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科学预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特别强调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最困难的时期”“转变的枢纽”。此后，伴随战争实践的不断展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学习和时局》等著述中，对战略相持阶段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阐述，他提出的“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争取“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等重大论断，有力揭示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特征、任务等，为驾驭战争提供了战略指导。其中蕴含的对斗争全局、斗争规律的洞见和智慧，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以“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标定战略相持阶段的特殊地位
针对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以及一些人认为中国抗战可以由防御阶段直接转入反攻阶段等错误认识，毛泽东在明确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同时指出，“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我们抗日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这也是走‘之’字路”，从哲学高度阐明了相持阶段产生的内在根据。他还指出，“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在于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也就是敌我相持阶段。这一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在此基础上，他从战争的整体进程入手，通过对敌我力量变化以及对战局影响的分析，科学回答了战略相持阶段的成因以及在战争进程中的地位等重大问题。
战略相持阶段是敌我双方特点造成的必经阶段。毛泽东考察古今中外战争史，将战争按其所经历的阶段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只有一个阶段的战争，即甲方进攻，乙方失败，如1905年日俄战争、第二次意埃战争；一类是经历两个阶段的战争，即甲方进攻，乙方防御，然后乙方由防御转为进攻，如中国古代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一类是经历三个阶段的战争，即甲方进攻、乙方防御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不决为第二阶段，乙方反攻、甲方退却为第三阶段，如英法百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这一类战争的特点就在于有一个时间比较长的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战属于第三类，这是基于对敌我力量辩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一方面，日本在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特别是其为实现对外扩张需要，增加军费、扩充军队、储备物资、动员国民、加紧工业军事化等，都使其具备了强大的战争能力；而中国在武器装备、经济实力、组织民众等方面都暂时不如敌人，故而在军事上中国不可能速胜，更不具备立刻转入反攻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以宏阔的视野，把军事力量的较量、战场态势的变化放在国家力量的比拼、国际力量的变动、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加以分析，即敌是小国、退步、寡助，我则为大国、进步、多助，特别是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势必造成日本侵略者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消耗剧增等，这就使敌人逐渐丧失继续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从而迫使敌人停止战略进攻，由此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从战争实践看，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在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日军面对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3倍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这就打乱了日本侵略者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其战略进攻的势头难以为继。由于此时中国的抗战力量还未发展到能够完全彻底驱逐日寇的程度，因此，“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这就造成了战争持久局面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战略相持阶段是敌我强弱发生变化的关键阶段。毛泽东在对各种敌我因素综合分析后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战的必然趋势，即“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发展趋势中，毛泽东强调战略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一方面，这是运动而非静止地认识斗争双方力量变化得出的科学结论。与机械论者不同，毛泽东认为敌我双方的力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战争爆发之初敌强我弱的情况，虽然是客观存在，但不是静止不动的，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和空间的拓展，敌之不利的因素和我之有利的因素都将发生变化，其中一种发展趋势将是敌之强和我之弱逐渐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从战争实践看，战略相持阶段敌虽能在占领区掠夺资源，增加自己的力量，但由于战争依然存在，特别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日军在中国战场获得战争补给十分困难，其增加的力量不足以抵偿已有的消耗，“继续消耗”成为“决定的一方面”。而中国的人口、工业、土地、军队等虽在战争中有较大消耗，但全国团结在增强、人民觉悟在提高、军队战斗力在提升、政治经济文化等在进步，中国抗战的整体力量不断增加着新的质与量。在战略相持阶段，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步的与日俱增，加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不断增强，经过量的积累就能逐渐改变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状况。另一方面，这蕴含着主动进取而非被动等待的斗争要求。毛泽东强调，“决定反攻的东西是第二阶段中增加上来的力量”，因此“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设若不然，就不能过渡到反攻阶段里去，而只是永远的相持”。也就是说，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力量的变化有着多种发展趋向，可能是敌强我弱局面的加强，也可能是敌强我弱的易位，要使战略相持阶段成为获得最后胜利的枢纽，离不开主观的努力，应坚持积极进取，扩大敌之劣势、生长我之力量，在强弱易位中使战争局面由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二、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阐明战略相持阶段的鲜明特征
