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杨：中国必须倒掉新自由主义迷魂汤

在核恐怖平衡威慑下，大国博弈依然走向了极化。冷战后的三十年，美国新保守主义鹰派连续挑动颜色革命，发动战争，妄图独霸世界，并将全世界都变成他们的附庸。这些愚蠢疯狂的行动早已透支了国力，让美国彻底陷入困境。然而，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不但不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歇斯底里。为了维持美国霸权，这群战争狂人不惜将世界引向毁灭。他们挑起俄乌战争充分展示了其疯狂。

冷静的务实派在美国被边缘化，反华反俄成了各方势力共同的喧嚣。本来美国精英集团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极限施压占尽便宜，最大限度地挤压中俄等国的发展空间；同时胁迫其“盟友”建立围堵中俄的包围圈，迫使中俄让步屈从，成为美国的附庸。这只是他们的一枕黄粱。对中俄来说，让步屈从等于灭亡。中俄只能奋起反击。早已开启的中美全方位混合战争、俄美全方位混合战争即将步入新阶段。

正是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带来了内政外交180度的政策转向。特朗普新政令人眼花缭乱。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特朗普能否挽救美国经济？对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会造成怎样的扰动？特朗普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上一轮全球化的旧秩序正在瓦解，世界新秩序正在成型。

如此动荡的大争乱世，全球大衰退已经无可挽回，中国该如何应对？本文主要从经济角度切入，展望大变局。

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及认知叙事，本来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但由于经济牵涉的内容太多，又是各国实力的底盘，把经济放入相对独立的分析框架，文章的层次感会好一些。因此本文集中分析中美俄英法德的经济，以及大变局下这些全球主导力量将如何博弈。结尾综述，对大变局前景给出整体预判，阐明中国如何应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只有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文章很长，共分七篇，本想用连载，但为了让读者能直接一览全貌，先把全文发出来，随后我们每天发一篇。

另外，除了注明的文献出处，本文引述的访谈和美国参议院听证会等材料，某·站都有视频。

第一篇：中国必须倒掉新自由主义迷魂汤

第二篇：美国经济——无处不在的跷跷板游戏

第三篇：浴火重生的俄罗斯经济

第四篇：撒切尔对英国做了什么

第五篇：法国失去货币主权

第六篇：德国被动去工业化

第七篇：重置世界秩序

第一篇：中国必须彻底倒掉新自由主义迷魂汤

关于中国经济的困局及如何破局，马霞老师早已给出了详尽系统的分析和解决方案。大家在“马姐谈投资”搜破局系列视频。讲得非常清楚。本文不打算重复这些内容，只想做一点理论上的梳理。

一、何谓新自由主义

改开之初，准备拥抱世界的中国，迎面撞上的正是新自由主义。那么，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呢？

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说，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并且包含一系列关于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核心主张集中体现为“华盛顿共识”。大卫·哈维则认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么，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主张是什么呢？

其核心主张：经济市场化，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金融去监管化，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资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动，政府尽可能不要干预经济活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让市场自由发挥，经济就会自动平衡。说穿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场反动。

时至今日，很多美国人还拿里根当英雄，认为是他领导美国赢得了冷战。其实苏联崩溃的主因，是苏共统治集团的腐朽和背叛，而备受尊崇的里根，恰恰摧毁了美国工业地基。里根经济学的精神内核就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全称新古典自由主义（Neo Classical Liberalism），以区别于修正自由主义或现代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形于20世纪20年代。1920—1940年代发生了两场大论战。1920年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发表短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挑起了第一场论战。米塞斯完全不相信中央计划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第二场论战发生在1930年代，哈耶克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一员和米塞斯的学生，单方面挑起了与凯恩斯的论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问世不久就遭遇了大萧条，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致命打击，因为大萧条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必然走向崩溃的最好证明。大萧条之前，凯恩斯已经开始反思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1924年11月，凯恩斯在牛津大学发表题为《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演讲，标志着他与当时主流传统经济学的决裂。

凯恩斯写道：“我们过去所依据的经济原则建立在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假设基础之上，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却正在迅速地与这类假设相脱离。如果我们继续把这种经济原则运用到现实社会中，将是一次不理性的冒险。”

