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从新中国史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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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从新中国史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2021-05-27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时间现在已超过了其历史的2/3。因此，要认识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仅要学习党史，也要学习新中国史。要通过学习新中国史，进一步了解党在新中国历史时期是如何竭智尽忠，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是如何审时度势，积极谋求国家建设更快发展的；是如何凝心聚力，不断引领人民团结奋斗的。
历史说明，中国共产党过去是革命党，现在仍然是革命党，是执政的革命党和革命的执政党。它不仅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绘制了切实的宏伟蓝图，创造了良好的内外条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推动者、英明领导者、杰出组织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引路人、主心骨、守护神。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年诞辰。回顾这百年奋斗史，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时间已然超过了2/3。此时纪念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辰，认识它的伟大、光荣、正确，固然要学习和了解它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要学习和了解它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学习包括新中国史在内的“四史”，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提出的。最近，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进一步号召，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宣传教育。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只有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才能明白社会主义是怎样由空想变为科学，又是怎样由理论变为实践的；只有学习中共党史，才能明白科学社会主义是怎么传播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诞生和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现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伟大飞跃的；只有学习新中国史，才能明白中国人民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捍卫国家独立、统一、安全，又是怎样在积贫积弱的落后的农业国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国家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只有学习改革开放史，才能明白社会主义中国是怎样通过破除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是怎样在已有基本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四史”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变为革命运动，再在中国取得成功，再进一步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逻辑过程。“四史”中的每一史，都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依据，也是对其他史的补充和印证。而新中国史刚好处于“四史”的中间环节，它上连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党史，下连改革开放史。学习它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并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的。新中国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称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或当代中国史，简称国史。它与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内容上虽有交叉和重合，但角度、重点、范围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的党史主要是从执政党角度记述历史，重点讲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国家意志，以及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与国外政党之间关系，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的过程和经验教训的总结，等等。而新中国史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记述历史，重点讲国家政权机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各方面开展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事业，进行机构改革和提高自身效率，各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过程，以及各项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等等。因此，党史涉及的主要是党自身及其影响所及的事务，例如，党的重要会议、事件、人物，以及党的领导下的社会领域变化等。而新中国史则要更多地介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法律的制定和修订过程，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重大活动与举措，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进展，以及其他在党史中不可能过多涉及的事务。这说明，党史虽然是新中国史的核心，但新中国史的内容比党史更加广泛；学习党史代替不了对新中国史的学习，而学习新中国史可以使人们更加认识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说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并不是说它没有缺点，没犯过错误，没出过坏人，而是说它从事的事业——为建立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是伟大的，肩负的使命——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是光荣的，指引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只要我们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学习新中国史，就不难看清新中国史的主线和本质、区分新中国史的主流和支流，就会正确对待新中国史各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加深切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的道理。古代中国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是文明古国，也是大国、强国，只是近代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而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时代列车，导致其屡遭列强的侵略欺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民族独立和工业化成了近代中国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谁能提出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正确主张并付诸实施，谁就能担负起领导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在欧美国家，这两个任务一般是资产阶级担负和完成的，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缺乏独立性，政治上软弱、短视、摇摆，不愿也不可能彻底反帝反封建，所以无法担起这副担子。相反，工人阶级虽然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低，却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仅受压迫最深重，力量最集中，革命最彻底，最有战斗性，与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级有天然联系，而且当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成立中国共产党后，更具有了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两重革命任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担负起了阶级解放和民族复兴两副担子。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获得了独立，扫清了工业化道路的政治障碍，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还在时刻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帝国主义还在对我国进行孤立和封锁，阻挠我国最终完成统一；另一方面，经历长期战争后的国民经济还有待恢复，小农经济也有待改造，资金、物资、技术和管理人才等更有待积累和培养，一时还不具备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条件。因此，巩固民族独立和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两大历史性任务。能否完成这两个任务，仍然是对我们党领导能力的巨大考验。现在，7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早已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安全得到了空前巩固，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名中得到了空前提高，正在向着国家完全统一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稳步前进。事实雄辩地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宣布，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自然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美国趁朝鲜内战之机派舰队侵占台湾海峡，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入侵朝鲜，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时，不顾国家仍处于战后恢复时期、中美在经济和军事装备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毅然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捍卫了我国安全和远东地区的和平。与此同时，和平解放了西藏，实现了大陆统一；此后又为粉碎美国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了大规模炮击；为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侵略军，派出防空、工程部队，捍卫了祖国南大门的安全，并迫使美军退出了东南亚，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主要领导人忽视我国主权，提议中苏建立双方共管的长波电台和潜艇舰队，遭到了毛泽东断然拒绝。随后，由于他们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明显站到了印度侵略势力一边，还单方面召回在华专家、撕毁政府合同，导致两国关系破裂，甚至调兵遣将，制造中苏边境冲突，严重威胁了我国安全，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以及“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要求加大对大小“三线”和其他战备工程的投资，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为反侵略战争赢得了时间和主动。20世纪60-70年代，亚非拉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美国为集中力量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急于从越南战争中脱身，频频向中国示好。