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忠：科学巨匠毛泽东破解了社科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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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忠：科学巨匠毛泽东破解了社科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2023-12-28
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了以下猜想：任意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不但自己证明不了，世界许多大数学家也都倾其全力投入到了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之中，但最终也没有结果。这也成了世界近代三大数学难题之一。1973年，中国科学家陈景润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巨大轰动，被称之为“陈氏定理”，这一研究成果被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人文社科领域，也有一道类似于“哥德巴赫猜想”，且始终都没有人能够解决的一大难题，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周期率问题。自古至今，不论社会形态怎样变换或更替，都没能逃出兴盛衰亡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从古至今无一例外。这一难题始终在困扰着历朝历代的每一位当政者，他们为使自己的江山社稷能够永远地传承下去，都曾做过一些在保持其政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尝试，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但由于这些统治者们都是为了自己和少数人谋利益的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的所谓改革自然是徒劳做无用功，以无解收场，以失败告终，只能落得个被无情周期率的滚滚大潮淹没而消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下场。中国历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也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深受封建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在他们为解救广大黎民百姓于水深火之中而揭竿而起的时候，虽然打出的救国救民之旗帜也表现出了革命性的一面，曾经也得到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大力拥护和支持，但由于他们受自身及时代的局限，由于没有一个先进正确理论的武装及政党的领导，无疑也只能以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又回到历史的周期率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找到了产生历史周期率的源头。这就是：不论什么人，什么性质的政党或组织，只要是为少数人的，就注定了必然陷入且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必定要重蹈历史覆辙的命运，从古至今，无不如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革命导师科学理论的正确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人类的伟大思想理论武器，是人类社会发展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照亮着人类前进的方向，尽管有时道路艰难曲折甚至反复，但它必将指引人类社会走向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她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组织和政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她没有自己的私利，唯一的宗旨和使命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提出并解决了党如何能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成政权及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而不重蹈历史覆辙这一重大课题。毛泽东以人民观和权力观思想破解了这一至今没有人能够解决的历史难题，使得中国社会从此走出了兴盛衰亡的怪圈。毛泽东的人民观思想，就是要树立以人民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且不能有任何丝毫的动摇。他为中国共产党人立下了的这个规矩，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和人民打成一片，是共产党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毛泽东一生都在践行这一思想，他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都要切实站位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将这一思想作为一个漂亮的口号挂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没有具体的行动，甚至用来哄哄群众，那就背离了党的宗旨，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就会遭人民的抛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站到了人民的一面且得到了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结果，这无疑决定了党的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能是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根本和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仅是党的宗旨的要求，更是党的根和魂的体现，全党必须牢牢地守住这个根本。社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的满意度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只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就能稳定和谐，江山就会稳如泰山。毛泽东的权力观思想，就是一切权力都要归人民的思想。共产党人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的，是要用于人民的，每个党的干部都要对权力有敬畏感，任何对权力的滥用，都是对人民的犯罪。在权力面前，任何人都不能有丝毫的私心杂念，对权力的运用，不能夹带个人的私货。权力不论大小，都只能用于人民事业而不能用于其他地方。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的哲理。他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仅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用权于人民，更要接受人民和社会的监督，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使其成为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他认为权力应成为每一个掌权者的一种负担，权力越大负担就应越重，如若没有了沉重感反而觉得很轻松，更成了一种乐趣时，那就一切都完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努力作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权力如果不为民所用了，甚至成为了一些人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且还没有人能管得了的话，那就必然会失掉民心，就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失掉政权还不以为然，全党都应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地警惕。 