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成长为全国性的大党的关键时期，也是大党难题不断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阐明了大党难题的主要表现、严重危害、形成原因，并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采取许多积极措施，有效化解了若干难题，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也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奠定了坚实基础。剖析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大党难题的科学认识与解决对策，对于新时代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坚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并扭转中国前途命运的时期，也是党不断成长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由于革命形势的严峻复杂、组织规模的不断壮大、斗争环境的深刻转变，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难题。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认识大党难题的？为解决这些难题采取了哪些措施？实践效果如何？学界现有成果更多聚焦于新时代大党独有难题研究，对上述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深入剖析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大党难题的认识与解决对策，对于明晰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演进，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坚定，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大党”与大党难题的逐步显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开展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了革命任务的大转变和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对此，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评价道，“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与此同时，党面临着更大的使命任务、更大的管党治党难度和更高思想作风要求，伴随而生的一系列大党难题也开始逐步显现。
（一）革命形势的严峻复杂赋予党更大使命任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国民党政权限制束缚和根据地自然社会条件恶劣等多重压力之下，社会环境和革命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所肩负的使命任务也更为重大。
党担负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面对如此形势，把中国从灭亡的危境中解救出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1937年7月，中共中央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全国同胞发出宣言，明确将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列为“奋斗之总的目标”。直至抗日战争结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借助美国军事援助维持其独裁专制统治，试图侵吞和平、民主、独立的革命胜果，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最大努力为民族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继续“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主动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
党担负着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为推进全民族抗战走向深入，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调整战略方针，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4月，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特别强调：“新的形势更要求我党同志迅速的彻底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这给党提出了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关系的新命题，也就是既要积极动员国民党、地主阶级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力量，又要坚决克服党内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地主阶级的错误倾向。全民族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内和平民主而积极努力，明确指出这一时期在国统区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等。无论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都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
党担负着放手发动群众、推动根据地建设的革命重任。新的革命形势决定了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依靠发动群众和发展根据地。1937年8月，洛川会议提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革命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是取得民族战争胜利的基础。“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力量，一切社会的困难问题，只要依靠群众都能获得适当的解决”，这对党动员、组织群众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根据地的稳定与发展既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有效实践，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有利条件。只有不断推进根据地建设，才能为革命战争中“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提供战略依托。因此，如何充分发动群众、不断推动根据地建设，也都成为这一时期考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二）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更大管党治党难度
为充分应对新的革命形势、更好担负新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始广泛发展党员，不断扩充壮大组织队伍。党的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也带来了更大的管党治党难度。
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引发组织管理难题。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就提出“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强调“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1938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并明确了吸收发展党员的原则、方法、政策。此后，党的各级组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1938年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开始时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党员人数的迅猛增加确实扩大了党的组织基础，但也造成了组织管理的一系列难题，不仅使党员质量难以保证，党员教育和队伍建设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党员阶级成分复杂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提出新挑战。党的纯洁性与党内成员的阶级成分密切相关。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加入党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将自身的局限性、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不良作风带到党内。此外，部分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甚至有30多名国民党特务渗透至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关和要害部门。这些现象反映出党员阶级成分受短期内组织规模迅速扩张的影响趋于复杂化，使党的纯洁性建设面临着巨大挑战。
共产国际的解散对独立管党治党和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带来机遇与考验。自党的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中国共产党就是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章程，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制定、路线分歧、人事任命、经费拨给等，经常需要向共产国际进行事前请示和事后汇报。这导致“远方”的指示及其派出的代表，长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更好适应国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使各国共产党能够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正式宣布解散。这在让中国共产党有更多机会自主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对能否独立完成好管党治党任务、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考验。
（三）斗争环境的深刻转变提出更高思想作风要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斗争环境发生深刻转变，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思想作风要求。一方面，破坏党内团结、不讲政治纪律、不守政治规矩的现象，在党员干部甚至个别高级干部身上还有发生。例如，1938年2月，王明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期间，不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和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问题的公开谈话，反映了其将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1938年4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私自逃离并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给党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影响。再如，1938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刘力功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之后，不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基层接受锻炼，不顾中组部的反复谈话劝说，甚至以“退党”作要挟，坚持与组织抗衡。对此，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特别指出：“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这些现象表明必须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性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另一方面，部分经历长期革命战争的“老革命”居功自傲，丧失革命意志，思想上和生活上开始腐化堕落。延安时期，包括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大多处于相对稳固的敌后环境中，基本上没有遭受大规模直接战争，这使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衍生享乐主义和特权主义思想。例如，1937年10月，曾走完长征的红军功勋将领、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6队队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竟枪击致其死亡。经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共中央审慎讨论，决定对黄克功处以死刑。毛泽东在致公审会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评价黄克功的所作所为是“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此外，还发生了担任边区税务分局局长的红军战斗英雄肖玉璧利用职务之便倒卖军需品，革命功臣刘振球贪图享乐、贪污公款等事件，都对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提出迫切要求。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大党难题的深刻认识