凯恩斯几乎推翻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全部假设。他说：“让我们来彻底清理一下那些时常被作为放任自由主义依据的抽象或一般原则。假定个人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拥有约定俗成的“天赋自由”，这是不真实的，世上也不存在赋予那些权利的拥有者和获得者以永恒保证的“契约”。宣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会相互一致，这是没有根据的，上天并非是如此来统治世界的。说两者在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是照此来管理社会的。断言开明的自利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

 

而所谓自利一般是开明的，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个人在追求他们各自目标的实现时，常常是太愚昧、太懦弱，以至于甚至在这方面都难以如愿以偿。经验也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一个社会单位来行动时，会总是不如他们各自单独行动那样目光敏锐。 ”

大萧条加速催生了抛弃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自救行动，同时宣告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全面破产。

正是因为抛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至上理论，凯恩斯强调政府干预市场，加大政府开支，以修复供求平衡。

凯恩斯也向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本人大力推销其国家干预方案。不能确定罗斯福新政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否直接源于凯恩斯的建议。可以肯定的是，罗斯福新政为凯恩斯经济学做了最有力的背书。

紧接着，二战爆发，各主要国家都转入战时经济。所谓战时经济，其实就是管制经济，也叫指令经济、计划经济。凯恩斯本人不完全支持用传统通胀式融资和配给制度，来支付战争费用。他希望用一整套办法尽可能建立一个自然价格信号体系，并废除许多已经实施的管制政策。当时的工党在政府中有相当的影响力。为了赢得工党的支持，凯恩斯不得不把他的政策建议包装成“社会主义”的样子。但无论如何，已经成熟的凯恩斯经济学毕竟强调国家深度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而这正是战时经济最需要的。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已经如日中天，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40多年间，凯恩斯经济学都是西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跟凯恩斯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也是相通的。总之，1930—196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不吃香的。

1970年代初的两次石油危机，诱发了西方世界长期的经济滞胀。这次经济滞胀，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新自由主义学派硬说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失败，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这是典型的倒果为因，以偏概全。但当时西方各国政府确实拿不出有效的办法，而凯恩斯学派的信徒们又缺乏创新活力，无法应对新的挑战，于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改往日受冷落的境遇，一跃成为显学。

恰在此时，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撒切尔和里根先后上台。在里根和撒切尔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新自由主义思潮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全新的系统化理论高度，对带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色彩的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全面清算。其政策成果的最高峰，就是“华盛顿共识”。

二、华盛顿共识是发达国家给后发国家量身定制的毒药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主持，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与会者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拉美国家和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代表。正是在这次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森宣称，参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史称“华盛顿共识”。

十个政策工具共识：

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确保按时偿还债务，特别是外债，降低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点评：这就是财政紧缩政策，实际上压缩了国内经济发展，使得后发国家的金融和制造业进一步依赖西方发达国家。

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点评：这其实是主张不保护关键产业。所谓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就是指出口，也就是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战略。这使得后发国家进一步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出口地和工业品倾销地。

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点评：这是把本应向资本征收的税负转嫁给广大中低收入阶层。这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涨，工资也不得不随之上涨，工业制造越发没有竞争力。

4、实施利率市场化。

点评：这正是金融赌博游戏的开端。最有利于强势的外国金融资本控制后发国家的金融命脉。

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点评：这是后发国家失去金融主权的开始。拉美国家始终陷在泥潭里，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金融主权。而失去金融主权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搞所谓的自由浮动汇率，无法稳定货币。一个货币持续贬值的国家，是没有经济主权的，更谈不上持久的经济发展。

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点评：后发国家玩这套把戏，就是中了最毒的一招。

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点评：后发国家失去经济主权，都始于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点评：国企私有化，国家就失去了对经济命脉的控制，而后发国家的资产阶级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发达国家资本集团的附庸。于是，跨国资本集团凭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优势，可以对后发国家予取予求。

9、放松政府的管制。

点评：政府去监管化，特别是金融去监管化，是发达国家操控后发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前提。

