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理的《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一文，1997年写就，放到2005年，文后又加了一段“追记”，谈到此时他才知道俄国公布了前苏联档案，称美军并未进行细菌战等等。他所指的即1998年日本《产经新闻》刊载的“苏联总统档案馆12份抄件”①。近年来，“抄件”这根稻草，早被西方反共人士当做否定美国细菌战的重型炮弹，个别“精美”华人也跟着鼓噪；国内少数读者，也受其迷惑不辨真伪。只是晚年的吴之理对此情况不太了解，他的“遗作”《虚惊》正呼应了这场小小的合唱。因此，在剖析了《虚惊》之后，笔者联系斯大林逝世前后，苏联、朝鲜和中国的历史事件，对“抄件”也加以剖析，揭示其内容的虚假，以及所包含的政治阴谋。
一、1952年春，朝鲜“伪造疫区”了吗？
“抄件”的核心内容、“爆炸性”信息，就是朝鲜战争中，苏联驻朝鲜情报官员，指控朝鲜“伪造疫区”，用来证明美军使用了细菌武器。根据“抄件”的“文件五”，这一指控最早是1952年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以下简称“法律团”）抵达朝鲜“前夕”，苏联驻朝鲜两位情报官（即：苏联内务部副局长、驻朝鲜国家安全部顾问格鲁霍夫和驻朝鲜内务部、卫生部顾问斯米尔诺夫），曾给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发送了一份报告，指控为了应对“法律团”到朝调查美军细菌战等罪行，苏联驻朝鲜大使“顾问的助理”，帮助朝鲜伪造了两处“疫区现场”，欺骗调查团。然而伊格纳季耶夫却压下了这一情报未向中央汇报。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后，伊格纳季耶夫离开了安全部而转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安全部并入内务部，国家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贝利亚兼任内务部长。一年前被伊格纳季耶夫压下的这件事，由贝利亚重新引爆了：他声称，1953年4月13日，他收到了格鲁霍夫给他信（“备忘录”），揭发伊格纳季耶夫一年前隐瞒报告事件，并进一步指控1952年秋，国际科学委员会（以下简称“科学团”）赴朝鲜调查细菌战问题时，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顾问”，又帮助朝鲜制造了一些假情况。于是，贝利亚在安全部档案里找到了两位情报官一年前的那份报告，又询问了驻朝鲜大使等两个相关人物，认定情报官员指控属实，立即报告中央，要求查处伊格纳季耶夫。结果，伊格纳季耶夫被清除出党，苏联政府决定停止对美国细菌战罪行的抨击。那么，两位情报官对朝鲜的指控属实吗？确实是白纸黑字、无可置疑，证明朝鲜造假、给美国栽赃了吗？首先是指控的第一个事件——1952年3月“法律团”到达朝鲜“前夕”，朝鲜是否制造过假疫区？1. “文件三”：1953年4月14日，原朝鲜人民军军队医学部门顾问谢利瓦诺夫，在接受贝利亚询问时的陈述：
在法学家代表团抵达朝鲜之前，北朝鲜官员十分担心他们不能够成功地设立细菌传染地点，且不停地征询外交部、卫生部和军队卫生管理行政部门的顾问斯米尔诺夫、马洛夫和我的意见，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该怎么办。
2. “文件四”：1953年4月18日原苏联驻朝鲜大使、军事顾问主席拉祖瓦耶夫对贝利雅询问的陈述：
金日成和外交部长就国际代表团(按:法律团)到来一事与我联系——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卫生部实施一项计划有了好的结果。伪造了瘟疫地区，对那些已经死亡的尸体的埋葬和暴露进行了布置，对瘟疫和霍乱病菌进行了计算测定。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向那些已经被宣判死刑的瘟疫与霍乱病毒感染者提出征询要求，以便在他们死后进行与医药学要求相符合的准备。在法学家代表团到来之前，那些材料被送到北京进行展览。