延安时期不断形成发展的大党难题，对中国共产党成为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造成了严重阻碍，引发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深刻剖析了大党难题的主要表现、严重危害、形成原因，初步形成了关于大党难题的科学认识。
（一）对大党难题主要表现的认识
大党难题是党的建设中出现的难题，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直接相关。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看来，延安时期大党难题之“难”，主要就表现在大党的这些方面。
难在如何使全党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设思想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取得了数十倍的发展，登记在册的党员从1936年的2万多人发展到1945年的100多万人，这样大的党难免会产生各种意见的分歧。受党员阶级成分多元的影响，意见的分歧往往并不局限于具体工作层面，而是党内思想尚未统一的表现。其一，部分党员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其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并未完全肃清。在毛泽东看来，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自发性。其三，学风、党风、文风在部分党员的头脑中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对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深刻总结：“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
难在如何克服政治路线中的错误偏向，建设政治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说，“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延安时期，党内既有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左”倾急性病，又有悲观主义、机会主义等右倾错误。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从同“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等各类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948年3月，在率领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前，毛泽东指出：“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这表明在政治路线上与各种错误偏向作斗争，始终贯穿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各个方面和全部历程，是影响党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重大难题。
难在如何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实现行动统一、步调一致，建设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延安时期党的组织规模和控制区域都取得长足发展，但也不同程度出现山头主义、自由主义等倾向。山头主义把党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王国”，损害党中央权威和团结一致。1944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内部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很严重。”自由主义则严重妨碍党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执行。毛泽东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冲突的，它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不仅会导致党内团结涣散、关系松懈、意见分歧，而且会使革命队伍丧失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
难在如何消除狭隘的关门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但在党的内部，始终有一部分党员保存着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的作风，排斥党外人士、脱离群众。他们或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表现出严重的排外性；或习惯于独断专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和运用民主作风，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官架子。如何克服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建设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也是这一时期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
（二）对大党难题严重危害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成为大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对党的建设以及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危害。对此，毛泽东不仅有清醒的认识，而且保持了高度警惕。
认为这些问题会使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大党难题严重妨碍党内真正广泛地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特别指出，如果不除去“党八股的毒”和“教条主义的错误”，“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这里所说的“将来和前途”便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确立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基础。因此，当党内尚未将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时，伪马克思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这不仅不会使党员干部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反而会使非无产阶级思想假借无产阶级之名并按照自身的阶级面貌来建设党和改造世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加以消解。
认为这些问题会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党内的团结一致既是党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等力量的来源，也是建设一个全国性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为党内的团结一致而斗争，“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大党难题对党的团结一致的破坏表现为，如果任由这些违反党性的问题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毛泽东指出，“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要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这也间接反映出毛泽东已充分认识到大党难题对党的团结一致的破坏。
认为这些问题会使党脱离人民群众，导致革命失败。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要求，也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党在延安时期面临的难题则会使“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都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毛泽东强调，“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也要“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否则，党便会走向错误方向，革命事业也会遭受重挫。对此，毛泽东发出警示：“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三）对大党难题形成原因的认识
在深刻分析这一时期大党难题表现和危害的基础上，毛泽东还深入阐释了大党难题的形成原因。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构成，是大党难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占据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并非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中国共产党内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来自这个阶级，“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这既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持续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是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倾向、错误路线、不良作风的阶级基础。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造成大党难题的主要原因。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集中体现为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长期处于被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无形中导致党内结成了许多“班子”，妨碍着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得我们党里有很多的‘剧团’，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戏班子’……各个班子的活动是不统一的，而且水平较低。”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则使党在较长时期处于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也给党的建设造成了很大困难。毛泽东强调：“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严峻的斗争环境使党无时无刻都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无形中加剧了党在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的难题。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水平较低，是形成大党难题的重要原因。1937年6月，毛泽东在分析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时指出：“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把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低下，视为大党难题形成的重要原因。
党员干部的本领恐慌，是大党难题形成的直接原因。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在毛泽东看来，党员干部的本领恐慌集中表现为“一切工作都是靠下命令”，“人家不听你，就打人，结果，工作就领导不起来”。总而言之，“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大党难题的解决对策
延安时期，毛泽东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面临的许多难题，使党成为更加统一、团结、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构筑思想意识高度统一的大党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通过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教育党员干部，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达到了新高度，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布尔什维克化，构筑起思想意识高度统一的大党。