如果说我们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消灭了几千年来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社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也正如他所说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那么后面更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就是后继者们要把毛泽东为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政权体制坚持传承下去，才是中国共产党人要一代代永远作下去的事。要延续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不能成为政治色盲，要扎好思想上的篱笆，抵御国际上的反华势力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们的渗透，不能让红色政权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人手中改变颜色，不能让苏联及东欧共产党失去政权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我们只有正本清源，回到初心，方是出路。否则，就要犯颠覆性的错误，千百万烈士的血就白流了，那就真的要重蹈历史周期率的覆辙了，这不是危言耸听。站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制高点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在展望得出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结论之后，他就已着手对历史周期率问题作着战略提前量的预估及为此开始了要做的工作。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全文分三个部分说明了李自成由兴到亡的全过程。尤其是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听不进不同意见，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若干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终导致失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警觉，他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这篇文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11月21日，他又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除此之外，他又建议郭沫若“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泽东已将以此开展对全党进行教育提到了重要的日程。1945年的夏天，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迫切希望战后的中国能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顺应民意，在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然而，此时的蒋介石也打起了胜利后继续搞独裁实行一党专政的算盘。他根据共产党提出的主张，也与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并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由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坚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国共双方的态度，许多民主人士都支持共产党的主张，但也表示了担忧，提出愿在两党之间进行斡旋，促成两党进行谈判协商。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等七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并提出了愿来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面谈的想法。毛泽东致电王若飞，欢迎他们来延安面谈。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6月15日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以示对国民党继续搞独裁的抗议。7月1日，由王若飞陪同，黄炎培（字任之）、褚辅成、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飞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亲到机场迎接并随之与他们进行了会谈，中共中央还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了欢迎晚宴，陪同他们观看了文艺晚会。之后几天，又陪同他们到延安各单位走访参观。经过会谈，双方约定由中共方面把会谈情况及意见写出来，然后共同阅看商定通过。4日，中央书记处开会通过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纪要》。经过三次会谈之后，毛泽东便将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纪要》交褚辅成等人，然后由他们带回重庆交国民政府。通过在延安几天的谈话和参观，在对待未来国家及人民前途命运的态度上，已使几位民主人士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希望国家走上和平民主之路的诚意。黄炎培的感受尤为颇深，故在六位参政员中，毛泽东非常看重黄炎培并特意与他进行了交谈，想洗耳恭听他对共产党人的忠告和教诲。黄炎培也被毛泽东的真诚所感动，便坦率并毫无拘束地对毛泽东谈起了自己此行的感受：“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超前独到的忠告和提醒，抛开了此行应谈及国共两党和平建国之事的主题，而谈历史周期率问题，在中共还没有取得政权之时能听到这样的肺腑之言，不免让毛泽东震惊和不安。在两人的交谈中黄炎培还巧妙地用了“概率”的率，而不是“规律”的律，他用这种不过于犀利的方式试探了毛泽东的胸怀，又看了他对自己所谈内容的反应和态度。毛泽东洞察到了黄炎培的良苦用心，沉思良久后从容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短短几十个字精辟干练的回答，使得困扰着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这里有了答案。黄炎培不仅对毛泽东的回答非常地赞同和满意，而且还打消了他心存的一些疑虑，让他对共产党取得天下更充满了信心。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对话，是出给了共产党人一道不光是现在而且是永远要做下去的必答题，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至今都在自警自己的一面镜子。几年后新中国成立，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家的大规模建设的到来，毛泽东高瞻远瞩告诫全党，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不是共产党一家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事，不能由共产党人唱独角戏。同时，为避免政权陷入历史上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铁律的支配，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各部门的人士安排上，毛泽东打破常规，没有搞清一色的全由共产党人担任的作法，而是吸收了许多爱国的民主人士、国民党将领等参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选举了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为副主席，邀请黄炎培到由周恩来任总理的政务院当副总理。黄炎培觉得自己没有为新中国建立做什么事，不配作这个副总理，随之婉拒了毛泽东。毛泽东诚恳地对黄炎培说，现在的新中国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在为人民做事而不是在做官，难道你任之老能作壁上观就不想着为人民做一些事？