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道战是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志愿军依据战争形势和战场实际创造出的一种全新战法，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的标志性战术之一。目前学界关于抗美援朝军事史的研究较多侧重于五次战役阶段，对战略防御阶段独具特色的坑道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本文拟依托档案、资料集、报刊、日记、回忆录等史料，重点从坑道工事、坑道战斗和坑道生活等方面讨论志愿军的坑道战，以期深化抗美援朝战争史、新中国军事史、人民军队发展史相关研究。
一、坑道工事的修筑、推广及完善
1950年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方面请求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历经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此后，志愿军在与敌人进行阵地防御战的过程中发明了坑道战。坑道战在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的指导下得以推广并逐步完善，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一）战争局势演进与坑道工事的诞生
五次战役后，敌我力量旗鼓相当，形成战略相持局面，双方均着手考虑调整战略。
志愿军方面。1951年 5月下旬，在第五次战役即将结束之时，毛泽东就已决定不再发起大规模的歼灭战，而采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次以“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积小胜为大胜。6月初，毛泽东在听取杨成武汇报第 20兵团入朝作战的准备情况时指出，一方面，由于五次战役对敌军的重创，促使“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美国“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由于“我们并不想打仗”，因此如果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另一方面，志愿军虽在兵力总数上占有优势，但在武器装备和后勤方面存在不足，加之兵力配备多受环境制约，这就导致了志愿军不可能“速胜”。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在进行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斗争的同时，争取和谈，以打促谈”，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防御”，“准备打阵地战”。
“联合国军”方面。五次战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伤亡惨重，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透露，美军的伤亡此时已达到 141955人，参议员勃里奇更是声称美军的伤亡已达 17.5万人。因此美国不得不重新估计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力量，一方面计划在国内实施新的兵役法，将征兵年龄降低到 18.5岁；将应征入伍者的服役期限从 21个月延长到 24个月，并要求他们从现役分离后承担 6年的预备役义务，以扩大在朝美军兵力。另一方面，改变原有作战计划，将停战谈判提上重要议程。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在三八线停火是可以接受的”。1951年 6月 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和休战的建议。对于马立克的建议，中朝美等均很快表示赞同。30日，美国政府向李奇微发出停战谈判的指示，命令其谨慎地提出谈判立场，随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派出代表讨论停战问题。双方经过协商，确定谈判时间为 7月 10日，地点为开城。开城谈判标志着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阶段。
开城谈判开始后，美军为了在谈判中攫取更大砝码，决定采取军事进攻打击志愿军。李奇微主张，“不要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而要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在空军方面，1951年 8月，“联合国军”利用空军优势，实施“绞杀战”，对朝鲜北部交通实施轰炸，造成道路瘫痪，“轨道车被毁，桥梁受损”，志愿军后勤遭遇严重困难。在陆军方面，同年 8月，“联合国军”陆军部队发起了夏季攻势，在开城附近的中朝军队防线“取得了轻微的进展”。此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联合国军”占领了“179平方公里土地，但却付出了死伤 78800余人”的沉重代价。