斯利瓦诺夫的陈述，以自己不久回国为由，并没有说出朝鲜造假的任何事实。拉祖瓦耶夫作为大使，当然也不可能亲自操作，所谈也只是间接听闻。实际情况是：“法律团”是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8国的著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在朝鲜活动时间是1952年3月3日到3月19日，调查了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平民、破坏文物等一系列战争罪行。苏联情报官指控的“伪造疫区”事件，既然锁定为“法律团”到达朝鲜“前夕”，那么如果属实，则只能是在3月3日之前发生的霍乱和鼠疫案例。据法律团的调查报告，所记载的疫病流行致死案例只有两处：一是铁原郡北面区的霍乱案例，二是安州郡发南里的鼠疫案例。原文是：
“第一个患霍乱的人是在2月20日发现的。这个人是江原道铁原郡北面区的四十岁的金学文，他在2月23日死亡。2月25日，同村的三十五岁的金逑善也生病。”[1]718
“第一个患鼠疫的人是在2月25日发现的。他是安州郡发南里的黄利彩，年二十九岁。他的病势垂危。2月29日，同村的朴善玉（二十六岁）生病了。在这个事件中，确定在2月28日发现含有鼠疫菌的苍蝇。截止调查团访问安州时为止，这个村中患鼠疫的人数达五十人，其中有三十六人死亡。”[1]719
这两个案例都发生在1952年2月中下旬。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时候反细菌战斗争还没有正式开始。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对美国的细菌战我们是“仓促应战”的。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战士第一次发现美军撒布大量昆虫，经中朝军民继续观察，到2月下旬，党中央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才做出反细菌战的决策。2月21日通告全军全国，正式开始反细菌战斗争，建立各级防疫机构，组织防疫检验力量。第一批由细菌学、昆虫学、流行病学专家组成防疫检验队，2月29日才自北京出发，赴朝鲜开展工作。朝鲜基本和我国同步，2月20日颁发“关于对敌人细菌战展开斗争的对策”，2月29日，金日成向全国发布关于“与敌人的细菌战进行斗争的对策”的命令，才正式建立防疫机构，明确防疫政策，组织和动员力量，开展反细菌战斗争。
这个“时间表”说明，在1952年2月，中朝军民对细菌战的认识还不明确，防疫检验机制还没有全面启动，对于疫病患者、死亡者，也只能是仓促处理，不可能按反细菌战的要求来进行。特别是对于感染而死亡者，及时埋葬，焚烧遗物，不可能留下完备的尸检、病理资料。这种状况，从在北京举办的“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会”的展出内容便可反映出来：展出的“实物”，基本是1952年3月以后收集的；特别是“病理部分”，包括在朝鲜发生的霍乱、鼠疫死亡病例，全部是3月上旬及之后发生的案例资料[2]。因此，在2月末，朝鲜方面得知法律团的要到来，起初担心资料缺漏，向苏联顾问咨询，这是可想而知的。对于朝鲜向“法律团”的陈述报告，苏联顾问可能给了一些建议，然而所谓“伪造疫区”，则似乎并未发生。因为从四个月后“科学团”的调查报告可知，“科学团”专家在汇集、审查之前的细菌战各种资料时，肯定朝鲜方面对2月底之前发现的美军撒布细菌媒介物、居民感染病死情况，当时只给“法律团”提供了一份综合报告：
朝鲜保健省的第一个报告(SIA／1)是讲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份至二月份的事件。这个报告所包含的材料，再度被国际民主法律 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报告书中整理过。这一报告书（按：指“法律 团”最后的调查报告，代号S1A／4)增加了朝鲜发现鼠疫的资料，当然还有这批国际人士亲自询问人证的结果。[3]7
也就是说，对两个有感染死亡病例的“疫区”，其中铁原郡北面区霍乱案例，可能因涉及人数较少，法律团完全依照了朝鲜的综合报告。对安州发南里的鼠疫案例的介绍，朝鲜方面也只是包括在这份对一、二月份的综合报告中，并没有提供其他材料。是“法律团”的专家们，按照法律要求，对“鼠疫”疫区，又亲自询问了证人，增加了资料，掌握了证据，才予以确认的。可以推想，这些法学家们完全理解，在一、二月份，那些居民感染死亡时，朝鲜方面还没有时间和条件进行尸检及细菌培养试验的。苏联情报官员所指控的，把已判死刑的鼠疫患者毒死、作病理检验、细菌学检验来提供资料，似乎是捕风捉影、甚至是无中生有的。“科学团”复审了朝鲜和“法律团”的资料，认可了他们的结论。对此，“法律团”团长、奥地利著名国际法学家布兰德魏纳教授说：