10、保护私人财产权。

点评：名义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奠基石。冷酷的现实却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说辞。跨国资本集团要保护的，只是他们自己小圈子掠夺本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财产权。他们会用尽各种手段劫掠后发国家的财产。如果是敌对国家，即便是那里统治阶级的财产，他们抢起来也毫不手软。

所谓“华盛顿共识”，本来是针对拉美国家经济问题的，但新自由主义浪潮将这些政策工具推向了全世界。特别是用于前苏东地区的所谓转型改革，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休克疗法”，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讽刺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整套主张也摧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地基。在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美西方都经历了去工业化。这场去工业化消除了西方的制造业优势，造成了西方不可逆转的衰落。这完全出乎新自由主义吹鼓手的意料之外。这就是历史的回旋镖。

乔姆斯基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这群新自由主义推手，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为后发国家量身定制的毒药会让西方中毒更深。就像美国研制病毒生化武器，却没料到疫情会先打垮自己。也像奥巴马-希拉里指望社交媒体在对手国制造颜色革命，却没料到社交媒体的反噬力量更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建制派深层政府，而成为特朗普上台的火箭助推器。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幻觉与欺骗的合体

中国经济三大痛点：贪腐、三角债、内卷。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外贸始终强劲，消费一直疲弱，房地产和基建拉动的投资则难以为继。这就造成今天中国经济的奇葩景象：拥有全球最强生产力，以及与生产力完全不匹配的疲软消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甚至是外贸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即所谓“两头在外”，进出口的GDP占比一度接近40%。

这其实是发达国家为后发国家量身定制的“畸形二元经济”。目的是压制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使其始终充当先发国家的工业品倾销地、原材料及廉价劳力供应地，也就是一辈子给发达国家扛长工。

2025年3月18日，万斯在美国活力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二战后美国主导设计的世界秩序，就是让落后国家生产低端产品，而美国生产价值链高端产品。万斯不打自招，是因为工业空心化的美国急于让制造业回流，只好承认当初的算计失败。美国的精心盘算虽然玩脱了，但在改开之初，这套新自由主义方案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危害，甚至今天中国经济结构还带有其后遗症。

造成这种困局的根本原因，是改开之初我们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蛊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于1980、1988、1993三次访华。1988年陪同弗里德曼访华的张五常认为，中国后来的货币制度改革深受弗里德曼学说的影响。

“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很大程度上就是听信了所谓“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等理论，误以为中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廉价充沛的劳动力，一直走低工资路线。这导致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始终很低。加上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四座大山压得民众透不过气，自然没有消费底气，消费当然也起不来。产业链无底线的内卷进一步压低了民众的收入，低工资低消费成为恶性循环。

事实上，英德美等国先后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腾飞，都不是靠低工资。除了殖民掠夺战争，用武力霸占、垄断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强推有利于自己的贸易规则，列强的经济政策都是高工资加贸易保护主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赢得价格优势，并把由此获得的贸易顺差转化为国内投资，进一步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形成制造与出口的正反馈。这才是英德美等国崛起过程中真实的政策取向。这些政策主张在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占有相当地位，在当时执政的精英集团中更是占据主导地位。

取得了巨大的先发优势后，欧美列强开始忽悠后发国家，全面推销自由贸易理论。到1920年代，西方学界推出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后来简称新自由主义）。这其实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反动。时间来到1980年代，随着里根-撒切尔上台，新自由主义演变为席卷全球的浪潮。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学术运动彻底删改了经济史，编造了一套“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理论。

这套过度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建基于一些基础假定，而这些假定恰好抽掉了最关键的分析要素，诸如“生产率的变动和差异、生产多样化、资本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国民教育水平、对外移民和资本外流、贸易赤字与外债、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欠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制度和政策的阻碍或促进作用等等。”剔除了这些现实经济的基础变量，凭借空想式的推理，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优势是天然形成的，而不是靠武力支撑的帝国主义政策塑造出来的。听信了这套理论的后发国家，会一辈子心甘情愿为发达国家砍柴挑水。