而志愿军“在敌人密集的炮兵、坦克、航空兵火力的猛烈轰击下，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在抗美援朝战争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防御、志愿军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之际，如何结合朝鲜山地密集的特点，构筑一个能够有效抵御敌人密集的火力轰炸，保存我方有生力量，既能适应新式战争又能够持久作战的防御工事，成为志愿军亟待解决的问题。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指出，必须构筑“野战工事和若干据点工事”。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认为，应遵照毛泽东的战术思想，“利用有利的地形，构筑坚固工事”。
在夏季防御作战的后期，身处阵地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为了防炮、防炸弹，减少伤亡，结合以往国内战斗经验，积极发挥聪明才智，从战场实际出发，在阵地前线开始挖防炮洞。如志愿军第 65军战士在阵地挖掘的防炮洞，“每一个洞蹲一个人。有的两个洞连在一起，形成V形小坑道，可以多藏几个人”，遇到敌人炮击和轰炸，前线战士“撤下来躲进这防炮洞里”，敌炮停了，“再到战壕里去”。又如志愿军第 200师的战士，将两个防炮洞“掏通了，形成了两个洞口的马蹄形小坑道，象 U字”。志愿军第 19兵团的战士在挖防炮洞的实践中进一步发现，马蹄形坑道能够使空气流通，“出进也方便”，“如果是土质好可以挖长一点，住进一个班”。
这一前线实战催生出的战术创新被逐级上报后，受到志司的高度重视。经过调查研究，志司决定将这一新战法在全军推行。1951年 10月，志司正式下达将坑道工事普及全军的指示。在志司的支持下，志愿军由“地面防御战转变为地下固守防御战”，整个战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筑坑道的热潮。如志愿军第 60军，自驻守阵地之日开始，便将构筑工事定为“全军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忆：“那些日子里，敌人在上面打炮，我们在下面放炮（炸洞子），整个防御地域内，地上和地下，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炸声。”
（二）坑道工事的巩固和完善
为了破坏志愿军的坑道工事，敌军有计划地以重炮、重型炸弹与毒气弹进行破坏，少数坑道由于构筑不符合作战要求受到损失。同时，之前已经修筑好的部分坑道因地质选择不当，春季冰雪融化，出现坍塌，造成了人员伤亡。1952年 4月，彭德怀回国后，由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负责志愿军日常工作。陈赓明确提出了“对坑道工事的战术要求与技术要求、与坑道内生活保障的各种设置等等”。
其一，加强攻防结合。构筑坑道工事不仅是为了防御敌人，更重要的是利用坑道有效打击敌人，做到能防能攻。坑道构筑一定要符合战术要求，即主要发扬火力，形成火力交叉，互相支援，便利出击，“不是为坚固而坚固”，“不得法则是坟墓”。
其二，提升坑道质量。坑道的修筑必须做到“七防”，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并且要严密伪装，定期保养，随时修补。根据志司的要求，志愿军战士逐渐完善了坑道工事。坑道一般选址在“离山顶二十米（班、排）至三十米（连以上）处。进口在后方一至两个，出口在两侧、前方各一个，要选在坡度陡而隐蔽的地方”，“坑道宜弯曲，高一米四至一米七，宽一米至一米二，根据地质好坏加配顶柱、木框、横木”。各部队弥补了坑道工事原有顶部过薄、出口过少等缺点，工事阵地得到了巩固和完善。
其三，增加坑道的容量与完善坑道功能。经过不断完善，两个洞口的坑道已发展到 Y形三个洞口和 X形四个洞口的坑道。坑道的长度和容纳的兵力不断增加，大大减少了人员在洞外的暴露活动。坑道工事“拥有主干、支干、火力点、观察孔、住室、粮弹库、储水池、防毒门等设施，其顶部全为自然地貌，其出口也都做了重点伪装”，同时在坑道内“准备充足的弹药、水和食物”以应对战时所需。
其四，提高坑道挖掘技术与效率。在构筑工事期间，为了克服坑道狭窄、挖掘慢等问题，前线战士发挥智慧，发明了分组作业法以提升效率，“把全班分成 3个组，每组 3个人，8个小时换一次，日夜不停工，人不疲倦了，进度也快多了”。面对工具磨损过快的问题，则“用罐头箱作成了风箱，用子弹盒作成火炉”，“用木炭生起火打起铁来”。不仅如此，志愿军战士还琢磨出“‘打斜眼、打水眼、空心炸药爆破法’及‘深打眼、少装药、紧填塞、放群炮、快排烟’等先进施工方法”。通过上述各类方法，一线部队挖掘坑道的效率大大提高。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挖掘坑道“长达一千二百五十公里”，“各种堑壕、交通壕共长达六千二百四十公里”，“修的十万多个地堡，出土在六千万立方米以上”。志愿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炮兵的支援”，击退敌军的一次次攻势，敌军的“空袭火力或重型榴弹炮火力难以打击”坑道内的志愿军。在坚强的坑道工事保护下，“敌人平均发射五百发炮弹，仅能杀伤我一人”。当时的快板诗形象地反映出坑道工事的作用：“坚固工事是咱挖，它是我们战士家，敌人炮弹打不透，大风大雨更不怕。”