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军丨工农红军的粮食给养

 

 油画《秋收起义》

 

编者按：在今日推文中，马学军老师对工农红军早期的后勤制度进行了周详而明晰的讨论。井冈山会师后，山区产粮不足，给养缺口奇大，家口拖累重。红四军在征收端确立"打土豪筹款"原则，初期依赖王佐赠粮与游击式"吊羊"，后期在赣南闽西实行量化征粮标准；运输端构建"长伕+赤卫队"体系，将挑粮纳入军事编制，形成主力红军、地方武装、群众运输三级保障；分配端首创经济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监督收支，古田会议确立政治部统筹机制，打破部队间物资割据。制度革命塑造革命军队：废除军饷实现官兵平等，辎重队与士兵委员会构成经济民主双支柱，政治部取代军需处的筹款权终结"油子兵"与"学生兵"的资源冲突。并且不断解决新矛盾，形成"查田运动"与"粮食调剂"的制度，最终淬炼出"党指挥枪"的军政体系。红四军粮食实践不仅破解生存困局，更孕育了人民军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位一体的战斗基因。有穿越想象兴趣的读者可视此文为绝佳种田文指导，没有什么比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实践更振奋人心，更具有历史穿透现实的能力。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5年第2期，感谢各方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征收、运输与分配——红四军粮食给养问题研究（1927—1930）

文|马学军

 

一、引言：从红军“三大任务”说起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走上了独立掌握武装力量进行军事斗争的革命道路。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发言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军事力量的强弱，不仅有赖于武器装备的保障，也有赖于后勤给养的供给。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军事力量，自然也深知后勤给养对军队的重要性。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下旬，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砻市（今井冈山市龙市镇）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规定和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2]其中，“打土豪筹款子”一方面是为了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以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军队的后勤给养问题。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后勤给养中，粮食的供给是极为重要的。井冈山地区山多地少，物资匮乏，能否保障红军的粮食给养，直接关系到红军日常的军需民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死存亡。

 

关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军事战争和政治权力，而较少关注军队的后勤给养。近年来，一些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档案史料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促使学者们更加重视中共军队的后勤给养以及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问题。[3]一些较早出版的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的著作中，也有论述红四军打土豪，发动土地革命，开展农业生产与经济建设的内容。[4]有些文献还专门讨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保障粮食给养的措施。[5]关于红四军的研究，已有文献较多关注其内部的权力结构演变、政治委员制度、领导机构演化以及第四纵队的整编，[6]对红四军的给养问题则研究较少。实际上，红四军的军事行动背后包含了清晰的经济逻辑，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影响了红四军的战略战术选择。[7]后勤给养不仅关系到军队的战略方向选择，还影响到官兵民伕关系乃至军民关系、军地关系。应星就认为红四军以正规化军事武装为基础，把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实现了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的跨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队-地方关系。[8]值得指出的是，“军事地方化”概念不可忽视的维度是军事给养，统合军队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展土地革命、关联发展，都是与红军“打土豪筹款子”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的红四军是红军中发展最早、战斗力最强、治军理念最独特的军队。那么，面临粮食给养的困难，红四军从1927年至1930年间开创了哪些方式、制度和原则来统筹和分配有限的粮食，以摆脱以往军队单纯军事主义的弊病，而又不给地方和民众增加额外负担？这些方式、制度和原则给中共军队制度带来了哪些深刻影响呢？基于此，本文将分别讨论上井冈山，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这三个时期的红四军粮食的筹集、运输和分配，以深入研究红四军粮食给养问题。

 

二、上井冈山前朱毛红军的主要构成与给养来源

 

1929年9月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四军的历史”介绍说：“四军未成立以前的来源：四军由三种力量组成，一为由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由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军。”[9]叶贺残部以及湘南农军都是由朱德带领上井冈山的，可视为朱德带领的红军。因此，朱德和毛泽东各自带领的红军，是红四军成立之前主要的两股力量。红四军内部后来的争议，固然与领导者个人观点的差异相关，但很大程度也与各部队的成分有关。不同的来历和成分，塑造了不同的特点，也形成了两支部队不同的给养方式，由此引发了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争议。因此，为更好地理解红四军后来关于给养问题的分歧，首先需要考察朱毛红军上井冈山之前各自的主要构成与给养来源。

 

（一）秋收起义部队的构成与给养

 

1927年8月12日，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回到长沙，18日召开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土地革命和秋收暴动等问题。毛泽东认为，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并从领导力量和物质条件出发，主张缩小暴动范围。[10]中央最初计划在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四个区域发动暴动，但在毛泽东主张的影响下，与会同志最后达成共识：“四个区域虽然已经划分，但是要实行发动便困难，如人力、财力等。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11]实际上，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湖南省委7月23日给中央的信就报告了军事经费面临的巨大困难：“湘虽失败，然收集流亡，两千枝枪或可得，经时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只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有坚强负责之省军部专力计划应付。（二）中央须相当的接济饷项……前发之二万元已用去一万，如无饷，姑无论抢劫不到（同志不愿抢，无家伙抢），抢得到亦会因害人太多站脚不住，故必须多少有点接济做本钱，有买卖做再斟酌情形做一点乃可”。[12]可见，枪还不是问题，真正困难的是军饷。若无饷，部队很难在一个地方长期立足。

 

1927年8月底，湖南省委接到安源市委报告，得知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的情况后，于30日召开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八月三十日开会决定泽东去前线指挥，泽东要三千元才动身，不然不愿去，结果是去了，礼容等亦不赞成泽东去前线。”[13]这说明毛泽东深知经费是发动起义的重要保障。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后在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计六千余人，下辖3个团：第一团为驻修水县的部队及附近农军，以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为骨干；第二团为安源工农武装及附近农民，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为骨干；第三团为驻铜鼓县的工农武装，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这些武装力量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向湘东进击，以会攻长沙。[14]9月上旬，各部队发动起义，之后陆续失利。

 

