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军 张艳萍 | 毛泽东文明观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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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军 张艳萍 | 毛泽东文明观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2025-05-26
【摘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中国现代文明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文明观。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借鉴与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扬弃，构成了毛泽东文明观的生成逻辑。毛泽东为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确立了主体力量、勾勒了发展前景、奠定了文化基础和提供了发展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应继续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精神根基；总结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奠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力量支撑。
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长期活动中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的总和。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深刻指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一个国家要致力于推进文明建设，追求现代文明的全面发展。百余年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历史任务，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对中国现代文明建设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探索，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文明观。毛泽东的文明观涵盖了其对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主体力量、发展前景、文化基础和发展动力的根本态度和基本看法。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深入研究毛泽东文明观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对于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及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形成有理论根源、文化根脉和时代条件。毛泽东文明观的形成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借鉴与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扬弃。
（一）理论根源：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借鉴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经典文本中多次提及“文明”一词，蕴含了深刻的文明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三个维度对文明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思考。
其一，文明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积极的、进步的成果，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与古希腊哲学家们从观念层面阐释文明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来理解和阐释文明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正是通过实践活动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推动了文明的形成与演进。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在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巨大社会生产力。
其二，根据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和先进性。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空前的发达生产力，促进了人类历史由区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世界上不再有孤立的民族，也不再有封闭的文明。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历史性限度，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无法驾驭在资本逻辑下所创造的生产力，导致了人的“异化”。因此，资本逻辑下的文明形态必将会被更为先进的文明形态所取代。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解放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和根本追求。马克思主张从真正共同体的缔结和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的统一中来实现个性解放。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通过联合建立真正的“社会联系”,形成合力共同完成个体无法完成的目标，从而获得个体的自由。
列宁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如何使落后的俄国迈向文明国家”这一问题。他提出，必须“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作出了系统性的论述。面对先进的苏维埃制度和落后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张力问题，列宁提出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把“全国电气化”作为苏维埃俄国通往现代文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路径。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一文中提出：“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希望通过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明创设制度条件。列宁多次提到“文化水平”“文化工作”“文化革命”等概念，凸显了发展先进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明形态中的重要作用，并主张通过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和辩证地汲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来加强文化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明思想，深刻影响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曾说过，在研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自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现代文明发展。
（二）文化根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赓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藏着丰富的哲学智慧、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天下大同”的理念，即追求一个大同社会，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社会图景。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提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吕氏春秋》中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之说。古代思想理论家对“天下”的描述，表达了他们对人类理想世界的美好夙愿，他们所推崇的大同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物质优越、政治清明和精神富足的人类社会。“知行合一”的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价值的思想资源之一，是中国古人描述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的朴素表达。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阳明构建的“知行合一”思想，诠释了“知”以“行”为前提，“行”是“知”的目的，客观的认识来源于遵循内在规律的实践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意思就是世间万物遵循规律而运行，彰显了大自然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奋斗所创造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是“根”和“魂”。毛泽东不但非常重视学习历史文化遗产，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而且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精华进行转化与创新，作为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养料”。
其一，“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毛泽东结合近代中国国情实际，自觉剔除大同思想中不符合现实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继承其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并创造性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相联系起来，初步勾勒出新中国和新社会的蓝图。
其二，毛泽东以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思想为行动原则，主张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确保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三，毛泽东特别重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以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养料”，反对割断中华传统文化。
（三）时代条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扬弃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重要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扬弃了封建社会的文明形态，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同时，因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其存在天然的缺陷与弊端。在资本逻辑运行下，资本主义文明无限制地攫取物质财富，导致物质文明与其他文明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单一畸形发展的困境。尽管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旧利用其规则制定权和话语垄断权，把资本主义文明标榜为现代文明的唯一形态，视之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形态。在西方话语体系的重重迷雾中，一些后发国家难以跳出“西方中心论”陷阱，迷信资本主义文明模式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唯一选择，盲目套用西方文明发展模式，最终导致本国现代文明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基础上，自然会因为资本逻辑的运行而产生出无法克服的现代性危机，逐渐走向崩溃，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
在系统阅读西方书籍之际，又受到“一战”爆发引发的全球反思甚至批判西方文明思潮的影响，毛泽东提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实业专制”造就了“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局面。这时，毛泽东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弊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认为西方国家通过对内高压剥削和对外野蛮侵略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创造了偏重于物欲的资本主义文明，造成了极端的贫富分化，对人类和平发展构成了威胁，初步认识到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建设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行不通。
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准确把握中国国情，联合普通民众，改造中国，试图探索出一条既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又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道路，构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来取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张中国经济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子，避免少数资本家和地主操纵经济命脉。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应适当利用和吸收对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有益的资本主义文明思想，并主张在“重视民族历史”基础上学习国外优秀的文明成果。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指导，立足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确立了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主体力量，构建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文明发展蓝图，勾勒了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前景，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文化基础，科学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提供了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发展动力，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文明观。
（一）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确立了主体力量