组织发动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产生各种错误偏向的思想根源，将全党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为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整风运动要求全体党员在必要的日常工作外，将“二十二个文件的讨论、研究，以及工作检查、思想检查，放在第一位”。在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中，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中共中央的文件资料占多数，使得党内思想认识逐步统一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上来。自1943年9月起，整风运动进入深入讨论党的历史的新阶段。通过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全党对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经过整风运动，不仅“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而且让“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成为共识，将全党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同时也为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加强全党理想信念教育，夯实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面对大党难题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动摇，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强调：“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提拔……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负责在职干部教育和马列主义学习运动。这一时期，党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干部学校。通过抽调各级党员干部进入各类学校接受教育，使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此外，受恶劣战争环境和艰苦物质条件制约的影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因时、因地制宜发起在职干部教育运动，不断健全在职干部教育制度，采取报纸、党务广播、口头报告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加强对干部的理论教育和思想教育，实现了“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的主要目标。
推动创办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科研机构，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一方面，推动成立党的编译机构，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38年成立的马列学院编译部和中央军委编译处，是延安时期党的两大编译机构，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军队论》等著作，为全党开展理论教育提供了重要学习文本。另一方面，成立马列学院等研究机构，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1938年5月，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直至1941年先后改组、更名为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共设置包括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教育、中国文艺、中国新闻、中国历史、国际问题、俄文等研究方向在内的9个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著作，并围绕中国社会具体情况展开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优异的科研成果，不仅为全党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了条件，而且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二）以“整编党的队伍”锻造坚强有力的大党
针对延安时期党员数量庞大、组织结构复杂等情况，毛泽东从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不断锻造一个坚强有力的大党。
强调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一方面，健全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我们的党”，必须无条件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加强纪律教育以严明党规党纪。毛泽东认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因此，“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文件，就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各地各级党部的工作规则和组织纪律作了明确规定。
完善党的制度，为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的执行提供保障。其一，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了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一元化”。其二，建立请示报告等制度。在毛泽东看来，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等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是最可怕的，主要表现为自己缺乏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为此，毛泽东于1948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并详细规定了报告主题、内容、篇幅、频次等内容。其三，健全党委制。毛泽东认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中要求党、军、政、民等团体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明确一切重要问题均须委员会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
广泛发动学习运动来培养大批有学问的干部。针对党员干部的本领恐慌，毛泽东说：“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进一步阐明了学习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预期成绩、具体方针等问题，提出要努力“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在党内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并决定以每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日为学习节，总结学习经验。按照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详细规定了高、中、初级班的学习课程和学习计划，毛泽东亲自担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经过这场学习运动，广大党员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都有显著提高，有效克服了“本领恐慌”。
（三）以“新的工作作风”塑造作风优良的大党
党的作风直接影响思想、政治、组织等各方面建设，关乎党能否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努力形塑大党的优良作风。
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的调查与研究”，要求各级党委“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围绕“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内容收集材料并加以研究。此后，全党上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调查活动，使党员干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在全党蔚然成风。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培养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针对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反复警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党员干部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如何做到行动上而非口头上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此，在经济上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起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运动并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改善民众生活；政治上创新“三三制”“豆选”等人民民主形式，扩大了基层群众的民主政治参与；文化上结合民众生产需要，创立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等教育模式，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这些举措不仅把“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真正给予了人民，更使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
聚焦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培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许多与会者对王明作了严厉批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的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等也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党中央则要求在认真学习规定文件的基础上，撰写具有自我批评性质的个人反省笔记。这一时期，党采取公告栏、报纸等媒介方式，深入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例如，斯诺在访问延安时，就看到墙报上专门设有黑栏和红栏，“在黑栏里，同志们互相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批评他们的军官（指名道姓的）”。毛泽东认为，“工作中间犯错误，哪一个人会没有呢？犯了错误就要改正，叫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员干部能够及时发现和改正问题，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
结语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成为“大党”的关键时期，也是一系列大党难题逐步显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科学分析了大党难题的主要表现、实际危害、形成原因，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不仅推进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而且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拥有9900多万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规模空前、力量空前、使命空前的同时，也需要应对空前的大党独有难题。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更应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从容应对和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李永进，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赟，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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