在战略相持阶段，除战场上的较量外，敌我双方的角逐在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中广泛地进行着，斗争的广度、深度、强度异乎寻常。对于暂时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必然要面对长期的高压态势。毛泽东鲜明提出，战略相持阶段是一段“艰难路程”，以警示全国民众做好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同时强调“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以坚定中国军民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念。
斗争的时间持续较长。在国家间整体性军事对抗中，双方的战争能力是一个综合体，其削弱或增强以及由此带来的战局转变，往往要经历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其中战略相持“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这意味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虽然遇到抵抗，但不会立刻完全丧失战争能力，其整体力量的削弱还有待时日。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并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逐渐展开，民众得到动员和武装，但这些力量的极大增强并非一朝一夕。抗战的持久性决定了相持的长期性，决定了“只有在长期相持阶段内我用全民族的极大努力，并配合国外条件”，才能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
斗争的压力来自方方面面。在战略相持阶段，战场上的军事对抗持续存在，同时为赢得压倒对方的整体优势，敌我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对外交往等各领域的斗争也异常激烈，攻城与攻心交织，伐兵与伐交共在。战略相持阶段之所以“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就在于此阶段我们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相持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将“更加困难”，并对“更加困难”的表现进行了概括。一是来自战场上的压力持续不断。由于大城市与主要交通线被敌控制，以及政权系统与作战阵地被敌分割，这就造成了军事上极为严重的不利态势。此外，在相持阶段日军战略性的军事进攻虽然基本停止，但其仍然具备发动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和企图。这一阶段的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枣宜会战等，无不印证了毛泽东的科学研判。同时，“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1939年起日军对占领区实行的“治安肃正计划”，以及此后对华北、华中等地大规模推行的以“总力战”方针为指导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等，都使得敌后战场的斗争极为激烈。二是来自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压力日益凸显。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调整对华战略，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扶植傀儡政权，掠夺占领区财物，开展奴化教育，加紧分化诱降，敌舆论上的造势和利益上的诱导，造成中国内部一时间出现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情况。此外，毛泽东担心，如果敌占领广州，中国主要的海道交通有被割断之虞，国际对华援助将受到影响。经济上困难加剧、投降危险现实紧迫，给抗战带来巨大挑战。三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英美对中国抗战的复杂态度带来压力。虽然英美等国与日本有着深刻的矛盾，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坐山观虎斗”的“渔人”政策，而且西方国家把解决欧洲问题放在第一位，把解决东方问题暂时放在第二位，这就造成英美等国有可能采取对日妥协态度，策划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事实上，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存在的投降危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英美等国的投降主义者施加给中国政府的压力。
斗争形态犬牙交错。犬牙交错是对斗争双方扭抱缠斗的形象描述。毛泽东认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对军事斗争领域犬牙交错的斗争态势进行了深入阐释，包括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等。特别是对于包围和反包围，毛泽东以“下围棋”为喻，把敌我之间的作战行动比作“吃子”，把敌建立据点和我建立根据地比作“做眼”。要获得全局的有利态势，就需要把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层面加以认识和对待。此外，毛泽东还认为，这种犬牙交错不仅体现于军事领域，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等领域，敌我双方也在进行着攻与守、包围与反包围的激烈斗争，敌之政治诱降与我之反磨擦、反投降、反分裂，敌之经济掠夺与我之坚壁清野、建立对敌经济封锁线，敌之奴化宣传与我之运用歌曲、戏剧、报刊等进行抗战动员，以及国际上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斗争，等等，敌我双方在各方面各领域都进行着激烈攻防。需要指出的是，犬牙交错的斗争带来的是压力，同时也是“磨刀石”，频繁的、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多领域的斗争实践可以使我进一步摸清敌人的行动规律、短处弱点，砥砺出我之斗争能力，增强我之必胜信念，为取得最后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斗争历程将是曲折中前进。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谈到抗战前途时指出：“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一次战斗的胜利、一时同盟者的获得、一个区域抗战力量的增强等，还不足以从整体上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还可能受到敌之更疯狂的反扑打压。敌我双方进行着激烈的对抗，使得斗争历程充满曲折，但又必然向前。1944年4月，毛泽东将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37年到1940年是上升阶段，在此期间我们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党员人数和军队数量有了很大增长；1941年到1942年为下降阶段，由于日军集中力量打击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我们遇到极大困难，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党员干部和军队遭到很大损失；1943年起为新的上升阶段，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经验教训、克服缺点不足，实现了抗战力量的再次发展壮大。对此，毛泽东形象比喻说：“第一个阶段好比是伸开的手掌，第二个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个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可以说，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为争夺战争主动权进行着激烈斗争，整个历程异常艰苦、充满曲折，但只要坚持抗战，在斗争中前进、在前进中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三、以“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阐明战略相持阶段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提出，中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中国的力量”“日本的力量”“国际的力量”，其中“决定的因素是中国自己的力量”。一年后，他在《论新阶段》中更是明确指出：“主要的依靠自己生长的力量，再配合之以敌人困难之加重，国际助我之增强，就能使整个敌我形势发生变化，由敌优我劣之现时形势，走到敌我平衡，再走到我优敌劣，这就是长期相持阶段中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