文明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积累和沉淀，历史创造的主体也是文明创造的主体。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坚定地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也就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文明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在现代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主体作用体现在首创精神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反复强调：“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并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鲜明地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毛泽东始终相信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如铜墙铁壁般的力量来创造历史、创造文明。他还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坚信中国人民一旦得到解放，其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必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发挥需要先进政党的引导。先进的政党凭借着自身的领导能力，能够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和现代文明建设的能动性。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充分表明了我们既要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也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将是一盘散沙，难以拧成一股绳。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奴役的中国人民，其思想难以得到解放，潜在的创造性难以发挥出来，不能真正自主地创造现代文明，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熊熊烈火点燃了思想解放的火炬，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作为“群众的向导”，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沿，以高瞻远瞩的站位、宽广的视野和宏伟的格局，引导、激励和协助广大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现了从精神上的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人民真正成为了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劳动形式由强制劳动转变为自主劳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激发，正以全新的姿态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毛泽东所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探索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坚持党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确立了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
（二）建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文明发展蓝图，为建设中国现代文明勾勒了发展前景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国家和文明的发展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国家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折射国家发展进步的状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先后提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新中国的发展蓝图，这些构想实际上勾勒了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发展前景。
一是创新国家制度以建设民主政治。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对制度建设进行了相关的探索与实践，为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制度建构奠定了基础。有对国体的探索与实践，提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有对政体的探索与实践，提出在敌后根据地实行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有对政党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提出“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共产党采取合作态度，共产党“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按照其擘画的新中国发展蓝图，结合革命时期党对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探索，具体设计了新中国的社会制度，领导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二是开展工业化以建设现代化强国。近代中国遭受侵略与殖民统治的部分原因在于未能实现工业化。工业化是国家富强、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开展工业化，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才能避免被开除“球籍”的危机。为了摆脱沦为西方帝国主义附庸的悲惨命运，毛泽东高度重视工业化的建设与发展，自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土地革命时期，受“工业立国”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开始阐述土地问题与工业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中国革命的出路在于解决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工业”。即便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并未放弃“发展工业生产”的理念，依旧强调要“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识到国家富强的关键在于工业化，强调将“必须发展工业”视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提和基础，并全力号召全党努力建设“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毛泽东特别重视工业化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其作为建立强国的根本途径。
三是立足“第二个结合”建立新文化。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呈现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自觉和实践主动。建立新文化，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换言之，立足“第二个结合”开展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实践，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毛泽东积极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中，建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化，坚决摒弃一遇外来文化就是先进的、一碰本民族文化就是落后的错误观念，坚持在继承和创新文化遗产中建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毛泽东深入学习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性的深刻理解，并将其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紧密结合，以建立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新文化。毛泽东明确讲过建立新文化要“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通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建立“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些构想共同组成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蓝图。
（三）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建设中国现代文明奠定了文化基础
文明是文化的内在精髓，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呈现。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必须坚守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民族在推进自身文明发展实践中对自身文化形成的价值认同，以及在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所展现出对自身文化领域的坚定认同。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体现在中国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自为。近代以降，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遭遇严重阻碍，甚至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人民的文化心态遭受冲击。在这一背景下，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对于解决民族危机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建设中国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根基。毛泽东深谙此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具体来说，在文化自觉层面，毛泽东以清醒的文化自觉，重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价值。近代中国社会一直在“西化”“复古”的论调中难以抉择，时而偏执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极力主张“文化复古主义”,时而陷入“文化虚无主义”浪潮中，狂热追求“全盘西化论”。可以看出，当时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缺乏理性思考。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终结了长期困扰国人的“西化”与“复古”之争。在文化自信层面，毛泽东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开辟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实践道路。毛泽东客观理性地判断了中华传统文化兼具精华与糟粕，认为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主科学元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相通性。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毛泽东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辩证法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之更贴合中国现实和民族的文化心理。在文化自为层面，毛泽东以坚定的文化自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从“文化运动”到“思想改造”再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毛泽东始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
（四）科学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建设中国现代文明提供了发展动力
人类文明持续繁荣发展的密码除了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外，还在于科学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一种文明如果脱离本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将难以延续至今。同样，如果拒绝与其他文明交流，故步自封，必将导致僵化甚至衰败。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探讨了“东西方文明会合问题”。这既显示出毛泽东已敏锐洞察到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各有不足，清晰认识到中华文明偏重于追求精神富足、西方文明偏重于追求物质富裕，也表达了毛泽东对建设现代文明要各取所长，互补融合的基本思路。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汲取世界文明是建设中国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同时，他强调必须基于民族本位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提出注重“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做到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外域优秀的文明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特别重视对世界各地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科学汲取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并积极推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以促进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有现代文化的国家”。毛泽东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对待其他文明的正确态度，也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开放包容思想。但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学习，是有分析、有批判、有选择地学习，自觉抵制一切外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制度、思想作风和生活方式。总之，毛泽东在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历史、政治、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书籍报刊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主张将西方现代文明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洋为中用”,为建设中国现代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毛泽东在扭转中国命运进程中初步探索了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事业，在现代文明的动力、主体、领导力量和发展前景等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毛泽东的文明观至今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意蕴，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探索中国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应继续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精神根基；总结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奠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力量支撑。
（一）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精神根基