秋收起义部队的失利，与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方向错误有重要关系，但也不可忽视起义部队成分混杂、给养不足这些因素。起义部队的三个团，以警卫团为骨干的第一团力量为最强，是三路进攻中的主力军。当时警卫团的枪支弹药非常充足，“合计共有枪一千三百馀枝，机关枪两艇（挺），子弹每人平均约百发”。[15]不过，该警卫团未能赶上南昌起义，随即向赣西北转移参加秋收起义。“因在铜鼓水土不合，三分之二以上官长发生疟疾，兵士也病了三分之一。毛泽东到后，便去信调余洒度一团人参加作战，等了几天余没有到”。[16]作为会攻主力的警卫团因官兵多有生病，未及时赶来参与作战，也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余部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尚有1500余人。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会议，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转移。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把支部建在连上，在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17]新改编的团部设有特务连、辎重队、卫生队、军官队等机构，其中辎重队负责部队的后勤给养，队长是范树德。范树德具有黄埔军校经理科专业的学历背景，在国民革命军警卫团、秋收起义部队时一直负责管理部队的后勤工作，此后也长期负责管理红四军的后勤工作。[18]士兵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军队的经济收支，这不仅确立了红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民主原则，也确立了经济上的民主原则。“三湾改编”确立的废除军饷、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的制度和精神，对红军此后的军事后勤工作影响深远。

 

 

油画《三湾改编》

（图片来源：雅昌艺术网）

 

（二）湘南起义部队的构成与给养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失败。10月下旬，朱德率领部队抵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因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干部、战士思想混乱，离队的越来越多，包括师长、团长。部队抵达安远时只剩七八百人。师、团政治工作干部中只剩第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一人”。[19]10月底，部队在大余县进行整编，包括重新登记党员、团员，把一部分党员、团员分配到连队中。11月上旬，部队抵达赣南崇义县一带山区继续进行整训，包括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以及开展军事训练。[20]与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相比，朱德带领的叶贺残部尽管也进行了整编，也派党员、团员到连队工作，但并未明确建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更未建立官兵平等、废除军饷以及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两支部队的差异由此可见。

 

经过失败、溃散和整编之后，朱德带领的这支七八百人的部队急需休整和补给。1927年11月21日，朱德率部队与其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会面，获得了难得的补给和休整。朱德回忆说：“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21]然而，中央得知此事后，12月21日给朱德及“军中全体同志”发去指示信，认为这是机会主义和军事投机的遗毒，严厉要求朱德部立即从范石生的军队中分化出来，与湘赣边界的毛泽东部会合。指示信特别强调了部队的给养问题：“你们队伍一切的给养，均应从豪绅官吏财主地主身上着想，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这不但事实不可能，而且原则所不许。”[22]中央的严厉措辞，既表达了对朱德部接受国民党军队物资帮助的强烈不满，同时也指明中共的军队应通过打土豪解决军事给养。

 

1928年1月，朱德率部队进入湘南，12日攻打宜章县城发动湘南起义。“收缴团防局的枪械，砸开监狱，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打开地方豪绅的粮仓和库房，把粮食、财物分给穷苦群众。”[23]13日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31日部队大胜许克祥部。朱德回忆说：“这一仗打得很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24]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也说，朱德部“曾与范石生有一时期的合作，得范之补充不少。一九二八年一月脱离范石生到湘南，连战击溃许克祥、周澜、白崇禧所部，实力增加了两倍”。[25]可见，范石生的补给及缴获许克祥部队的物资，直接帮助朱德部“起了家”。这些优良的枪炮武器，成为朱德部上井冈山后的突出优势。

 

 

油画《湘南起义》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率万余人到达井冈山，其中约八千人是湘南农军。这些上井冈山的湘南农军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呢？曾志回忆说：“在这支队伍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哭哭啼啼的孩子，更多的是一大群衣衫不整、神情恐慌的妇女。队伍中，有挑担子的，有背包袱篮子的，有抱着孩子的，还有扛着梭标的，那上头挑着包袱、衣衫，甚至尿布，简直像一支逃难的队伍。这条走走停停缓缓往前蠕动的长龙，首尾相距十几里。到了晚上，沿途露宿，生火做饭，四处火光熊熊，哭声吵闹声混成一片。”[26]大量的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增加了红四军的人员数量，也给红四军的生活给养和军事训练带来了难题。后来，湘南农军两次返回湘南，很大程度就与粮食给养有关（下文详述）。

 

（三）两支部队给养风格的差异比较

 

两支不同的部队在井冈山一碰面，就产生了分歧。据《朱德年谱》记载，“4月下旬，（朱德）与陈毅觉察到两支部队会师后一些南昌起义的同志和秋收起义的同志存在互相有点看不起的问题”。[27]两支部队何以“互相有点看不起”呢？何长工回忆说：“井冈山会师不久，陈毅同志发现南昌起义部队有的干部、战士一上山就带着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人众枪多，能打胜仗。个别人瞧不起秋收起义的部队，认为他们多是湘南（应为“湖南”——笔者注）的学生兵，文质彬彬的。而秋收起义的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军阀作风太重，是‘油子兵’，纪律差。因此，有时出现不团结的苗头。”[28]两支部队会合成立红四军后，朱德带领的部队被编入二十八团，毛泽东带领的部队被编入三十一团。其差别不仅表现在战斗力和政治素养方面，也表现在穿着上。何长工回忆说：“我们二十八团有的战士认为三十一团多是学生兵，善辞令，多刁滑；三十一团有的战士则说二十八团有的战士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样子。会师时二十八团穿的不是一身军装，而是杂色衣服，碰上什么布做什么服装，帽子也有软有硬，鞋子有布有草，虽然外观不雅，但能打仗。三十一团的衣服尽管是一色的浅灰色，但战斗力比不上二十八团。”[29]

 

秋收起义部队为什么被朱德部认为是“善辞令，多刁滑”呢？这与秋收起义部队的构成有很大关系。秋收起义部队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警卫团，其成员很多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政治性很强。据范树德回忆：“警卫团的骨干，大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团长卢德铭，参谋长韩浚，指导员辛焕文都是由党派去的共产党员。士兵以及基层干部多系来自湘、鄂、赣等省的工农积极分子和原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30]杨克敏1929年2月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党在军中的成份比较，普遍约为1/2弱，三十一团党的成份约3/5，二十八团约1/2尚不足……三十一团的党虽较好，但下级干部多黄埔军官学生出身，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很浓厚，这是他的缺点。”[31]可见，秋收起义部队改编的三十一团，其党员比例明显高于朱德部改编的二十八团。