毛泽东给予坑道工事充分肯定，他指出，“能不能守”这个问题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苏联方面同样对坑道的修筑给予高度评价，苏联科托夫中将经过观察后认为，“坑道能有效地保障免遭敌航空兵和炮兵的大规模轰击”，还能“保障固守孤立的非常重要的方向和高地”，并且“在敌人夺取高地后，这些坑道大大帮助了志愿军战士实施反攻击”。美方也逐渐认识到志愿军坑道工事在阵地战中的作用。李奇微认为，志愿军“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又能很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1952年 7月，美国中情局在对志愿军部队的评估报告中认为，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有能力做到“长期彻底的防御”，“在不断有利的状况中防御”。“联合国军”对志愿军坚固的坑道阵地无计可施，“两军呈胶着状态”，军事上无重大进展。此后，敌我双方的作战局面正如陈赓所料，美军若想攻取志愿军的阵地，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在现在情况下，敌要把我赶回鸭绿江，那是幻想”。
二、坑道战斗的开展与成效
坑道工事的迅速普及，为开展坑道战提供了重要前提。面对敌人猛烈的地面炮火和空军轰炸，志愿军依托坑道进行了有效防御并牢牢守住了阵地。聂荣臻指出：“我军创造的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已经抵消了敌人的空军与炮火的优势，我军的阵地已经是不可攻破的了。”同时，志愿军官兵还依托坑道实施反击作战，开展冷枪冷炮运动，使“联合国军”在志愿军坑道工事面前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上甘岭战役中，坑道战经受住了最为严峻的考验，充分彰显了坑道战在阵地防御战中的巨大作用。
其一，依托坑道工事，巩固阵地。1951年冬至 1952年 9月，志愿军“没有大出击，美韩军队也没有大进攻，偶尔有一些挤兑战斗，都是拳打脚踢小打小闹，没有形成大的规模”。志愿军借助坑道降低了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优势，发挥了志愿军步兵固有的特长，既能保存自己又能消灭敌人。比如，志愿军第 20兵团在反击“联合国军”秋季攻势的战斗中，以坑道工事为依托组织抵抗，迫使拥有步炮坦空联合优势的“联合国军”仅推进 2公里。其中，第 67军“歼敌一万七千多人，重创了侵朝美军第七师”。又如，1952年初“联合国军”向文登里阵地发起进攻，志愿军在坚固的坑道工事保护下，“无一伤亡，并杀伤敌军一百五十多名”。再如，志愿军某部第 8连，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阵地二十九天，击退敌军二十八次疯狂进攻”，“歼灭敌军六百多名”。还如，志愿军某班在 190.8高地，依托坑道工事奋战五天五夜，“消灭敌人四百多名”。《人民日报》报道指出，在坑道工事作用下，志愿军“阵地空前巩固，敌军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前进一步”。
其二，依托坑道工事，发起反攻。彭德怀指出，志愿军既要学会“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进行防御战”，又要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进攻战”。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运用袭击、伏击和反击等战法，不断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践行了毛泽东“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向敌一点一点地挤阵地”。邓华指出，志愿军虽不举行“战役攻势”，但“必须在战术上采取积极活动的方针”，如“向敌挤地方”，“总使敌人处于一种防我进攻的姿态，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如志愿军第 15军进驻阵地后，迅速构筑坑道，“先后击退了敌人的中、小型进攻和袭击、伏击一百一十余次。其中击退敌营以上兵力的进攻十次”，并且在驻守期间与敌人展开挤阵地斗争，夺取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毙伤敌九百九十余名”，后又智取了韩军第 9师前哨阵地的主要支撑点 391高地，“全歼守敌一百七十余人”。还有志愿军某部在 662高地的战斗，前沿阵地的战士依托坑道工事，在固守的基础上，“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开展挤阵地战斗，“全部歼灭了据险顽抗的敌人一百多名”，并多次击退敌援军的反扑。再如，志愿军第 140师凭借坑道工事在五个多月防御作战中，“不但未失寸土，而且攻占了多处敌人支撑点阵地”。
