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应当在最近就抓进一步发展理论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出一些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纠正过来。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出了错，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勃列日涅夫在他患病前曾坦率地承认自己理论水平不高。根据布尔拉茨基的回忆，1965年勃列日涅夫在讨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的报告初稿时说：“我很难弄明白这一切。坦率地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我的强项是做组织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组织者，不是理论家。而根据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一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甚至要求删去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话，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他承认自己理论上不行，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这与那些以理论家自居、把秘书和智囊提供的东西说成自己的“新发现”并加以炫耀的人相比，显得比较诚实。但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重大缺欠，没有想到如果不设法加以弥补，他将是一个不合格的和不称职的领导人，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当然，不能要求勃列日涅夫那样的人成为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理论家。但是如果他能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加强学习，总是会有一些提高的。可是他不爱学习，对理论缺乏兴趣，几乎不读书。葛罗米柯在《值得记忆的事》一书里提到这样一件事：“记得在莫斯科附近的疗养院休养时，我给他介绍了一本关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生平的书，甚至把书给了他。他答应读它。但是两个星期后把书还给了我，说：‘这本书我没有读。而且我已完全没有读书的习惯了。’”也许有人会说，他工作忙，抽不出学习理论的时间。确实，他要参加许多会议，出席形形色色的庆典，会见各种各样的人，工作很忙。可是他却有充分时间去参加各种并不一定需要参加的应酬，而且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猎、开汽车兜风和其他活动上，而不把这些时间用来读书学习。当年斯大林日理万机，大概不会比他清闲，然而每天仍抽出时间读几百页的书。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认识不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重要性。
以列宁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大多自己亲自写文章和报告。斯大林继承了这个传统，如同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无论是讲话、文章、报告还是命令，都自己动手，没有人替他写，并且“他有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文字风格，同谁也混淆不了”。当然，不一定要求后来的领导人都完全像斯大林那样做，有的必不可少的应酬的东西和不大重要的讲话可以让秘书起草，但是重要的报告和文章必须亲自动手，因为这不只是做文字表达工作，而且是认真学习思考和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对领导人来说是很必要的。后来列宁和斯大林的传统遭到了破坏。
曾在苏联解体后担任过接收和保管苏共中央和克格勃档案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科戈诺夫曾这样说过：除了列宁和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外，后来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什么也不写。我在各种档案馆里见过大量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是属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袖的。我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所有这些人只是现成的报告、讲话、发言等等的“宣读者”，除了千篇一律的批示以及在便条、台历、笔记本上的一些不大通顺的记载外，自己实际上什么也不写。
勃列日涅夫大概由于知道自己在理论上不行，便在意识形态方面依靠苏斯洛夫。当然，他同时也离不开他身边的助手、秘书和顾问们。这些人就思想观点来说，大致可分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派和崇奉西方民主自由的自由派。属于前者的有戈利科夫、特拉佩兹尼科夫等人，后者的主要代表是伊诺泽姆采夫、阿尔巴托夫、鲍文等人。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论。勃列日涅夫由于缺乏理论知识和理论修养，遇事缺乏主见，于是这两派便像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展开了争取勃列日涅夫的“心”的斗争，而勃列日涅夫则像谢马诺夫所说的那样，开始“荡秋千”，向一边迈出一步，紧接着又向另一边迈出同样的一步。他不喜欢争论，认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会影响团结和稳定，总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调和矛盾，甚至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也和稀泥，像列宁所说的那样，“用模棱两可的话来回避论争”。结果不仅问题得不到正确解决，而且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
以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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