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题记】
雷洁琼同志在韶山的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道出了千千万万个热爱毛主席的人的心声。她的这个说法，完全说得通，那是历史的结论。
她的这个题词，放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器，每一位观者，都能由器而道，感悟出题词者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然后会心一笑，此乃悟道，悟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了。
雷洁琼同志接受学者马社香采访时说：“多年的职业习惯，我自然习惯于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来学习、理解毛主席对中国的贡献。”
马社香认为雷老的题词“既是赞颂性的，又是感慨性的，既是理性的思考，又是历史的反思，比较特别”，这也是说得通的，所以这个题词流传越来越广了。雷洁琼见过毛主席，亲耳聆听过伟大领袖的精辟说法，她还亲历过著名的“下关事件”，对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有着理性的深刻的比较研究。雷洁琼用“瞻仰韶山”这样的说法，也是十分独特的，同时也是发人深省的，梅兰芳先生也是这么用的，那是基于理性思考之后的感性表达。瞻仰，就是怀着敬意的看。这个敬意，不是敷衍的，是发自肺腑的，由道而器的过程。就瞻仰者而言，自己的想法说法做法，对自己是完全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下面介绍一下“下关事件”和雷洁琼聆听毛主席教导的场景。
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即“下关惨案”发生。当天，由中国民主促进会（民建）等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上海5万群众集会送行，并举行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游行。
当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其成员包括马叙伦（曾任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阎宝航、雷洁琼等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和殴打，造成“下关惨案”。
1946年4/5月间，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在西安、北平、南通等地制造了多起绑架并暗杀民主人士和爱国学生的惨案。下关事件之后，国民党特务还暗杀了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
电视剧《解放》第一集里有下关事件的再现，雷洁琼当时大义凛然的身影，令人敬佩。同时也要指出的是，下关事件发生时，正是蒋介石派重兵围剿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地区的部队，当然蒋介石的狼子野心没有得逞，著名的“中原突围”打破了老蒋的如意算盘。自古以来，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道层面这是与“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是相通的。
“1948年12月，我在燕京大学教书，接到马老（马叙伦）从香港寄来的亲笔信，委托我代表‘民进’到西柏坡参加毛主席的一次邀约。
“当时北平还没有宣布和平解放，我和丈夫严景耀穿着呢大衣装扮着探亲离开北平，再经解放军沿途保护到达西柏坡。那年冬天很冷，一到西柏坡到处感到热气腾腾。我们被引到一个大会议室，毛主席一大排中共领导人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和各方代表握手，周恩来（总理）站在旁边一一介绍。
“晚上中共中央请大家一起吃饭，像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聊，主要谈当前局势以及建立新中国问题。吃饭时，我主要是听大家谈。毛主席几次用目光鼓励我。饭后，大家言犹未尽，仍聚在一起继续谈话。气氛非常热烈。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只有答疑和讨论之别。
“我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毛主席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
“毛主席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几十年来我总忘不了毛主席那种洞察历史的思考。历史再次证明了毛主席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的深刻思想和认识，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像太阳一样带来了光明，也做出了立国大计“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榜样。建国以来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你是学历史的，应该认真研究。
“90多岁了，时常联想到二战后巴基斯坦从印度分出来，1971年孟加拉国又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还有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分裂，这些都令我常常想起毛主席当年的话。”
雷洁琼是大学者，她热爱毛主席和工农兵群众崇拜毛主席有什么区别？
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华罗庚、邓稼先，等等，都是大学问家，他们也都崇拜毛主席。所有热爱毛主席的人，都认为毛主席是一心一意为公，毛主席必定流芳百世。而那些为一己私利而欺世盗名者，也许会得逞一时，但那样的做法终究不可能长久得逞的。我们中国人讲的做人，主要是指道德方面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高，那么此人做人谓之好；反之，则不好，或者很差。至于道德水准高低，那是比较而言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成为主席的前后，其道德水准也是有细微区别的。如果作为个人，毛泽东做的事情，道德水准相当高了。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作为人民领袖，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依然保持着做人的道德准则，并且对自己要求更严，从他对自己的亲人的要求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一般的道德水准可以靠个人的好心好意来衡量，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领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保持那么高的道德水准，那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那是需要超强的意志品质来保障的。如今我们看到一些本来还是很不错的人，一旦坐到了领导岗位就经不起诱惑而走向堕落，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毛主席恰恰就是一个具有超强意志品质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道德水准高，体现在公道上。
1976年2月24日，毛主席又一次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并同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尼克松这次访华，是他辞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公开露面。这次访问，令尼克松振作起来了。毛主席的大公无私，令他的资本主义对手不得不折服。1、天无私覆。这是说，天覆盖天下，没有私心，不会盖一部分，不盖一部分。天，对天下一视同仁，此为天公。2、地无私载。这是说，大地承载地上的一切，不会对那一部分情有独钟，而对另一部分恨之入骨。地，对地上一视同仁，此为地公。3、日月无私照。太阳和月亮的照耀也是一视同仁的，不会顾此失彼。此为日月之公。所以，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既是个人修养之要旨，也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它所要求的是关心他人、扶危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孩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追求平等、公正，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早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就有“以公灭私”，“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临患不忘国”的规范性要求。孔子主张“忠恕”——忠，谓尽心为人；恕，谓推己及人。墨家主张“举公义，辟私怨”，法家强调“无私”、“背私”。明末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续通鉴论》中，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当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主张“天下为公、君为客”，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与王、黄齐名的思想家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国家”是属于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天下”则是匹夫所共有。近代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转化成为个人的道德要求，激励着后代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盛衰兴亡大业而奋斗不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针对中华民族出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提出了维新变法主张，在其所著《大同书》中，再次勾画出了一个“公天下”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继承了我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在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规范同时，念念不忘“天下为公”这一传统思想。时常把《礼运》篇中的“大同”的全段文字抄送友人。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1924年，孙中山在题为《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说中，曾谈到“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 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是指《礼记》一书中《礼运》篇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公”字，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 即是“共”的意思。讲究“天下为公”的孙中山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 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这四字之中。二、毛主席及其领导的党和军队是有史以来最讲究“公”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深谙中国文化的公道，就通过对自己近乎苛刻的锻炼，练就了一副坚强的体魄，和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而这两者的基础，就是他那颗公心。