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余来：防止上演“才子佳人”戏翻版

 

团总的儿子是个进步青年，团总逼迫自己的儿子与另一个大财主的女儿成婚，这姑娘也是个进步青年，于是团总的儿子在新婚之夜帮助姑娘逃婚，姑娘追随自己的伴侣走上了革命道路，然后英勇牺牲！团总的儿子则在阻挠团总追杀进步青年时，不幸枪支走火，被父亲误杀……

 

这是近日某地上演的一部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大别山区一场工农暴动题材的舞剧中的情节。据说观众对这部舞剧的反应还挺正面而热烈。

 

“团总的儿子是个进步青年，团总逼迫自己的儿子与另一个大财主的女儿成婚，这姑娘也是个进步青年”，如果留意，会发现近年来，不少影视剧中，地主资本家的儿女成了革命者，尤其是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更多。相反，穷苦青年积极投身革命的题材反倒稀罕。原因似乎是情节不抓人、题材不时尚。如果只是个把两部影视剧出现这样的情况倒也罢了，而一段时期内潮流化大量密集出现这样的题材，那便值得引起警惕。

 

 地主资本家的儿女多受过良好教育，许多还曾留洋，有见识，或许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如果因此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中国革命都是地主资本家儿女当主力 ，显然歪曲了历史。

 

诚然，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的彭湃日本留学归来，成了中国“农民运动大王”。革命队伍中，像彭湃这样背叛自己家庭和阶级的人并不在少。但这并不能否定中国工农革命的主力依然还是中国工人以及更广大的农民。哪怕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工农大众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同样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中投身抗日比参加工农革命的更多，也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片面抗战，远不如担当起中国抗战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抗日决绝英勇。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文艺作品固然需要塑造“这一个”这样的典型，但这样的“典型”必须凸显普遍性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绝不能为了博人眼球和一时叫座，塑造出有悖本质、经不起推敲反刍的“非主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文艺界曾掀起过一场“打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艺批判活动。今天看来，固然有极“左”之嫌，但其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的纠偏并非全无可取。社会主义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也自然应以工农兵为主角，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像上述这部舞剧中，团总的儿子、大财主的女儿都以进步青年形象在舞台上出现，并双双因为追求革命而牺牲（俨然有共产党人周文雍陈铁军夫妇“刑场上的婚礼”般的悲壮），这样的故事即使生活中真有原型，也极具偶然性，只是极少的孤例，不能本质性关照生活真实。因为若果真如此，中国革命，干脆让地主资本家自我革命可也，何劳穷人拼命？这样的舞剧，不管舞台效果多么美轮美奂，仍洗脱不了“才子佳人”戏的旧痕。

 

社会主义文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前提必须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为方向。“才子佳人”题材并非禁区，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必须防止“才子佳人”化，否则便是对“双为”方向的跑偏。“才子佳人”戏过去曾被定义为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而遭大加批判，今天，虽然文艺创作环境更加宽松，也提倡题材多元化，表现多姿多彩的生活，但绝不意味着可以放任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人们普遍因为司空见惯反倒见怪不怪，则足见放松意识形态教育后“集体无意识”之可怕。因此这也更危险，不能不引起当今文艺界高度重视。

 

 

（作者：陶余来  合肥市包河区总工会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