 

作为秋收起义部队主力的警卫团，政治意识普遍较强，再加上毛泽东个人突出的政治意识和领导才能，秋收起义部队整体的政治素养更高一些。当政治意识较强的秋收起义部队，遇到政治意识较弱但战斗力强的朱德部，自然会产生很多分歧（体现在枪支弹药、给养方式和政治素养等方面）。面对这些差异，红四军成立后如何统筹粮食等物资，就成了一个难题。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军粮食的征收、运输与分配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从莲花县退往宁冈县砻市，“惟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虽欲筹款，苦无暇日，故此时如无办法救济，该部队恐难久存也”。[32]部队后勤给养问题已达极限，千余人的部队到井冈山，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1928年4月朱毛会师正式组成红四军，人数约万人，粮食以及给养问题更加紧迫而困难。本节就先一一讨论红四军粮食给养的筹集、运输与分配。

 

（一）征收：打土豪筹粮与分田地的初兴

 

毛泽东带领的千余人部队上井冈山后，粮食的给养和保障是最现实的问题。时任辎重队队长的范树德回忆说：“几个月来匆忙奔驰在广大地区，部队是相当疲劳的。除了部队需要休整，还要解决吃饭问题。这时正好是秋收季节以后，任何地方的农村都有稻米。但是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没有钱，我们到井冈山时人马枪一千多，一下子来到井冈山，而五大哨口之内，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要常年供应部队粮食是不可能的事。”[33]毛泽东深知后勤给养的重要性，1927年10月6日带少数随员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送了一百支枪，10月27日送王佐部七十支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34]关于赠送王佐枪支换取粮食的情况，据范树德回忆：“王佐接受了我们枪支后，对我们说：我这里有一份存粮，够部队用一个时期，共约有500担稻谷……我们当时就用这500担稻谷对付了一段时期，大约吃了多久呢？那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二十四两，老秤算，十六两为一斤。每人一天需一斤半。一个月需要四十五斤，以一千人一个月计算共需45000斤，一担稻谷出来70斤米，500担稻谷可供一千人吃二十天至一个月的样子，这样部队不仅住下来了，而且也解决了吃饭问题”。[35]

 

虽然这五百担稻谷解决了部队近千人近一个月的粮食给养问题，不过，当换取的粮食吃完后，又如何保障粮食供应呢？在与王佐换粮之后不到半个月，毛泽东于1927年11月上旬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与会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子”，以开拓新的粮食获取渠道。据范树德回忆：“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周围有五百五十华里，分属六个县。过了大院是酃县（今炎陵县——笔者注），下了黄坳是遂川，出了下茅坪是宁冈，翻越了七溪岭就是永新县境，这么大的范围里有土豪，家里也肯定有存粮。我们一到某地后就派出一支小支队去打土豪，反动派叫‘吊羊’、‘绑票’。”[36]当时，对于“谁是土豪”的识别和认定还很模糊，并未形成一套明确的程序惯例。范树德说：“有的群众与地主豪绅有冤仇，主动来找我们反映情况，比如他们父母被谁杀过，谁给反动统治者关押过，谁家是大地主，每年收租多少……”[37]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主要包括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茶陵六县以及井冈山山区，这个区域内的土豪数量是有限的，打完后就没土豪可打了。杨克敏1929年2月的报告中说，“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15000元作伙食费，米还是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附近各县如宁冈、永新、茶陵、酃县、遂川土豪都打尽了，再要打就须远一点去，要远一点就必须与敌人硬拼一次才通得过，所以打一次土豪就必须大的部队出发。”[38]1928年年底，由于红色割据区域内已无土豪可打，红四军生活困难。若要打更远的土豪就必须突破该区域，派部队远征打硬仗，军事上非常冒险。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打土豪之后，也初步开展了分田地的斗争。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分土地。不过，在实践中，究竟如何区分大、中、小地主的问题始终没有作为“阶级”问题展开，总体上依旧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平分”的方式来完成革命。[39]此外，在分田中也出现了很多纠纷。杨克敏的报告中提及，“富的（农）瞒田，地主的阴谋等等，在在皆是，所以田常常分不清楚，如宁冈的田已经分了三次，使农民厌气（其）麻烦，而损失苏维埃的威信。分田多采取以乡为单位的办法，以其易于调查易于分配的原故。不过有田多，有田不够分的者，如宁冈山上的田少，平地田多，则须以区为单位或县为单位。宁冈的田分了三次还没有分好，到我走时还在那里分”。[40]

 

 

井冈山《土地法》（左图）和兴国《土地法》（右图）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

 

此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后，每个人的耕作能力也有差别，若未能组织民众，很可能出现撂荒和产出不足等问题。鉴于这些情况，湘赣边界党和政府还发公告动员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如1928年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工农政府出示布告，指出“瓜分地主粮田，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种在前，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41]面对这些情况，组织土地耕作和农业生产也是红四军和地方苏维埃此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运输：红军中挑粮及搬运物资的挑伕

 

在山下打土豪筹集到的粮食，需要运输才能上山。井冈山山路崎岖，蜿蜒曲折，马匹运输受限，人力搬运是最主要的方式。“每次打土豪，银元，布匹，药材等全部运回山。粮食除了带走的，大部份给了当地老百姓……随着革命的深入开展，附近土豪都打了，于是必须向外发展，有时由较大数量的部队出发，并请挑夫前往打土豪。得到的粮食大部分运回井冈山。战士每人背20—30斤，挑夫每人挑60斤，往往要3—4天才能返回井冈山。”[42]能搬运的劳动力，除了战士就是挑伕。战士需行军作战，可以说，挑伕就是红军中挑粮及搬运物资的重要劳力。

 

