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我先后采访过230名历史亲历者。展示国共两军的区别，以及共产党军队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必然，是我落笔的一项核心内容。
国共两军的区别太大太多了!最本质的区别集中体现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官兵关系上，这就不能不在习惯用语上有所表现。长期潜伏国民党第六十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俞建昌因故于1947年9月撤回东北解放区后，改名俞光，尽管当时前线急需熟悉敌军的敌工骨干，但他还是向中共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提出，要上军政大学，理由是：“咱们共产党军队的好多名词儿我都不会，不学习咋行?”
的确，开国一辈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让精英主义肆虐的华夏大地“换了人间”，还开创了一套以民本主义为特征的全新的语言体系。
国共两党、两军习惯用语的区别，又特别反映在称谓上。
一、不同称谓背后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我军是在旧社会、旧军队土壤中产生的，自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道路，人民军队不仅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更经历了以“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以及召开“古田会议”为标志的一系列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而用语特别是称谓用语的逐步改造，是其重要一环。
史书记载，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其中明确要求密切上下级之间的同志关系，在红军中废除“官”与“兵”的称呼，“一律用‘红色指挥员’、‘红色战斗员’来代替”。
据老红军吕黎平回忆：“1933年9月，刘伯承回瑞金出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他经过调查与研究，认为要体现中国的官长与士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关系，进一步增进官兵之间的团结，应该改变国民党和旧军阀部队对‘兵’、‘伕’的鄙视称呼，建议各级军事行政长官，统一称呼‘指挥员’，各级政治委员、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对等相称，对‘兵’、‘伕’也相应改为：士兵——战斗员，卫兵(保镖)——特务员(后改为警卫员)，号兵——司号员，旗兵——掌旗员，马弁(勤务兵)——勤务员(公务员)，传令兵——通信员，伙夫——炊事员，马夫——饲养员，挑夫——运输员。中革军委立即批准了刘伯承的这一创造性建议，并一直沿用至今。”
对于国共两军称谓用语背后的价值观，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九章第一节《曾军长负气要当炊事员》中写道：“中将军长要求当炊事员，在国民党军队无疑是天方夜谭的疯人胡话。官就是官，兵就是兵，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对官长要称‘官’尊‘座’，什么司令官、长官、值星官，什么委座、钧座、总座、局座，什么军座、副座、参座，甚至营座、连座等等，不如此就是不敬。当苦力服劳力的只配叫‘夫’，什么脚夫、轿夫、伙夫、马夫，等等，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役使苦力者的高贵。当年的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炊事员、饲养员、值班员、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社会变革的标志!”
国军底层士兵常年被盘剥，缺衣少粮断饷是常事
二、不同称谓展示的行为逻辑
国民党军队称谓用语的价值观，推崇“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旧道德，由此派生的行为逻辑，关注的只是“执行力”，强调的只是“绝对服从”，培养的必然是盲从精神。
对此行为逻辑，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在数次挨长官打或受长官欺辱随即又接受长官下跪道歉后，曾有过经典叙述：“在部下的面前，中国的长官都是神仙、上帝;在长官的面前，中国的部下都是白痴、笨蛋。”“长官骂干部时，不准干部问理由，其实他自己也说不出理由，也因此造成一批干部不知要做什么，因为不知目的何在，如此自然会盲目去做，所以训练出来的军官‘忠勇有余，智谋不足’，冤死的人不计其数。”
志愿军第五十军老战士莫若健曾在碧潼战俘营管理过“联合国军”战俘，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20世纪40年代曾在山东济南当过牧师的美军战俘戈德弗里的一段感慨：“我接触过一些中国官僚，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点头说对，似乎没有自己的脑袋，但他们对一般老百姓尤其是贫苦农民，态度十分恶劣。好像在他们面前，我们外国人永远正确，在老百姓面前，他们又永远正确似的。我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感到自豪!”
