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毛泽东读了一生的书，也是在他手中最为沉重的一部书。“二十四史”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过程，蕴藏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包含丰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知识、经验和智慧。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阅读这部大书，1952年添置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后，又开始有计划地完整阅读。为方便读史，他还促成“二十四史”的整理、《资治通鉴》的标点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毛泽东一生好史。用他1964年《贺新郎·读史》中的自陈来形容，恰似“一篇读罢头飞雪”。
毛泽东读史，方法很灵活，总是联系到书中的一些人和事，补充阅读其他书籍。比如，1964年12月29日，他写信给田家英:“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下《三垂冈》一诗，后经查实，是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由此可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其实是广义的说法。配合读“二十四史”，他时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宋、辽、金、元各朝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中，先看哪一本，后看哪一本，毛泽东也有一定套路。这从他1962年读几本史书的顺序可看出些端倪。9月20日，他要《宋史》，工作人员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11月23日，他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11月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由此推测，毛泽东这段时间可能是在研读《宋史》。在读《元史》的时候，他明确地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读“二十四史”和读“通鉴”、“本末”，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体的，能起互补之效。对“二十四史”，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有的看了许多遍，像《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至少看过五遍以上。在不同场合，毛泽东从不回避，甚至有意彰显他所拥有的像历史学家那样的阅读情怀。1959年5月28日，他送一本《后汉书》给林克，让他研究历史，要他读其中的党锢传、董卓传，读《三国志》里的曹操传、郭嘉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等。毛泽东还对林克说：西汉高、文、景、武、昭较有意思，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济南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又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正在读《南史》、《北史》。《旧唐书》比《新唐书》好，《南史》、《北史》又比《旧唐书》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陈毅同志阅”，并在封面上还具体写明要看该书中的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还批示“送刘 (少奇) 、周 (恩来) 、邓 (小平) 、彭 (真) 一阅”。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仍然坚持读“二十四史”，有8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留下他用颤抖的笔迹写的“1975·8”、“1975·8再阅”、“1975·9再阅”等字样。“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于一千多年间逐步成书，虽体例大致相同，但史家的编纂背景、个性素养、史识史笔各不相同，各书在史料的准确性，史识的深刻性，史笔的生动性上，也参差不齐。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读原著，还习惯评论作者写法和注家注解方面的短长，并给予史学上的评论。可举两例，来体会毛泽东像历史学家那样的阅读旨趣和见解。毛泽东的评价是：“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这里提到的三人，唐代的李贤注有《后汉书》，唐代的颜师古注有《前汉书》 (即《汉书》) ，宋代的刘攽是治汉史的大家。看得出，毛泽东读两部《汉书》，很关注后人的注解。他对颜师古注的《前汉书》，评价不是很高，曾说过：颜师古在注文中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毛泽东称赞李贤，是因为李贤注《后汉书》，注重搜集大量史料，补充原著的不足。刘攽曾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任编修汉史部分，并对《后汉书》作了按语，后附入《后汉书》中。毛泽东读《后汉书》，显然注意到刘攽的按语，甚至有可能参照《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故有所比较，觉得刘攽治汉史，有超过前人之处。毛泽东特别推崇裴松之的注。他在一个批语中说：“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的确，西晋陈寿写《三国志》后，不断有他未用过的史料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这些新史料来注释《三国志》，所注文字数量，几与原文等同，引用魏晋人著作达200多种。记录和反映毛泽东阅读、批注、评论、运用“二十四史”的著述已出版不少。有他留下的读“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和勾画，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有身边工作人员或其他当事人写的大量回忆，以及研究者编撰的各种书籍，如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以及芦荻的一些回忆文章；更有人们熟悉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各种专题文献集，其中有不少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引用和评论。毛泽东阅读、批注、评论、运用“二十四史”，所传达的远不是一般史家的胸怀，而常常是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鲜明立场。他的读史立场，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史观，是毛泽东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运动基本线索的一把钥匙。从毛泽东在三个不同时期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评述，可知他一以贯之的阶级史观。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学员听课笔记，毛泽东对中国历朝兴衰作过以下分析：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毛泽东此时的认识，还不像后来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之处，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评说中国历朝兴衰的集中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史观的较早表述。他当时的主要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和“代表地主的利益”两种力量斗争的结果；失败者常常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成功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或靠代表农民利益起事，随后又去代表地主利益了。在大革命时期，如此表述历史观，和毛泽东着眼于农民运动这个现实需要有关。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 也更有理论深度了：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那段论述，更多的是以宣传家和鼓动家的身份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这段论述，则主要以理论家的身份来说明自己的历史观，使用的也是相当规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毛泽东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几乎是在同时，说明当时他论述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和他从理论上思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到了晚年，毛泽东立足于阶级史观来读谈“二十四史”的立场，越发鲜明强烈。凡被“二十四史”当作“贼”、“匪”、“盗”、“寇”来描写的历代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毛泽东都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他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看得很细。读《旧唐书·黄巢传》，还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1964年，毛泽东写《贺新郎·读史》，以诗论史，把他立足于阶级史观立场读“二十四史”的感受，作了更加精炼和鲜明的提示：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二十四史”的内容，以“几行陈迹”一言蔽之；“五帝三皇”的内容，以“骗了无涯过客”一言蔽之；阶级史观的内容，以“彼此弯弓月”一言蔽之；数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毕竟要从盗跖、庄屩、陈胜、吴广这些底层造反者说起。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常常带着浓厚的情感，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统一，关注中国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虽不断经历统一和分裂的斗争，但总体上倾向于统一。