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中国要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西方会完蛋”的观点

 

 

最近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生产力碾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讨论

 

写在前面

 

中国学者当以文兴国，而不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臆想历史如果这样走？如果那样走？

为何当代中国学者总是犯历史虚无主义、唯心主义这样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

 

驳此教授的逻辑

 

“中国要是彻头彻尾地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西方会完蛋”这一命题，在逻辑、历史和现实三个层面都站不住脚。

 

首先是逻辑层面：充分条件偷换为必要条件

 

他把“中国资本主义化”当成“西方完蛋”的充分条件，甚至必要前提，这是典型的“倒因为果”。西方兴衰自有其内部矛盾运动，岂是取决于中国是否走资本主义？把世界体系的命运系于一个外部因素，实质是用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取代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

 

其次历史层面：事实已经给出否定答案

 

19 世纪中叶到 1949 年，中国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道路不仅走了，而且走得极其彻底——列强把中国当原料产地、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结果是中国陷入“三座大山”压迫，而西方资本主义并未“完蛋”，反而通过掠夺超额剩余价值延长了自身寿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会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不可能导致它“完蛋”。

 

最后是现实层面：今日世界体系等级依旧

 

当代世界仍是“中心—边缘”结构。即使中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成为“世界工厂”，超额剩余价值仍被跨国资本攫取，华尔街—硅谷—军工复合体的利润率并未因中国加入而瓦解。若中国彻底资本主义化，只会进一步加深对西方的金融、技术、市场依附，遑论让西方“完蛋”。

 

我们回顾中国的近代历史，为什么我们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看看毛主席曾经的观点。

 

毛主席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个主要观点，一个是走不通，另一个是内外因素不允许：

“中国如果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回到半殖民地。”

 “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观点文本史实依据：

《新民主主义论》（1940）

“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谁要问：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是否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答复是：不可能。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社会主义也不允许。”

 

《论联合政府》（1945）

“中国要独立，决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资本主义道路在我国是走不通的。要走，就是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

 

1956 年 8 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如果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末中国的经济文化就会长期落后下去，外国资本就会重新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我们就观点论观点，回到问题中来

 

我首先支持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但在此基础上我还要作补充。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制度，那么我国的领导阶级就必然是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成为真正“领导阶级”的有三重基因缺陷

 

先天不足：半殖民地条件下“早产”的阶级

 

世界史上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美）都发生在本国资本已掌握生产、流通、金融乃至部分国家机器的“自主积累”阶段。

 

中国资产阶级诞生伊始就处在列强金融—军事—政治高压之下，资本积累空间被外资和买办资本双重挤压，自身规模小、技术弱、资本分散，根本无力发动一场把旧世界“打扫干净”的社会革命。

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就是软弱性。”（《论联合政府》）

 

后天畸形：封建性、买办性、投机性三位一体

由于无力对外争夺市场，中国资产阶级只能对内与封建势力“联姻”——地主—高利贷资本—军阀官僚构成三位一体的剥削链；对外则依附帝国主义——金融、技术、设备、关税无一不仰人鼻息。

 

封建性：土地、宗族、行会、血缘网络仍是其榨取剩余价值的主要管道，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动员农民。

 

买办性：利润来源主要是替外资“分销”“代工”“过桥”，利润大头被跨国资本抽走，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动员工人。

 

投机性：资本随时可能“外逃”“套利”，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进行长周期的重化工业、国防科技投资。

 

政治后果：无法整合三大直接生产者——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

 

同时资产阶级要想“举全国之力”，至少要完成两件事：

 

(1) 把农民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变成工业化的劳动力和市场；

(2) 把工人从绝对剩余价值剥削中解放出来，变成工业化的主力军。

 

但这两点恰与其封建—买办利益相冲突。于是它既不能“土改”，也不敢真正“8小时工作制”，更无力搞“一五计划”那样的重工业优先战略。结果就是：

 

农民继续被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束缚，无法提供庞大的商品粮和工业劳动力；

工人被极端剥削，消费能力低下，国内市场狭小，资本只能更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进一步加深依附；

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商人、知识分子）因外资倾销和官僚买办挤压而破产，成为随时爆炸的“社会干柴”。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老百姓会“一家之利益”拼尽全力生产吗？中国人民还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吗？

 

 

那么我们不妨举几个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的例子，看看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举全国之力”？

 

阶级基础：工农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左翼改造

 

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私合营，把农民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变成支持工业化的商品粮供应者和产业后备军；通过“一化三改”把工人变成全民所有制主人，既保障生活资料，又提供“超额劳动”用于积累。

 

制度机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资本外逃和投机性积累；

 

计划经济（后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把剩余产品直接转化为重工业、国防、科技投资；

 

党的群众路线把决策—动员—反馈压缩到最短链条，“支部建在连上”“鞍钢宪法”等实现了政治动员与生产组织的合一。

 

两弹一星、156 项重点工程、三线建设、高铁网络、北斗导航、国产航母、空间站……无一不是“举全国之力”的产物。

 