搬运一趟不仅极耗体力，成本也非常高。“挑夫尽是红区内的强壮劳力，力资的算法有2种：一是挑60斤粮油物资给大洋1块；另一种是挑谷子按六四分成即挑者得四成。挑豆子为10斤得1斤，挑油是20斤得1斤，可由自己选择。由于力资费用公允，挑夫踊跃前往。”[43]但挑伕不足的情况也常有发生。范树德作为辎重队队长，负责保护和运输战场物资，就遇到过战场所获物资没有足够挑伕而敌人快要临近的情况。如有一次在战场缴获300担现洋，加上其他辎重品（被服、装备、公文等物资），相当沉重，他到处请当地农民挑，但请不到。“这种银洋不等于挑一担别的东西，它挑起来没有弹性，挑担时弹不起来，只是往下加重。许多农民不愿意挑银元，他们宁肯挑别的行李。哪怕多挑十斤都可以……如何动员这么多农民挑着担子跟着队伍走呢！对我来说是一件最痛苦不易解决的事情。”[44]通常，挑伕完成工作后，红四军会开具证明，盖上条章，证明其为革命队伍挑送了担子，证明“是服务了三天、八天还是十天后，光荣回家的，不是逃回来的”。[45]有时挑伕不够，红四军的军官士兵也要挑粮、背粮。曾志回忆说：“山上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首先是缺乏粮食，这里吃的粮食完全靠下面运上来，前方打了土豪，弄到了粮食，就通知我们下山去背回来。通讯班的战士下山背一袋粮上来，经常需要三五天的时间。后来前委领导作了一条规定，部队休整时都要给山上运粮食。毛委员和朱军长都亲自带头，和战士一起运粮食。”[46]

 

1928年年底，面对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做了大量的备战工作，粮食物资的储备就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当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关于“军事根据地问题”，特别提出要巩固大小五井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使这三件事切实的完成，乃是边界党应该努力担负的”。[47]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即《井冈山的斗争》）详细说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粮食备战情况：“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惟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石，军粮全靠宁、永、遂三县输去……现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48]红四军军官士兵发起“挑粮运动”，从山下往山上挑粮、背粮，“朱德的扁担”就是在此运动中流传的故事。据记载，“黄洋界高15里，从山脚挑到山上的五井，约30多华里，每人每天挑2次约120斤……粮食大部分是从大陇挑上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整个挑粮运动共2次，第一次为1928年10月底至11月初；第二次为1929年元月上旬，陆续计半个月，共存粮约40余万斤稻谷，南瓜3万余斤、红薯约4万余斤，其它豆类及油脂也有一小部分，数量不大”。[49]

 

（三）分配：给养的统筹机构与供需矛盾

 

红四军的两支部队在装备力量和给养方式上差异明显，若不能建立统一的给养统筹机构和分配原则，这些差异会越来越大，进而导致内部分歧，影响部队团结。红军初创时期，各地起义部队后勤机构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的称经理处，有的称军需处，有的称为辎重队”。[50]“三湾改编”时，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团部有特务连、辎重队、卫生队、军官队，下设两个营七个连，其中“辎重队有几十个人，有传令兵，有饲养员、炊事员”[51]。红四军成立后设司令部，军司令部设参谋处、军需处、卫生处等。其中，军需处主要负责红四军的后勤给养，“下设财政、会计、被服、粮秣4个科，和运输连、被服厂（驻茨坪）、造纸厂（驻茨坪）等分队。其任务是负责财、粮、被服的筹措与分发，作战时随部队行动”。[52]军需处处长是范树德。红四军各团均设有辎重队、卫生队，负责本团的物资供应和伤病员的救治工作。

 

在红四军的组织中，士兵委员会负责监督军队经济收支。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问题决议案》规定：“军部军需处及各团辎重队每月须作一详尽经济报告交由士兵代表会审查，审查后向群众公布，务使红军经济彻底公开。”[53]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详陈了“四军的经济组织”：“每月由军部军需处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会审查，军需处长出席报告负答复解释之责，如有毛病则处罚负责人。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54]红军的经济民主制度由此形成。尽管井冈山红军生活困难，物资匮乏，但军官士兵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毛泽东1928年11月给中央的信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战不息，仍能维持不疲者，党的作用之外，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之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吃穿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之彻底公开，士兵代表审查决算，伙食由士兵管理，虽每日五分钱，仍能分得点伙食尾子作零用（每人每日约分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使士兵特别满意。”[55]

 

然而，红四军尽管建立了较完善的后勤领导机构，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权限，各部队之间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分配仍存在很大差异。关于枪支弹药占有不均的情况，1928年6月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红四军内“现在人数约6000，有步枪2200余支……现有这四团枪枝极不均，二十八团有近千的枪，二十九团仅300余，（有百多的不能用），三十一团仅600余，三十二团仅300余。党要拨一部分武装给农民，都很难实现，因此就可看到一部分同志的不明白”。[56]除此之外，另一个占有不均的物资就是粮食。红军自上井冈山先后选点建立了两个粮食仓储点，分别是土岭二十八团粮仓和大井留守处粮仓。其中土岭二十八团粮仓，原为广东客商所建的土木结构房子，楼上被二十八团征为粮仓，容量可达12万斤。“该粮仓配备3个人1匹马。接受从遂川和宁冈方向来的粮食……驻军多时，粮食供应紧张，也派整连的战士去突击背粮，通常保持有5—6万斤稻谷。”[57]另一个是“大井留守处粮仓，容量约15万斤，但主要是供应大小五井红军、红军医院、留守处机关及红军家属用粮食”。[58]二十八团建立了单独的粮仓，而三十一团并未建立，这也反映出两支部队在粮食物资的仓储和占用上的巨大差别。

 

当然，在固定的割据区域，粮食给养分配更重要的难题还在于粮食供需关系的矛盾。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后，人员数量增至万人。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到了四月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59]其中，八千人的湘南农军，不仅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带着不少家属，这是新成立的红四军在粮食给养上面临的极大难题。1928年5月2日，毛泽东给中央的信中便略有不悦：“岂有此理的湖南各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八在这里……”“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好……”“吃饭大难。一个月来大多数每天除米三分洋外，别的不消说。不过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60]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敌人“围剿”压力，由湘南农军组成的三十团、三十三团，上井冈山不到一个月因给养困难返回湘南，部分遭到地方反动武装的镇压。