其三，依托坑道工事，开展冷枪冷炮运动。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双方阵地距离很近，缓冲地带逐步缩小。志愿军在坑道工事的掩护下，为消耗敌人开展了冷枪冷炮运动。志愿军各部“挑选了一批思想好、作风硬、武艺精的特等射手，让他们隐蔽在我军靠敌人最近的工事里，一旦发现目标，立刻瞄准射击”，对敌单个目标用枪打，对敌集团目标用炮打，以打活靶的手段杀伤敌人。在冷枪冷炮战的推动下，每个阵地上都涌现出了特等射手、神炮手。他们以前沿的坑道为阵地，在“坚守防御”的同时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手段，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如志愿军 582团狙击小组在 1952年“六、七两个月，共毙伤敌人九十一名”，志愿军第 63军通过三个多月的冷枪冷炮运动，“毙伤俘敌一千二百三十九名，占该军这段时间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1952年 5-8月，志愿军“依托阵地捕歼敌人暴露目标”的计划再展佳绩，仅狙击活动，“就杀伤敌人 1.3万人”，而“我军伤亡则大大减少”，“显示了坑道工事的巨大优越性”。前线志愿军战士编写的快板形象地反映出冷枪冷炮运动的效果：“阵地是咱的活靶场，冷枪杀敌的办法要提倡，看看谁的技术高，看看谁的武艺强，一枪一个瞄准打，个个送他见阎王。”冷枪冷炮运动一方面使得敌军遭受严重损失，正如邓华指出，“展开狙击及火力袭击”的办法贯彻了坑道战“积极防御”的方针，打冷枪打死敌人不少，各军成功向敌“挤了很多地方”；另一方面，冷枪冷炮使敌人提心吊胆，整天“躲在单人壕与地堡里，好几个小时连动也不敢动”，不敢露头，不敢活动。
其四，坑道战在上甘岭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年 10月，为了扭转在朝鲜的局面，“联合国军”计划向志愿军发动新的攻势，以战争博取谈判筹码。新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了第 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其目标为上甘岭地区的 579.9高地及 537.7高地北山，进而夺取五圣山。10月14日，敌军“集中十六个炮兵营的三百门大炮、四十架飞机和一百二十辆坦克”向五圣山的上甘岭地区发动进攻。敌军对此次战役十分重视，由范弗里特亲自指挥，并称之为一年来“向中国的主要防线所发动的一次最猛烈的进攻”。志愿军依托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顽强地展开了防御战。敌军终因损失过大，无力继续作战，不得不终结了“金化攻势”。上甘岭战役之后，“阵地仍在我方手中，而敌人未能占领一寸土地”。上甘岭战役共 43天，双方在 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联合国军”先后投入 6万余人，志愿军则投入了第 15军全军及第 12军部分，交战双方在阵地上进行持久的反复争夺战，“联合国军”在战役中共发射“炮弹 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他们不得不承认，此战“所吞食的盟军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更多”。志愿军战士依靠坑道工事，并不断改进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连续进攻，守住了阵地，歼敌两万五千多人”。上甘岭战役是对志愿军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的严峻考验，再次证明了坑道工事在朝鲜战场的巨大作用。如果没有坚固的坑道工事作依托，要夺取战役的最终胜利，志愿军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周恩来指出，志愿军此战能够保有阵地并取得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在前线上有巩固的坑道工事”。
作为志愿军在战争中的新创造，坑道工事在其诞生之初便在前线战场上发挥出巨大作用。在志愿军建成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战壕、交通壕及火力相联系的防御阵地体系后，“联合国军”伤亡更加惨重，下层官兵充满着消极厌战情绪，其地面部队各级指挥官不愿奋力去夺取新的阵地。李奇微指出，“如果没有空中力量的支援，我们的许多进攻行动本来肯定是无法实施的”。前来朝鲜视察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认为，志愿军“开凿了直通山顶、大得足以容纳大炮装备的坑道”，“联合国军”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以坑道工事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敌人的空军与炮火的优势，志愿军前线官兵更是在坑道工事的支持下，克服在防御作战中被动挨打的消极思想，树立起积极作战、主动出击的战斗作风，积极寻求战机，以机动灵活的作战手段，不断袭击敌人，使敌人陷入被动，进而不断夺取胜利。
三、坑道生活的保障与改善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战略防御阶段后，敌我双方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战线，志愿军沿着战线修筑起连绵的坑道工事。广大的志愿军一线官兵战斗在坑道、住在坑道、吃在坑道。志司高度重视部队的日常生活，要求“尽我们的可能来保持部队一定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阵地上部队的生活，更应该注意，他们在潮湿、阴暗的坑道内时刻在作战、修工事是艰苦的，没有灯光，没有烟抽，缺乏日用品及精神食粮”，“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只有更好照顾部队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才能使部队体力能够保持，精神愉快，减少非战斗减员，如此才能更好地坚持”。对于志愿军官兵而言，坑道并非只是战斗场所，也是生活之地，只有逐步改善坑道生活，才能更好支撑战斗，保证坑道战的胜利。