 

该教授讲认为，我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类似于网络梗“走黑粉的路让黑粉无路可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无法跟我们斗。

 

那我们就来分析，假如资产阶级领导新中国，他们会如何去对抗西方？

 

资本外逃＋技术依附，产业链永远锁死在低端

 

买办资本与跨国资本利益共生，一旦西方制裁，它会第一时间把资本、技术、订单转移到东南亚或印度，而非“全国一盘棋”攻坚。

 

社会撕裂，无法形成“战时—平时”一体化体制

工农被双重剥削，稍有风吹草动就是大规模罢工、抗租、抢粮，国家维稳成本急剧上升，更谈不上“集中优势兵力”。

 

国防工业被外资控股，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常态化

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像新中国那样，用 20 年时间从零开始干出“两弹一星”，因为利润回报周期太长，资本不答应。

 

金融主权丧失，经济安全随时被美元潮汐收割

资本账户一旦自由化，华尔街只需一次加息缩表，就能把中国 30 年积累的财富“一键清仓”，重演 1997 东南亚危机。

 

历史没有“如果”，说是历史的偶然，但既已成历史，那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必然？

 

结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中国资产阶级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完成“民族独立＋社会整合＋工业化赶超”的三重任务。

 

只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把“人口规模巨大的落后农业国”锻造成“世界最大的工业体系”，才能在西方围堵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中国学者当以文兴国，且必须回到唯物史观和人民立场！

 

“以文兴国”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摆弄概念，而是要在实践中回答“中国向何处去”。

 

唯物史观的回答是：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既走不通，也走不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复兴中国。任何把“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当成拯救西方的“灵丹妙药”，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最新变种。

 

历史没有“如果”，有的是已经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

——1949 年以前的中国已经替我们实验了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1949 年以后的中国替我们实验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事实胜于雄辩，真理不容臆想。

 

历史已经给出唯一答案：社会主义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对抗西方霸权、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可行道路

 

资本主义道路只会把中国重新变成西方的附庸，更遑论“举全国之力”去让西方“完蛋”

 

补充分析

 

有人讲，这位教授是在宣扬“赢学”——一种“赢麻了”的学术思想

 

首先我们用一句话回答：

 

如果所谓“中国自信”只是拿陆家嘴、南山、中关村去比曼哈顿、硅谷、伦敦金融城，然后告诉你“我们已不输西方”，那么它对绝大多数工人、农民而言，就是橱窗里的霓虹灯——亮得耀眼，却照不进他们的出租屋和宅基地。

 

 

一边是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

 

一边是破瓦烂砖山区村民

 

下面我们分四层说透

 

一、统计学的障眼法：把“平均数”偷换成“大多数” 

 

2023 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3.92 万元，但中位数只有 3.3 万元

 

把北上广深+苏浙闽粤 3 亿人（人均 GDP 2.5 万美元）单列，确实与南欧持平

 

剩下 11 亿人的人均 GDP 不足 1 万美元，仍低于墨西哥、土耳其。

 

当学者只谈“平均”“总量”“顶尖板块”，就是把少数人的繁荣贴成全民的奖状。

 

二、阶级体验的落差：

 

中产/资产阶级的“自信”来自可兑换的全球购买力：

 

用 iPhone、看奈飞、逛奥特莱斯、送孩子读美高，他们确实感到“中国和西方差距在缩小”。

 

可是工农的“体感”来自不可兑换的日常生活：

外卖骑手看到 3 元/单的算法抽成，不会关心上海陆家嘴的楼价；

种粮农民一斤稻谷 1.3 元，不会因为北斗导航、移动支付就感觉自己“赢了美国”。

 

当“自信”的叙事主体与工农日常经验断裂，它就变成意识形态的“他者化”。

 

三、真正能让工农产生“自信”的三组指标 

 

1. 分配：

 

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能否回到 50% 以上（目前约 38%）；

 

基尼系数能否降到 0.35 以下。 

 

2. 保障：

 

农村老人养老金能否从 170 元/月提到 500 元以上；

 

灵活就业者能否与公务员一样参加职工医保、公积金。 

 

3. 上升通道：

 

职业教育毕业生起薪能否与一本毕业生差距缩小到 1∶1.3；

 

县域普通高中一本上线率能否从 5% 提到 15%。

 

当这些数字改善时，普通劳动者无需任何人“灌输自信”，他们会用脚投票：返乡不再是被迫，进厂不再是“提桶跑路”。

 

最后

 

“中国自信”如果只停留在“我们有高铁、5G、航母”的宏大叙事，而对工农面临的低工资、高房租、弱社保视而不见，那它就是一种“精英的自信”。

 

真正的国家自信必须让最大多数劳动者在日常劳动—分配—保障—尊严的闭环里，切实感到“社会主义没有把我落下”。

 

否则，再华丽的“发达板块”对比，也只是把贫富差距镀上一层金边。

 

来源：教员喊你打卡了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