中国力量的增长。与一些人把抗战前途主要寄托在外国援助上不同，毛泽东认为战胜日寇主要应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战略相持阶段主要的是克服自身弱点、增加自身力量，这反映出他一再倡导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抗战的力量不仅包括军队数量、战斗素养、武器装备等，还包括人口数量、生产能力、民众组织动员等。因此，要增长中国的抗战力量，“非从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力求进步不可。没有各方面的更大的进步，就不能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也就不能更进一步的统一团结全民族”。这意味着支持长期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必须通过多种方式激发出全民族深沉持久的抗战力量。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在战略相持阶段，我们党通过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贯彻“三三制”原则，实行精兵简政，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加强自身建设等，推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各方面进步，不断发展壮大全民族抗战力量。
日本困难的加重。毛泽东认为，日本侵略者困难的增长是“日本的野蛮侵略与中国的英勇抗战造成的结果”，应进一步采取一切手段削弱敌之力量。其一，针对日本是小国，特别是兵力财力不足的弱点，要通过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等，扩大其兵力不足和分散的劣势。同时，针对日军在沦陷区进行掠夺以支持长期战争的图谋，针锋相对开展斗争，使敌伪政权不容易普遍建立与巩固，从而造成其掠夺的困难。其二，针对日本内部矛盾，即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倒行逆施、消耗资源，造成日本民众日常生活困难、士兵反战情绪燃起等情况，应建立包括日本军民大众在内的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敌军军官与士兵，区别敌军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通过进行反战宣传，不断增加日军思乡厌战直至反战心理，“迫使他的人民与士兵大众走上用坚决的方法反对战争本身的趋势”。从战争实践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的困难极大增加，1939年从秋到冬，日本为突然表面化的国力穷困状态而苦恼着，面对电力不足、严重米荒、能源供应失衡等困难，其高级将领发出“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的哀叹，正是由于困难增加、国力衰退，“陆军统帅部的首脑打赢战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国际援助的增强。在世界历史逐步展开的图景中，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其影响不再局限于两国之间，其他国家往往基于自身认知和利益来进行战略判断和行动部署。毛泽东鲜明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虽然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还不充分，还在犹疑和观望，但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必将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其根源在于日军的侵略，不仅是对中国的蹂躏，同时也是对世界的威胁；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世界上要求和平的国家及其人民的敌人。因此，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紧密联系的。由此，毛泽东提出应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加强同世界上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和人民进行联合。需要指出的是，针对当时各种国际力量对待日本侵略中国的复杂态度，1940年12月，毛泽东提出：“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通过加强国际宣传等占领道义制高点，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和援助。
四、以争取“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明确战略相持阶段的总的任务
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必须用广大持久的努力去增加新的力量，这种增加，即“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强调总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
打退敌人政治进攻，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在战略相持阶段，敌为瓦解我之斗争意志和能力，其采取的分化瓦解、欺骗诱降等手段对我造成重大威胁，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将从根本上动摇抗战根基。1939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指出，相持阶段“如果中国不能破坏敌人占领地，让其达到确保占领地、经营占领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国不能打退敌人的政治进攻，不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准备反攻力量，或者国民党政府竟自动投降；那末，在将来，敌人就仍有大举进攻的可能。就是说，已经到来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敌人和投降派破坏的可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放弃速战速决方针，诱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同时，蒋介石集团反共倾向也明显增长。无论是汪精卫集团的叛国，还是1940年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政府代表在香港和澳门进行的秘密会谈，抑或国民党军队屡屡制造磨擦事件，都表明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倒退危险现实存在着。毛泽东敏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1940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时局中存在投降方向和抗战方向的对立、斗争。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调：“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面对危局，毛泽东强调要“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为此，我们党在全国范围掀起反投降斗争，坚决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行为。八路军在华北发动全民族抗战以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进攻的百团大战，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特别是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毛泽东创造性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强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了时局的好转。