其一，坑道内的粮食供应与储存。自抗美援朝以来，中共中央和志司高度重视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最初入朝作战阶段，后勤工作“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统一由东北军区负责保证。在五次战役期间，由于交通线的拉长和敌方飞机的不断轰炸，志愿军“在粮食和燃料方面正遇到很大困难”，部队存在粮食、冬装及弹药供应不足的问题。1951年 5月，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后”）成立，志愿军的后勤体制建设进入新阶段。但同年夏季 40年一遇的大洪水和敌军的“绞杀战”，使得志愿军后勤在 7-10月间遭遇极大困难。为了克服后勤问题，志司、志后采取派遣空军参战、增设公安军防空哨、增加高射炮部队、增派铁道兵和工兵维护交通线等措施。至同年冬季，后方运输供应情况已经明显好转，以至于美国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目前的物资储备量足以支持现已部署的军队发动长达约三十天的进攻”。
为了解决运得来也存得住的问题，志愿军前线官兵开始“大规模的建设地下仓库和挖掘开式的半地下库”，选址在树多隐蔽、坡度较小的山坡或山脚处，三面傍山，一面建墙，库顶抹水泥或苫草防漏，每库容量为 15-30吨。在山背倾斜面则“挖开掘式洞库”，“建成略加伪装，即有一定防空防炮能力”。毛泽东对此指出：“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1951年冬季以后，在坑道生活的志愿军官兵所需主食供应充足，食物的质量得到明显的提升，不仅可以吃上大米白面等热饭，而且已经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部队还自己动手养猪种菜”。部分阵地上还成立了豆腐坊、豆浆馆等，“使大家的副食中增添了许多花样”。1952年新年，志愿军战士不复去年艰苦，不仅“在前线收到大批从祖国运去的鸡、鸭和罐头等新年慰劳品”，而且“可以吃上饺子和猪肉了”。伴随着后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战士们平时的饮食也能够“统一制定饭单，时常改变花样”，食物“不仅味美适口，而且保持了营养素”。
其二，坑道内的饮水问题。除食物补给以外，生活在坑道内的志愿军官兵还面临着另一个基本生存问题，即饮水的保障问题。因坑道工事大多建在山腰处，缺乏水源，只能从坑道外取水，但部分水源距离坑道很远，加之敌方炮火封锁，用水补给十分困难，尤其在战斗激烈时，坑道内战士常常出现饮水困难的状况。为此，志愿军采取了多方举措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坑道内尽量多建造储水设备。志愿军官兵最初挖石坑，使用汽油桶、水桶等容器储水，后来志后统一供应水泥，在坑道内修建储水池，能够储备 7-15天的用水量。同时，在坑道内的隐蔽地形、炮火死角处以及山洞、矿洞挖掘冰窖，在冬天砸开江河湖泊的冰层，刨出冰块，人背马驮运回山上坑道，这样的冰窖往往可以储冰数万斤以上并且不会发臭。二是坑道用水实行用旧储新、随耗随补的办法。志愿军设置专人管理用水，要求贮水需每周更换，贮水池和贮水桶要加盖防尘，水质混浊时需使用净水片或自制滤水器进行净化，这一办法有利于保持饮水的干净卫生。三是改善取水办法。为了减少取水过程中的官兵伤亡，志愿军一般选择在“夜间、拂晓进行，掌握敌炮规律，利用炮火间隙，下山挑水”。为了减少运送途中的损耗，志愿军用薄铁皮和废汽车轮胎等材料，制造了一种特制的多格运水桶，一个部位中弹只能漏掉一格的水，不至于漏掉所有水。通过这些有效措施，志愿军在坑道中的用水和饮水困难问题得到一定缓解。
其三，坑道内的照明问题。因坑道内部环境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只能靠灯光照明。坑道内的战士“白天在洞口用玻璃片或金属板向洞里反光”。夜里，志愿军多以搪瓷碗、茶壶、炮弹壳为器皿，加上一条棉花搓成的灯芯，灌满灯油作灯使用，由于灯油不足，有的战士“用松树熬成的油”充作灯油。但自制灯具不仅灯光小，而且烟雾太大，容易使坑道内空气浑浊、缺氧，长此以往对战士的身体健康将会造成极大损害。且坑道照明燃油量十分惊人，“每个军每月实际上需油 10万斤。因耗油量大，供应不足，部队普遍挪用食油来照明，影响了生活”。为了解决灯小、烟大、费油的问题，志后紧急从国内购买油灯，并发动国内群众改造灯具；为减少浪费，“按规定之日需油量进行供应”；为减少自制灯的油烟，号召战士尽量使用密封性较好的罐头盒代替搪瓷碗和茶缸，用铁皮卷成较长的灯嘴，填上棉花或灯草，使灯芯燃烧时不再直接对盛油的容器加热，从而减少了油的蒸发。同时在灯嘴上方倒扣一个铁盒子，在铁盒子中装上木炭，从灯嘴上升起的烟直接被木炭吸收，减轻了空气污染，虽“照明亮度仍然有限”，但“灯烟刺激大为减少”。通过上述改良措施，坑道工事内的照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缓解，战士在坑道内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改观。
