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寻乌调查》作为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经典之作，对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形成“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改进调查研究是其中重要内容。在毛泽东同志寻乌调查95周年之际，重温这篇光辉文献，继承和弘扬蕴含其中的优良传统，对于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一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给全党作出了榜样示范。1930年是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的高峰期，仅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调查报告，就有8篇之多，另外还有1篇关于调查研究方法论的《反对本本主义》。这些调查研究，为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提出正确的思想路线、工作方法、方针政策，为开辟、巩固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打下了坚实基础。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同志率领起义部队挺进井冈山，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又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在此期间，红四军几次受到上级批评，认为他们没有贯彻向着中心城市发展的方针，存在“躲避和分散的观念”，是“兜圈子主义”，要求他们“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急进地向外发展”。这就促使毛泽东同志深入思考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怎样才能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他认为，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是没有现成答案的，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土地状况、城乡关系、阶级关系等进行调查研究。1930年4月，红四军攻克信丰县城后出现的一些混乱，促使毛泽东同志抓紧进行相关调查。当时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红军把在农村没收地主财产的做法照搬到城里，把信丰城里多家商店的财物予以没收，一度造成店铺停业、商人停市，引起市区居民的恐慌，城市贫民因失去工作也感到不满，反动派以此为口实大肆造谣攻击共产党。1930年5月，红四军攻占寻乌。经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毛泽东同志以“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的态度，在寻乌下大力进行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开调查会，开了10多天，调查会的气氛轻松和谐，毛泽东同志提出问题，请寻乌各界人士给予解答，鼓励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毫无保留。除了开调查会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走访活动，到县城的杂货店、豆腐店、理发店等多家店铺，向店主、店里的工人了解经营情况。他到圩场上去详细了解米、柴火、猪肉、猪子、鸡鸭、竹木器、小菜、鱼、糖、水果等行情，并做好记录，还到县城附近的农村了解土地关系、剥削状况、地主的政治思想、贫农对地主富农的态度、群众对土地的诉求，等等。
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来到江西省寻邬县（今寻乌县），对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情况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后来形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一文，堪称我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图为寻乌县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的碑刻。 寻乌县融媒体中心供图1931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宁都的小布镇把这次调查的成果整理为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他还撰写了《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可以看作是对寻乌调查实践的理论升华。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思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等重大命题，表现了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为后来形成“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重要实证；对小城市的阶级关系、经济状况的详尽了解，为制定正确的城市政策，明确在城市的依靠力量、争取对象、革命对象以及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里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年后在起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时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寻乌调查就是“正确的调查”的典范。寻乌调查有明确的目的。《寻乌调查》里写得很清楚，“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问题意识是做好调查研究的起点，那种没有具体指向的漫无边际的随意调查，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对于党的工作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而可能带来危害。有明确的具体的问题和目标，才能精准地确定调查研究的对象、范围、重点，才能真正把情况摸清、把症结找准、把对策提实。寻乌调查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调研对象。调查研究就像解剖麻雀，但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一遍，只能解剖一两只，从个别中找出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律。这就要求选择的“麻雀”必须有代表性。寻乌地处江西东南部，与福建、广东接壤，为客家人聚居地。寻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代表了赣南、闽西、粤北一大片区域的情况。搞清楚了寻乌的情况，实际上也就基本上搞清楚了这片区域几十个县的大体情况，而这些县正是当时红军活动的主要地区。解剖寻乌这只“麻雀”，对于这一区域的土地革命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寻乌调查真正做到了听真话、察实情。听不到真话是调查研究的大忌。毛泽东同志曾写道：“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他在寻乌找的谈话对象，给他提供大量材料的有4个人：59岁的杂货店主郭友梅、51岁的县苏维埃政府职员范大明、30岁的县苏维埃政府委员赵镜清、27岁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亮凡。其他提供过材料的还有曾任区苏维埃政府委员的贫农，清朝老童生，做过小生意的乡苏维埃政府委员，担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年轻师范生，等等。这些人的年龄、出身、职业各不相同，毛泽东同志对他们十分尊重，亲切和蔼，平等对谈，使这些人提供了没有经过“过滤”和“筛选”的第一手信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善于营造让人民群众说真话的氛围，是一种政治胸襟，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寻乌调查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重视材料收集的系统性。