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明：谈谈反对官僚主义

 

按照党中央部署，全党正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八项规定精神的学习教育，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党的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的经验，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具有相对显性的特点，容易被发现，也容易自上而下地整改。而官僚主义则难以整治。在认识上，对官僚主义的认识至今还若明若暗，对怎样才能有效反对官僚主义也往往像拳头打棉花。

官僚主义源于官僚政治。我国自秦以来政治体制随着从封建制向大一统下的郡县制转变，为官僚政治奠定了基础，也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官僚政治，形成以帝王为核心高度集中，以科举选拔官员、分类分级对国家进行治理的官僚体制。近代以来，中国的官僚政治以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资产阶级为基础，直到被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这个历史遗产留下许多治国理政的经验，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考试（科举）来选拔文官制度、建立谏官制等等；也留下许多官僚政治的糟粕。王亚南先生说：“唯其中国专制的官僚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贯彻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作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它具有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的特点，也留下了极为深厚的官僚主义的文化、观念和陋习。如做事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遇事只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刻板地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任人唯亲，搞裙带作风，讲关系不讲原则，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至今仍随处可见。

新民主主义革命打碎了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仍保留着“要在中央，事在四方”，中央集中领导和按照条、块、严格的等级制度行政。80年前的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核心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能否找到一条克服官僚主义的新路。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0年过去了。实践告诉我们走上这条新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同腐败、官僚主义在内的各种污泥浊水做斗争的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官僚主义的客观基础是国家行政权力集中于一小部分官员或（干部）手中，严格按照等级及类别、事项划分的行政体制。客观上，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无法避免，但是否形成严重的官僚主义，关键取决于执政党的基本价值、立场、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延安整风所凝练出的党性和所形成的优良党风，使毛泽东同志在“窑洞对”时，展示了能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和破解官僚主义的自信。

首先是党性建设。1942年7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中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和与党内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的领导；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决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及时指出和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加强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通过自我批评和加强学习来改造自己，深刻反省自己的缺点，提倡大公无私、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改造理论脱离实践脱节，更加坚定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和党性。毛泽东指出正是从这一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即党性——笔者注），这个意义非常之大。”所谓“一致地注意”，是指全党开始从上到下都开始自觉增强党性。同时，通过延安整风确立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的七大达成的 “团结胜利”共识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消除“党内的黑暗面”，我们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经历了巨大的曲折。随着改革开放和走进新时代，国情党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队伍不断扩大，但是所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始终存在，党内腐败现象、官僚主义作风随处可见，反映了全党对增加党性自觉性的松懈。这里专门谈谈官僚主义的几种表现：

一、只唯上，不唯下，只求领导满意，不顾群众的利益。2024年，中央领导要去青海考察。作为青海门户州的领导，首先想到的是作为来青的必经之州，必须要给中央领导留下好印象。他们认为牧民夏季草场放牧的板房使用的材料不一，建的规格不一，有碍中央领导观瞻，发文要求一律拆除，但又无任何补偿和不久措施。结果该州牧民去年夏天放牧不仅难抵蛇鼠侵扰，而且遇到风雨大水难以栖身，生产生活受到损失。

二、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是跨前一步主动去解决问题，尽量推诿、卸职，不惜牺牲群众利益，来避免麻烦和责任。

高温津贴是国家有关文件规定通过劳动合同聘用的劳动者享受的合法权利，并计入劳动报酬总额。根据上海市人社部门规定，用人单位每年在6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向符合条件的劳动者支付高温季节津贴，标准为每月300元。但是，大部分劳务派遣公司对聘用的保洁保安都未履行这项义务：有的干脆不发高温津贴，有的象征性地每月发100元，只发2个或3个月。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涉及到上海以六位数计的保洁保安人员。按照职责范围，人社部门应该对此进行整治。但是，当反映到人社部门，所得到的答复是：“因劳动合同争议有法定处理办法和适用条件，需要先确认当事双方主体适格，且系劳动合同关系，人社局才能介入处置。建议当事人自己携带身份证及劳动关系证明等向局行政执法科或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一种“依法推诿”。因为第一，保洁保安工是劳资双方中的弱势一方，他们找一个工作不容易，一旦提出维权仲裁，即使赢了也会被劳务派遣公司除名。所以，他们明知吃亏也不愿申请仲裁。第二，上海的劳务派遣工在高温津贴上被侵权的人数多达六位数，那么大量的劳动者都要靠个人去申请劳动仲裁被侵权也不现实。正因为人社部门躲在劳动仲裁规定的背后，使上海劳务派遣人员在高温津贴问题上被侵权现象不断发展。

