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毛泽东地缘政治思想对当今的启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一、地缘的视角：地理、资源与人缘

二、把国民组织起来，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将亚洲联合起来，赢得对美斗争的胜利

说起地缘政治，学术界一般都会从“地理”甚或“地图”来理解，棋高一着，则从“资源”来加以透视。作为“地才”的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每每从“人缘”来把握地缘政治，由此在政治斗争中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地缘政治的核心不在地，也不在地里的物，而在地上的人，在人与地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悟毛泽东的地缘政治思想，对于今天谋划国家安全、取得国际斗争的主动以至胜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地缘的视角：地理、资源与人缘

地缘政治是地理政治或地图政治。法国巨人拿破仑曾说，看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所有力量的政治性都蕴含于其地理位置之中。国际政治学中有著名的“世界岛”和“边缘地带”理论，被诸多西方更有中国相关学者奉为圭臬。1904年英国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世界岛”和“大陆心脏地带”概念。“世界岛”是亚欧大陆（也有认为包括非洲）合称，从东欧到中亚的大陆腹地被视为“心脏地带”。麦金德认为“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英）哈尔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0页。]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发展了麦金德的思想，提出“边缘地带”理论，认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近代以来，欧美用坚船利炮确立起“西方文明中心”，掌握并垄断着国际话语权，有鉴于此地理政治或地图政治多年来成为国际政治学界关于地缘政治的标准解释。

地缘政治是资源政治。有见地的中国学者认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地缘政治即资源政治。[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环印度洋是世界资源最富集的地带。东南亚盛产香料、印度次大陆生产棉花棉织品、中东蕴藏油气先后都被打上“资源魔咒”的烙印，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热点。近代以来，地区大国无不以进入甚或控制印度洋作为“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参照。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莫不如此。苏联，雄心勃勃要在印度洋拥有自己的出海口，狼奔豕突多年无果。有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这也是苏联解体崩溃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印度一直嚷嚷要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正是基于印度本身就在而且深入印度洋的地理位置，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优势。此外，在国际关系专家的持续诱导下，复兴势头正猛的中国也正积极寻找面向印度洋的新通道。

“地才”的地缘政治重在人缘。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特拉奥雷：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毛泽东：你把我吹得太高了。……特拉奥雷：我说一个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毛泽东：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特拉奥雷：我看了你的军事和政治著作。毛泽东：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言，他是个“地才”，他的“地学才干”是人民群众经验的总结，最接地气。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地才的伟大折射出人民的伟大。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毛泽东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人是世上最关键的因素。获取生活生产资料、趋利避害是人的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构成人类发展史的基点。地缘离不开人缘，没有历史这一时间纵轴，没有人际这一社会横轴，地缘政治勾勒的空间只能是虚幻的。正是基于广泛的地理、资源分析，深入的历史、社会洞察，毛泽东这位杰出的“地才”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对于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发展，毛泽东作了精辟的总结：“在我们井冈山，一有很好的群众，二有很好的党，三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有便于作战的地势天险，还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我们还愁红色政权不能存在发展不成？”[参见古越著《毛泽东与朱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另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五大条件，前三者都是“人和”与“人缘”，第四个才是地理地缘，第五个是经济资源。地缘重要，人缘更重要，地缘不及人缘。“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依托一定的地理地势，需要一定的经济资源，但是像下围棋一样，能否把眼做活，使外线变内线，由柔弱变刚强，关键在当事人的智慧勇气，在组织力执行力，在高超战略与灵活战术，在厚实群众基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二、把国民组织起来，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这话也对也不对。人多，团结组织才有力量。人多，一盘散沙，就没有力量。而且，“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如抗日战争时就有层出不穷的汉奸卖国贼，在今天的对美斗争中，亲美媚美崇美的人依然如过江之鲫。近代以来，有几万万人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几千年来，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一直受少数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就是因为少数人有组织，多数人没有组织或没有有效组织，一盘散沙，由此被少数人、被帝国主义欺凌。中国革命的经验清晰地表明，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毛泽东《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革命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主要在于依托有利地势和一定资源，充分发掘和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关键在于“很好的群众”、“相当力量的红军”需要“很好的党”去领导组织，形成一个有机的具有战斗力的整体。党的领导是取得地缘政治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面对经过工业化、武装到牙齿、强大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遭受严重侵略、面临亡国灭种的中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因为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一盘散沙至多一袋土豆的状况长期存在，“一亩三分地”的物质基础与文化思想根深蒂固，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所以抗日战争急不得，只能是持久战。

“地才”的地缘政治思想的一个精妙运用，首先是选择山西作为八路军抗日战争的“战略的出发地”[《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33页。]。山西是华北的战略要地，拥有华北必须占领山西；而五台地区是山西的战略要地，拥有山西必须占领五台。1938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第一个访问延安的美国官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毛泽东说：“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页。]同样的地理地势，日本侵略军不能利用，国民党（阎锡山）军队也不能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为什么？战略要地关键在人，但不是一般的人，是有组织、能组织的人（中国共产党），能够形成执行力、战斗力的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占领战略要地，抗击日本侵略者是打阵地战还是运动战？都不是，而是退回到国内战争初期的游击战。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在“地才”的谋划中，山地游击战由战术一跃成为战略。当时的八路军将领普遍很难理解，只是在同年9月平型关战役之后，115师师长林彪率先悟出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当然，“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这个游击战先是山地游击战，后来聂荣臻在华北开展平原游击战，粟裕在苏中开展水乡游击战，作为应对日本侵略军的军事战略。共产党发起的游击战不只是军事斗争，更有宣传、组织、动员民众的系列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军参战，实行全民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游击战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有了运动战、阵地战的条件。