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判断，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实现了美国在任总统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缓和的大门，又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改善了我国国际地位和安全环境，也为后来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铺平了道路。改革开放后，根据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面临发展难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形成均势、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国际形势新特点，邓小平作出关于当今时代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论断。随后，我国在对外政策上作出了较大调整，强调革命不能输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全方位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同时，仍然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合作作为新时期的基本外交政策。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结束时，邓小平提出对国际形势变化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使我国平稳度过了世界大变动、大动荡的历史关口。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有些国家妄图侵犯我国的主权，如越南当局驱赶华侨并在中越边境制造流血事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我国平息“八九”风波对我国实施所谓“制裁”，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南斯拉夫轰炸我驻南使馆，美国战机在我国南海空域与我战机撞击，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等，我国政府均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邓小平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并重申毛泽东关于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警示。这一时期，我们党还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收回了香港、澳门的主权，雪洗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向祖国完全统一迈出了重要一步。进入21世纪，为促进祖国统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对“台独”分裂势力起到了重要的遏制作用。为顺应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把握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特点，我们党和国家又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作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建立了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建立了中非定期协商机制和合作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G20），为自身发展争取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党的十八大后，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一方面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我国发展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另一方面，着重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强调“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要求各级干部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为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和加强国防建设，我国设置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加强了钓鱼岛海域巡航，进行了南海岛礁基础设施建设并部署防御性力量，建立海外后勤保障基地，深化军队改革，强调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突出战斗力标准，严正声明任何人不要幻想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积极参与和推动已有国际对话及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倡议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使我国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行动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还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概念由过去局限于政治、国防、治安，扩大到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以及海外利益等领域，同时，对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作了进一步全面、准确的解读，强调为防止外部势力干涉、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坚持“一国”，“两制”才能并存。在香港接连发生反中暴恐事件后，国家决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一举改变了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长期“不设防”的状态。针对前一时期“三股势力”造成大量无辜群众罹难的情况，有关地区近几年通过举办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和整治“泛清真化”，遏制它们的兴风作浪，铲除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受到人民群众广泛而热烈的拥护。所有这一切，使我国独立、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也使国家统一大业愈益接近最终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历史时期的另一个任务，是抓紧实现国家工业化，挽回近代被耽误的时间，赶上时代进步的潮流。70多年的历史表明，我们党在这方面也是不辱使命的，不仅适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而且多次抓住历史机遇，使新中国用很短时间便走完了西方先进工业国用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使中华民族终于以昂扬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党建党时确立的奋斗目标。后来，通过革命实践，我们党认识到中国不同于先行工业化的欧美，故将革命分成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针对我国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不到10%的实际情况，又决定暂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营经济占主导的条件下，再发展一个较长时间，以便为重工业建设积累资金、物资和培养人才。然而，新中国成立刚刚3年，毛泽东又提出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15年过渡完。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否因为我们党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呢？是否因此而走了弯路、耽误了时间呢？只要深入分析历史就不难看出，实际情况不仅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这是我们党在遇到有可能提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历史机遇时，作出的一个敏锐反应和英明决策。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我国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具有极大紧迫性的问题。有关部门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把苏联和欧美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作了反复比较，一致认为“一五”计划必须以重工业为重点，这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了。然而，要使这种紧迫性、必要性具有可能性、现实性，还必须争取到先进工业国的帮助。那时在工业化国家中，可能给我们帮助的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所以，1952年周恩来、陈云一行前往苏联，洽谈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援助问题。斯大林过去对我们党是否是民族主义政党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但当他看到新中国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捍卫了包括苏联在内的远东地区和平后，不仅消除了怀疑，而且感觉对中国有所亏欠，当即答应给予全面援助。斯大林表示：中国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在国内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也是对苏联的援助。关于斯大林的这个转变，毛泽东后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也说过：“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所以，毛泽东正是从斯大林的这一表态察觉到其中蕴含的重大机遇，从而在中央书记处听取周恩来、陈云访苏情况汇报和研究“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议上，改变了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有设想，提出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什么提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基本建设就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是因为，1952年虽然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顺利完成，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国营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也有较快增加，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正全面开展，朝鲜战争战局也已趋于平稳，但这一切并没能改变我国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极度匮乏的状况。因此，当苏联答应在设备设计和制造、无息和低息贷款、派遣经济和技术顾问、接收留学生等方面予以援助时，我们还需要把有限的资金、物资、技术力量加以集中调配，才能适应新形势。这就不能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进行改造，不能不实行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这样做当然就不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可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工业化、围绕工业化的。党中央在后来制定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明确指出工业化是主体，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实践表明，正是这个决策，为我国工业化的“弯道超车”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个机遇期从1952年持续到1960年，在此期间和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仅用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便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和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差距能在短时间里迅速缩短，与此有着密切关系。