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之问深深地镌刻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
新华社刊发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侧记”，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专门提到“窑洞对”的：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6人组成国民参政员访问团赴延安。黄炎培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短短5天的延安之行，对当时年近古稀的黄炎培来说，像一道冲击波，让他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人生站上了新起点。
回到重庆之后，黄炎培便立即整理思绪，将5天的经历感受，形成书稿《延安归来》。
站在中华民族历史选择的关口，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全国同胞展示了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风貌。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后所写的《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了“窑洞对”的内容（人民网）
8月7日，《延安归来》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重庆南岸润华印书馆印刷，初版2万册。这本74页的小册子，内容分为3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回答了10个重要问题，包括延安之行的动机、去延安的名义、对大局的看法、对延安的观感、延安的政治作风、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的经过、国共合作的前途等。
第二部分是作者在延安五日所写的日记。
第三部分是作者访问延安有感而作的《自重庆之延安》《延安去》两首诗。
在书中，黄炎培申明“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我们也是国民，我们是有主张的”“问题的利害，已经明明白白，更没有怀疑的余地的了。吾人服务，苟利于国，成败应非所计”。其拳拳爱国之情，溢于纸上。
8月9日，《新华日报》在头版上方中央位置刊登新书广告，广告中将《延安归来》概要为《延安五日记》。
这第一版广告标语为“凡是关心团结问题的人士值得一读”。
8月10日，又在头版左上方最醒目的位置刊登广告。第一行便祭出“民主、团结”两大关键词。
这一期的广告标语略有不同，改为：“凡关心民主团结的人士值得一读！”
8月19日，还是在头版，还是在最醒目的左上方，继续刊登广告，广告标语改为宣言：“民主团结赢得了战争，更要赢得和平！”
伴随着《新华日报》强势响亮的推广，几天内，2万册《延安归来》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这本书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黄炎培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的正确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延安归来》一书，最为后世称道的，就是黄炎培首次向社会公开披露了在延安窑洞中诞生的“历史周期率”之问。
在“延安归来答客问”一节中，详细记述了7月4日下午与毛泽东在窑洞里的一次长谈。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几天感想怎样？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等典章，提出了“周期率之问”：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从容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历史周期率”之问深深地镌刻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从历史兴替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告诫全党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习近平总书记数次用“四个不容易”告诫全党：“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新回顾党的历史上三次著名“对谈”，感受党那种居安思危、永不懈怠，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明品格，追寻百年大党生机勃勃的“成功密码”。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起义军高级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大将刘宗敏沉湎于吴三桂爱姬陈圆圆的温柔乡里。到吴三桂降清，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不得已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多天。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不仅让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还把它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要求同志们引以为戒。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图为战士们在进行整风学习。 新华社发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说道：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
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
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
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
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
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1945年7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欢迎由王若飞陪同的6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进行访问和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强调要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图为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同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几年之后，共产党的“延安作风”确实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身上——黄炎培的所思所言，历史都一一作了验证。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黄炎培的一生，代表着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民族振兴而不懈求索的曲折历程，也真正实践了他所信奉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人员，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新华社发
在香山期间，毛泽东会见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前嘱咐警卫员：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警卫员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便“诉苦”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香山》主题展览，由“进京‘赶考’”、“进驻香山”、“继续指挥解放全中国”、“新中国筹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5个部分组成，全景式生动呈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光辉历程。图为观众在纪念馆内参观展览。 香山革命纪念馆供图
在香山这个进京的第一个考场，共产党人交出了一张让人民满意的答卷，不仅指挥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部分国民党军队，而且有效防止了进入城市后腐败现象的滋生，进一步筑牢了全党拒腐防变、经受执政考验的思想基础。
（来源：“普天科技GTVAC”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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