“我很高兴地知道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完全证实了我们所见的一切。这也证明了中国和朝鲜的科学家们所发表的声明是十分可靠的。......我也感到骄傲，因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的调查团是第一批打开了真理大门的人。我对于真理必胜是深信不疑的。”[4]
朝鲜方面没有伪造，下面这件事也可作为旁证：1952年7月30日，“科学团”专家审查朝鲜提供的各个重要案例资料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17个问题，要求朝鲜保健相作些准备给予答复。关于安州发南里的鼠疫案例，“科学团”提出，“关于这个案件，委员会能否得到一些更多的详情？”21天之后，即8月20日，保健相逐条回答“科学团”的问题时，对安州发南里鼠疫问题的答复是：“鼠疫 唯一有关的补充资料就是鼠疫病例是在发现跳蚤三天之后出现。
“应该提到的是最初的病例是腺鼠疫，后来才有肺鼠疫。疫病传染的很快。”[3]146
朝鲜保健相并没有利用这段准备时间，去添加虚假证据资料。所以，按“抄件”之十，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根据贝利亚的报告，质询伊格纳季耶夫时，伊格纳季耶夫坦承，一年前收到了格鲁霍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指控信，但是，他“没有认为这个备忘录有任何重要性。他不相信这个备忘录中包含真实可靠的信息。”而且，伊格纳季耶夫还声称，他并没有将这件事隐而未报，在1952年七八月间，斯大林因事召见他，他当时曾经出示此备忘录给斯大林。此情节因为斯大林去世而无法证实，但这并不说明一定是伊格纳季耶夫为自己开脱的谎言。相反，从斯大林对美国细菌战的一贯态度，可反证伊格纳季耶夫所说是有可信性的。1952年2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通告美国开始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以及我方的应对措施。斯大林于2月23日回复，明确指出，“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以便使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采取重大的反击措施”，苏联将积极支持中国和朝鲜的行动[5]178。1952年3月14日，斯大林致电周恩来，同意中国的请求，向中国派遣9名细菌学专家，4月10之前发送预防鼠疫疫苗500万剂，霍乱疫苗380万剂，伤寒副伤寒疫苗850万剂，以及大量的消毒剂滴滴涕等，并尽快将一部分空运到北京[5]192。后来苏联派茹科夫院士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赴中朝调查美国细菌战。1952年12月9日，包括茹科夫在内的苏联著名科学家，参加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前，对塔斯社发表谈话，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细菌战罪行[6]。直到1952年末、1953年初，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向苏联致送“科学团”的调查报告，双方关于美国细菌战问题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一致的立场。所以，伊格纳季耶夫说1952年七八月曾将格鲁霍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报告给斯大林看过，当然斯大林并不会相信其内容。
二、1952年秋，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也受朝鲜欺骗了？
苏联情报官员指控的第二个事件，即1952年7月“科学团”来朝鲜调查时，朝鲜又制造了某种假象：1.“文件”二：1953年4月13日，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局副局长，前北朝鲜公安部顾问格鲁霍夫致贝利亚：1952年6月到 7月，来自世界和平会议的一个细菌学专家代表团抵达北朝鲜。两个爆炸现场当时已经准备完毕。与此相关的是，朝鲜人坚持要得到尸体上的霍乱细菌，这些尸体将来自中国。在包括研究院院士，前任国家安全部成员茹科夫在内的这个代表团的工作期间，经我们的顾问的帮助，制造了一种非真实的情况，以便于吓唬并逼走代表团。在我们的人民军工程技术部门的顾问彼得罗夫中尉领导下，爆炸地点被设在代表团停留的地方附近，况且当他们在平壤期间，假空袭警报多次响起。
