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作者简介】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项目主持人、研究员，重大攻关委托项目首席专家。

 

【摘要】在不断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重要命题的过程中，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兴趣。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及其历史演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得以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文化传承中的批判与吸收的辩证法；“第二个结合”与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关系；利用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总体上着眼等。深化“第二个结合”研究，须对这几个突出的理论问题逐一辨析。

 

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刘书林

 

在不断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重要命题的过程中，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兴趣。现对相关理论问题试作简要分析，以求得讨论和交流，推进学习和研究的深入。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及其历史演进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这一报告发表于当年11月25日《解放》杂志第57期。此后，延安理论界的艾思奇发表的文章《论中国的特殊性》(1940年2月15日)与《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1941年8月20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做了哲学方面的阐述。艾思奇在文章中驳斥了当时国统区反动文人叶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歪曲。叶青当时利用“中国特殊性”“特殊方法”，妄图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代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艾思奇对此进行了驳斥，列举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著作，指出：“这些著作，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应用，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是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是在思想理论界的论争中前进的。

 

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正式把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党章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述内容规定和阐明了党的指导思想，也规定和阐明了党对待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毛泽东在审定《毛泽东选集》文稿时，删去了《论新阶段》中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句话，将其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样，在公开的宣传中，此后很长时间基本上见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了。不过，后来也有一次特殊情况。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18日，他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

 

对于这一时期我们党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从事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苏南关系破裂，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对“铁托式”“具有较强独立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强调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比较敏感。在当时的情况下，为顾全国际政治大局，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中共避开了具有较强“独立性”色彩口号的宣传。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证明效果也是好的。

 

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考虑已经没有必要。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的正式文件里，就开始出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样的提法，党的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里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不仅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命题。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党的百年历史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命题和学习研究任务。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还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三个“新高度”的论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第二个结合”理论问题认识的成熟。

 

“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标志着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性实现了新的升华。”

 

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得以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上的深刻洞察与成熟认识，为这一命题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此外，新时代我国考古和历史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第二个结合”命题的提出提供了更为充分、更为优越的客观条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东方独立成长的一支文明的结论得到充分认定。历史上，西方有人曾散布“中华文明西来说”，但是，越来越多的史实证明，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国自古以来的神话传说和远古历史文献记录，根本不存在“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任何痕迹。近百年的中国和世界的文物发掘和历史研究，也没有发现“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任何证据。而且，在上古时期“汉族是世界上所有重要种族中唯一不食兽奶的人”。对此，雷海宗在其《世界上古史讲义》中推测其原因有以下两种可能，“其一就是当人类尚未知道驯畜或刚开始驯畜，还不知兽乳可食之时，就已经有一支人分离出来独立发展了，这支很早分化出来的人就是汉族的祖先。其二就是当人类知食兽乳以前就分出去的一支人，后来在别的地方开始发现了兽乳可食，而留聚在原地的人，即汉族的祖先，始终不知此事。由上述事实可证‘中国人种、文化西来’说完全是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故意制造出来的便利其侵略的谬论”。无独有偶，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2004年最终完成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一书中也提出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的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文明，也是最独特的文明，是“唯一不食用动物奶和奶制品的重要文明”，还提供了中华文明是“最独特的文明”的证据，如“第一个精美丝绸的文明”“独有的祖先崇拜”“保持雕梁画栋建筑模式的文明国”等。这是对“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有力驳斥。

 

2018年5月28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了研究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客观事实，使‘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谬论不攻自破。探源工程以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距今5800多年前，黄河、长江以及西辽河流域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这一时期中华先民所创造出的农业技术、陶器、玉器、青铜器、建筑等不仅工艺高超、规模宏大，而且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后来的中华文明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脉相承。”

 

第二，更加认清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具体结构。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的新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宛如“满天星斗”，这些文明起源地各居一方、各有特色，却又以不同的形式保持着对文明中心地区的向心力。最初在大禹治水的年代，中华文明以“五服地带”的层次形成系统，后来则以大规模迁移的形式重新布局，或以局部冲突的形式达成交往和融合。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指出：各地方文明“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又相互交流、借鉴，逐渐显现出‘一体化’趋势，并于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我们将之概括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这说明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的统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历史的必然。天下中华是一家，“中华民族”就是我们最合适的集体称号。

