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其中，党的建设是起着统领作用的。而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实践又是党的建设的精华，是对马克思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具有显明的中国特色。

 

一、对建党思路的探索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在党的建设上的主要决策者和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他把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并视为一项“伟大的工程”。

 

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探索“农村中心”道路回避不了的实践问题。为此，毛泽东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路线——“思想建党”。这不是说，毛泽东的党建理论就是“思想建党”，而是说，它是毛泽东党建学说的一个显明的特色。

 

共产国际和最初几任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建党问题并不是不重视，他们和毛泽东都认为，要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在建党的思想路线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毛泽东看到了他们看到的问题，也看到了他们没有看到的问题。这就是党的性质不仅仅在于出身成分（当时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据重要位置的向中发、卢坦福、顾顺章等，都是工人出身，也都成了叛徒），主要在于它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路线。毛泽东承认，在以农村为中心干革命的环境下，发展党员自然是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居多；在军队和苏维埃政权中，农民成分就更多些，这是必然的。但是，毛泽东看到，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只有200多万人，如果只从工人中发展党员，就不可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党是毛泽东在中国国情下的进行党的建设的正确抉择，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从国情特点出发做出的重大决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创新，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在党的建设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第一人。他把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并视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同时，他也认为，在中国的国情环境下，要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成熟和组织上纯洁的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强调从思想上建党。

 

毛泽东抓准、抓住了“思想建党”这一最为关键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民族革命的中流砥柱，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也使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思想建党符合中国的国情

 

众所周知，中国有两大国情：一是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当时只有200多万人。工人阶级虽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单靠工人一个阶级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这是民主、民族革命面临的实际情况。二是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左右。毛泽东说过“漫山遍野都是农民”的话。中国革命没有农民参加，一方面，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没有力量，也就是“没有兵”，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空军司令”，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强大的敌人占据着大城市，只靠工人暴动或武装攻打城市，不能取得胜利，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攻打长沙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另一方面，打大城市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包括革命领导人以及先进分子被逮捕、甚至遭到杀害。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只有“上山下湖”，到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去找农民。这就有了毛泽东在奉命打长沙失利后率领1500人的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的一幕。

 

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山村、在农村搞革命，农民中的先进分子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参加工农革命军，参加共产党就成为必须，或者是很自然的了。这就又进一步引出了一个现实的，但是重大的问题，农民，作为中国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其成分占据了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这与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发生了极大的矛盾。毛泽东十分清楚地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而当时的现实是，农民，包括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了党和军队的绝大多数。这是一个悖论。

 

毛泽东不是等闲视之的人，也不是一般的革命领导人。他不仅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也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地了解，他“还有超过历史同仁学养的一张王牌（斯诺言）”，特别是他善于总结经验，这样，“思想建党”的结论在毛泽东那里也就呼之欲出了。

 

于是，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文化思想的产生就有了客观必然性，无疑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是取得胜利的法宝中的法宝。

 

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怎样估计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军内占主要成分后的形势，以及如何解决，这是在当时逾越不过去的问题。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并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说：“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红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对此，毛泽东既看到了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占“最大部分”的客观现实，也看到了“党的领导机关”应有的责任。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列举了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种种表现。特别是对于个人主义，他进一步作了剖析。这主要表现在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用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毛泽东并且对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一一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解决办法。

 

事过8年，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名著，对于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又从另一个侧面列举了11种表现。大体意思：一是对于错误思想，保持一团和气，当老好人；二是当面不说，开会也不说，背后乱说；三是遇到问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四是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五是对别人的缺点错误，不是出于公心，而是泄私愤，图报复；六是对反革命言论，泰然处之；七是见群众不宣传，漠然视之，作为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八是对损害群众利益的事，听之任之；九是办事不认真，工作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十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十一是有了错误，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页。）毛泽东认为，“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再次瞄准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精准地进行批判，以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进一步将“思想建党”引向深入。

 