毛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成为人民军队的统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难道不是天意？说到底，说到根本点上，还是他最懂公道的重要，他也最讲公道。毛主席做的每一件重大决策，其宗旨，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直忽视毛主席对人民的界定，其实他对人民的界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都是人民的范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包括国民党蒋介石都是统一战线的成员。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逐渐变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起点，怎样做到公平？成为无产阶级，同时又有基本生活的保障，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平！这是举世公认的公平，其合理性，其合法性，难道有错吗？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其公平性，尼克松曾经评价为世界之最。毛主席对于结果的不公正，必然是义无反顾的给予纠正。对于战争年代，“左”和右倾的错误，他在延安整风时给予了全面系统的纠正，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给予了梳理。没有延安整风，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稳定发展，没有根据地的巩固，也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对于和平年代，毛主席对于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工作作风，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谁敢明目张胆搞腐化？所以，社会主义时期就必然，就必须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前我们认识不清，甚至有疑惑，如今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从道德上讲，他从不徇私情，一视同仁，从来就是对事不对人。这样的公平，这样的公正，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发自内心渴望的公道吗？1956年，当他成功地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他的道德理想，就有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从此他的公道更加有力，更加有效。何炳棣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首位被聘为讲座教授的华裔史家，是国际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1973年，何炳棣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一直到1970年代，毛主席的所作所为逐渐为世界所认同，连资本主义世界的首脑，也都纷纷前来学习研讨。他不仅为中国人民他会公道，他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主持公道，不仅为把压迫民族和人民主持公道，而且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公平，不公正，主持公道。最著名的就是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野，连门都出不了的时候，最早为这位美国政要出来说公道话的人，不是尼克松的盟国领袖，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1972年6月17日，5名男子因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而被捕，其中一人是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尼克松虽以压倒优势连任总统，但“水门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定为“水门事件”的同谋者，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录音带。尼克松虽然一直否认自己参与策划“水门事件”，但有口难辩，他将面临被国会弹劾的威胁。不得已，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辞职，由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后，带着落寞和疲惫回到加利福尼亚。几天后，他意外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电报表达了中国总理对尼克松始终如一的良好祝愿，同时，周恩来还希望尼克松再次访华。两个月后，当尼克松因患静脉炎住院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毛泽东通过翻译告诉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还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来访。这让心绪不佳的尼克松感到无比温暖。1975年12月31日深夜，毛主席接见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孙子戴维，并且邀请那位下野的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公告》，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4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1976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泽东的动作全部僵化了。……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尼克松又在另一本回忆录里记述道：
“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导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他现在却连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难……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在会谈中，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合作，不仅在我们两国之间，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寻求和平……在他刚嘟哝出半个字时，他的脸就憋得通红。他的译员试图将他那含糊的话译成英语。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以使他明白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摇头，一把抓过她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他的话。她大声地用英语念道：‘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稍稍停顿之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们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应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如果我们用一种一味强调需要和平的说教来回答毛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我们犯了错误，甚至更坏，他们将会把我们看成白痴。最终，他们会说，加入和平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投降来达到我们单纯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中国人重申，我们也有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大家想一想，在1980年代末期，当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时，尼克松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在1993年，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西方很多著名的政要，包括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他们对我们的毛主席评价如此之高，世所罕见。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不看你对我怎样，我看你对人怎样。那些西方的政要，看到毛主席对失魂落魄的尼克松那样的态度和行为，难道他们会不动心？事实证明，毛主席做的多么有远见，那是公道的力量，那是道德的力量，那时文化的力量。毛主席的道德水准举世公认。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文化完美结合，创造了新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他本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这种道德力量，谁又能否定的了呢？最后要指出一点，所谓道德优势，不是一般的经济上的优势，而是心理上的优势，这是压倒一切的。正所谓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创造奇迹。毛主席的道德实践，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永远学习他，不管客观环境怎样变，因为那是古今中外最杰出的。雷洁琼属于那种深入社会，了解民情，体察民意的学者，这与她研究的学科性质有关，更与她的人品有关，她是公道正派的学者，自主自信的社会活动家。雷洁琼和陈叔通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在道层面，他们对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领悟得很深，很透。本来在解放初期，大批民主人士觉得民主党派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准备解散民主党派，后来还是毛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得知此事，及时说服大家，才使得民主党派得以保存下来。毛主席总是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即使在人民的天下，有些人还是要搞反对派的。与其让他们秘密活动，不如让他们公开。毛主席常说几句口头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有点反对意见好!！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梁簌溟先生一直在全国政协里工作，这还不说明问题吗？再回过头来看雷洁琼同志韶山题词，那是有学术深度的，也是经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的社会实践得出的结论，难道还想不通吗？还说不通吗？这些民主人士，对毛主席的道器变通，感悟得比某些自以为是的人，要深刻得多。经历了毛主席逝世后的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劳动人民总结出这样一个简洁明快的方法，以此来判断某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这个方法是——不看你对我怎样，看你对毛主席怎样。你对毛主席好，那你这个人就值得我信任，我至少把你当做一个不坏的人，可以把你当做自己人。由此，劳动人民当然就把雷洁琼这样的人当做自己人看待了，她的题词自然就会流传开来。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济学”，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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