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自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诸葛亮”叙事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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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诸葛亮”叙事
2025-09-14
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蜀汉名臣，在我国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他代表着“忠”“智”与“谋”。深谙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毛泽东对诸葛亮尤为关注，并多次进行点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直接推动了“诸葛亮”叙事的构建，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试图以“诸葛亮”叙事的构建为切入点，考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过程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毛泽东重视构建“诸葛亮”叙事的原因
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尝试将其转化为与革命斗争相适应的思想资源。
1944年，他在回答英国记者斯坦因提问时就表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其中，毛泽东对“诸葛亮”叙事的构建与运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重视构建“诸葛亮”叙事，其原因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诸葛亮”形象意蕴丰富、妇孺皆知，具有广泛的挖掘空间。
历史上的诸葛亮具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被认为是道德高尚、智慧超群。宋代朱熹有言，“韩信邓禹诸葛孔明辈，无不有一定之规模，渐渐做将去，所以所为皆卓然有成”。明代学者胡应麟亦称，“武侯者，无论其人物、品流，轶汉唐而班三代”。读书人将诸葛亮修心养性方面的教导奉为圭臬，武将亦多将诸葛亮视为领兵作战表率，而与诸葛亮有关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更是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到20世纪，“无论男女老少，听见诸葛亮这个名字，就和听见人说孔夫子、张天师、观音菩萨等一样”。“诸葛亮”作为社会各界共同认可的文化符号，其身份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为相关叙事的构建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擅长读史论史的毛泽东评价诸葛亮为“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尽管诸葛亮所处时代为封建社会，思想上有其局限性，但依然具有不少优秀品质。毛泽东还曾将诸葛亮称赞为“办事之人”，肯定了诸葛亮的政治才能。正是基于对诸葛亮个人品质的欣赏，毛泽东乐于挖掘和丰富这一历史人物形象。
第二，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反对国民党错误观点的需要。
国民党也十分重视诸葛亮的象征意义。孙中山就曾根据“天赋”和“才力”，将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三类。“四万万人当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觉的人，多数的人也不是后知后觉的人，大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人”。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进一步引出其“权能分治”理论，“诸葛亮上‘出师表’，便献议到阿斗把宫中和府中的事要分开清楚：宫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诸葛亮把宫中和府中的事分开，就是把权和能分开。所以我们治理国家，权和能一定是要分开的”。即人民有“权”，而政府有“能”。在国民党的理论中，“诸葛亮”和“阿斗”分别与政府和民众对应，而“先知先觉”的“诸葛亮”应当指导“不知不觉”的“阿斗”。
1927年以后，国民党不断突出阿斗“扶不起来”的性格特点，意在强调民众顺服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28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就公开宣称，“国民党做了诸葛亮，四万万人民做了刘阿斗”。在国民党看来，中国民众长期生活在专制制度之下，“知识能力”不足以保证其“执行主人翁的职权”，而国民党“只是尽师保的责任，将全国沉睡的民众唤醒起来”，“国民党就是扶幼辅孤诸葛亮，如果诸葛亮不负责，则大权必旁落于奸人宦竖之手，结果就是亡国”。1931年，作为国民党喉舌的《华北日报》就毫不掩饰地宣称，“中国人民现在虽然程度幼稚，至少也应该和阿斗一样，知道国民党对人民的忠诚，十二分的信任国民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
具有高超政治智慧和深厚为民情怀的毛泽东，对群众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多次批驳国民党贬低群众为“阿斗”的言论。关于“诸葛亮”相关叙事成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之一。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伟大的历史创造者。他将人民群众比喻为“成千成万的‘诸葛亮’”，号召共产党员要到广大人民中去。历史的走向最终证明，毛泽东的群众观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正确观点，对于推动全民族抗战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服务。
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善于挖掘某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赋予其新的进步的社会文化内涵，以之促进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阐释和落实。毛泽东多次引用与诸葛亮有关的各种典故来向大家分析和说明现实问题。
比如，1945年，毛泽东就以民间谚语来说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借助社会上对“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形象的熟悉和认可，中共可使抽象的政治理论更接“地气”，易于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这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诸葛亮”叙事的不断探索和丰富。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出独树一帜的“诸葛亮”叙事。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形象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不断进行改造，赋予全新的政治寓意，并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分析问题，使得“诸葛亮”叙事在革命战争环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诸葛亮”形象进行辩证、客观认识。
毛泽东曾称诸葛亮与曹操、孙权并为能“雄时”的对手，还称他为可与周瑜、郭嘉、贾诩并称的“少年新进”，肯定了诸葛亮的优秀品质与杰出才能。不同于时人全盘肯定诸葛亮的观点，毛泽东辩证地认识到诸葛亮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1926年，毛泽东出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为学员授课时就形象地指出：“历史上有名的智识阶级，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所以智识阶级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也没有”。
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诸葛亮身上的智慧只有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针对社会上关于“诸葛亮”艺术形象创作中所塑造出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毛泽东绝不赞同，他力图剔除其中不正确的认识：“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