青海藏区是国家扶持的深度贫困地区，现在还在脱贫攻坚巩固期。315国道海北段扩建时占用了路边牧民放牧转场的20米牧道，国道也未修栏杆。夏秋牧民转场时，牛羊因牧道被占而走上国道，经常发生被车辆压死的事故。当地政府不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让牧民少受损失，而是让每户牧民事先签一个交通事故处理单：如有牛羊被压死，每头牛按3000元，羊按400元定价，司机按主责（70％），牧民按次责（30％）定责。这样，一旦发生压死牛羊的交通事故，就让两造自行照责赔偿。但发生交通事故后，牧民往往不敢去认领被压死的牛羊。因为牧民负有次责，车主对车损开出高价，牧民还要倒赔。

三、官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遇到工作和问题，不愿意深入实际了解情况，不愿听取群众意见，而是拍脑袋制定方案。广东清远市对国土调查工作有很好的传统，通过层层动员，组织国土部门、乡镇干部和农民三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这样准确率高，后遗症少。随着干部的新老交替，第三次国土调查时，新来的市领导没有兴趣深入调查，更没有走群众路线的习惯，而采用购买第三方服务，用无人机航拍进行土地调查，甚至这项工作都没有通知到乡镇、村。结果第三方用无人机航拍时，闹出村民以为是搞非法活动，打电话问乡镇也说不知道，被扭送派出所的笑话。由于第三方根据无人机拍到的地貌大都是绿色的，搞航拍的人仅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确认土地性质。许多村老宅子拆后，当地政府准备统一规划重建，其间都被绿植覆盖了，航拍的结果宅基地被认定为林地。国土三调的结果上报后村民要再盖房就被定为非法用地，为此引起多次上访。农田中水塘淤了后没有及时清挖而被绿植覆盖，就被认作耕地，想再恢复水塘变为不可能。整个清远市，国土三调的农村建设用地比国土二调减少约24万亩，它牵涉到农民的宅基地和村的建设用地，带来许多后遗症。国土三调中类似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其他地方。

广东清远以村民组（自然村）为单元进行村民自治的经验引起中央重视，中办国办2016年发文要求开展以自然村（村民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的试点。清远随着以村民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为统一进行农业资源优化、土地整合、统一使用财政到农户的补贴和农业的统一经营。随着村民组所承担的生产生活事物越来越多，基层提出希望把村党支部升格为总支，在村民组建立党支部。此要求遭省委组织部否决，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条例规定党支部设在行政村，党建资源也是按照这个规定配置的，不能设在村民组。这项改革虽在清远受阻，但是在广东、广西的其他地方却不胫而走。

2022年村班子换届，按照中央的要求，提倡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实行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由一人“双肩挑”。上海市的各级组织部门也按照这个要求和实际情况准备村两委换届的工作。临近换届前不久，新到任的市委组织部长突然提出：这次换届村书记和主任一人双肩挑要无限接近百分之百。这要求脱离了上海的实际，打乱了原来区、乡镇已经做的换届准备工作，给这次换届工作带来了不必要的混乱。

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居委会主任和村委会主任必须在本小区居民或本村村民中产生。因要求党支部书记与村居主任一肩挑，这样就要求党支部书记也必须在本小区或本村产生。民政部把村居委主任的属地化作为考核指标，每次换届都对基层进行考核，且考核要求年年提高。上海的一些地区由于人户分离、小区因动迁、拆迁、房屋租借等多种原因，相当部分村居无法在本社区居民中产生书记和主任，街镇不得不跨小区调配村居干部。为应付考核，在行政村调村外干部担任村书记时，就采用迁临时户口（卸任再迁回原处）应付，有的区居委会主任书记的属地化由于比例过低，基层考核时干脆就造假。

有关部门要求农村每个村都要建农家书屋，做到“村村有书屋，人人有书读”，每个月还要考核村图书的周转率。但农民并不爱读书，村干部只好在台账上造假。农村要求每个月要放数字电影，让农民不出家门就能看到电影，但农民已不爱看电影，而主要是刷手机。而农家书屋和数字电影代表着文化部门的政绩，是申请预算的依据、工作总结的重要内容。不管实际效果如何，上面投入、考核雷打不动。

以上这些官僚主义作风到处可见，但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中并没有像腐败和其他不正之风那样被查处和纠正。它反映对于官僚主义作风的根子、表现、危害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还未引起必要的重视。值得思考的是，即使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干部基本做到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但如果上述种种漠视群众利益，主观主义严重的官僚主义仍进一步泛滥，我们还能自信地回答“能够避免历史的周期率”吗？

当年毛泽东胸有底气地认为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基于两个原因：

一是延安时期我们党进行的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的建设，保证了全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带领着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是毛泽东很清楚地意识到，走上这条新路的必要条件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真正地实现民主。

80年前过去了，尽管我们已进入了新时代，在“窑洞对”中黄炎培所提出的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和毛泽东所说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仍在我们耳边回响，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对反腐和反对官僚主义等四风有丝毫的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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