《寻乌调查》突出了两个重点，一个是城市的商业经营，一个是农村旧的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对于商业，毛泽东同志详细了解了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火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等店铺的经营状况、人员构成、内部关系，这对于制定正确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的策略，无疑极具参考价值。对旧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毛泽东同志着力更大、着墨更多。在旧土地关系上，他一一剖析了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等3类23种形式的具体手法及其对贫民的伤害；在土地斗争上，他详细了解了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对于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的分配情况，以及农村的废债、土地税、妇女问题等，为后来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研究如果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得到的材料要么是面面俱到、蜻蜓点水，要么是东鳞西爪、支离破碎，对于察实情、作决策帮助有限。寻乌调查善于提炼总结规律性认识。毛泽东同志在撰写《寻乌调查》时，对于前期收集的材料不是一般性地进行整理，而是通过深入研究和思考，把零散的材料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把表象的结论规律化，这成为调查报告的一大亮点。比如，旧的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报告中通过对剥削的调查给出结论：“吃人关系”。再如，对地主阶级的认识，通过调查发现，小地主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大中地主压榨而破产得非常厉害，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又如，对于农民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通过调查指出，“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不对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分析，是不能把调查中获得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握规律的。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图为2025年5月14日，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纪检监察干部在小百户镇普乐村走访马铃薯种植户，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相关情况。 人民图片 王勇/摄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调查研究，反对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反对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作出深刻论述，指出，“调查研究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浮光掠影、人到心不到的‘蜻蜓点水’式调研，不能搞做指示多、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丧失主动权的‘被调研’，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嫌贫爱富’式调研”。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就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既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调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寻乌调查是一次集中体现党的优良作风的生动实践。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在党的七大上概括的，但在七大之前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这些优良作风一直在萌芽、生长、壮大。在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同志深入、唯实、尊重群众的做法，在党的优良作风的培育和发展上，特别是在“理论联系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方面，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翻阅《寻乌调查》，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实”字。一种种货品的名目、价格、盈亏，不同人群的数量、占比、政治态度，令人目不暇接。报告里对全县8个头等大地主、12个大地主、113个中地主逐一分析，并解释这样逐一列出的原因是“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对于农村的剥削状况，毛泽东同志不仅调查详细，而且分门别类、有独到发现。这些扎扎实实的数字、实情，对于制定政策何其重要！对情况掌握得越真实、越准确，就越能为正确决策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想一层，得到的收获都会大为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回忆在浙江工作提出“八八战略”的决策时谈道：“我到浙江当省委书记以后，全部县市区走遍了，之后对浙江发展提出了‘八八战略’，就是发挥八个方面优势、采取八个方面举措。这是什么？这就是要亲自摸清吃透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领导干部要勇于听真话、善于察实情，走出舒适区、直面真问题，以真破伪、以实破虚，把求真务实的作风发扬光大。在寻乌调查中，处处体现着对人民群众的尊重。毛泽东同志曾深有感触地写道，“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走进群众的门槛容易，但走进群众的心坎不易。习近平总书记曾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谆谆叮嘱县委书记们：“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尊重群众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根本立场。如果在群众面前端架子、抱成见，必然疏远与群众的感情、僵化与群众的关系。调查研究是手段，目的是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一些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认为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现在有些人“下车伊始”，不但哇喇哇喇地发议论，还噼里啪啦地拍板决策。不做周密调查研究，不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不深入思考比较，就希望作出引起上级关注赞赏的成绩，这种人恐怕同样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欲知前路，须看来路。看来路，就是总结经验。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我们回顾毛泽东同志寻乌调查的这段往事，就是要大力继承和弘扬蕴含其中的优良传统，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服务，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服务。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副部长级；来源：《求是》杂志2025年第11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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