他对“千古奇策”《隆中对》提出批评，并点明其战略上的不足之处：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朱德也持相似的看法，认为诸葛亮已被过度神化，指出诸葛亮在指挥作战、工作方法和选人用人等方面的失误：论作战，诸葛亮“六出祁山”完全是“顶牛阵，老一套”，“打不开局面”；论工作方法 ,“诸葛亮有严重的事务主义，事无巨细”，“结果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事情也未办好”；论用人，“诸葛亮有宗派主义倾向，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等。
第二，不断对“诸葛亮”既有形象加以改造，赋予全新政治寓意。
长期以来，“诸葛亮”被视为智慧的化身，而此一形象亦被毛泽东所看重。不同于国民党的“精英主义”立场，毛泽东希望从人民的立场去理解“诸葛亮”的“智慧”，将人民群众比作“诸葛亮”，进而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民的统治”，故无产阶级决不可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换言之，毛泽东认为占人口总数98.75％的“革命民众”，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最重要的依靠力量。正是基于此，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智”和“谋”化身的“诸葛亮”，不应该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精英分子，而应该是有着无限创造力和智慧的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伟大的历史创造者，“坏人们应该苏醒，不要再执迷于‘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幻梦，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了。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
1943年，毛泽东在向各级党员干部强调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时，便以“诸葛亮”来比喻中国人民，“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此过程中，“诸葛亮”的象征意味悄然改变，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精英形象，而是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在战时环境下，人民军队之中也有着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毛泽东认为全军官兵都可以当上“诸葛亮”，号召全军上下学习并成为“诸葛亮”。 1928年，毛泽东表示，“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战士，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大家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1930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起来了……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
后来，此类提法频频出现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论说之中。比如，1940年，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公开呼吁，“发扬我党我军参谋工作的优良传统”，“这样的精神才是党的铁军的参谋工作的优良传统，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参谋长——诸葛亮的特点。同志们！我们要作诸葛亮第二”。再如，1942年，领导陕甘宁边区第二次选举工作的谢觉哉在谈及加强群众对乡选工作的监督时，通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谚语来强调人民“直接参政”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群众史观，将人民群众、部队官兵比作“诸葛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肯定和信任，这契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和宗旨，具有国民党精英史观下“诸葛亮”叙事难以企及的优势。
第三，对“诸葛亮”叙事的新内涵进行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善于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分析问题，不但鼓励广大党员对诸葛亮身上勤勉、忠诚、爱国的品质进行宣传和创造性运用，还以“诸葛亮”叙事的新内涵推动了党的工作方法创新和制度创新。
毛泽东对诸葛亮身上勤勉、忠诚、爱国的形象加以宣传和创造性运用。比如，20世纪 4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以诸葛亮“鞠躬尽瘁”的人生哲学要求全党同志。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又如，毛泽东通过对诸葛亮“忠义”形象的宣传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历史上，诸葛亮是典型的忠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有意将诸葛亮塑造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1938年 12月 29日，汪精卫在越南发表“艳电”，主张国民党政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公开降日反共，甘当汉奸卖国贼。1939年 1月 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一文中尖锐指出：“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 ”
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作为政治伦理的“忠”和作为社会伦理的“孝”具有密切相关性。故而，汪精卫的投敌举动，被国人斥为“认贼作父”之举。此时，毛泽东重提《出师表》和《陈情表》，其指涉意味十分明显。数月之后，毛泽东对汪伪汉奸集团的定性更为明确而具体，称其为“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毛泽东将诸葛亮的“忠义”形象作为批判汪伪政权的思想武器。此后，经过不断引申和诠释，“忠心爱国”成为“诸葛亮”形象的核心意涵之一。
毛泽东以贯通古今的宽广视野，将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进行创造性转化，生动阐释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38年，为了鼓舞军民士气、增强抗战信心，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以赤壁之战等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来论证“化劣势为优势”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进而驳斥“亡国论”和“妥协论”等错误论调。皖南事变后，党内在对待国民党的策略方面出现较大分歧。此时，毛泽东力主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方针说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在毛泽东的启发下，陈毅也通过“以史论理”的方式来强调皖南事变后顾全大局的重要性，指出：“诸葛亮顾大局，东和孙吴，南征孟获，北出伐魏，才维持了刘家天下。这一故事，就证明了在战争中，要有能训练部队，照顾大局，把握战略战役的方针，靠冷静头脑想问题，布置工作，准备一切”。此外，《八路军军政杂志》曾专门介绍诸葛亮的用兵之道，并全面分析了其对“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运动战”和“军队建设”的借鉴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叙事还为党的工作方法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灵感，促进了各级党组织战斗力的提升。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中普遍建立了极具民主色彩的“诸葛亮会”，这就是基于毛泽东构建“诸葛亮”叙事的制度创新。据《人民日报》报道，1947年 1月，“冀鲁豫前线部队在去年下半年自卫作战以来，在部队政治工作上有许多新的创造”，“部队中现在流行的‘诸葛亮会’便是想办法的一种”。一般而言，在各级干部、普通士兵、基层民兵和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参加的“诸葛亮会”上，大家互相分享作战经验，共同研讨克敌制胜之法。“许多新解放的战士常常在这种不受拘束的会议上兴致勃勃地大胆发言，报告许多蒋军战术上的细节”。