2. “文件”四，1953年4月18日，原苏联驻朝鲜大使、军事顾问主席拉祖瓦耶夫致贝利雅的“备忘录”：在第二个代表团到来之前，卫生部长为获得细菌样品前往北京。然而，他们没有给他。但是晚些时候，他们在穆克顿[Mukden——按即沈阳]给了他。此外，在平壤，一种纯粹的霍乱菌样品被采集。这种菌样来自一个因食用腐烂食品而死亡的家庭成员的尸体。第二个国际代表团当时在北京，它没有到访北韩的特定地区，因为，北韩的展览设在北京。在代表团调查的地区，地雷（伪造的——原英译注）没有爆炸。……
一是所谓细菌样品（一说霍乱菌，一说鼠疫菌），朝鲜是从中国取来的。甚至耸人听闻地说：“朝鲜人坚持要得到尸体上的霍乱细菌，这些尸体将来自中国”！
这种编造实在太拙劣了。当时的情况是，为了向全世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我国曾在北京和沈阳举办了“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会”（1953年还在欧洲巡回展出），展出美国进行细菌战争的史实、人证、物证，有关调查报告等。鉴于当时形势，朝鲜的典型资料，也都送到中国这个展览会中。展览会备有显微镜，观众可以现场观察案例的细菌涂片。从当年新华社记者对展览会的记述看，其中第四室专门陈列朝鲜发生的霍乱和鼠疫病例资料，如3月上旬，平壤居民韩相国感染霍乱、祖孙三口死亡案例；5月中旬大同郡农民赵万福夫妇误食美军投撒的蛤蜊而患霍乱致死案例；4月份江西郡农民朴然浩接触美军投撒的跳蚤感染鼠疫致死案等[2]。所以，为迎接“科学团”的调查，朝鲜官员担心物证不足，特从中国取回细菌样品，这并不奇怪，也绝非朝鲜与中国合谋造假。不过，此举有点多余，因为调查团在北京已经参观过展览了。
二是，所谓伪造两处“爆炸现场”（按：应即疫区）。明眼人一下就可看出，这纯属于无稽之谈。当时因为我方空军的迅速发展、苏联部分空军的参战，美军已经失去了对朝鲜北方和中国东北的部分制空权，同时也为了掩盖其罪行，美军飞机投撒带菌媒介物，一般都是夜间飞行悄悄施行的，投掷的多是“不爆炸的炸弹”，不存在剧烈“爆炸”问题。所谓在调查团驻地附近，频发假空袭警报，制造假爆炸，形成恐怖气氛，恐吓、逼使调查团草草从事、离开朝鲜等等，更似荒诞不经的童话，不值一驳。
但是，“文件四”，即拉祖瓦耶夫对贝利亚询问的回复中说到，“从1953年1月起，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公开报道在朝鲜终止。1953年2月，中国再度向朝鲜呼吁揭露美国在细菌战中的面目。朝鲜没有接受这项建议。”
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朝鲜是美国细菌战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见证者，怎么会停止抨击美国的罪行呢？
在朝鲜战争停战前，朝鲜政府都和我国政府密切配合，揭露谴责美军细菌战罪行，即使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如此。如1956年4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金日成的总结报告和一些代表的发言，普遍抨击美国的侵朝战争，多次肯定战胜美国细菌战的斗争。金日成指出：
“我们全体劳动人民，在美帝主义的狂轰滥炸的环境下，甚至在杀人的毒气弹和细菌弹炸裂的艰苦环境中，也宁死不屈，只为了扼守自己的岗位，展开了英勇的斗争。”[7]
对于美国细菌战，也写进朝鲜的历史著作中。朝鲜著名历史学家金汉吉教授所著的《朝鲜现代史》，用近2000字设立“细菌战”专节，叙述粉碎美国细菌战的历史过程[8]。
三、“抄件”事件，是贝利亚政治策划的一部分
