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国际关系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1]

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2]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

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3]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像圆一样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段。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这样便产生了康德、黑格尔这样的辩证法大师。

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支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的多线条交织的复杂性质，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单线条的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20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坐标系，或者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客观事件的才被赋予必然性的意义，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也是贯通必然性的“脊梁”。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4]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的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机事件”，对美国人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决定要来南海；但对中国人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坐标系和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无数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政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现代工业文明并没有发生在中世纪农业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5]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政治也有自己的学科特点，而学科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政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政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政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相关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昆虫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6]。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7]，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政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政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能在实验室中实验和复制的性质，又使国际政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政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政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并为批判而批判的“神圣家族”[8]，与此相反，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逻辑及由此贯通的中国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政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政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研究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体会，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9]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政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和外交家，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政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政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政治理论是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不能仅仅是清谈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

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的研究倾向，将“不违背政策”当作研究的原则。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要讲中国主体、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发展服务，为中国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的目标服务。

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政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

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文革”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

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政治学者应当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10]。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3]相对于原始思维中的非理性思维而言，比如图腾思维。关于原始人类思维特征，可参见[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4]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0页。

[6]恩格斯批评那些提出“如果我把昆虫踩死，我也就否定了昆虫”的人，说：“这些反驳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者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它们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完全合拍。”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7] 恩格斯：《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8] “神圣家族”是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革命实践派对青年黑格尔派B.鲍威尔和E.鲍威尔兄弟及其追随者的谑称，用以讽刺这些人妄自尊大，蔑视群众，好象凌驾于尘世之上的耶稣及其门徒一样。“批判的批判”是指B.鲍威尔等人在他们创办的《文学总汇报》上宣扬的批判哲学，或叫自我意识哲学。他们认为，自我意识是人的唯一的本质，批判是自我意识创造世界的动力，纯理论批判能够改变一切。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于1844年写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中译本编入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9][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0] “理论是科学也是艺术。从它对于思维的实际进程所作有组织和经验的叙述这一点看，它是科学，从它在这个叙述的基础上规定种各种方法使将来的思考趋向成功，避免失败这一点看，它是艺术。” ［美］杜威著，许崇清译：《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73页。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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