毛泽东认准的问题一贯抓住不放。5年后，1942年2月8日，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讲得更加深刻，理论性更强，也更形象。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页。）事过3个月，1942年5月，毛泽东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太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娤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这个分析就入木三分了，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也就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怎么干的，也就不可能懂得共产党的纲领、宗旨和文化思想。一句话，不懂得共产党的性质。这就把问题摊开无遗了。

 

当时摆在中国民主革命面前的问题是，如果党从组织上排除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共产党就不可能将革命和建设引向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建党”如同久旱的禾苗遇甘露。及不排除农民等小资产阶级，也要坚持“思想建党”。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体现，更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个杰作。

 

真诚地团结农民，远离民粹主义

 

毛泽东本人就出身于农村，对于中国农民情有独钟，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他十分重视发动和依靠农民。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红军就是穿军装的农民。”“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见，他坚定地依靠、联合农民一道革命是多么得真诚！严肃认真地进行“思想建设”，解决农民为主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又是多么得坚决和重要！直到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讲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保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看问题高瞻远瞩，远离民粹主义，又是多么得可贵！他考虑问题从不囿于环境，不是凭感情，而是凭理智，清醒地与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一贯的从中国革命如何取得胜利这个大局上考虑问题。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更是全国人民的儿子。

 

“倒插笔”同样解决了问题

 

进行党的思想建设，从理论上说，应当先解决众多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再解决组织上入党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是，许多人则是先从组织上入了党，再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可以说是“倒插笔”。这是当时的革命战争环境所决定的或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将领们，并不是先学会了军事理论，再进行战争。而是先进行战争，在战争中学习。许多事情，往往“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一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说是一大优势。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实践可以代替理论，而理论不可以代替实践。毛泽东说，“实践高于认识”，“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对于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或完全没有入党的党员来说，在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也会为逐步地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创造条件。

 

“倒插笔”是有根据的。

 

三、慎重而又认真地解决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

 

在解决党员思想入党的的问题上，毛泽东分别在思想意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等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予以解决。

 

延安整风运动是进一步解决思想入党问题的重大的综合性的举措。整风之前，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和《整顿党的作风》等重要著作，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解决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问题。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主张顾全大局，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同时，将《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列为整风的重要学习文件之一。所有这些，都是在解决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换言之，都是“思想建党”的政治举措和实际工作。

 

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并落实了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说：要救人就必须治病，而治病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就意味着“思想建党”重在教育人，改造人，重在纠正错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以解决“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或完全没有入党的问题。”对于犯错误的干部采取的这个方针，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凝聚人心、团结同志，共同对敌的巨大作用。也体现出他出于公心、爱护同志，为革命事业负责的良苦用心。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是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一看二帮”，还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考验一个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的一个标准。他还说过：把犯错误的干部整得过分，就会整到自己头上。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实现共同目标的必有之策，也是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必然要求。但真正落实这一方针，必有两个条件：一是最高决策者出于公心，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倘若出于私心，譬如说为了报复，泄私愤，实行“乱打一顿”、不负责任的做法，革命必然受到巨大损失或归于失败。毛泽东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受到过数次错误处置，后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他是正确的，但是，他仍旧对犯了错误，有了认识的同志采取团结的态度。更加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在第四条中特意加了“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的话。这不仅仅是一句话，是胸襟，是大度，更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体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与毛泽东的做法相反，对于犯了思想类、路线类错误，或与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不加分析，采取突然袭击，“无情打击”的做法是有过的，甚至将党内的路线斗争采取法律手段，也是有的。凡此种种，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上对于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一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无论是陈独秀、李立山，还是王明、博古等等，从来没有实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相反，他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报告中还对陈独秀的处理进行了反思（当时并不是他主持处理的）。认为：痛快是痛快了，但是，由于对错误没有作出客观分析，也就无教训可吸取，以后还是又犯了同类的错误。这与思想建党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强调：以后要重在对犯路线错误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戒重犯。而不是重在个人责任方面。

 

“战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战胜种种错误思想的武器

 

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就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的矛盾问题。后来他将此概括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或斗争——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新的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后，及时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这个活动的方式，也是各级党委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部分党员干部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和脱离群众的问题，使党树立起“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这同样是在新的形势下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

 