第一组，对伊格纳季耶夫的指控和贝利亚的调查。“文件二”1953年4月13日格鲁霍夫致给贝利亚的“备忘录”，揭露伊格纳季耶夫隐瞒了他们一年前的一份报告，指控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官员，帮助朝鲜伪造细菌战疫区等，由此引出贝利亚对有关人员询问及反馈。“文件三”、“文件四”，即苏联原驻朝鲜大使及卫生顾问对贝利亚询问的反馈，陈述朝鲜在迎接两个国际调查团时的态度和活动。第二组，即“文件五”、“文件六”、“文件十”、“文件十二”。在格鲁霍夫揭发的8天后，1853年4月21日，贝利亚将伊格纳季耶夫问题报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认定为伊格纳季耶夫隐瞒了“具有特殊政治重要性的备忘录报告”，损害了苏联国家的政治信誉，要求中央对伊格纳季耶夫进行调查、惩处。“文件十”和“文件十二”，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对伊格纳季耶夫询问、调查结果及处分决定：撤销其苏共中央委员，开除出党，继而又“清除出党”。第三组，“文件一”、“文件八”、“文件九”、“文件十一”，除“文件一”是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通报美军开始细菌战之外，其他则是苏联政府通知其驻中国和朝鲜大使，令中国和朝鲜政府停止对美国细菌战的谴责，以及中、朝态度的反馈。第一，不管是格鲁霍夫主动揭发，还是贝利亚获知线索而引爆这一事件，操纵者明显都是贝利亚。贝利亚长期掌控内务部，格鲁霍夫是他的属下，这自然使人想到，他的发难是贝利亚一手策划的。接着，贝利亚调查、询问了两个人员，虽然两人都不是所谓“伪造疫区”的直接在场者，但贝利亚就匆忙得出结论，报告苏共中央。第二，贝利亚提供的证据，并非有案可查的文件，而是在一周之内产生的个人书写，而且还不是直接在场者的证词（1952年春格鲁霍夫和斯米尔诺夫两人的报告，没见披露出来。当然，他们两人也并非直接在场者）。证据如此单薄，而苏共中央在10天后，仅询问了一下伊格纳季耶夫，并没有对朝鲜的实况作详细调查，就仓促做出两项关乎国内国际的重大决定——对伊格纳季耶夫清除出党；苏联政府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并要求中国和朝鲜停止谴责美国细菌战。这种草率处理，应该是是贝利亚策划要达到、也是有把握得到的结果。贝利亚长期掌控苏联秘密警察部队，罗织罪名，致人死地，是他的看家本领。何况这时正值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和党都处在不正常的特殊情况下。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贝利亚谋害的），并没有安排好国家和党领导权力的合理过渡，遂使苏联领导集团展开了一场激烈、残酷的权力角逐。综合国内外对苏联这特殊时期的研究，不难看出，贝利亚拿伊格纳季耶夫开刀，其目的主要有三：第一，报复、打击伊格纳季耶夫，彻底消除其在原安全部的影响，进一步强化自己对内务部及国家秘密警察部队的掌控。贝利亚的地位是靠着斯大林的器重而迅速提升的。1938年，他39岁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内务部长，之后又进入国家和党的领导核心，但仍掌控内务部及安全部门。然而，斯大林晚年对贝利亚的野心已经有所察觉，开始有计划地削减贝利亚的势力，甚至将其除掉。1951年底,贝利亚的亲信阿巴库莫夫突然被解除国家安全部长职务,接替他的是伊格纳季耶夫。有人认为，斯大林提名伊格纳季耶夫任职，很可能意味着贝利亚末日的开始。这位新部长上任后,立即在安全机关内部进行了清洗，削弱贝利亚的影响。同时大肆逮捕苏联在布拉格机构里的人员，包括奉贝利亚的命令在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里工作的高级警官[9]405-406。紧接着，伊格纳季耶夫又下令逮捕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科捷·恰尔克维亚尼，他是贝利亚在第比利斯的最亲密和最忠诚的同事之一。由此炮制出所谓的“明格列尔民族主义分子阴谋案”，涉案人员都是贝利亚在格鲁吉亚工作时期培植的亲信和属下，而贝利亚本人就是地道的明格列尔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明格列尔人案就是斯大林为了除掉贝利亚而捏造出来的[10]。但是，斯大林未及实现预定计划就突然去世了。贝利亚重掌内务部，并且安全部并入内务部。伊格纳季耶夫虽然离开了安全部，但还是党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之一，分工监管政法系统。所以，贝利亚必然要彻底打击伊格纳季耶夫，清除他在安全部系统遗留的影响。贝利亚首先为“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平反，处死了经手此案的原安全部副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的副手柳明。