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晚年为何关注拿破仑的战略失误

 

 

拿破仑的多数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摘自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

你让人家来，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又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几年仗。所以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

          ——摘自毛泽东1972年7月10日同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

在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当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拿破仑。据粗略统计，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谈拿破仑不下40次。在不同的时期，毛泽东对拿破仑的评价重点有所区别。

延安时期，毛泽东很注意拿破仑在军事上的成败。

毛泽东认为，拿破仑指挥的多数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弱胜强，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同时提醒人们注意，拿破仑最后的失败，西班牙、俄罗斯的游击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认识，无疑是立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战略需要。

毛泽东在延安写的一篇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文章中说：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从1812年拿破仑兵败莫斯科，联想到了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历史好像在重演，相隔一百多年的两场国际战争的转折点居然在同一个地方发生。

一百多年前的俄国人，是怎样战胜强大的拿破仑军队的呢？解释其中缘由，对正在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不少将领比较轻视游击战。1938年7月，延安印行了一本署名“毛泽东等”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在这本书中，专门用俄军打败拿破仑的战例，阐述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关注的是拿破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施的一些政策。

例如，他讲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法国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由此说明，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本来就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毛泽东还由此强调，由于拿破仑的士兵，大多是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因而特别具有战斗力。

毛泽东晚年读谈《拿破仑传》，关注的重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各国的干预和包围，特别是拿破仑打破包围后，反过来称霸欧洲、侵略他国的战略失误。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说到法国大革命“整个欧洲都反对你们，打到巴黎附近”时，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便直接比喻说：

“当时我们被包围的形势比现在中国被包围的形势还要严重，整个边界上都是武装的军队。”

立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肯定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打破欧洲五次反法联盟的正当性，但拿破仑后来超出为捍卫革命成果而战的范围，去侵占别国领土，性质便发生了变化。虽然多数战役的胜利不断增强了法国的地位，但始终无法实现独霸欧洲的目标。这时候的拿破仑，在毛泽东心目中也就成了“大殖民主义者”，他认为，凡是野心勃勃地侵占别国，结果都会失败。

从1968年到1973年，毛泽东10多次同外宾谈到拿破仑国际战略失败的教训和原因：

他（拿破仑）是偏要侵略别的国家的。他吃亏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同他作战。法国当时的人口是2800万，这是讲法国本土。当时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都被他占领了。后来他还占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以前还占领过埃及和叙利亚。他占领得太多了。树敌太多。（摘自毛泽东1968年6月21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记录。）

后头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此人后头犯了错误，政策也是不大对了。第一是不该去占那个西班牙，第二是不该去打俄国。又是冬天，你不能过冬。入冬为什么不可以呢？俄国人烧房子，就没房子住。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一下子把沙皇抓住。……拿破仑还犯了一个错误。他的海军比英国弱，跟英国打了一仗，就被消灭了。（摘自毛泽东1972年7月10日会见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记录。）

毛泽东反反复复谈论的这些，有对历史的总结，有对英雄的惋惜，有立足现实国际关系的考虑，更透露出他面对中国受到当时霸权国家威胁的一种特殊心境。

毛泽东晚年谈论拿破仑四面树敌的国际战略，和20世纪70年代美苏称霸世界的国际格局，同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冲突后面临的战争威胁有关，也同他思考相应的国际战略有关。

从强大的拿破仑军队的最终失败中，毛泽东看出失道寡助的历史规律，坚定了不怕霸权国家威胁的信心。

人们总是从自己的事业需要角度，来理解和阐发重要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的。对那些不是在书斋里讨生活和经营事业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来说，尤其如此。

毛泽东读谈《拿破仑传》，既是“我注六经”，也是“六经注我”，由此形成他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不同阶段的思考重点：

年轻时从圣贤理想角度来援引和议论拿破仑的人格形象，延安时期立足抗战需要来探讨拿破仑军事指挥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内外形势出发总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革命经验，晚年则根据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思考拿破仑在国际战略上的失误。

这种阅读，实际上是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是思想和经验的交流。书被读活了，历史人物也被读活了。

（来源：“领导文萃”微信公众号，文章摘自“《领导文萃 2022年2月上”，稿件来自“《书山有路——毛泽东的学用之道》”，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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