相关问题，迈克尔·哈德森教授讲得最透。在《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国际经济中有关分化与趋同问题的理论史》一书中，教授系统梳理了资本主义兴起几百年来的经济理论斗争史，揭秘了列强崛起的真相。

四、中国的成功源于市场与政府两条腿走路

今天中国没有成为美西方的附庸，而变成了世界工厂，因为我们毕竟是党领导下大一统的独立自主的巨量社会主义经济体，没有被新自由主义忽悠，没有落实那一套荒谬的经济政策。而且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早已成为全民共识，实现工业化，迈向产业链高端，始终是我党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

中国虽然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干扰，经济发展方向一度走偏，新资产阶级也有很多赚快钱的急功近利，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中国经济结构，但党还是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地走向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我们有前30年打下的扎实的工业底子，有高素质产业大军，加上艰苦奋斗、忍辱负重，中国人民赢得了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竞争，把美西方推到了非常尴尬的经济困境。

西化派天天鼓噪，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局，就要实行彻底的市场化、自由化，其实是要求彻底的私有化。他们心中的“深化改革”，就是要中国学拉美，把粮食、能源、交通、通信、银行等国计民生要害领域的国企都私有化，政府彻底退出经济管理，然后经济就好了。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我们没有被新自由主义思潮困住，而是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中国特色，其实就是市场和政府两条腿走路的混合经济模式。每当失控的市场把经济带向邪路，政府就会出手调控纠偏，确保中国经济大船不偏离航向。

五、金融泡沫与债务经济

这中间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大的代价就是今天的债务困局。这个债务困局的理论源头，就是迷信西方的债务经济。我们误以为债务驱动经济是好事，会加速发展。“内债不是债”这种鬼话能大行其道，就是崇拜西方债务经济的必然结果。

美西方推动债务经济学的根本算计在于，让西方工业国始终处于先发地位，控制后发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让后发国家为了还债一辈子当长工。

他们失算了。或者说，他们的计划在执行中走样了，因为先发的欧美工业国衍生出了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

资本的贪婪，不仅把后发国家变成债奴，也把本国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变成债奴。由于资本利得的增速远超GDP增速，远超制造业利润的增速，大量资本涌入金融市场，制造了天量金融泡沫。

自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登堂入室，里根-撒切尔开始将美西方经济金融化。经济金融化的本质，就是金融去监管，也就是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鼓励金融赌博。这场金融赌博狂欢已经在美西方持续了几十年，而金融泡沫化与工业空心化是同步推进的。如今，美西方工业国的去工业化已经不可逆转。

本来西方工业国计划通过贸易顺差成为后发国家的债权国，进而掌控其经济金融命脉，并把赚到的顺差转化为国内经济增长动能，保持科技研发能力和生产制造能力的持续提升。但金融市场的暴利，把顺差赚来的钱、海外投资的利润回流、外国热钱，以及后发国家的外逃资本，都吸引到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导致金融市场和房地产持续膨胀，而工业制造利润却越来越薄，工业制造能力也越来越差。

美国很多大企业早已不再专注于投资研发和提高制造工艺，而是把赚来的钱用于回购股票，推高股价，增加高管和股东分红。几十年下来，美国反而成了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今天的美国经济是靠金融赌博游戏在维持。这就把国家经济命脉交给了金融赌徒。这就是美西方金融与实体的两层皮。这也是“畸形的二元经济”。

六、中国必须挣脱债务经济的迷思

债务是负担，是经济增长的成本，这一点必须成为共识。“内债不是债”“内债不用还”的鬼话，必须唾弃。靠债务驱动经济，成本很高，风险很大，因为借债投资的回报不一定能覆盖贷款利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借钱投资房地产的投机客，房租收益有可能覆盖不了按揭，结果当然是资不抵债，止赎破产。

过去20年，我们学美国债务经济，搞得民众大面积负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深陷债务困境，已经影响到民族的繁衍生息了。

36.2万亿的美债根本不可能偿还，这是地球人的共识。债就是债。债总是要还的。“美债不是债”“美元是摇钱树”，这类胡话呓语只出现在中国学界。美国的国债钟就是一颗不定时金融核弹。

