四个政治体政治制度的经典研究和最新讨论，同时将对抽签与票选的关注贯彻始终，形成了一本理论聚焦点高度集中的比较政治制度著作，在具体细节上也纠正了国内学者研究中的不少错漏之处。笔者长期从事外国法制史的授课，目力所及，至少在对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威尼斯共和国政治制度的论述上，国内尚没有一本专著达到《抽签与民主、共和》的细致程度。即便是那些对票选和抽签关系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这本著作，非常便捷地了解雅典、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政治制度的具体运作方式，这可以说是《抽签与民主、共和》一书突出的理论贡献。 众所周知，卢梭是欧洲共和主义的理论大师，他的理论创新建立在对于欧洲共和传统的系统研究基础之上。从王绍光教授提供的理论框架来看，卢梭在《波兰政府论》中对“抽签”的运用，可谓一种典型的“共和抽签”，而且从顺序上看，是先抽签，再选举，与威尼斯共和国对抽签的运用方式高度接近。这种相似性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1743 至1744年, 三十岁出头的卢梭曾经担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因而有机会亲眼目睹威尼斯共和国的“共和抽签”。在《波兰政府论》中，卢梭对抽签的运用，其关注点不在于保障波兰人乃至波兰贵族当选国王的平等机会，其重点在于将33人的候选人范围限缩到3人，减少在此过程之中贵族的派系斗争，同时减少外国势力以此为契机对波兰内政的干涉。而一旦3人名单产生，抽签也就完成了其阶段性任务，让位于更具尚贤精神的票选。 在设计了其“抽签+票选”的方案之后，卢梭还总结了抽签的优势。他把重点放在减少欺诈和派系斗争之上。[11]相比之下，王绍光在《抽签与共和、民主》之中作了更为全面的概括——除了卢梭关注的减少权谋和抑制派系斗争之外，抽签的另外两个优势就是突出的公平性与对政治体制的认受度的促进。抽签制之下，候选人之间当选的概率是同样的，而当他们知道这一点之后，不管他们自己对当选的期望有多大，都很难质疑遴选机制本身的中立性，而这是操纵空间较大的票选制度难以做到的。[12]
“一批曾在耶鲁大学学习、工作过的人后来成为抽签的倡导者，这不完全是偶然的，恐怕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过达尔的影响”。[13]值得提醒读者的是，王绍光本人从1990年到2000年就在耶鲁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在此期间应该与达尔有不少交流。回国任教之后，王绍光继续着达尔对于民主未来的思考。该书最后一部分对于全球各地在抽签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的系统梳理，可以向读者展示王绍光的思考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前沿性。 值得一提的是，十多年来，王绍光可谓“吾道一以贯之”。区分“民主”与“选主”，呼吁超越“选主”，是其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14]一书中就已经明确的理论立场。《抽签与民主》一书对《民主四讲》的发展，是将源初意义上的民主，追溯到抽签这一制度操作层面，通过分析抽签机制的兴衰，一方面解释源初意义上的民主何以衰落，“选主”何以窃据“民主”的美名，另一方面，也向读者展示，“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大量不同的制度和实践制度可供参考和运用。当下的西方只代表西方文明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国家和民族根本无需奉之为圭臬。
要克服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相互混淆，就需要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小国寡民，风俗淳良，人民质朴，财产与地位高度平等，不存在奢靡之风，不存在政治派系，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民或许能够在立法的时候着眼于全体，在执行的时候又能很好地考虑特殊对象。[20]但这样的民众，按照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流看法，也许恰恰是开化程度比较低的民众。启蒙主义主流派乐于见到商业与贸易的发展，科学与艺术的繁荣，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但卢梭却将这一文明的进程视为人的本真性不断丧失的过程。丛林中游荡的“高贵的野蛮人”依赖自己而不依赖他人，但在一个文明化的商业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发展出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日益倾向于不平等。卢梭具有一种很深的悲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个文明化（同时也是败坏）的过程难以逆转。如果历史上曾经有某些人群建立过真正的民主制，随着他们发展起商业、科学和艺术，社会分化程度加剧，对于他们而言，这种民主制就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社会契约论》的思路，并不是让已经浸淫在商业、科学与艺术的现代人放弃当下的文明成果，放弃相互依赖的关系，返回到一个更为自主、质朴和粗野的时代，而是立足已经文明化的当下，致力于为他们打造一套正当的枷锁。[21]对既有的文明枷锁进行正当化的关键在于，要为既有的相互依赖关系注入平等的精神，一个共同体的全体民众要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人民主权，牢牢掌握立法权，每个普通公民要亲自参与立法，而非通过自己的代表去立法。