接着便由格鲁霍夫发难，捕风捉影、夸大事实，罗织罪名，以至将伊格纳季耶夫清除出党。幸而伊格纳季耶夫依靠着赫鲁晓夫，免了一死，在贝利亚垮台后又得平反。第二，削弱赫鲁晓夫的势力，为攫取苏联最高权力作准备。研究者一般都承认，贝利亚随着地位的提升、权力的扩大，政治野心迅速膨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核心形成了两派：一派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当时他们是国家一、二号人物，掌握着国家行政系统、内卫部队和秘密警察，占居优势。二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派，掌握着党务系统和军队。伊格纳季耶夫在任安全部长之前，一直是党务干部，与赫鲁晓夫更为接近，甚至说是赫鲁晓夫的亲信[11]，除掉他，自然就削弱了赫鲁晓夫派的力量。第三，否认美国细菌战，转变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取悦美国和西方，同时改变自己的国内、国际形象，为篡夺苏联最高领导地位创造条件。贝利亚是从“肃反”工作发迹、又一直是斯大林“肃反”工作的最有力助手，苏联肃反工作的严重扩大化，使贝利亚也被人们视为“刽子手”、“政治杀手”、“嗜血鹰犬”等等。这些称号，虽然带着西方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抹黑的因素，但也表明，不论在苏联还是在西方人眼里，贝利亚都是一个冷酷、残忍、野心勃勃的形象。斯大林逝世，给贝利亚创造了一个登上苏联最高领导人地位的契机。可以说，贝利亚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在斯大林逝世后的短时间内，其他核心成员还耽思苏联走向的时候，贝利亚则表现得特别活跃，他不仅对自己主管的领域提出议案，而且跨领域地对党建、政治、外交、民族、经济等等，都提出一系列议案，要中央通过。他利用马林科夫名为国家第一号人物，但是软弱、缺乏执政能力的弱点，自己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俨然就是国家和党的第一号领导人。他提议的大赦百万在押犯，为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明格列尔人案平反，各民族地区主要领导必须由民族干部担任等，也许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在苏联人心目中给自己蒙上亲民的色彩。在国际，他主张东德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恢复和南斯拉夫党和政府的关系，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可以说都是意图在西方建立自己新形象、取得西方广泛支持。为达此目的，贝利亚不惜使用过去“大清洗”中栽赃陷害的方法，既整垮伊格纳季耶夫，也一举把中、朝反美国细菌战的斗争都说成是伪造，为苏联转变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制造合理借口。我们抛开苏联当时内部斗争的是非、贝利亚的功过，单就对美国细菌战一事，可以断定，他未免太“天真”了：中国做出反细菌战的决策，是建立在广大军民千百次发现、大量人证物证，科学家严格鉴定检验基础之上的，也是综合了美国研发使用细菌武器的大量情报信息而认定的，岂是凭一二人随意编造就可否定？
同样，朝鲜对1952年一、二月发生的案例没有留下完备的资料，但是三月之后的案例都做了完备的记录，经过了科学鉴定、检验，怎么能由贝利亚策划的那种指控将其一笔抹煞呢？
四、“抄件”主要并非严肃文件，带着个人色彩