整风运动也好，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也好，“运动”、“活动”，总而言之就是要“动”。毛泽东有过一句名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还说：“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红旗》杂志1968年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其实，不仅人的生命，包括一个政党的生命，一个组织的生命，一个国家的生命，都要“动”。“照镜子”之照，“正衣冠”之正，“洗洗澡”之洗，“治治病”之治，都是在动。如果一个政党的内部，长期处于沉默的僵化的状态，“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一个社会也是如此。鸦雀无声、死气沉沉，这个社会也不会稳定，更不会进步。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他强调：“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他还特别强调：“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据2014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

 

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论述，讲清楚了新时期思想建党的必要性，指明了思想建党的方向，也提出了思想建党的方针和办法，很有针对性，是马克思主义的。

 

四、“思想建党”在当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在有14亿人口，近10亿农民，8000多万共产党员。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党员总数中大多数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

 

党内仍然存在着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党内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明显；享乐主义、奢华之风、铺张浪费，追求部门利益以及消极颓废，向群众搜刮民脂民膏等问题，不仅存在，而且更加严重，范围也扩大了。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十八大报告指出了党的建设面临着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学风问题。

（二）政治纪律问题。

（三）组织纪律问题。

（四）能力建设问题。

（五）干部工作作风问题。

（六）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

（七）脱离群众问题。

（八）遵纪守法问题。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指明了4种表现，他说：“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喙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之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还说：“有的党员、干部讲利益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讲面子不讲规矩，甚至把党内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些问题，反映在党的建设方面，不仅是“思想没有入党”的问题，而且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对党的认识问题。这说明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思想入党”的教育，迫在眉睫。

 

实际上，新的形势下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归根到底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在这个问题上，两个问题最危险：一是“一切向钱看”覆盖全社会。二是为了赚钱，“全民互害”。仅举一例，养的畜禽，添加催生剂、催肥剂，自己不吃，销售给别人。连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如此严重的现象。

 

新时期在党的建设上提出的新问题

 

新时期，在改革开放新的形势下，有少数党员出现了两个新的也是更加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问题，一个是信仰缺失问题。

 

对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有人估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了。说横向到边，以寺庙为例，这个几千年来公认的圣洁之地也发生了腐败问题；说纵向到底，认为自上而下，不仅到村，而且连看门的，只要有一点权力就用。这样的估计未免过头，但腐败问题确实愈演愈烈。贪污几亿、十几亿，老百姓都不感到惊奇了。特别是毛泽东批评国民党失败，是因为“官吏即商人”的原因。其实，少数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也存在着“官吏即商人”的问题。一些“官二代”不是刻苦学习，到基层锻炼，增长才干，准备接班，而是借助老子的权威或余威，利用国家稀有资源经商发大财。这近乎成了党和国家的癌症。

 

少数共产党员，不了解自己的这个光荣称号是从共产主义来的，忘记了入党宣誓时最后一句话：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有些甚至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在将来能够实现，或者认为压根就不存在共产主义社会。这就发生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问题。据说有这样一个支部，其中一个党员一年没有交党费，支部书记向他催交。他说：党章规定，半年不缴党费视为自动脱党，我已经脱党了。支部书记说：我们支部还有许多党员半年多没有交党费，如果视为自动脱党，就剩不下几个党员了。就这样脱党，太便宜你们了。

 

腐败问题和信仰缺失问题，从大的方面讲，还是属于“思想建党”的范畴，就是说，这也需要加强“思想建党”的教育，解决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但这并不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或完全没有入党”，需要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而是必须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

 

“思想建党”在长期的艰苦的环境中，为“伟大的工程”的成功，为中国吗，银珠、民族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势必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但是，应该有新的方法和手段。

 

2024年1月17 日

 

作者简介：李瑞昌，1946年12月26日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特种飞行器系总体设计专业。曾任中共河间县委副书记，中共泊头市委书记，沧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代理书记，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出版过《为政德识谈》《警示明鉴（上、下册）》《轻轻松松写文章》《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等八本书，主编了大型刊物《今日河北》，共约400万余字。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