 

第一批湘南农军离开后，红四军仍有五六千人，每日的粮食给养问题依然困扰部队，成为部队战略方向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1928年6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及湘赣两省委，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三个理由，并提出“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61]，三个万难。然而，湖南省委于6月19日给湘赣边界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信，表示不同意红四军坚守宁冈大本营，要求向湘南出击，其中第一个理由就关乎给养：“你们应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策略，一切经济的（米粮布匹……）军事的（如洋元）困难问题，都可解决。目前只有宁冈一县完全在赤色政权之下，而宁冈全县周围不过百余里……如此宁冈则‘孤立无援’，四方八面在敌军包围之中，异常危险”。[62]可见，湖南省委认为红四军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在军事战略和经济给养上均会受到很大限制。

 

对于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向湘南出击的理由，毛泽东极不赞同。1928年7月4日，他给湖南省委写信，从红四军的改造、敌情、地势、战略、经济、伤病六个方面，一一陈述了红四军不宜出击湘南的六个理由。其中，关于经济方面，毛泽东指出：“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困难，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63]可见，毛泽东非常清楚湘南各县的经济已经破产，再去湘南无法解除红四军的经济给养困境。事实上，毛泽东也深知以宁冈为中心建立革命大本营在军事和给养上的限度。早在1928年6月底龙源口大捷红军三占永新之后，他就提出“大力经营永新”的方针：“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要重要”。[64]永新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利，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显得极为重要。[65]红四军自1928年上半年就在永新县西南边境的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修建营房、修筑工事、储备粮食等。在粮食储备方面，“从1928年5月开始，四县地方武装和九陇山人民不断到潘阳、梅花等村搬运粮食上山，前后达3个月之久。在四县地方武装的军营里、在九陇村的祠堂里和各家各户的木棚里储藏了大量的粮食”。[66]

 

然而，在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时，受湖南省委指示的影响，加上乡土观念,仅剩的一个由湘南农军编制而成的二十九团，于1928年7月12日晚擅自离开湘赣边界返回湘南，结果，损失惨重。由于红军主力二十八团去追赶二十九团，8月上旬敌人趁机向井冈山发动猛烈进攻，作为红军大本营的宁冈遭到敌人的报复和烧杀，史称“八月失败”。之后，红军退出永新，宁冈也丧失了，边界的割据区域只剩井冈山上的一小块地方，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趁机大肆报复，粮食损失惨重。杨克敏的报告说：“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67]此时粮食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年底时红四军面临的粮食困难。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率红五军八百余人上井冈山与红四军汇合。人数增加，再加上冬日严寒，物资严重缺乏，部队在井冈山的生活极为困难。1929年1月1日，湘赣两省敌军联合发起第三次“会剿”，4日至7日毛泽东主持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和红四军二十二团留守井冈山。[68]红四军主力部队撤离井冈山的战略选择，除考虑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外，最重要的因素即粮食以及经济困难。杨克敏1929年2月的报告说：“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得）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是一样）。去年冬天，棉衣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因此士兵动摇起来了，有开小差的，拖枪跑的，下级干部也深感不安。所以最近向赣南的原因大部也是为的经济问题——应付敌人的会剿，当然是这次的重要原因，因为四军如果不出发解决经济问题，大多数的群众，有不能领导了的危险。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69]

 

 

油画《井冈山会师》

 

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之所以去赣南，经济给养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赣南从交通、物产和敌我力量对比来说，都对红四军有利：“一是山区路近；二是物资丰富，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三是距大城市较远，敌人聚集困难；四是赣敌战斗力较弱，外省军队地形人情不熟；五是赣东北有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吉安东固一带有江西红军二、四独立团，可以相互配合和策应；六是中央6月4日来信中，亦有向赣南发展的指示”。[70]事实上，毛泽东早先并不主张红军向赣南发展，认为赣南只有经济意义。1928年11月25日，他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71]这说明，毛泽东亦十分清楚赣南经济富足，只不过当时红四军在井冈山的给养尚未完全陷入困境，因此没有立即转移到赣南。当第三次“会剿”来临时，红四军的经济给养断绝，就不得不往赣南撤离了。

 

四、下井冈山后红四军粮食的征收、运输与分配

 

从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到1930年6月改为红一军，这段时间红四军的粮食给养有如下几个重要变化：第一，地势环境从崇山峻岭的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的丘陵平原地带，这对红四军的行军作战和后勤给养都产生了极大影响；第二，比起井冈山地区，赣南、闽西商业经济比较繁荣，红四军的给养压力得到极大缓解；第三，红四军在闽西召开了重要的古田会议，建立了集中化的领导体制，其中包括建立对后勤给养的集中化统筹。因此，本节将分别讨论红四军粮食给养的筹集、运输与分配，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前文分析过的红四军在井冈山的军粮给养问题在赣南、闽西的发展变化。

 

（一）征收：打土豪筹粮与分田地的深入

 

赣南、闽西商业经济比较繁荣，比起井冈山时期，打土豪筹粮与土地革命斗争方面都有了一些深入的变化。

 

首先，红四军到赣南、闽西之后，筹粮的主要方式还是打土豪，粮食给养已不成问题。王观澜回忆说：“为了解决红军的供给，打土豪是当时的主要来源。在井冈山，因为地主不多，供给较困难，到了赣南，比较富庶，红军给养就好多了。”[72]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攻克汀州后，“缴获步枪约五百支（单响、九响多，红军用不着），马枪七八支，迫击炮三尊，炮弹一百余发……”[73]汀州是闽西的商业中心，也是红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来所攻克的最大的县城。红四军占领汀州城后，不仅获得大量谷子、财物，还“没收十余家反动派财产，罚得款子三万余元”，“收买子弹（不多）找补兵额共有二、三百人，赶造军衣四千套”，“除没收反动派财产外，并向商人筹借军饷二万元（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因此，军饷颇能补充，到汀后红军即发日用费，官长士兵俘虏一律平等待遇”。[74]