坚决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兵民是胜利之本”，要支持长期战争并赢得最后胜利，必须坚持紧紧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其一，要广泛深入地动员民众。战争中物质因素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人的精神觉醒，中国地大、物博、人多这些客观条件最终要靠觉醒了的人去使用，因此毛泽东把抗战政治动员看成“一件绝大的事”，把动员起来的老百姓比作是造成日寇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要求通过口头、报刊等通俗化、大众化手段，联系战争进展、联系民众生活，进行广泛深入、经常性的动员，使广大民众真正认识到抗击日寇侵略于国于民的极端重要性，自觉投身抗日洪流。其二，要有力组织和武装民众。毛泽东认为，赢得优势和主动的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要因应战争发展需要，创新组织方式，通过各种形式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等组织在抗日团体之内，发挥他们熟悉当地情况的优势，协助抗日武装封锁消息、掩护行动、提供支援等，从而造成敌军错觉误判，增强我军之战力。特别是要适应战争要求武装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群众性的游击运动中培养主力兵团，在主力兵团的帮助下造就地方武装。其三，要树立“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的态度，处理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在广泛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只有全国民众、抗战武装真正团结起来，才能形成赢得战争的磅礴力量。对于战争领导者来说，要获得团结一致的局面，不仅需要外在的动员、组织等手段，还要树立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的态度。只有从这一态度出发制定的政策及采取的方式方法，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赢得士兵和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否则就不可能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团结抗战就会沦为空谈。
掌握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有力驾驭战争。战争不仅是力的比拼，更是智的较量。毛泽东认为，“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而战争胜负虽然与经济条件、武器装备、地形地貌等客观因素紧密相关，但这些物之因素要与人之主观能动性紧密结合，才能形成战之力量，“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毛泽东形象比喻说，指挥员犹如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要想到达胜利的彼岸，就必须掌握游泳术，“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面对战略相持阶段新的敌情特点和战争要求，毛泽东发出研究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在内的军事问题的号召，明确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阐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指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和原则方法，强调作战指导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并对进攻与防御、外线与内线、持久与速决、消耗战与歼灭战，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进行了深刻阐发。这些反映抗日军事斗争多方面、多层次的创新性认识，内涵丰富、浑然一体，把我们党对战争指导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抗日军民以弱胜强、克敌制胜指明了方向。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进行了专门论述，强调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应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并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在八路军与新四军中、在与友党友军发生关系中、在政府工作中、在民众运动中等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具体要求。针对战争环境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毛泽东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行科学擘画：提出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采取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发展党员总方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强调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要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出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党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必须时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同时要胸怀全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提出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明确“四个服从”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维护党的团结统一。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郑重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表明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总之，战略相持阶段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加强，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五、结语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一系列重要论断，统揽战争全局，研判战争进程，把握战争关节，以深远的战略眼光指引中国抗战赢得最后胜利，其中蕴含的经验智慧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直面风险挑战、进行伟大斗争，要全面辩证分析斗争双方特点，科学研判斗争所处阶段，准确把握斗争趋势走向，以此制定长期的全盘的斗争方略；要充分认清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强固斗争意志，保持战略定力，树立必胜信念，做好斗争准备；要瞄准强弱易位、优劣转化，坚持积极进取，选取突破点、争取主动权，巩固团结局面，厚植自身力量，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作者：王喆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来源：“党的文献”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党的文献》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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