如此，在理想条件下， “他律”与“自律”之间的鸿沟就被克服了：公民服从人民主权，实际上是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22] 在这个前提之下，作为执行权的政府，其形式完全可以根据不同政治共同体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在一个满足卢梭所列出的严格条件的民族那里，或许可以实行更为接近民主制的政府形式，但在一个已经被奢靡之风败坏的民族那里，也许某种形式的君主制也是合适的。所以，卢梭完全可以接受人民主权下的君主制，可以接受通过人民立法建立起来的贵族等级，只要当政者能够执行人民主权的意志，并且不阻碍人民主权的出场。在《波兰政府论》中，卢梭对现实甚至作出了更大的妥协——在主权层面，他只是主张通过渐进的过程，为全体波兰人的平等集会创造条件，比如逐步解放农奴以促进平等，实行联邦制以利于人民集会立法；在政府层面，他既没有提议取消贵族等级，更没有提议取消君主名号。[23] 卢梭对于主权与政府、意志与力量的区分，实际上就为下一步的发展准备了基础条件。在西耶斯那里，人民已经不必亲自出场行使立法权，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制宪与立法。于是，作为一种具体权力的立法权，就与人民主权区分开来了。人民不再是广场上集会的那个具体的集体，而是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它派生一切权力，但自身却又面目模糊。政治精英们在争夺政治权力时，关键是争夺对人民的代表权，人人都宣称自己得到了人民的授权，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哪怕是传统的王朝与君主，也不得不放弃自己代表更高的力量、自上而下统治人民的正当性论述，将自己论述为人民的代表和公仆。但由于“人民”变得极其抽象，现实中出现了许多将其重新具象化的努力，比如以民族、种族、文化等种种标准，去界定“人民”的边界。但这种具象化的努力却又可能会造成对异质成分的排斥乃至清洗，19世纪以来的许多政治悲剧，即与此密切相关。[24] 因此，在从抽签-民主到票选-选主的过渡之中，卢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尽管卢梭所设想的人民形象仍然是广场上的集会群众，但他将人民主权的本质界定为意志，将政府界定为力量，这两个层面之间的截然二分，为人民主权的进一步抽象化准备了理论条件。在《抽签与共和、民主》的前言中，王绍光交代，这本《抽签与民主、共和》只是他正在写作的三卷本中的第一卷，第二卷《选举与民主的变异》（暂定名）正在到来的道路上。如果说由于主题和论述重点的限制，卢梭在第一卷中的形象略显模糊，我们完全可以期待第二卷的论述呈现出一个更加清晰和饱满的卢梭形象，一个集中了民主与共和制度与观念的种种张力，既问题丛生，又深具理论与实践启发性的卢梭形象。 注 释： [1]［法］卢梭：《波兰政府论》，田飞龙编：《卢梭立宪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2]［法］卢梭：《波兰政府论》，田飞龙编：《卢梭立宪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3]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59-260. [4]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79-380页。 [5]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页。 [6]［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3页。 [7]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73-374页。 [8]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141页。 [9]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34页。 [10]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49-350页。 [11]［法］卢梭：《波兰政府论》，田飞龙编：《卢梭立宪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12]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75-376页。 [13]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433页。 [14]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15]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79-380页。 [16]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400-401页。 [1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1-82页。 [1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6-47页。 [1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4页。 [2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4-85页。 [2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页。 [22]参见陈颀《自由、公意与立法者——卢梭立法理论的当代意义》，《地方立法研究》 2017年第4期。 [23]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10-113页。 [24]代表性研究，参见［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