 

第三，中华民族的“中原核心”与周边地区的竞争、交往和融合，产生了中华文明自我新陈代谢的“内生动力”，这是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连续性、“不断流”的内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格局，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开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模式的群体之间，就已发生频繁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统一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蔚为大观，最终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实际的统一。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多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活力，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这种生命力，习近平把它概括为“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流”的根源所在。

 

任继愈指出，“中华民族这五千年，整个是共同走过来的。……变成牢不可破的一种意识，就是认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正常的，不统一是不正常的，统一是应该的，不统一是不应该的。……我们看中国历史实际情况，也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初步把这个分裂与统一的年代算了一算，分裂的时间从秦汉以后占中华七分之一的时间，七分之六是统一时代。” “只有这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才能扛得住沉重的磨难，没有被摧垮。”

 

第四，中华文明的优势和“两个结合”的规律得到新的概括和总结。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了系统概括：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样五个突出特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这是党在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表明，新时代我们对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许多现象和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且系统了。

 

习近平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其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的效果是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丰富和发展了制度、理论的创新;更加有力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

 

第五，新时代考古和历史研究新成果证明，夏代的历史成为信史。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夏都遗址之一的地位已经确定，夏代的国家形象已经出现。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各方力量攻关，“对中国文明史初期的年代学大体已得出共识。夏的年代在公元前2070年，这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二里头遗址的确定和挖掘等考古工程及其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夏朝以往相关史料的可信性。

 

新时代，中华文明展示了新的魅力，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主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有力地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开辟、助推中华文明重新迈上领先世界文明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今日提倡和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逢其时。

 

三、掌握文化传承中的批判与吸收的辩证法

 

作为一定社会形态下的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一样，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规律不同。在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中，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机器的政府、军队、法院等)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它随着旧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发生根本性变革；而观念上层建筑则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中一部分可能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立即改变，另一部分则并不立即消失或灭亡，它可能逐渐消亡，也可能经过改造创新，还要继续起作用。一定社会形态之下的观念上层建筑无论是渐变还是突变，实际上都存在着一个对其进行批判与吸收的过程。经过扬弃，吸收其合理可用的部分，抛弃其过时的、腐朽的部分，从而达到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当前，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处理好批判与吸收的辩证关系。

 

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科学的、一贯的、稳定的，只是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根据当时主要矛盾的不同，对待传统文化的重点做法有所不同。简略地说，在革命时期，侧重对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方面进行批判和否定;在和平建设时期，侧重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进行吸收和借鉴。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注意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对传统文化中腐朽和陈旧的东西进行科学分析和批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和态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的国家政权，这就包括推翻为旧国家机器服务的、在旧的国家系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旧意识形态。这个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以批判其糟粕为主。五四运动期间及其之后的革命阶段，党的文化工作的主要方面就是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批判孔孟之道。只有掌握了辩证法的革命领导者，才能在批判为主的同时，注意吸收传统文化之中有用的和优秀的东西，为当前的斗争服务。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会的报告中赋予“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以崭新的内涵，运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激励全党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抗日战争年代，毛泽东还借“黔驴之技”寓言中的“驴子”比喻日本侵略者，用生机勃勃的“小老虎”比喻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精神。毛泽东就是运用这些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古典寓言故事，团结和鼓舞人民奋起斗争。可见革命战争期间党对待传统文化并非只是单一批判、没有吸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在文化工作方面，需要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建设和完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还不牢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及其分化、西化图谋还在，所以，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也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于腐朽文化内容的分析和批判。新中国是在批判和剔除腐朽文化的前提下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对一切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

 