前面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苏矛盾激化，美国为集中力量同苏联争霸，急于从越南战场脱身，暗示有求于我。毛泽东同意尼克松访华，从而改善了中美关系，使我国在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中增加了分量，也撬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长期封锁的门缝，得以从它们那里进口一些先进设备，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这是我们党为中华民族复兴抓住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只不过由于那时我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进口设备和技术统统批成“洋奴哲学”，阻碍了对外开放的步伐，耽误了一点时间，所以只能算抓住了半个机遇。但实事求是地说，耽误的时间并不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游资难以流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体系解体，加上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使大量游资和耗能大、污染高的制造业设备得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就是说，在此之前，即使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西方国家也不会对我国大量投资和大规模出售先进设备。1977年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后，把“文化大革命”后期抓住的那半个机遇继续加以扩大，实现了中美建交，从而完全打开了同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终于使我国有了全面对外开放和实行国际大循环的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左”的禁锢被打破，出现了全党全民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民族民主运动纷纷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局势逐渐缓和。对此，邓小平作出了关于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确立了市场、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从那时到现在，这个战略机遇期持续了40多年，使我国更加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与此同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了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大国，并开始向制造业强国和信息化大国迈进。最近一个时期，西方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乏力，国际市场萎缩，贸易摩擦加剧，逆全球化抬头，这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针对这一新情况和我国内需已成为经济发展根本支撑的实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对我国发展战略进行新的调整，提出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顶住了美国频频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同时取得了抗击百年不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在国际国内双重困难下，不仅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而且成为世界疫情中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机遇。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中国能不能抓住机遇，而是别人能不能抓住中国这个机遇的问题了。近代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国民精神萎靡不振。所以，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解救和复兴民族的重任，解决民族独立和工业化这两大问题，必须能把各阶层各民族各地方的群众团结和凝聚在一起，使中国人民焕发昂扬向上、意气风发的精神，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历史表明，我们党在这方面也显示了非凡的能力。我们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党总能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中找出共同点，并把它们变成奋斗目标，组织大家一起为之奋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曾根据形势变化，把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先后凝结成打倒列强，打土豪、分田地，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口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先后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用不太长的时间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独立自主、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以及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口号，把全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要使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除了要善于提出代表绝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奋斗目标外，还要能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摧毁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解放了被长期束缚的生产力。但新中国成立之初仍处于农业社会，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性发展经济。为此，我们党一方面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变为全民所有；另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既限制他们的剥削量，又使他们有利可图。即使后来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决定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仍然对他们采取“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和付定息的赎买政策。社会主义改造在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但由于当初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也存在某些与生产力水平不相符合的问题。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这些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越来越具备了改革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出发，逐渐调整了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由单一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单一按劳分配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更加适应；在坚持共同富裕大方向的前提下，使各阶层各行业的不同利益各得其所，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得以竞相迸发，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少数人利益的代表者试图挑战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现象，出现过政策上的某些偏差。例如，有人鼓吹“经济人”假设，要求“农民承包地私有化”，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应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收入差距应进一步扩大”等，在政策提法上一度把效率与公平相对立。当我们党意识到这些问题后，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该调整的调整，该纠正的纠正，该批判的批判，该拒绝的拒绝。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端正改革的出发点，一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改革中一些与共同富裕原则相背离的问题，正在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通过脱贫攻坚等措施，改革发展的成果正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正是这一切，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也使全社会的凝聚力越来越强。我们党一向重视对人民物质利益的维护和协调，也一向重视精神力量的培育和壮大。毛泽东早就讲过，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曾培育出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精神，改革开放后又培育出改革开放精神、女排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精神。它们是革命年代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西柏坡精神的一脉传承，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精忠报国、以民为本、埋头苦干、廉洁自省、助人为乐、勤奋好学等优秀精神的发扬光大。正是由于这些精神的鼓舞，新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涌现出了无数先进人物和英雄事迹，创造出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人间奇迹，反过来促使人民群众的精神更充实更自信。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华反共叫嚣和闹剧，不仅难以对我们造成多少伤害，而且会起反面教员的作用，更加激发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爱国热情的高潮，使人们更加看清敌对势力的可恶嘴脸，更加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一再要求“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新中国史已经说明并将继续说明，中国共产党过去是革命党，现在执政了，仍然是革命党，是执政的革命党和革命的执政党。它不仅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绘制了切实的宏伟蓝图，创造了良好的内外条件，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推动者、英明领导者、杰出组织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引路人、主心骨、守护神，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心同德，奋力拼搏，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3.《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页。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页。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4—655页。9.《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29页。1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7页。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52—553页。12.《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1页。13.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27页。
15.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作者：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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