地理与资源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显著变化，相对来说，从地理与资源得出的有关地缘政治的判断，比较好捕捉，同时也能较好地理解和把握。革命战争则不然，不仅有地势的起伏，有形势、时事的演变，更有人心的难测与军事的变幻，真可谓变化万千。因此，生死存亡的革命战争能够深入实际，深入人心，从而更能接近、得到“地缘政治”的真谛。在革命战争中通过人缘应用地缘，总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理论更有洞察力、解释力，其运用更有竞争力、战斗力。可能基于此，战功卓著的英国（法国老对头）元帅蒙哥马利评价说，拿破仑和毛泽东比，就像萤火虫和太阳一样。作为原来法国殖民地（1880-1960年）的马里元首特拉奥雷比较客气，“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人民战争中不断壮大，最终达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战略目标，赢得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今天，在对美斗争中，我们一些专家学者拿很多战术当成战略运用，忘记了时间地点条件，忽视了将能动的人缘注入僵化的地缘，从而事半功倍地达成目标，这才是毛泽东地缘政治的精髓。

三、将亚洲联合起来，赢得对美斗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这是毛泽东有关地缘政治的又一个重要而精辟论断。“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美帝国主义是这样盘算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曾经也是这样打算的。“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在标志中国内战历史性转折的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划江而治，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度是美苏称霸（共治）世界的一个重要战略。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显然被美苏视为餐桌菜盘中的大肥肉。抗日战争急不得，由人缘影响的地缘政治决定了持久战。解放战争拖不得，利用乍寒还暖的二战后局势、中国战场态势，趁美苏尚未理清远东地缘政治之际，人民解放军迅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新中国谋取战略主动——摆脱棋子甚而成为旗手——创造了十分有利条件。

除却政治，仅从地理地缘上看，欧洲只是亚洲的一个半岛，类似一众国家的中南半岛。在亚非不断创造人类文明辉煌的数千年间，欧洲整体处于混沌蒙昧的状态、处于落后边缘的地带。只是近五百年以来，西欧诸国利用充足的美洲金银，搭上亚洲文明列车，在经济管理上实现一系列制度创新（如工厂与股份制），而后在工业与科技革命中策马先行，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历史上的所谓辉煌杜撰成分极大），快速富起来，强起来，在世界各地打打杀杀，搞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由此地理上从实际的亚洲半岛，独立为欧洲大陆；政治上从边缘地带跃升为“世界中心”[地球是圆的，世界本无中心，自诩为世界“中心”的欧洲实际上长期处于边缘的角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参见（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成就所谓“西方文明中心论”；地缘政治上绑定了“欧亚大陆”，成为所谓“世界岛”的重要组成部分。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理论，可以调整为，谁统治（控制）了亚洲的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亚洲的重心”，谁“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论断。不管你见与不见、爱与不爱，中国就在那里，亚洲的东方。中国不需要搞侵略扩张、搞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她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抑或更积极一点，推己及人，把周边的中亚和东南亚经略好，那么亚洲这个世界岛怎么也跑不掉，中国人可以探囊取物。

西方学界有一个著名观点，即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是一个至少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生产进而整个经济活动，不是以资本积累为目的，而是不断改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人的祖训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的海外经济活动，不应也不会走欧美帝国主义、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不以牺牲东道国利益为代价，而是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安全为目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强大而可亲”而不是可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定会“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0页。]。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生产力上，不断致力于工业化；在生产关系上，不断致力于组织化，由此奠定了现代化强国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具有战胜一切侵略者和吓阻所有觊觎者的力量。[江涌《建设强大而可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解读》，《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中国人按照中国的情况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强大，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搞侵略扩张，而且睦邻富邻，使人可亲，周边乃至整个亚洲国家自然都会主动亲近过来，被吸引过来，中国自然就有了应有的国际地位，恢复强汉盛唐的荣光，甚至比汉唐更加辉煌。

“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也是世界的亚洲”[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重要演讲（2014年7月4日）。]，绝对不属于帝国主义的亚洲。历史上，亚洲长期是世界的重心，亚洲是世界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世界物质与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地。但是，近代以来，亚洲不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东作为资源富集地带，迄今饱受战乱的痛楚。帝国主义在亚洲随便插手、制造混乱，不时产生动荡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亚洲不团结，中东更是四分五裂，以至于在（面积、人口、经济、军队等）体量上远远超过以色列的阿拉伯地区（更有伊斯兰世界）屡屡遭受失败与羞辱。

二战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参见1972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但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帝国主义独步天下，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甚嚣尘上，新殖民主义逆流涌动，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应当积极帮助周边国家、相关亚洲国家，团结联合起来（如用“一带一路五通”），组织起来（如拓展与升级“上合组织”）甚或武装起来（如创新实施“绞索战略”[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提出绞索战略，即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将美国侵略势力置于被动境地。美国在台湾、黎巴嫩等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如同“自我制造的绞索”，中国大陆采取控制军事冲突规模（炮击金门“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灵活策略（“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划定12海里领海等行动逐步收紧这条绞索，呼应配合中东地区的反殖民斗争。这一战略既维护了一个中国原则，又迫使美国长期承担战略负担，最终形成“侵略者停留越久，绞索套牢越深”的战略态势。]），将地区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亚洲人自己的手里，共同创造属于亚洲人的新文明与新辉煌。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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