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 在这里，所谓批判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加以分析、鉴别，要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的封建主义文化，即使大体上是人民文化的内容，也要注意它自身带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这样的梳理和分析，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找出可以借鉴和吸收的内容，抛弃无用或消极的糟粕，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无论环境发生多大的变化，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放弃对一切敌对思潮和错误思潮的批判。自1982年以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一直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4条中。正如党的百年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这说明我们在吸收国内外思想文化领域的优秀成果时，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批判武器的运用。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凸显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同时也回应了国内外各种敌对意识形态的挑战，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同时，坚持对一切腐朽文化及其思想内容进行批判。党的百年历史决议指出：“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对于这些错误思潮必须进行坚决而持续的批判，才能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正如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思政课建设提出的要求那样，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思政课的任务是传导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性是其根本。同时，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不断斗争中开辟前进道路的。思政课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用好批判的武器，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旗帜鲜明进行剖析和批判”。

 

可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成果为主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消极的一方面，也坚持不丢弃批判的武器。革命时期，重在批判腐朽的传统文化，这是革命的进步的必要举措。今天，不能因为我们处于和平建设时期，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就回过头去否定或指责过去对于腐朽文化进行革命批判的历史。比如，在五四运动时期，一部分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的先进青年和其他先进分子投身于批判旧文化旧道德，这个主流是好的，但其中也有支流。例如，有人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这就是一种极端片面的认识。他们没有看到：“汉文在发展全国文化、交流各地情况、增强全国统一等方面，发挥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后来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总结了经验就可以了。如果还有人主张向当时提出废除汉字的人来一番讨伐和追究，那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

 

列宁曾提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是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要求，只有在其所处历史环境之中进行分析，才能正确地判断是非曲直。

 

五四运动时期，革命青年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在当时具有历史的必要性、革命性和合理性。因为，当时孔孟之道是清朝官方的、腐朽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旧的观念上层建筑，严重束缚了人民头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堕落为西方殖民地或殖民地附庸，首先就要坚定不移地打倒孔家店，解放人民的思想，这样才能推进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的文章，明确指出：“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作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的评论很准确地指出了五四运动时期批判孔子的必要性。

 

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是批判孔孟之道的先锋。他批判孔孟之道，代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先驱和方向。鲁迅在1918年4月写的小说《狂人日记》中，写下：“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的文字是对封建主义礼教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启发了进步的仁人志士的觉悟，是当时社会进步、救亡图存的需要。然而，如果今天有人指责鲁迅这样做是“把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了”，就完全离开了分析问题的历史条件。我们今天强调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财富，决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上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腐朽部分的批判来一次“再批判”。鲁迅是正确的，他是民族之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具体做法有批判为主与吸收为主的不同，这是由革命与建设各阶段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不同而决定的。对此，陈先达曾指出：“人类要发展就必须以每个时代的社会进步为尺度重新审视传统，所以在历史变革的激烈时期，它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往往表现为反传统。例如中国的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态度，就是任何一种革命变革风暴来临时对待传统的规律性现象。……当革命胜利以后，掌握了政权的人民有条件有力量重新审视传统，以便确立自己与新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这不是对以往传统的全部肯定，不是对以往批判的批判。”

 

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过去在革命年代批判传统文化落后腐朽的一面，并不是否定一切传统文化，对于当时革命事业需要的东西，也是积极借鉴、吸收和利用的。我们今天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一切照搬照抄、“拿来主义”，更不是“复兴”古代的哪个学派，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以当时的时代任务需要为转移，或以批判为主、兼有吸收；或以吸收为主、兼有批判，其批判和吸收所涉及的内容也绝不是同一具体对象。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

 

四、“第二个结合”与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关系

 

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胸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 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胸怀，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高度契合。

 

据历史记载，中华民族是世界上较早主动与外邦进行交流的国家。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开通了通往中亚和巴比伦的天山北路、天山南路，通往缅甸和印度的南方大道；上古晚期中国的丝绸之路已通往西亚和欧洲；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发展为世界大宗教；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引进西方蔬菜、瓜果等植物。

 