黄炎培被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及心悦诚服的态度所折服，破了自己“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地接受了副总理一职，继续为人民的事业不辞地奔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封建帝王思想在当权者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自己享乐是理所应当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有许多国统区的记者到延安去采访，他们对在延安所见所闻的感受和对在国统区的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们回到重庆之后，有记者便对宋美龄讲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宋美龄无法相信，她对记者们说道：“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权力的味道”。宋美龄口中所说的权力的味道是什么呢？她一语道破天机，那就是自己及少数人运用权力为所欲为谋取私利尽情享受。她怎能理解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胸怀，只能用剥削阶级权力观来解释或矮化共产党人的情操和行为。这种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享乐，怎能不让人民起来推翻蒋家王朝的封建独裁统治。解放战争时，在国统区流传着两条新闻，一条是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时没有手表戴，郭沫若便将自己的一块英纳格表送给毛泽东；一条是宋美龄去美国时在下塌的宾馆穿的一双拖鞋，鞋面镶着慈禧太后陪葬的一颗夜明珠。这两件事让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清廉和国民党的腐败，这不是宣传的宣传，让共产党人赢得了人心。人心所向者得天下，廉政者得天下，永远都是历史的选择。全国即将解放，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滋生了贪图享乐的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及时地向全党打了预防针。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启程，向北平进发。出发的前夜，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临行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把进京比作“赶考”，必须给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份答卷他做了一辈子。重庆红岩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总结出的狱中八条，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这八条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凝聚着烈士的忠诚和初心，发人深省。如若共产党人都追求享乐，那就必然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但革命队伍中总有个别意志薄弱者，过不了金钱美女关。一些人曾对革命做出过贡献，但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的代表。毛泽东说，为了挽救两个、两百个、两千个乃至更多的干部，正因为这两人是党的高级干部，所以不得不执行比一般干部更严格的纪律。这两声枪响，惊醒了可能要“入睡”准备做美梦的干部，使得我们的党风、政风持续稳定了几十年。在今天，对我们党坚持的高压反腐仍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在之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始终对党可能脱离群众、权力不为人民的情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为抵御中外敌对势力对我们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避免修正主义亡党亡国的悲剧重演，毛泽东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思想，从而使党远离历史的周期率。与非党及民主人士共处协商并接受其监督，是执政党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保证。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当各民主党派一走下天安门，有的人就觉得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政纲已经实现，提出了解散党派组织的主张。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个宣布解散。中国民主促进会当时也提出了解散，认为民进成立时通过的会章规定，一旦国民大会召开，民进任务即告完成，现在该是解散的时候了。在农工民主党内，同样发生了关于该党存废与否的争论。九三学社也提出了解散。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上层也有人同意解散民主党派。救国会解散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回国后，听到此事，非常惋惜。他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当他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时，当即表示不同意，并派中央领导同志去九三学社传达他的意见：不但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展。指示要解决各党派的经费问题、干部学习和失业问题，要求对党派干部与共产党的干部一视同仁。1956年，毛泽东还郑重地提出了“两个万岁”口号，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就是民主党派万岁。这样，八大民主党派便得以保留和发展。没有毛泽东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民进没有了，民盟、九三学社都不会继续存在，哪里会有今天继续发展的多党合作制？多党合作制在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朝鲜、匈牙利等国，即使当时立足于与西方接轨的南斯拉夫都没有其他党派存在和参政，更不要说多党协商共同建国，共产党领袖高呼民主党派万岁了。有了民主党派的协商监督提醒，共产党就不会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是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等为一身的伟大革命家，更是一位改变和推动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伟大的社会科学巨匠。他没有一个私敌，他拯救了中国、改变了世界，为世界定规则，让世界与中国接轨。尽管他已经去世了47年，中国与世界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他去世后所形成的空白，人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他的伟大就在于他百年之后其理论、思想的继续延伸，仍在深深地影响并改变着这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当下和明天，高尚的人们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怀念。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办法，避免重蹈历朝历代兴盛衰亡的覆辙。他的这一伟大发现，也和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一样，都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他们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都被被永远地载入史册，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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