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知｜毛泽东的抗战策略与布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此后8年的全面抗战中，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抗日武装以超凡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英勇机智，创造了人类反侵略战争史的奇迹，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作为克制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和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势力的主要抓手。

毛泽东反复告诫大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里有3个关键词。

一是独立自主。这是专门应对蒋介石的。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应承国共合作，但也夹带“私货”——想分割使用八路军，从而将八路军慢慢消解，或借抗战之名，消除异己，找准机会让八路军充当炮灰。对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清醒，倘若如王明所宣扬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样，则正中蒋介石下怀。只有在国共合作的抗战中，坚持独立自主，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灵活机动地开展对敌斗争。

二是山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付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形成了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一套经验，但面对侵华日军这样的强敌，原有的经验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在山地开展游击战，是因为只要在山地作战，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便难以展开，受到很大约束。

三是游击战。游击战的打法，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已经开始使用，并总结了游击战的“十六字”方针。而此时的对手是装备精良、擅长现代战争的日军，日本人最希望的是中国军队与他们打阵地战，这样其机械化装备可以大展其威，如此阵地战之弊端在淞沪会战中已经显现。毛泽东所强调的对日游击战，是人数更加分散的游击战，是化整为零的“麻雀战”，“要散得开，收得拢，集中以消灭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但不能绝对的集中、平均的分散”（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少好机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出没无常，巧妙灵活。而当时，一些八路军将领对抗日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认识不足，仍然留恋打运动战和歼灭战，这样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虽然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然而歼敌1000余人，自身也伤亡600余人，且我方伤亡者基本上是参加过长征、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可见，对付日本这样的对手，中共领导下的红色武装最适合的还是打小规模的山地游击战。因此，毛泽东给八路军提出了“不打规模大的战役”的总原则。

1937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先后5次电告前方将士，提醒他们，日本人与国民党军队不同，要求大家以最大的决心实行战略转变，不要老想着过去与国民党军队的打法。

此后的两个月里，毛泽东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对日作战，这是他每逢新对手的临战态度。毛泽东命令八路军最先开进山西战场。之所以将山西作为八路军抗日的主阵地，一是因为山西不仅是中国革命大本营陕甘宁边区东出华北的主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的重要屏障，且境内山脉众多，东南之太行山、东北之五台山、西之吕梁山、西北之管涔山、中部之太岳山脉等，皆雄奇耸峭、绵延逶迤，是八路军打山地游击战的绝佳之地；二是因为日本人当时正步步向山西紧逼，阎锡山认为，蒋介石不太靠谱，而与进驻山西的八路军合作、共同抗击日军，符合他本人的利益。八路军3个师开进抗战前沿山西，也能够充分化解蒋介石将八路军分割使用的图谋。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其正确性很快得到验证。

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武装按照“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多打小胜仗，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在敌侧后打了许多漂亮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如广阳伏击战、雁门关大捷、夜袭敌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战、正太路破袭战、神头岭伏击战、黄土岭战役、晋察冀边区冬季反扫荡”等，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而且有力支援了友军忻口会战。特别是在国民党据守的娘子关、太原等地失守，大部队撤至黄河以南或晋南、晋西南一隅之际，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却挺进敌后，展开游击战兼具运动战，有力地牵制和消耗了日軍，使抗战以来饱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华北民众看到八路军才是华北抗战的顶梁柱和人民的保护神，为中共领导下的红色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厚植了群众基础。

精心布局敌后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建设，认为根据地是人民军队生存与发展的主要依托，“根据地是基地、是后方，要与流寇主义做思想斗争”（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日报馆，1938）。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将根据地建设和精心布局作为战胜敌人的重要抓手。

毛泽东将第一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布局在山西，将山西作为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支点。为更好地经略山西，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八路军总部先后移驻山西。毛泽东指示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在山西全省创立根据地，以作为华北抗日的重要战略支点，毛泽东还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布置全省的游击战”“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郭秀翔：《毛泽东同志在山西的革命实践》，载《前进》2013年第12期）。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将八路军3个主力师派进山西抗战前沿，创建了四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西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其布局充分展现了四足鼎立，互为呼应，关门打狗，连成一片，犬牙交错，进可攻、退可守的大阵势、大格局，而且还造成了山西境内之敌只局限于城市及交通线，其余皆为我方所占的有利态势。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直接虎视威慑敌重兵集结的华北。

毛泽东首先将目光投向地理位置极佳的位于晋东北的五台山。1937年9月24日，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当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而重点于五台山脉。将五台山作为华北乃至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进行创建，可谓“落一子而活全局”：五台山位于山西五台县境东北部，巍然高耸，雄视雁代，连接太行，横亘晋冀，乃“华北之屋脊”，向东虎视河北平原，向西则俯瞰三晋大地，可谓津京要地的西部门户；五台山地区居高临下，可给侵占华北平原且重兵集结的日军造成极大的威慑。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率领下进驻晋东北。平型关大捷后，聂荣臻奉命带领约3000名武装人员留守五台，创建以五台山为中心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