在国家主权不受外来侵犯威胁的前提下，我国具有积极对外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都值得学习和借鉴。凡是对我国发展进步有用的、有益的，就应该大胆地学习和吸收。习近平指出：“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我认为，应该注重坚持以下原则。”“第一，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第二，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第三，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第四，科学对待文化传统。”可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性的认识，站在了世界的前列。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历程就是这样向前稳步迈进的。

 

新中国历史上“反封锁”的外交斗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斗争、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时代以来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政党大聚会大交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都是主动对外交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姿态、举措、渠道。我国不但积极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交流，也很注意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积累的文明成果。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时代，凡是进步的、具有人民性的、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益有用的东西，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我们都有吸收和借鉴的积极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个时期，有人片面指责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缺乏开放意识，说什么中华民族生长在长城脚下，祖祖辈辈在一道象征封闭的大墙下长大，缺少对外开放意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没有看到，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否选择对外开放，都是以是否能保证国家安全发展和国家主权独立为前提的。我国的万里长城，从来也不是对外开放的障碍，而是陆上对外开放的“线路指向”。自古以来，沿长城设立的、络绎不绝的交通驿站，既是当年军事和邮政的交通线枢纽，同时也是商旅人员的路途服务区。新时代，在“一带一路”倡议开放大思路的指引下，中国日益增加的中欧班列的铁路线，也是大致沿着万里长城、丝绸之路的走向，向中亚和欧洲伸展和连接的。中欧班列的运行揭示了这条路线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交往的本质。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我国近代经历了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的历史，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我们遭受过近百年被迫对外输血式的、并不体面的对外开放，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国在近代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绑架，实际上失去了完整的主权，失去了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基本能力。殖民主义的侵入并不想给我们创造发展现代化的条件。马克思认为，殖民主义对于印度具有破坏与建设两重作用，但“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我们虽然在70多年前就赶走了殖民主义势力，但由于历史和世界格局的原因，至今我们国家的安全仍然遭受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威胁。因此，吸收外来文明成果，必须注意清理西方散布的文化偏见，如“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文明中心论”等，同时坚决反对西方发达国家推销霸权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坚决反对交往中的“西化”和“分化”行为。持“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人，往往只看到近代中华传统文化落后和蒙尘的一面，而无视中华文明曾经长期领先世界文明的史实。在西方，也有像阿·汤因比这样的历史学家，经过反思，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看到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作用和趋势。

 

党的百年历史决议指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对于这种现实状况，我们不可掉以轻心，更不允许忘乎所以，而是遵照我们中华民族习惯的逻辑：凡事从“最坏处”着想，同时不忘记向“最好处”努力。

 

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文明的看法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好的东西都要借鉴和吸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这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这就是我国吸收借鉴一切外国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基本态度。

 

五、利用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总体上着眼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传统宛如一条起自过去、流经现在、奔向未来的生生不息的河流。传统文化不仅是历史遗产，也是继续存在于现实之中的文化要素。中华传统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这是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所罕见的。在某种程度上，儒、释、道、墨等十多个流派至今还对现实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着影响。我们今天吸收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复兴大业服务，绝不是从哪一家、哪一派的角度论“复兴”，更不是把历史上一些曾把中华民族带到亡国灭种边缘的没落思想文化重新置于“独尊”地位，而是要从总体上着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成一个复合体，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上全面挖掘，在契合点上与马克思主义深入结合，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充实、民族特色更加鲜明。

 

陈先达曾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复合体，不是儒家一家。讲哲学当推道家，讲逻辑当推墨家，讲战争当推兵家，讲种田当推农家，讲法治当推法家，当然，讲伦理道德则要首推儒家。” 这个讲法比较客观。如同在民族发展史中很难再找出纯粹血统的汉族人一样，在上下五千年“不断流”的中华文明史上，也找不出“纯粹的”某一家文化。在本来意义上，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不言“怪、力、乱、神”的，可是到了西汉的董仲舒这位儒家代表人物，则成为封建社会谶纬神学体系的头领，成为表演“求雨”“止雨”鬼戏的巫师。这种现象很值得深思。任继愈深刻揭示了宋代号称大儒的朱熹“满脑子佛学思想”的本质：“学术界一致认为朱子(熹)近道、陆子(九渊)近禅，王守仁(阳明)近狂禅。事实上，没有佛教就没有儒教，以反佛教自命的宋明儒，没有不受佛教洗礼的，骨子里是佛教的嫡系传人。”可见，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交往和融合是很深刻的，并没有什么学术派系始终保持着单纯的信仰及其思想形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基础，习近平作过一个全面的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