对此，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过整体的评价。1975年5月30日，他让芦荻给他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人物传记，随后发表评论：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不仅鲜明表达国家统一立场，还提出对历史上的某些分裂局面，也应该从促进国家发展和促进中华民族实现更深刻统一的角度，作辩证分析。对汉末以降几百年的动乱和分裂，史家评价不一。毛泽东的看法则别具一格。1975年6月18日，他同芦荻具体谈到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看法，其立足于国家民族立场的读史情感，展露无遗：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正是基于国家民族立场，毛泽东一向主张为历史上担受骂名的商纣王、秦始皇和曹操三人“翻案”。毛泽东多次谈到，他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毛泽东1958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多次讲：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长三百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也因此富强起来，能说这不是好事吗？秦始皇最受诟病的有两点，一是焚书坑儒，一是专制独裁。对这两点，毛泽东认为“当然是坏事”，但也主张作些分析。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也不是什么书都焚，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高度集中统一是统一中国取得成功的积极因素。秦始皇看准全局情况后，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有很大的决心和气魄，敢于力排众议，不听那一套动摇军心的话。毛泽东推动为曹操平反，也是看重他在天下割据大乱之时统一北方、改革时弊、发展生产方面的贡献。西晋陈寿《三国志》推崇曹操，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贬损曹操。对此毛泽东多次作过分析。1958年11月20日，他在武汉同陶鲁笳等人谈到：《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那么，这个“冤案”是怎样造成的呢？毛泽东认为源于封建正统观念。他1959年2月同林克谈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所谓批判分析，是指不是书上写什么就信什么，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基于这种阅读立场，毛泽东对“二十四史”所写内容，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强烈不满。第一个不满，是“二十四史”所写内容颠倒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历史写成了帝王将相的历史，而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却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他1975年同芦荻谈话时明确表示：在“二十四史”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形，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倡文艺创作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让人民群众占据历史的中心位置，所针对的，就是“二十四史”这种帝王将相的历史文化观和历史叙述理念。第二个不满，是认为即使写帝王将相，“二十四史”的许多描述也很不可靠。在1975年同芦荻的谈话中，毛泽东举了不少例子来表达此意：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不过，毛泽东并不因自己的这两个“不满”，就反对读“二十四史”。事实上，也只有熟读精读，且分析批判，才能提出不满其颠倒历史和虚假描述的理由和依据。1966年8月28日，毛泽东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负责人，谈到红卫兵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
毛泽东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他读史，除个人兴趣，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和优势。他时常从历史中获得灵感，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覆辙。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不光停留在“知其然”，还力求“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毛泽东喜欢把“二十四史”中一些他觉得有意义的人物传记，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读，有乐趣共享，有史识共鉴，有经验共取，有教训共勉，也都是为了古为今用。毛泽东把历史读活，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古为今用的立场，撮其萦萦大者，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比如，他读到《史记》记载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读到汉武帝曾经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他赞成“引黄济汾”的工程计划。毛泽东对史书上记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尤感兴趣，批注最多，评论也最多。诸如《史记》所载楚汉成皋之战，《后汉书》所载刘秀指挥的昆阳之战，《三国志》所载袁曹官渡之战，曹孙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晋书》所载谢安、谢玄等人指挥的淝水之战，这些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取胜。毛泽东读之，批注有加，在论著和谈话中经常引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也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格外有用，体会也很深。毛泽东读专业兵书并不很多，其军事知识和战略战术，既源自实践，也多从读史得来。毛泽东早年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就表达过这种读史兴趣：“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延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到延安任联络参谋的徐复观，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读历史，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史记》、《三国志》、《南史》、新旧《唐书》、《五代史》等批注较多，也应是这个缘由。比如，他读《旧五代史》卷26《唐书·武皇本纪》下，其中说到李克用解朱全忠合围晋阳城之危的情节，就批注说：“沙陀 (少数民族的沙陀部，代指唐朝晋王李克用，作者注) 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乱世之际，“事态百变”，总有经验可循；乱世之际，“人才辈出”，更说明时势造英雄的规律。毛泽东喜欢读此类史书，说明他注重总结历史发展中的治乱规律，注重思考人才培养锻炼规律。1969年夏夜，他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兴奋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表达的就是这种读史心境。诸如，读《史记·陈涉世家》，他认为陈胜率先起义却很快失败，原因在背故旧、用小人这“二误”；读《汉书·元帝纪》，他提出汉元帝靠儒学治国，是“衰国之君”；读《后汉书·陈寔传》，认为陈寔鼓励小偷重新做人，说明“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读《三国志·袁绍传》，结论是袁绍多端寡要，“得计迟”；读《北史·王建传》，批注王建是个庸人，“不懂政治”；读《旧唐书·高祖本纪》，提出李渊“遇事无断制”；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有关李世民的内容，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新唐书·姚崇传》有关评论姚崇、宋璟两位名相的治国之策，批注“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批注达24处之多，称道韦睿领兵打仗“善守”、“将在前线”、“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除了赞赏韦睿的军事才能，毛泽东更看重的是韦睿“不贪财”，遇功不争，遇事敢担当，能够团结干部，善于“躬自调查研究”，是一位“劳谦君子”，因而“仁者必有勇”等等，结论是：“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古为今用的读史目的，实际上就是着眼于现实，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借鉴治国理政方法。毛泽东说过五句话，反映出他为什么如此酷爱读“二十四史”，以及他读史的收获所在。第一句是1920年12月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的，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第二句话是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第三句话是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第四句话是1964年1月会见外宾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第五句话是1964年7月会见外宾说的，“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这五句话，传达出毛泽东的读史理念，也反映了他一生的读史情状。或因太过阅读历史和熟悉传统，毛泽东有时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对此也应承认，不必回避。但用上面这五句话来揭示毛泽东和“二十四史”的关系，总体上却是符合实际的。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党的文献》，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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