 

其次，“分田地”的实践不断深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打土豪，已不像此前在井冈山基于群众“冤仇”的指认方式，而是对地主的稻谷数量予以一定的量化标准。1929年6月，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在寻乌县贴出的布告规定：“凡收租200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稻谷及大公会（义仓另外）的稻谷一概没收，发给贫农；收租200担以下的小地主的稻谷，必须半价出粜，但米谷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粮食不在此例”。[75]在闽西，红四军还把群众从“分谷斗争”逐渐引到“分田斗争”上。1929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报告说：“各地斗争一开始便是杀土豪、缴枪，接便是分谷，烧田契，债券。这些斗争告了结束，便□时节，各处农民经我们的宣传及群众会的决议，知道是不还租而且要分田，因而斗争口号便转到分田上来。”[76]1929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主持制定《土地问题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抽多补少”的分配原则。1930年6月南阳会议通过《富农问题》决议案，真正提出了土地革命中的富农问题。尽管这一时期红四军提出了新的政策法案，但“分田地”只在有限的地方真正实践，实际更多是强调“平分一切土地”，而不涉及乡村阶级成分划分的问题，直到中央苏区进行“查阶级”才深入开展。[77]

 

 

油画《打土豪分田地》

 

再次，红四军在闽西提出了粮食调剂和农业生产的措施。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了农民在土地生产力方面面临的困境：“农民受了种种剥削，劳苦耕田不够衣食，结果只有雇工挑担以补不足，因此无力而且不愿意购买肥料改良农具，因而田地不能改良，生产方法不能进步。结果田地变瘠，生产力日坏一日，若与人口增殖比较恰好成反比例”。[78]决议案还列举了农民耕田多有抛弃者，无力整顿水利等现象，提出要改良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土地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此外，1929年10月5日中共闽西特委报告，提出关于粮食调剂的办法：“由县委政府筹集基金在市场高价收买粮食，或向要领（钱）用的农民买米贮藏起来，或运去粮食缺少、米价较高地方发售，如此俟收贷期过米价便可调节下来”。[79]闽西苏区建立粮食合作社和粮食调剂局的经验，随着1932年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到中央苏区任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后，开始在中央苏区推广。[80]

 

（二）运输：红军编制中的“长伕”及赤卫队搬运

 

闽粤赣地区商品经济繁盛，常年有大量的挑伕等苦力工人从事货物运输工作。“在边区的传统商道上，活跃着众多的挑脚夫、排夫、船工与搬运工等‘苦力’。他们成为清末民国间三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群体之一。”[81]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打土豪一直是红军粮食物资的主要来源，陆上运输是其主要的运输渠道，挑伕对于红四军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搬运仍然非常重要。

 

挑伕所用的主要工具是扁担、抬杆，这是苏区各县自古代以来民间运输的主要工具之一。“扁担多用竹子为料，也有木质的，长不到2米，中间宽，两头窄，可系挂钩，可衬箩筐、篮盆等。抬杆长约3米，由结实硬木所制，主要用于搬运比较笨重的货物，一般为两人抬杠。”[82]叉口、络脚是扁担头上最轻便的装载工具，是赣西南一带最普遍、最适用的运输用具。“叉口就是袋口分叉的大布袋，可以装粮食七八十斤。两只叉口挑成一担，就可运载一百五六十斤。络脚是用麻绳结成网状的袋子，用来装载大件物品。”[83]此外，用扁担还可挑篮盆、箩筐，“这两种工具都是用竹篾编成的，是担运货物的主要工具。粮食、茶子、食盐、百货、弹药皆可用箩筐装运，比较轻的货物则由篮盆挑运”。[84]在反“围剿”战争中，苏区组织成千上万人参加“扁担队”，为红军挑运粮食和弹药物资，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时，最初也采用临时雇佣的“短伕”来挑运物资，不过这种方式雇佣成本高，且不稳定，后逐渐发展出雇佣“长伕”的方式。“长伕多是党秘密动员去的，其待遇同红军一样，甚至比红军更高。最多时一个月发给过大洋8块，一般也有四五块钱。另外，每个月有一块钱的草鞋费，所以动员群众去当长伕一般都愿意去。”[85]此外，长伕是可以转为红军的，除了雇佣长伕，红四军仍会雇佣少量短伕，二者相互配合。“随军挑担的民伕，都组织在红军部队的运输队里。运输队的民伕是各地经过挑选送去，长期的（一年左右）为长伕，短期的为短伕，实行军事编制。有的长伕不到一年又转为参加红军，于是又要从地方上补充长伕。长伕什么时候都要一点，不带一点长伕，在火线上的运输就不好办。火线上重要的东西必须靠长伕运，短伕一般在第二线。”[8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长伕是列入红军正规编制的，对红四军的编制和战斗极为重要。当时，红四军的编制“仍然为国民革命军的办法，每排三班，每班十人，每连三排，每营三连至四连，每团二营至三营，加上机炮连或特务队”。[87]可见，此时红四军仍采用“三三制”，即每连三排，共九个班，约百人。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尤其指出需要特别注意的两点：

 

不过时常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红军需要多的徒手兵。一面红军不轻易作战，每战必有把握，因此在胜利后若没有徒手兵，缴得枪械就没有人抬；同时，在经常行军，红军病兵多，一个病了若无一个徒手兵，他的枪弹就无人抬了，所以红军的兵要多于枪为好。第二，红军的非战斗兵如伕子及政治工作人才非要多不可。因为红军的任务不仅是打仗的问题，伕子多于搬运物品器械有极大的方便，政治工作人才多于发动群众训练兵士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每每红军一团人数有二千枪还不及千支，就是这个原故。但这是一般旧军官所不懂得的玄妙。[88]

 