人们一看“抄件”来自于“苏联总统档案馆”，有的后来又出现在俄罗斯的解密档案中，就以为它是内部文件、绝对可靠，无可置疑。殊不知，其中大部分并非苏、中、朝党政机构的正式文件，而是某些情报人员、官员仓促之间的个人书写，或者说是在苏联领导核心陷入内斗、政治局面短暂混乱时期，作为内争手段的检举信、信息报告。其中属于贝利亚策划而来的，多是栽赃陷害的虚假不实之词，即使苏联外交人员向苏联领导人的汇报，也不免带着明显的个人色彩，对事实有所歪曲。如“文件九”，1953年5月11日，苏联大使受命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苏联政府的意见，要求停止谴责美国细菌战罪行，毛主席没有用斩钉截铁的话语马上给顶回去，而是用稍模糊的、外交语言，婉转地拒绝了苏联的意见。然而苏联大使在向苏联领导人汇报时，却把毛主席描绘成听了苏联的意见，“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紧张，他吸烟很多，碾碎那些烟并喝下许多茶。”而且说出“中国反细菌战的行动是基于在朝鲜和东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开始的；目前，要证明这些报告的确实性是困难的......”这种歪曲描述，以至造成某些人误解，连朱正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认为“最后毛泽东本人也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12] 真是天大的笑话！毛主席对于美国所实行的细菌战，何曾有过一时一刻的犹疑？再如，“文件第十一”，1953年6月1日，苏联外交人员向朝鲜领导人传达苏联政府意见，要求停止揭露美国细菌战，金日成称病未见，朝鲜劳动党朴成永听了苏联外交官的传达，竟然发生了如下情况：“朴成永没有排除下列可能：那些炸弹和里面的东西是从中国飞机上投下来的，况且里面也没有细菌。”这除了是那位苏联外交官的歪曲甚至编造，还有别的解释吗？
好在苏联的其他领导人很快发现了贝利亚的阴谋，1953年6月26日将其逮捕，关于否定美国细菌战的这出闹剧也就中止。现在，一些人企图推翻这桩历史铁案，也必将是徒劳的。
① 本文所引“抄件”来自网络。有两件参考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4卷》中正式公布的译文；全部标题参考了《李约瑟大典 传记学术年谱长编事典 下》“俄罗斯藏朝鲜战争细菌战事件档案”，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12.第930页。[1]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中美关系 资料汇编第二辑 [2]新华社记者 林麟：斩断美国细菌战犯们的罪恶血手——记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会的 病理部分//人民日报.1952年9月18日第3版[3]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 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1952。[4]黄季方：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好的和平保卫者——布兰德伟纳教授访问记// 世界知识，1952年第40期[5]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4卷 1951.9-1954.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01，第178页[6]1952年12月16日新华社新闻稿，1952年12月896页[7]金日成：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集//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56.,第18页[8]金汉吉：朝鲜现代史//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80，第359页[9]威特林（Wittlin，T.）著；王 伟，张多一译：政治杀手贝利亚//beijing :中国[10] 爱德华·克兰克肖：赫鲁晓夫回忆录 下//beijing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11]黄殿伟著，噬血鹰犬-贝利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02，第339页[12]朱正，当代学人精品 朱正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07，第143页【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com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