国民党军队称谓用语引导的行为逻辑有着历史的传承。“将贵智，兵贵愚”是数千年来华夏神州滚滚烽火中通行的治军带兵古训，继承了这一封建传统的国民党军队只能培养出人格扭曲、奴性十足、权利意识荡然无存的战争机器。
对中国文化传统糟粕的扬弃，正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弹精竭虑百折不挠追求并曾实现了的社会改造宏伟目标——在中国革命的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严并懂得为劳苦大众权利也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三、不同称谓引导的行为趋向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权私有”的旧军队，称谓上强调“尊卑有序贵贱有别”，所引导的具体行为，必然是残酷的阶级压迫。
对此，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六章《泪血大控诉》中有着基于大量口述历史和尘封半个多世纪史料的详细记载，其中骇人听闻的典型事例，有强迫全连一人一刀活剐逃兵，有强迫全连士兵煮吃逃兵肉，有仅仅因为士兵骂了营长就被“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还有傅作义部的士兵被杀37刀后又被挖出肝肺，然后军官强迫死者的父亲去吃……
国民党军队虐杀士兵非常普遍，也非常随便，不胜枚举。据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身份于抗战期间的实地考察报告，以及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并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白修德等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考察报告，国民党抗战期间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国民党习惯用语和通行称谓引导的行为趋向，本质上，是维持长官为所欲为的权力，是强制下级对上级无原则的——盲从。
共产党习惯用语和通行称谓引导的行为趋向，本质上，是通过强调官兵平等的人际关系，培养劳苦大众谋求自身解放的——自觉。
对比之中，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七章第5节《“你指导员还打人?》中，讲述了国民党官兵起义后，抛弃“盲从”实现“自觉”的真人真事。
由长春起义部队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1949年秋冬进军鄂西期间，海城起义士兵浦绍林担任连队指导员，他见一位新战士因平脚板经常掉队，便亲自和连队党员多次帮助其背枪背背包，然而，在一次深山强行军浦绍林背其过河之后，这位新战士竟然赖着不走了。担心落单被害的浦绍林心急火燎，忍不住抄起路边的树棍打了这位新战士两下。鄂西战役结束后，浦绍林就自己的“残余军阀作风”问题，主动在士兵委员会参与主持的全连军人大会上作了一次深刻的检讨。然而，在各班讨论时却出现了分歧，新补入部队的翻身农民支持指导员检讨，但起义士兵却把反对意见吼得老高：狗屁军阀作风!军阀作风你见过?指导员帮当兵的背东西，背当兵的过河，有这样的军阀吗?在大山里行军掉队后，被土匪剥光衣服弄死在路边的，我们又不是没见过……
都说，那个年代战士给干部提意见，面对面，真尖锐啊!起义军官杨宗仁回忆，鄂西战役的一天，本连驮炮的马摔下了山，杨宗仁见到下山找炮的战士就问：“炮摔坏没有?”炊事班长听到这话当场就提了意见：“你副连长怎么不问人摔坏没有?说明你的立场还没转变!”杨宗仁后来感慨：“这是我一辈子的教训。”
四、警惕称谓蜕变诱导的政治歧途
当年，正是称谓改革所体现的官兵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实现了这支起义部队“政治上高度团结”(我军政治工作三大目的之首)，极大地激发了全体指战员(即指挥员和战斗员——若不注明，当代一些年轻人是看不懂的)的人生潜能，推动了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出了令志愿军统帅难以置信的骄人战绩，并获得领袖和统帅的交口赞誉。
这些年来，毛泽东时代创建体现群众路线精髓的一些民本主义称谓、用语已趋于消失，比如，被浦绍林、杨宗仁们视为政治生命的“群众反映”，曾是毛泽东时代共产党队伍用以评价干部、约束领导并且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流行词语。而这类被开国共产党人视为政治生命的流行词语的消失，又折射了我们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历程中令人痛心的曲折。
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肤浅的影视界更甚。
本人成长于“指战员”称谓取代“官兵”称谓的毛泽东时代，曾在步兵第一三八团红一连荣获“五好战士”，这些年来，通过专题研究、著述国民党起义部队改造史，深入思考认识到：
如今的共产党人用语出现国民党化倾向，绝不仅仅是“官兵”称谓取代“指战员”称谓的一词一事，可以列举的不在少数，太多太多了。其要害，是以满足虚荣心方式人为抬高干部阶层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诱导其脱离草根大众自鸣得意高高在上，进而悄无声息地强化背离我党我军宗旨并有助于当官做老爷的等级秩序，最终为“温水煮青蛙”式地实现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由传统的“鱼水关系”向国民党化的“油水关系”方向和平演变，开辟舆论和伦理上的通道。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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