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高度重视迈向全面现代化征程中面对的“两难”挑战

 

编者按

 

2021年12月04日，“第二十一届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在上海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教授出席会议并通过视频作了《高度重视迈向全面现代化征程中面对的“两难”挑战》的主旨发言。现将发言全文刊发如后。

 

本想讲讲经济形势，考虑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要对今年经济运行的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对明年的经济工作作出部署，而那是最为权威的声音，所以我临时决定讲一讲《高度重视迈向全面现代化征程中面对的“两难”挑战》这个题目。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其特征可以用“双百”来概括。从国际方面看，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导致国际经济、政治、社会等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的对比也将发生深刻调整，这既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尖锐的挑战；从国内方面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已经开启，我们正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光荣的使命，也是艰巨的任务。

 

审时度势，中央做出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这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征程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道路。但向上攀登的道路上必然是不平坦的，我们拥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面对着一系列严重困难，其中包含这样一类矛盾：其事关全局、举足轻重，但处置起来十分棘手，令人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因而可以称之为“两难困境”，也可以说是我们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面对的重要挑战。这类问题不少，我简单谈这样五个方面，并且重在提出问题。

 

一、政策供给面临“众口难调”之困

 

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意味着将给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与服务供给，也意味着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治理就能够得心应手。由于社会成分的多样性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人们对发展期待普遍升级的同时，市场需求或利益诉求也越发多元，而基于不同立场、观念、基础和条件，许多需求体现着对立或矛盾，从不同角度看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因而，在产品、服务的供给水平与质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政府政策供给或政府治理就面临着“众口难调”或多元兼顾之难。前不久部分地区出现的拉闸限电继而带来的生产生活困难就反映了这种处置上的困境。其实这种状况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推进供给侧改革要去产能、调结构，但同时企业要生存、员工要就业；城市管理要求功能分解、市容整洁，但小贩要谋生计，市民要行便利，城市也需要有活力。如何化解这种“众口难调”之困，关系到人民需求的最大满足，关系到全体人民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也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马虎不得。

 

二、乡村振兴面临”成败萧何“之困

 

全面建设现代化的难点和薄弱环节都在乡村，没有乡村振兴和乡村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更不是全面的现代化。国家对乡村振兴非常重视，颁发了相关文件，编制了发展规划，还专门出台了促进乡村振兴的法律。但靠什么实现振兴乡村？很显然，单靠农村自身的力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城市是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具有远超过农村的巨大能量，要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过上美好的生活，从主体上说必须依靠城市发挥帮带作用。这些年我常常讲这样一个观点，即区域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农村，而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力量是城市。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农村在竭尽全力为城市服务，大量的资源要素通过不平等的规则与制度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城市，支撑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这包括提供廉价的农副产品、无偿划拨和低偿征用农村土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微薄的薪酬承担城市差不多最辛苦的建设任务等等。过去几十年来农村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远远跟不上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且两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要加快实现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政策体系，并在推动相关改革，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和均等化、推动土地与宅基地两种“三权分置”改革、发展规模经济等的基础上，推动城市骨干企业、先进经营模式和现代科技手段进入农村、服务农村。但我们看到的是，受利益及其他一些原因的牵制，这些改革举措提出的很早，进展状况却很不尽人意。在城市处于绝对高位的环境下，今天城市对农村仍然是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有句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状况在城市对农村的关系中体现地极为明显，成就农村要靠城市，但现实却是城市仍在吮吸农村，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乡村振兴必须解决好这个重大问题。

 

三、收入分配面临“劳资悬差”之困

 

随着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任务就摆到了各级党政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是推动低收入人群的共同富裕，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举措，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理顺劳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低收入人群占据我国全部人口的绝大比重，且绝大部分属于普通劳动者，他们实行的是按劳取酬，而高收入群体则相当一部分是按资本取酬的。过去几十年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低，而资本报酬则普遍较高。尽管国家多次强调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实际的情况则是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已形成悬殊。资本的地位和力量过于强大，使推进初次分配提高劳动报酬的改革举步维艰。但不解决这个问题，贫富分化就会加剧，不予化解就会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会影响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和资本控制的企业的稳定运行。扎实推动并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化解在收入分配上存在的劳资悬差这一困境。

 

四、民营企业面临“粗放生长”之困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民营经济不断成长壮大。民营企业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五六七八九”，即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是，随着国家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完善，随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改革深入推进，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民营企业及其所有者、管理者的脆弱性逐渐暴露出来。与欧美大部分企业和企业家不同，我国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哪怕是规模已经很大、投资经营活动遍及世界，成了所谓的“全球公司”，在本质上仍然实行的是家族制统治和家长式管控，鲜有实行完善的现代治理结构的企业；相当一部分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即所谓“老板”，在素质上仍然只是有了更多的钱的土豪或暴发户，很难称得上是具有市场经济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特质和家国情怀的企业家。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企业或企业主往往经不起严格的市场监管和严酷的环境检验。从过去的情形看，民营企业事实上陷入了可以称之为“粗放生长”的困境之中。过去几十年来，国家对民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导向是“鼓励、支持、引导”，但实际上谈鼓励、支持多，谈这些也容易被接受与欢迎；谈引导少，谈这些也容易被排斥和诟病，一谈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就往往会被一些人扣上否定民营经济的大帽子。这种状况其实对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和民营企业健康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客观上强化了其“粗放生长”的土壤，近些年来包括一些规模很大的企业陷于倒闭或危机的情形深刻证明了这一点，也应该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民营经济发展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因而必须努力化解这一困境。

 

五、对外拓展面临“两端挤压”之困

 

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得益于对外开放，我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处于高位，在2006年达到了64.2%的峰值。在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中，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基于新的形势，我们把战略重点转向推动自立自强、深度开拓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仍然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型体制，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近些年，面对全球化逆流，特别是美国的疯狂围堵，我们沉着应战、灵活施策，对外贸易不降反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吸引外资也保持了全球高水平。但我们也要正视一个现实，我国推行自主自强和对外开放，特别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稳定和扩大国际市场贸易份额面临着双重挑战或“两端挤压”：一端是来自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对我利用世界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封堵阻碍，一端是来自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加工等方面对我日益显现的低成本优势挤压。要认识到这个挑战是严峻的，我们需要下力进行化解。

 

相对于一般的困难与问题，上面谈到的这些两难困境处置难度较大，化解并非易事，不仅需要有魄力，而且需要有技巧；不能仅靠政府用功，各个方面都应主动作为、各施其招。但只要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有清醒的把握，并且坚持从实际出发加以应对，就能够突破困境、化茧为蝶，实现更大的辉煌。

 

来源：老凤清声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