充满开放性的“诸葛亮会”因有助于各方总结经验教训和相互交流学习，很快就在党、军、政机关中推广开来。能够将各种资源有效集中起来的“诸葛亮会”，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成为中国共产党发扬党内民主、保持创新活力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组织形式。直至改革开放后，不少地区依然保持着召开“诸葛亮会”的惯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既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又收放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资源，成功地将“诸葛亮”叙事整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之中，对于推动革命胜利和理论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中国共产党借“诸葛亮”叙事对国民党“权能区分”理论展开舆论攻势，有效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力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突破国民党精英史观的理论窠臼，正确认识“诸葛亮”与“阿斗”的政治形象。20世纪 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导致东北大片领土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沦陷。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除进行正面批评外，还以隐喻的形式谴责国民党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无能。1931年 12月，瞿秋白表示，“无论诸葛亮的口才怎么好，无论诸葛亮的羽扇怎么大……阿斗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一）提议划中立区，并请列强来驻扎军队的，是诸葛亮。（二）提议天津交给国际列强共管的，是诸葛亮。（三）承认日本不必限期撤兵并默认其有‘剿匪权利’的，是诸葛亮”。中国共产党人以此向民众进行揭露，国民党式“诸葛亮”绝非圣贤，反而是掩盖独裁和卖国的幌子。亦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构建“诸葛亮”话语体系，将“旧”的“英雄化”形象改造为“新”的“革命化”形象。
1946年，《新华日报》通过凸显“阿斗”悲惨命运的方式来表达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阿斗这称呼固然很荣耀，但是我们常常还要被诸葛亮打屁股，有时又被拉去砍头示众，或被压进集中营，或被绑去当壮丁，这阿斗可真不是好做的！”1949年，《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在国民党看来，“群众（它的基本构成者是农民和工人）不过是‘阿斗’，是‘不知不觉’者，需要‘先知先觉’的‘诸葛亮’（即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去从旁‘扶助’和‘唤起’的。他并不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就在于解放农民及工人阶级，中国革命要求得胜利，必须由中国的工人阶级来领导才行”。《工作干部应好好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也表示，“历来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观点，认为人民是愚昧无知的，落后的，被动的，是天生的奴隶牛马”，“晚近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的观点有了进步，不再把人民看作奴隶，而承认人民是主人了，但又认为这个主人是个阿斗太子，昏庸无能，必须有个诸葛亮替他保驾”，“我们认为群众有伟大的智慧，无限的创造力，这个主人是有权有能的主人”。
经过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重新阐释，“阿斗”身上的“庸碌”气息和“诸葛亮”身上的“精英主义”色彩均被大大消解，有力回击了国民党的错误言论，对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1947年，曾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的徐德操认为，群众中有无数的“诸葛亮”，“想要打胜仗”，必须“依靠老百姓”。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诸葛亮”叙事的构建，始终遵循群众路线，切实激发出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39年，陈云曾明确指出，“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指引下，人民群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励，迸发出巨大的革命积极性。经过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转化，“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从民间流传的俗语变为中共组织和动员民众的重要政治口号。
1946年，共产党员王方白在《大胆发动工农兵创作》一文中高呼，“把工农兵当作‘阿斗’而把自己看作‘诸葛亮’的看法与做法是很错误的，今天要求我们工农兵大胆提笔，大量创作，大大的放手鼓励广大群众起来”。
1947年，河北涞源县的公粮分配方案就是群众争作“诸葛亮”、发挥积极性集体谋划的结果。同一年，《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年来的经验证明，群众有无限的智谋，群众中有无数的‘诸葛亮’，只要能将这些智慧与创造发扬起来，贯彻下去，就能使勇敢与智谋结合起来，就能使熟记操典之类的敌人手足无措，束手就擒。”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史观，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以千千万万的“诸葛亮”推动了革命事业的持续向前发展。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构建的“诸葛亮”叙事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为此后相关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启发。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向全党明确提出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的任务，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如何利用好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诸葛亮”叙事的构建无疑是一次成功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将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时代意义注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在革命实践中构建和丰富了“诸葛亮”叙事，真正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
“诸葛亮”叙事的构建，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的生动案例。
不同于国民党崇尚强权的“精英主义”诠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诸葛亮”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诸葛亮”和“阿斗”的形象焕然一新。
围绕“诸葛亮”的形象构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妙智慧熔于一炉，使“诸葛亮”叙事的现实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此情势下，中国共产党真正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取得新的突破。
国共两党大相径庭的“诸葛亮”叙事，反映出双方对力量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党的文献”微信公众号，原载“《党的文献》2025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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