 

此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总体性把握上，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考虑。

 

一是，在春秋战国出现诸子百家之前，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化传统已经出现，已经具有较丰满的知识体系，当时称作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都是早于孔子而问世的文化成果。其根基大都是非儒、非道、非佛的史学。当代史学家丁山概括说史学是“六经”之根本：“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刘知几《史通》因而扩充为‘六家’，王守仁《传习录》因而演为‘六经皆史’的宏论。可是，我国史学，总是奉《太史公书》为不祧之祖。《太史公书》，刘歆《七略》始次于《六艺略·春秋家》，《汉志》因之，由是言史学史者又只知《春秋》或《纪年》之类编年史为鼻祖。实则《春秋》《尚书》两家之外，小说家也是古代史学的干流。《艺文志》小说十五家有《青史子》五十七篇，云：‘古史官记事也。’”这里的“小说家”是指一类作品的作者，而不是“一派”。这种丰厚的历史学基础恐怕不是儒家或任何一家所能够单独代表的。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颁令“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这就是说，国家已经统一，思想文化方面各家不要动辄争吵不休，皇宫里也没有必要再为一百多家学派分别设立博士官衔，能够保住“六经”就够了。由于《乐经》已经丢失，所以，汉武帝最后只为“五经”分别设了博士衔。汉武帝当年的努力，并无“独尊儒术”之说。这一点，连钱穆也有同感：汉武帝无尊儒之意，“罢黜百家”，儒家亦牵连受害，宫廷里首先把原设的“孟子博士”给裁撤了。他的言外之意很清楚：汉武帝如果有“独尊儒术”的想法，皇宫里专门研究孟子的博士衔是万万不能撤销的。坚持中华传统文化的总体性观点，能够防止派别纠纷，促进不同支派在各守本位基础上的团结。

 

二是，中华传统文化除了“六经”“诸子百家”之外，还有未被经传系统记录的、更具有影响的内容。比如，中华民族崇敬的炎黄二帝的战争与合作，尧、舜、禹领袖人物之间的禅让规则，大禹治水的功绩和影响，四大发明的产生和传播，都没有系统的记录。还有当年的炼铜、炼铁的生产情况等，都不见经传。但是，这些历史上没有准确记录和论证的事情，我们祖祖辈辈照样尊重，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的东西。

 

三是，关于荀子的评价问题。在中国文化史上，过分地强调一家的道统地位容易造成内争和不团结，荀子长期遭到排斥就是一例。荀子本来崛起于孔孟学说低落之际，支撑儒家中兴于一时。他成为齐国“稷下学宫”的三任“祭酒”，受命主持“百家争鸣”大场面，而且在追求社会理想、改进统治阶级的体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培育适合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等许多方面，打开了儒学的死结，开辟了新局面。但是，在狭隘的道统观念笼罩中，他却长期被排斥于儒门之外，造成儒家历史性的内争和分裂。

 

在内争中，客观公正评价荀子的也不乏其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列传》)司马迁对荀子的评价比较客观，展现了荀子的突出影响。汉代被称作“至圣先贤”大学者的刘向，也把荀子看作儒家经传的主要传人。到了清朝中叶，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出现一大批为荀子正名的学者，如谢墉、汪中等。清朝末年，荀子的思想和主张还得到了章炳麟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赞赏：“历览前史，独与荀卿、韩非之说，谓不可易。”我们今天研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要为诸子百家重新搞“英雄排座次”，而是应该从过去狭隘的诸子派系中解放出来，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和胸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着眼，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把那些具有历史进步性、人民性、对现实发展有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切积极要素开发出来、利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