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 题记：单纯地说那种制度是“好制度”，这个说法有个问题，那就是忽视了制度的执行这个环节。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不好，也会出现麻烦。如果说“制度好”，这个说法包含有制度的执行也好，否则不能说这个“制度好”。因此钱学森说“制度好”，意蕴深刻。说制度好，看问题比较全面，更能体现世界观。而说好制度，相对来说比较静态看问题，更多体现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讲世界观，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只讲价值观。
钱老讲过他管理导弹科技工作时，遇到的一件事。
一次导弹发射前，有人（估计是该导弹总设计师）向钱学森报告说，现在出现了一个故障，导弹起飞的触点是临时信号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然而现在测量这个触点却突然失灵了。
钱学森说道："这不行呀，要赶紧找到负责人解决问题。"
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同志被叫到来到了钱学森的面前。钱学森立刻告诉这位女工程师，这个故障他找别人也没有办法，只能由女同志来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钱学森说到："这样吧，我给你12小时，你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解决之后再来向我报告"。
果然，这位女同志领导大家在12小时内完成了任务。
当女工程师赶忙来到钱学森面前的时候，钱学森发现，这位女同志在汇报时嘴都急歪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因为所有现场工作的同志着急拼命，才变成这样。
为此钱老总结：
接着他讲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抓得这么好啊，有什么本事，没有本事。就是这个制度好，发挥了科技人员的集体的作用。
仔细品味这段话，这个制度好在哪里？
好就好在“发挥了科技人员的集体的作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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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制度好与好制度
制度好，与好制度，不是一码事。
说制度好，这是对一个制度的事实判断，暗含价值判断；说“好制度”，这就不仅仅指对一个制度的判断，而是对某一个（一种）制度与另一个（一种）制度的比较得出的结论结论，这个时候价值判断占有更多成分，例如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持有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人，就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好制度，他们可以罔顾事实的。
关于好制度，有个说法：好的制度能够怎么样，坏的制度又能如何如何。
这样的说法，看似没有什么毛病，说得通。但究竟怎样才算是“好制度”呢？又好像没有说清楚，这又得一切交给实践，让实践去检验吧！
所以，单纯讲“好制度”，容易导致片面性。
当钱学森说“制度好”的时候，请注意这其中也包含有他对中美两国制度的比较，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发言权的，他不仅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认识。而且，他的亲身实践，也是无可争辩的。也就是说，
钱学森对当时的制度，作出“好”的判断，是综合判断，是整体性的判断，他的这个判断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可以说是经过多次反复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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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觉悟：美国不道歉，就不去那里
——从科学家到哲学家
钱学森作为个人当初在美国的待遇，可以说是超一流的。美国军方认为他一个人低的了5 个师的兵力，这还是器层面的估计，在道层面也就是在无形的财富拥有上，钱学森恐怕是当时在美国的华裔数一数二的。
1955年在经过了5年艰苦卓绝斗争以后，钱学森一家回到祖国。一直到21世纪，我们才从公开的资料里得知了钱学森对美国的评价。
钱学森同志的政治觉悟，恐怕以前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他。要知道，毛主席对科技人员的重视不是没有原则的，在大科学家里，为什么如此重视钱学森？这绝对不是单纯考虑他的学术水平高的结果。钱老从年轻时开始，就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具有一般科学家没有的政治敏感性。他晚年三次拒绝去美国，就连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都劝不动他。他说过：“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他的意志品质，他的政治觉悟，可见一斑。
钱学森本来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准备携全家回国的，可是美国政府百般阻扰，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政府和各界，以及钱学森本人经过不屈不饶的抗争，终于在5年多之后的一回国。
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钱学森收到美国方面三次邀请：
第一次，1979年钱老在美国读书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
第二次，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
第三次，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
这三次，钱学森都没有去。
如果说后两次不去，还可以用民族气节来解释的话，那么第一次不去，就不单纯是民族气节可以解释的通的。因为在美国，大学保持有相对独立性，著名大学的“杰出校友”这个称号，是人们格外珍惜的。
钱学森不是不要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这个称号，后来母校派专人到北京钱学森家里，把这个称号的证书授予钱老，钱老愉快接受了。
钱老就是“不上美国佬的当”，这是有根据的。
美国佬的确喜欢玩这样的小把戏。
这里说个典故。
1972年到1976年，美国有两位总统访问北京，他们也曾邀请过中国领导人回访美国，毛主席听了周总理的汇报后立即回绝了，并且启发周总理——“那里还有青天白日旗飘着”——因为美国当时和台湾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有着“外交关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当然不能去。
作为一般的运动员、文化界人士去美国也可以。可是，如果国家领导人如果去了，举行国宾欢迎仪式，那么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美国“两个中国”的预谋。
当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美国人是否用了鬼蜮伎俩，这里不做判断，不过，即使他们用了，像我国顶级外交家都没有警觉，可是，请不要忘了，还有一道防线，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靠谱的防线，任何人都无法突破的防线——无论是道层面无形的防线，还是器层面有形的防线，都是无与伦比的。
这道防线在哪里？
如果现在还不明白，那就太不应该的。那就太应该学习一下钱学森同志了，看看下面，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在毛主席之后，在继承毛主席遗志上，在坚持毛泽东思想上，在发展毛泽东思想上，颇有建树。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在会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在美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的债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钱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情况很类似(奥在麦卡锡时期被诬为“苏联间谍”而受审；上世纪60年代美国以授予他“国家勋章”的形式为其“平反”)。美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
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学森访美，并要授予他学术荣誉称号和国家勋章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谈话，劝他接受这一邀请。
据钱老后来说，胡的谈话大意是，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你去美国走走，对推动中美间的科学技术交流，甚至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
听了胡耀邦这一番话，钱老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
胡接着表示：“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这以后，当钱学森正式接到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的联合请示件以后，他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钱老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1985年3月9日给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对不去美国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
“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做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主席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在这篇著作里指出：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
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Among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there has recently been a falling off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some unhealthy tendencies have appeared. Some people seem to think that there is no longer any need to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politics or with the future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ideals of mankind. It seems as if Marxism, once all the rage, is currently not so much in fashion. To counter these tendencies, we must strengthen ou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Both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should study hard.