红军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战胜利后需要有人及时搬运缴获的枪械等物资，同时红军生病，也需要人抬，所以说，“伕子多于搬运物品器械有极大的方便”。红军的编制是人多于枪，需要更多的徒手兵，这是非常不同于国民革命军的地方。红军每团人数有两千人而枪不足千支，就是这个道理。陈毅的报告还具体说明了红四军战斗兵与非战斗兵之比例，“战斗兵约为全军人数十分之六，余为官佐夫役等”。[89]这些伕子，有的是秋收起义、湘南起义而来的农军，有的是俘虏或当地招募而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改造军队中党的组织问题，改造的第一条就是“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90]，也指出发展党员应重视这些伕子等非战斗兵。

 

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建立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级武装体制。在三级武装体制中，作为群众性武装力量的赤卫队非常重要，其既是地方红军力量的主要来源，也是保卫地方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力量。红四军在使用长伕、短伕搬运物资之外，还大量依靠赤卫队的群众武装力量来运输粮食等物资。1929年年底，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各级苏维埃都设有土地、财政、经济、社会保险、交通赤卫诸部或委员。交通与赤卫是联在一起的，是红色政权中工作最为繁重的一个机构，成天为红军雇伕子、运粮食、放哨、打路条，进行赤色戒严、赤色清乡等。”[91]“（闽西）到1929年底，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县、区、乡都成立了赤卫队或暴动队。仅龙岩一县就有赤卫队30个以上……据统计闽西的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的近4万人。”[92]这些赤卫队平时除了生产任务，还承担站岗放哨和各种战斗勤务工作，担负着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打仗等重要任务。

 

（三）分配：给养的相关争论与集中化统筹

 

如前文所述，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尽管建立了后勤给养的管理机构，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调度的制度和权限，各部队之间占有的弹药和粮食也不均衡，分歧和争议一直延续到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之后。1929年在赣南、闽西的游击过程中，红四军内部关于军队建设中党的领导与个人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等重大问题就发生过激烈争论，其中也涉及红军给养。如1929年5月28日的湖雷会议，有人就提出：“‘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93]以此质疑军队中党的集中领导。这些问题，关系到红军给养的分配和统筹。

 

首先，是关于官兵民伕物质待遇的“绝对平均主义”争论。红四军内部实行经济上的民主主义，官兵民伕一律平等，但事实上在物质待遇方面仍有差别，由此出现了红四军内部“绝对平均主义”的争论。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说：“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94]可见，“绝对平均主义”的争论尤其体现在官兵民伕的物资供给和待遇分配上，包括伤兵费、骑马、分物品、背米、住房子、做勤务，等等。

 

 

油画《古田会议》

 

关于纠正方法，毛泽东指出：“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95]这就是说，实际中红军物质分配根据具体需要会有分配差别。《古田会议决议》也指出，尽管某些物质待遇上官长可能会高一些，但实际工作中官长要更关爱和重视普通的士兵、伤病员和伕子，通过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军官在另一个方面又与普通士兵、普通伕子，达成了民主主义和官兵平等。

 

其次，是关于待遇分配的“小团体主义”争论。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指出过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小团体主义问题，并分析了不同时期红四军军需制度的建立情况。从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到1928年9月，“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96]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东固的红二团、红四团党对军需的领导制度给红四军很大的启发：“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97]这也说明，红四军内部给养的分配不均，未能建立统一的军需领导制度也是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了红四军内部长期争论的12个问题，其中一个即是“军需制度问题”。[98]萧克回忆说：“决议还对若干制度进行说明，认为由个人支配经济转到团体支配经济，并经士委会的审查，这种军需制度是应该确定的；决议明确没收土豪的财产由政治部统一指挥。”[99]不过，这些讨论并没有形成最终的决议。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筹款的指挥权隶属于政治部，军事部不得干涉。“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100]熊寿祺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过去这个工作归军需处去作，政治部派人帮助，往往弄些乱子出来。军需只懂军需的需要，不懂得政治，实在弄不好，有时烧屋杀人，同政治部闹起来了。后来才划归政治部来管，由政治部保卫科去筹款……从前军部指导筹款，九次大会后，才决定由政治部指导筹款，政治部才正式组织保卫科代替军需处筹款，这也是一个大改变。”[101]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规定由政治部而不是军需处负责筹款，实为红四军建立集中化军需制度的一大改变。

 

尽管红四军九大通过了相关决议案，红四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与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因此大大减少，但小团体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物资占有不均的情况仍然存在。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说，红四军九大之后还存在的比较严重的倾向之一就是“小团体主义倾向”，“这种表现是各纵队、各支队（部）、各大队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晓得自己这一个团体，没有看见整个的革命集团。如像一个纵队内，要往各支队去拨人拨枪，各支队就不大愿意拨，拨些有病的人和损坏了的枪支出来给别人，自己把枪留下。甚至有些部队把人、枪藏起来，使你考查不到”。[102]可见，红四军九大虽建立了党集中领导军需的制度，但事实上仍然存在物资占有不均的情况。

 

五、结语

 

自晚清“地方军事化”以来，私人领兵的军事武装力量不断出现，从湘军、淮军再到北洋军，愈演愈烈。陈志让认为，在北洋军阀时期，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指挥和财政管理系统，各个军阀自筹军饷，筹饷和养兵某种程度成为军阀首领的主要任务。[103]国共两党都曾试图建立以党领军的模式来取代私人领兵的模式，然而，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完全建立以党领军的体制。[104]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共产主义文明”[105]，创造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南昌起义后，中共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同时也需面对军队的给养问题。

 

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的红四军一直面临粮食给养的困难，也非常重视粮食和经济给养。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第一部分即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其中第五点“经济问题”指出：

 

在白色势力四面包围中，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苏维埃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及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充足一点，乃是迫切的需要。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则在敌人势力继续稳定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时，则割据的前途是很困难的。这经济问题之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的注意。[106]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党的领导，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再加上充足的经济给养，这构成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几个重要条件。面对粮食给养困难，红四军通过废除军饷，实行官兵平等，打土豪筹粮筹款，开展土地革命，重视普通民伕，建立集中化的给养统筹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红军粮食的征收、运输和分配难题，也重塑了官兵民伕的关系。当然，红四军的粮食给养也面临如下三重张力，是红军此后需要面对和克服的问题。

 