毛泽东又将目光投向地处晋东南与五台山南北相对应的太行山。太行山地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向东直下冀鲁豫平原，是时时可震慑华北之敌的战略要冲。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13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1938年2月，创建晋冀豫敌后根据地工作全面展开，抗日游击战亦全面推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敌构成重大威胁，侵华日军为维护后方交通线的安全，不得不调集重兵进攻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日军若从华北来犯，西进山西，两大根据地可以南北夹击，有力地钳制敌人，从而处于战略主动。

晋西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则是拱卫陕甘宁边区的两块根据地。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西邻黄河，北连平绥铁路，南毗汾离公路，且有管涔山脉作为重要依托，是陕甘宁边区东出华北、华中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1937年9月中旬，毛泽东多次指示八路军一二〇师应活动于晋西北的管涔山脉和吕梁山脉北部地区，向绥远、大同游击，以钳制日军。9月下旬，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一部挺进晋西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1月，一二〇师由原来的8200人，发展到2.5万人。在平绥铁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不仅可以屏障晋察冀边区，而且可以拱卫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1938年5月，毛泽东电示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根据地。12月，一二〇师李井泉率领大青山支队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3个游击根据地，并逐步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是以吕梁山为依托开创的，西毗黄河，东接同蒲铁路，北连汾离公路，与陕甘宁边区东面相连，在陕甘宁边区之东构建了严实的屏障。在太原失守之前，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总部要在晋西南建立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9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一五师直属队和三四三旅开拔吕梁山。由于沿途有阎锡山部队的阻挠及日军的侵犯，直至1938年2月下旬，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才开始创建。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晋西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构成南北对峙格局，山西境内之敌若西犯陕甘宁边区，两大根据地可南北夹击，有力钳制。

在毛泽东的精心部署下，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和山西地方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壮大地方武装，组建抗日民主新政权，抗战的烽火燃遍三晋大地，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获得极大发展，其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最初的3000人武装力量，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边区八路军发展到21.5万人，地方部队壮大到10.4万人，总兵力达32万人，不脱产的民兵武装发展到90余万人，人民自卫武装300余万人，书写了人民战争之壮丽晋察冀篇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赞誉其是“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的展开与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成为华北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为实行更大规模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成为敌后反击日本侵略者“最前沿的战略基地”，在与侵华日军的残酷斗争中，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日军、伪军军队。1938年2月至3月，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之一二〇师，对同蒲铁路北段及太原、沂县间公路展开破袭战，日军调集1万余兵力向晋西北发动围攻，八路军在破袭及反围攻战中共歼敌2000余人，收复县城7座；1938年3月14日至18日，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之一一五师在大宁、蒲县之间的午城、井沟地区同日军连续作战5日，先后毙伤俘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6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和大量的军用物资；1938年4月初，日军集结3万余重兵向晋东南大举进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之一二九师采取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方针，经过23天的反攻作战，共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1938年9月下旬，日军集结5万余重兵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五台、涞源、阜平等地区发起围攻，企图吞并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1个多月的反围攻中，在一二〇师的配合下，共毙伤俘日军、伪军5000余人，给敌以沉重打击。

随着抗战形势的有利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进一步向华东、华中拓展，八路军挺进山东，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则活跃于大江南北，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

抓住敌人防守之疏漏主动出击

战争的关键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高明的指挥员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防御。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深刻指出，要抓住敌人弱点，将自身劣势转化为优势，建立游击战争主动权。

1938年春，日军实施南北夹击徐州计划。淞沪之敌北上、华北之敌南下，日军破绽显现——华北日军主力抽走，则河北山东之敌顿显空虚。这是八路军进驻华北的好机会。

毛泽东果断地作出了“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此前八路军没有在平原地区打游击的经验，对于能否在平原地区打游击并立住足心存疑虑，然而毛泽东判断其可行。他认为敌人虽然占据了城市和交通线，但他们没有可能占据广大的乡村地带。山区虽然有利于扎根，但资源受到很大的限制；平原就地理而言打仗不如山区，但却有山区难以比拟的优势——地广人多、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当然，在平原地区打游击，不能死拼硬打，而是采取更巧妙灵活的战术：当自己人数处于优势时，就打运动战；当自身力量弱小时，就打游击战；当敌人处于绝对优势时，就打规模更小的游击战（“麻雀战”）。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吕正操率领所部开辟了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平原地区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杨成武则在冀东平原开辟了抗日根据地。有了成功的范例，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学习推广，这样，八路军主力便纷纷进驻河北、山东平原地区。不久，山东抗日根据地很快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最大、实力最强的抗日基地之一。

紧接着，毛泽东又着手指导新四军的战略战术。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向项英、陈毅推广八路军的游击战法，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向苏南挺进，稳住阵脚后，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新四军主力进入苏南，创建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6月至10月，日军集结重兵大举进攻武汉，后方防守兵力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挥八路军主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这年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交战1600余次，共歼敌5.4万余人，虽然平均每次歼敌约33人，却生动地证明了“积小成多”的辩证法，也验证了游击战这一法宝的巨大威力。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到1938年年底，八路军由全面抗战刚开始时的4.5万人发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

（来源：“李享生活”微信公众号，转编自“《文史春秋》2024年3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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