In addition to the study of their specialized subjects, they must make progress ideologically and politically, which means they should study Marxism, current events and politics. Not to have a correct political orientation is like not having a soul.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in the past was necessary and has yielded positive results. But it was carried on in a somewhat rough-and-ready fashion and the feelings of some people were hurt -- this was not good. We must avoid such shortcomings in future.
All departments and organizations should shoulder their responsibilit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is applies to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Youth Leagu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this work, and especially to head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eachers. Our educational policy must enable everyone who receives an education to develop morally, intellectually and physically and become a worker with both socialist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We must spread the idea of building our country through diligence and thrift. We must help all our young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ours is still a very poor country, that we cannot change this situation radically in a short time, and that only through decades of united effort by our younger generation and all our people, working with their own hands, can China be made prosperous and str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socialist system has opened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ideal society of the future, but to translate this ideal into reality needs hard work.
Some of our young people think that everything ought to be perfect once a socialist society is established and tha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enjoy a happy life ready-made, without working for it. This is unrealistic.
钱学森说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什么？
这是需要思考的。其实这也正是他在毛主席时代养成的思维习惯，体现了他高度的政治觉悟。这里，我们就不能仅仅把他当做一个科学家看待，而应该当做一个哲学家。
而钱学森的这个觉悟，早在回国前就有了，因此，当钱学森回来祖国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科学家见哲学家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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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把钱学森不仅当做科学家，也和钱学森探讨深层次的哲学问题
可能又有些习惯于所谓“科学思维”，不善于历史思维的人要问毛主席和钱学森是怎么谈的了。
这不妨从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谈起。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首都北京举行悼念活动，30多万党政军机关干部、工农兵和各界群众，怀着无比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吊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瞻仰毛主席遗容。每天都有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为毛主席守灵，钱学森同志参加了其中3天的守灵，并且在《人民日报》1976年9月16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
读一位大科学家悼念毛主席的文章，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文章第一段是个概述，是钱学森同志对伟大领袖知情意的概述：
【在极为悲痛的时刻，回忆往事，历历在目。21年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经过艰苦斗争和美国朋友的支持，我终于回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回国以后，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接着回顾了毛主席的6次接见，以及毛主席的谆谆教诲：
【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毛主席光辉地预见了20年后高能物理的发展。
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众运动的成绩，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1964年2月6日，在一次春雪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四光、竺可桢和我。这是我第四次见到毛主席。在这次被接见的人中，我是最年青的。毛主席主要同两位年长的科学家谈地质科学、勘矿和气候、农业的问题。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诲，对我进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毛主席尤其重视对我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教育。1965年底，毛主席接见了陈永贵同志和我。我领会毛主席的意思，是教育我一定要向劳动人民学习，拜劳动人民为师，认真改造世界观。
1966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蓬勃兴起。毛主席很关心我，亲笔把一份重要材料批给我看。我领会毛主席的深意，是要我认清知识分子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行的，倒退或停顿是没有出路的。
在......高潮中，1970年“五一”节，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六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着广场上的百万革命群众，要我走到群众当中去，同群众相结合。】
钱学森同志是幸运的，他作为一位大科学家，遇到一位大哲学家知音，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显然，在见到毛主席之前，钱学森算是哲学家了，但经过毛主席的教导，他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了。
完全可以相信，钱学森同志的以下说法，是出自内心，发自肺腑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从在外国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又亲手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谆谆教导，我将永远铭记在心上。
毛主席指引我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我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
我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全心全意与工农相结合，认真改造世界观，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从钱学森同志写这篇文章开始，一直到钱老2009年10月29日逝世，他信守诺言，切切实实做到了他在文章表达的决心。他的坚定性，来自于对毛主席想法说法做法的深刻领悟，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可忽视。
钱学森后来的一系列想法说法做法，完全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不是偶然的，对不对？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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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说的“制度好”：那是真好
真好，就不是假好。
那个制度，好在优，异而优。
好在善，对绝大多数人的善，而对与绝大多数人相对立的人则不善。这个善，是有阶级性的善，那才是人类社会最靠谱的善。
好在易，容易的易，易识别，易认可，易实践。其中暗含有变易思维，也就是说，对无产阶级而言，那是不难掌握的，对于非无产阶级而言，那就不易掌握。
好在强，遇强不弱，遇弱不强。
好在圆，圆满的圆，空间上讲究统一性，实践上讲究一致性，不搞虎头蛇尾，更不搞口是心非，以及前后不一致那一套投机取巧的把戏。
好在应，呼应的应，制度好，最终就是这种制度呼应了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那才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制度，所以才好。
李克勤后记：钱学森后来有很多讲话、谈话，那更多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想法的表达，也是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践的总结，是不是？
钱学森说“制度好”，落脚点在“好”上，这是注重实践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他的世界观。
那么讲“好制度”，落脚点在“制度”上，如果不把这“制度”的具体情况说清楚，那么笼统说“好制度”，意义不大。是不是？
如果单纯强调“好制度”，而忽视，或者不提制度的制定者是谁，不管制度的执行情况如何，以及该制度对谁有利，这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在作怪，是不是？
来源：济学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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