美债规模还在攀升，只意味着一件事——美国的未来已经被彻底透支。债务经济的本质就是透支未来。一个健康有序的经济体根本不需要搞债务经济。

七、政府发行货币不必举债

当代法定货币是政府的预付信用，关键是政府如何用好这个信用。管理货币的秘诀，是让资金闭环运行。如果能做到资金闭环运行，让钱去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四处乱窜，政府完全可以自己创造货币，而不用举债发行货币。

新中国前30年，老一辈革命家发行货币就不举债，因为他们能让资金闭环运行。

基于当时的内外条件，老一辈革命家实际上是让工业领域的生产资金和民生领域的消费资金隔离闭环运行。民生消费领域的资金大多用现金支付，现金支付的部分才需要发行纸币，当时国家严控纸币发行量。企事业单位之间大宗商品的交易，都采用银行转账。

这就有了两套支付系统：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老一辈革命家这么干，就是既能严控通胀，又能提供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工业领域的生产资金，实际上在工业部门之间闭环消化了。

这样就不用举债发行货币。因为没有内外债负担，中国经济增速更快，质量更高。

建国初，苏联用固定年息1%给了我们3亿美元贷款。其实是给了价值3亿美元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我们则用农产品和矿产品分期偿还。后来我们几乎没有借过外债，也几乎不发公债。

1975年1月13日，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前30年，我们的经济增速一点都不慢。而且是实打实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增长，是真正的长筋骨，强肌肉。

 

 

当年老一辈革命家靠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两套支付体系，再辅以票证制，完成了资金闭环运行，既严控通胀，又快速发展工业。今天我们有大数据区块链平台化管理手段，一样能做到资金闭环运行。

老一辈革命家的做法，也得到了当代学者的呼应。1995年之后，迈克尔·哈德森教授曾担任俄罗斯杜马自然资源委员会的顾问，并在杜马就私有化问题多次发表演说。1999年11月2日，哈德森教授在俄罗斯杜马自然资源委员会发表演讲。（《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第二版，363~364页）

他说：“幸运的是，俄罗斯还有一条出路。首先，它可以创建自己的货币。它无需借进外国的美元为其国内预算融资，而是需要印发卢布。借进的美元并不能降低卢布印发后的通货膨胀率。这些美元其实并不必要，它们的主要作用只是帮助资本外逃。

美国的货币主义顾问称，这种政府开支或印发货币用于政府开支会造成通货膨胀。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新货币的创建往往能使劳动力和有形资本运转起来，这在芝加哥学派的“福音”出现之前的200多年时间里，一直是基本的货币理论。”

哈德森教授讲的200多年时间里的基本货币理论，还是没有彻底挣脱金本位束缚的货币理论。老一辈革命家当年的货币实践才是独一无二的创造。但二者都认同一点：政府可以直接创造信用货币，而无需举债，或倚仗外汇储备。

大道至简，大道相通。今天的中国正需要这样的货币创造。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困难，但我们的困难有解。只要倒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迷魂汤，以信贷改革为纲，重塑经济结构，摒弃债务货币，启动财政供应货币的第三条线，就能逐步打通产业链信贷堵点，消除三角债，化解内卷。具体的货币创造路径，马霞老师的破局系列视频早已讲得清清楚楚。

具体操作中，要贯彻分而治之的原则：用低息甚至无息贷款让保障命脉产业的国企不差钱。这样，为承担社会责任和战略任务很难有短期收益的国企，就不会因负债累累而气喘吁吁；让有效益的产业链不差钱，这样既能充分激发经济活力，又不会浪费投资。还要保证战略高地科研不差钱。总之一句话，让钱流到该去的地方。这样既能控制住通胀，又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

当下中国最急需的，是一场“债务大赦”。就是根据各个人群不同的经济处境，分类施策，由中央建立特别资金池，接手或减免债务，至少暂时冻结债务。这样中国经济才能重新轻装上阵。

我们有超强的生产力，物价低，只要路线对头，完全有能力走出困局。

只要经济走出困境，中国就立于不败之地。美国经济无解。胜利必将属于中国。

 

（作者：崔杨，曾从事教育和翻译工作，长期从事国际金融货币理论学习研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