文化自信展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更为基础、广泛和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文明的伟大实践中，特别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深入挖掘和运用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为推进中国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强大的动力源泉。习近平在毛泽东关于“重视民族历史”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反复强调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筑牢了精神根基。
毛泽东幼小在私塾就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启蒙和熏陶，早已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看法和见解。毛泽东认为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世界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要占个半壁的地位”。毛泽东诠释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彰显了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再次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华文明的自信。毛泽东非常珍视“老祖宗”留下的文明成果，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并主张中国人应挖掘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丰富资源，以此为根基来构建和发展新文化，确保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建设“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新文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毛泽东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开展对中国现代文明的探索和实践，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正是坚定文化自信，赓续历史文脉，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们党成功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活力，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并在新时代创造性地提出了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战略构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及“文化自信”这一重大历史命题，深刻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充分说明，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而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任务，两者不仅具有目标上的契合性，更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这也表明，坚定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前提和精神动力。文化自信体现了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要坚定文化自信。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深受毛泽东在中华文明陷入“蒙尘”境地时所展示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意识的影响，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强调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传统—现代”的历史视野中，我们要自觉地认知和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民族—世界”全球视野中，我们要自觉地认知和理解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我们要妥善处理好中华文化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从而树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不断挖掘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精神根基。
（二）总结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奠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石
现代化的本质是文明的创造，现代文明的形成是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作为不同时空下的具体实践，会呈现出不同的文明观，并以此为指引开展新的现代化实践。按照唯物史观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对社会存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探索构建现代文明，以解答“中华文明向何处”的时代课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际紧密结合，对建设现代文明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积极探索，深化了对现代文明建设内在规律的认识，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明观，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现代文明建设思想，深刻总结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文明观的新论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文明基石。
毛泽东立足唯物史观，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图景。在经济层面，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在最初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将科技文化、国防建设等多方面纳入现代化建设的范畴，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强调“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政治层面，毛泽东领导建立了适应中国现代化实际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文化层面，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了新文化。正如他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毛泽东在探索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推动了新的现代化实践的发展。这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化现代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持续以新的文明观为指引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艰辛探索，成功开创并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文明的发展形态，以人的现代化为本质要求，遵循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多维文明整体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追求人类文明的共生共存，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新的路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统筹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洞察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深刻把握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新的文明观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明基石。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既源自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实践，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展开提供理论指导。思想、理念是实践的指南，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深入总结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观的引导。新时代以来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继承性和创新性、历史性和现实性以及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观。这彰显着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也奠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石。
（三）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力量支撑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进步的本质要求，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翻阅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文明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与外来文明进行着广泛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文明交流互鉴，是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观的理论内核，也是毛泽东在思考建设中国现代文明所坚持的重要原则。毛泽东主张各国消除由于相互不了解而形成的障碍，保持谦虚态度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文明成果，将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贯彻于现代文明建设的始终。习近平继承并创新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全面深刻阐述了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厚度、理论深度和时代热度的新观点新论断，为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力量支撑。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李大钊“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东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地位的思考。他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实际上反映出毛泽东这时已经初步形成了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意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我们不能盲目排斥外国文化，“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特别要以苏联的文化建设为参考，积极开展革命边区文化建设实践，以发展中国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洞悉全球形势，统筹兼顾各方，将“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的原则，增设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处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工作，积极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往来，以及多次向世界各国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虚心学习各国的先进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智慧的真诚愿望，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坚定立场。毛泽东运用交流互鉴理念推动中国现代文明构建的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接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展开，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向范围更广、层次更深、领域更宽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学主张，充实创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内涵，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为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不竭动力。习近平深刻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文明发展需要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发展进步需要交流互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化发展，开创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度发展，不容忽视文明交流互鉴这一重要动力。人类文明从来不是单一文明决定的，而是由各个文明的共同发展、相互交流和融合所塑造的。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全面把握了世界文明发展大势及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处的时代方位，作出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战略选择；不断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世界成果的中国转化，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保持生机活力；向世界展示了不同于西方霸权逻辑的独立发展道路和交往互鉴智慧，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逐步获得广泛认可。
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毛泽东以现代化为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抓手，对中国现代文明建设进行了深邃的思考与积极的探索。他不仅在理论上勾勒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前景，而且在实践上确定了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主体力量、文化基础和发展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国现代文明建设，必须深入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文明的宝贵经验和智慧，以此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杨小军，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艳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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