其四，坑道内的住宿问题。在坑道工事最初建设的阶段，志愿军的住宿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基本在树枝、树叶和野草上休息，更缺乏洗浴、保暖等条件。在志愿军前线官兵的努力下，坑道生活逐渐向好。志愿军官兵“利用敌人丢下的汽油桶做澡盆，建立了自己的‘阵地澡堂’”。此外，为解决坑道生火保暖问题，后方“组织部队进行烧炭，供应坑道部队”。不少工事内“可以打仗，可以煮饭，可以生火烧炕”。通过志愿军战士的辛勤劳动，一座座地下长城得以建立，“射击工事、交通壕、干道、支道纵横交错，宿舍、饭厅、厕所一应俱全，有的还被战士们称为地下大厦——俱乐部礼堂”。毛泽东对此生动比喻，志愿军“现在住的都是‘北京饭店’，又能防守，又能打击敌人”。
其五，坑道内的卫生问题。坑道工事既是现代战争下的防御工事，也是官兵日常活动场所。在坑道工事的设备限制下，坑道生活环境空气污浊，卫生条件差。加之官兵生活极端紧张艰苦，体力消耗大，抵抗力普遍较弱，生病率高。因此，改进坑道卫生、防治疾病、保障官兵健康，成为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志愿军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坑道卫生。一是降低湿度。坑道内至少要挖三个及以上的坑道口通风，使内部足够干燥，并且使用包装木箱搭铺，避免床铺直接接触地面，同时专门修筑干燥室，内置火盆，烘烤衣物及被褥，缓解坑道内潮湿问题。二是改进卫生设施。为了减少疾病发生率，志愿军开始采取诸如“卫生厨房的建立，坑道厕所和坑道外坑式厕所的修建”等措施，改善了坑道的卫生情况。三是加强防疫能力。战争期间，美军违反国际公法，“在朝鲜接连地空投细菌毒虫”。志愿军响应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大力开展卫生活动，“用战斗的姿态全力投入扑灭细菌毒虫，和展开群众性的防疫工作中去”。志愿军师级单位成立“防疫委员会”，团以下成立“防疫小组”，“健全各种卫生制度”，改造卫生环境。许多部队在坑道内建设防毒门帘和防毒水坑，并对战士们进行广泛的防毒知识教育，提高战士们的防范意识。经过努力，志愿军坑道内的卫生条件大为改善，保障了官兵的身体健康。
其六，坑道内的文体活动。坑道不仅是志愿军生活和战斗的场所，而且是开展学习和文化活动的场所。志司、志后高度重视志愿军在坑道内的文体活动的改善，“为部队采购了大批日用品，组织电影、收音机、图书下连，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大大改变了阵地的面貌” 。志司还利用秋冬季为各部队配备文化教员，重点进行扫盲，进行文化学习活动，仅一个师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有 3426人扫盲成功。至1952年下半年，志愿军的“服装、食物和文化娱乐用品的供给也是非常充分了”。1952年12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强调要解决坑道内部队的“娱乐设备”等，“使他们安心作战”。物质生活的改善保证了志愿军的身体健康，坑道内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开展，则有助于鼓舞士气，提高志愿军的战斗意志。
四、坑道战的意义与价值
敌我军事力量相距悬殊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一大特点。从麦克阿瑟、李奇微到克拉克等人“都是十分迷信于炸弹的。从天上到地面，把成吨成吨的钢铁倾泻在我军阵地上”，志愿军在“开始时也是吃过亏的”。面对拥有明显武器装备优势的敌人，志愿军凭借英勇顽强的作战，不仅成功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而且在此后的阵地防御战阶段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以坑道战为代表的新战术，有效抵御了敌人的狂轰滥炸，守住了阵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成功推动局势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坑道战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从战略战术层面看，坑道战是志愿军主动适应战争新形势的新创造，大大提升了志愿军打阵地战和防御战的能力。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的主要战略战术延续解放战争时期的做法，以主动出击的歼灭战和运动战为主。但在敌我装备和后勤补给等方面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往往无法大量有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开始，战争逐步向战略防御阶段转变，志愿军也在这两次战役中暴露了自身在打阵地战和防御战方面的不足。为了争取胜利，志愿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战争形势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积累打阵地战和防御战的方法，找到了坑道战这一有效战术。邓华认为，志愿军“建立了史无前例而规模宏大的以坑道为骨干、与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的一道纵深的坚固防线，并创造出依托坑道作战的一套方法来打击敌人”，“开辟了战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战史上的新纪元”这一判断，突出表明了坑道战在战略战术层面的重大意义。随着坑道工事体系的形成及坑道战的开展，“部队的掩护有了保障”，能攻能守，不仅“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且在进攻中还可以以它为依托，减少部队的伤亡”。志愿军凭借坑道战“挡住了敌人全部近代化的武装军队”，实现了守得住的战略要求，大大提高了打阵地战和防御战的能力，使抗美援朝战争成为“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而又“旷日持久、难于解决的战争”。