第一，粮食给养与军事作战的内在张力。在红军的三大任务中，“打土豪筹款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军队的后勤给养问题。红四军人员数量的多少与粮食供应的增减，直接关系到部队日常的粮食给养、战略方向的选择和根据地的生死存亡。不过，红四军毕竟要行军作战，若把大量人员和精力都投入到经济给养上，势必会影响部队的日常训练和行军作战。这就需要红军协调前方作战与后方供给、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的关系。尤其到中央苏区时期，红军部队人数大量增加，面对连续五次反“围剿”斗争，作战频次和激烈程度都远超此前，这对红军的经济给养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粮食给养与革命根据地资源的负担限度的内在张力。在红色割据区域内，当土豪被打完时红军就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来筹粮筹款，如果征收过度，势必引发矛盾。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和党政机关的人数倍增，加之连续五次反“围剿”斗争，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压力也倍增。尽管红军采取了查田斗争、粮食统一调剂、发动农业生产等措施，但根据地的资源供给后期还是陷入极大的困境。其时，“由于国民党军的全面封锁，中央苏区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人力、物质、经济、政治资源都日显匮乏，中共在苏区的生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作战资源成为中共在即将到来的消耗战中的最大难题”。[107]

 

第三，粮食给养的分散化与集中化的内在张力。红四军内部朱毛两支部队，虽然在武器装备和给养方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仍在探索建立集中化的军需领导机构和分配制度，确立了废除军饷、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的精神原则，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制度，筹款的指挥权隶属于政治部等重要制度原则。尽管建立了集中化的军需领导制度，但实际上红四军各部队之间的物资占有仍有不均。即使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军队仍采用军事发包制的方式，“财经的自给自足”是各根据地军事财政来源的重要方式，而并不是完全的集中化统筹。[108]如何处理经济给养统筹的分散化与集中化的内在张力，也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此后需探索的问题。

 

注释：

 [1]《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

[3]刘荣琴、何家伟：《首届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潘晓霞：《新世纪以来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

[4]张泰城、刘家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张蓉、陈新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生产》，载《中国纪念馆研究》2016年第2辑，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黄惠运：《中央苏区粮食工作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6]王建强：《红军由党代表制度到政治委员制度的变化——兼论红四军政治委员制度的由来》，载《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权力结构演变》，载《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应星：《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载《苏区研究》2016年第3期；刘水展：《党内分歧视角下中共武装整编研究——以1929年红四军第四纵队整编为中心》，载《苏区研究》2022年第3期。

[7]徐进：《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经济逻辑与红四军发展方向的抉择（1928—1930）》，载《安徽史学》2023年第3期。

[8]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9]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448页。

[10]同注[2]，第208页。

[11]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12]同上，第36页。

[13]《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湖南暴动计划谈话记录》（1927年10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7年—1931年），1984年，第1页。

[14]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1920—1949）》，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332页。

[15]同注[11]，第113页。

[16]同注[11]，第123页。

[17]同注[2]，第219—220页。

[18]王健英：《红军人物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20]同上，第94页。

[21]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1962年6月），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22]《中共中央关于第二十五师去湘南发动农民起义给朱德等的信》（1927年12月2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第813页。

[23]同注[19]，第101页。

[24]同注[21]，第5页。

[25]同注[9]。

[26]《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27]同注[11]，第112页。

[28]《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229页。

[29]同上，第164页。

[30]同注[11]，第133页。

[3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63—264页。

[32]同注[11]，第78页。

[33]《范树德谈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后勤工作》，载黄仲芳、罗庆宏（主编）：《井冈山斗争口述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

[34]同注[2]，第221、223页。

[35]同注[33]，第339页。

[36]同注[33]，第345页。

[37]同注[33]，第340页。

[38]同注[31]，第265页。

[39]孟庆延：《从“打土豪”到“查阶级”：赣南闽西土地革命再考察》，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40]同注[31]，第275页。

[41]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第78页。

[42]江西省井冈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井冈山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页。

[43]同上，第441页。

[44]同注[33]，第335页。

[45]同注[33]，第347页。

[46]同注[26]，第72页。

[47]毛泽东：《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23页。

[48]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第45页。

[49]同注[42]，第439页。

[50]乔光烈（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简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51]同注[33]，第332页。

[52]同注[50]，第8页。

[5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03页。

[54]同注[9]，第455页。

[55]同注[48]，第41页。

[56]同注[53]，第129页。

[57]同注[42]，第440页。

[58]同上。

[59]同注[9]，第449页。

[60]毛泽东：《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2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1921年1月—1928年12月），东京：苍苍社1984年版，第301—302页。

[61]《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6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第244页。

[62]同注[53]，第138页。

[63]毛泽东：《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1921年1月—1928年12月），第307页。

[64]同注[31]，第251页。

[65]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66]江西省永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永新苏区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5页。

[67]同注[31]，第256页。

[68]同注[65]，第102—103页。

[69]同注[31]，第265页。

[70]同注[65]，第358页。

[71]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104页；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第64页。

[72]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载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

[73]《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88页。

[74]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上册，1984年，第168页。

[75]赣州地区粮食局（编）：《赣州地区粮食志》，1988年，第55页。

[76]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28年—1936年）》，1984年，第127页。

[77]孟庆延：《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载《社会》2018年第5期。

[78]同注[76]，第71页。

[79]同注[76]，第153页。

[80]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38页。

[81]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82]《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编写组：《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1页。

[83]同上，第71页。

[84]同上。

[85]同注[82]，第105页。

[86]同上。

[87]同注[9]，第454—455页。

[88]同注[9]，第455页。

[89]同注[9]，第467页。

[90]《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736页。

[91]同注[82]，第20页。

[92]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93]《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224页。

[94]同注[90]，第731页。

[95]同注[90]，第731—732页。

[96]同注[93]，第222—223页。

[97]同注[93]，第223页。

[98]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第163页。

[99]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00]同注[90]，第760页。

[101]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1930年5月），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9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

[102]同上，第335页。

[103]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04]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05]应星：《“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106]同注[47]，第22—23页。

[107]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108]应星：《军事发包制》，载《社会》2020年第5期。

 

来源于开放时代杂志 ，作者马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