第二，从对战争局势的影响看，坑道战的开展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停战谈判的进程。在边打边谈阶段，战场上的胜利直接影响到谈判桌上的较量。战略防御作战初期，范弗里特声称，“停战谈判的唯一药剂，就是联合国军队的胜利”，妄图通过扩大战果争取谈判的有利地位。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面对志愿军依托能攻能守的坑道工事开展的坑道战，接连失利，在战场上日趋陷入被动。美方代表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并在部分问题上开始“接受了我方所提出的公平合理的建议”。1952年，志愿军大部分前沿阵地已形成以坑道为骨干，与交通沟、堑壕相结合的防御体系。“联合国军”引以为傲的空袭和重火力的战果大大缩小。1952年 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视察朝鲜时更是指出，志愿军“已找到一个保护自己几乎万无一失，同时却能以炮火不断袭扰我方阵地的方法”。前方战场的胜利，使我方得以在谈判中有力反击美方的无理要求，逐渐“促使谈判走向成功”。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直言，敌人“不论在会场上战场上都已遭受到并且还要遭受到惨重的失败”。
第三，从人民军队的发展和成长角度看，坑道战是志愿军在战火中淬炼而成的战术结晶，彰显了人民军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水平的提升。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军队第一次大规模出国作战，面对的又是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战争的残酷程度和艰难程度远超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志愿军能不能适应全新的战争形势，能不能在同拥有绝对武器装备优势并善于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敌人的作战中取得胜利，是对人民军队的一次重大考验。防御作战阶段，正是这种考验最为严峻的时刻。志愿军凭借坑道战，成功提高了自身打防御战和阵地战的能力，补足了自身在战略战术上的短板，锤炼了自身适应现代化作战环境的能力，为推动和提高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水平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恰如毛泽东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中国“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志愿军在坑道战中，“学会了现代化的阵地攻防战术”，推动了人民军队现代化的步伐。
第四，从战争艺术和战争智慧的角度看，坑道战及其背后蕴藏的经验智慧影响深远，意义非凡。坑道战是志愿军前线战士把人民军队传统作战经验同新的作战环境相结合，根据新的战争实际创造出的新战术。坑道战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核心理念，并在实践中发展出“坚、固、藏、打”为核心的战术原则，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不仅保障了自身安全，而且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实现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效果。坑道战的发明，是人民军队善于根据客观形势创新创造的体现，同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地雷战”等经典战术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卓越战争智慧的典型体现，至今仍是弱势方对抗技术优势敌手的经典范例。坑道战还彰显了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的意志和精神，“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民族的伟大力量”，其在精神智慧层面的意义值得进一步重视和挖掘。
作者：贺怀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心教授；魏静远，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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