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团大战是抗战相持阶段全民族抗战濒于严重危急关头的一次大规模对日作战，它创造了全民族抗战史上的多个“第一”和“之最”：它是 1940 年华北战场上唯一一次对日会战；是抗战相持阶段作战持续时间最长、作战地域最广、战果最丰的战斗；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唯一一次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的大规模战斗；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战场上首次主动发起的对日军的进攻性会战。 百团大战是国共两党两军在华北抗战战场角色转换的重要标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百团大战是全民族抗战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学术界对百团大战作了多方面的研究，高度肯定了百团大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时指出：“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百团大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本文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指引，试图将百团大战放在全民族抗战的视野中，对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新的探索。
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国际形势豹变，侵华日军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国民党公开反共。国共两党是继续合作抗日还是走向内战走向分裂？是抗战到底还是对日妥协投降？关系到全民族抗战的前途和命运。
194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极为艰难的一年。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大陆，英法节节败退。是年4月，德军攻占了丹麦和挪威。5月，德军突然向西线大举进攻，将英、法、荷、比军的主力击败，直逼英法海峡和巴黎，英国40万人在敦刻尔克陷于重围，直到6月上旬脱困。6月14日，巴黎陷落，22日德法签订停战条约。从8月起，德国加大对英本土的空袭力度。整个欧洲在德意法西斯铁蹄下呻吟。
日本乘欧美各国焦头烂额之际，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决定要迅速解决“中国事变问题”。为此，“应集中运用政治军事的综合力量，特别要彻底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采取一切手段，务使重庆政权早日屈服”。为达此目的，日本政府一方面向重庆政府施以军事打击，“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发动了枣宜会战，攻占了宜昌、襄阳等地，向武汉地区增派近卫师团和第4师团，以确保宜昌的占领；对中国各重要城市进行狂轰滥炸，自1940年5月18日至9月4日，发动“一百零一号作战”，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对重庆、成都、西安、衡阳等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特别是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出动飞机2023架次，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同时，派遣华南方面军侵入法属安南地区北部，以达到切断国外援蒋补给线的目的。另一方面，扶植汪伪政权，极力促成汪蒋合流。1939年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通过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提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政府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实际上就是要把成立汪伪政权和促使重庆政府“和谈”同时进行，“力争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时在建立后，使日军和重庆军达成停战，并指导汪、蒋政权合流”。1940年3月30日，在侵略者的扶植下，汪伪国民政府宣布成立，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着，日本加紧了对重庆诱降的“桐工作”，派遣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香港，建立所谓“香港机关”，专门策划建立与重庆政府间的联络路线，与重庆政府代表进行所谓“和谈”，日本政府为此专门制定了《桐工作实施要领》《停战纲要》《处理本工作与建立新中央政府工作关系要领》等文件，诱使重庆政府投降。
在对重庆政府实施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于1940年对华北地区实施了两期大规模的“治安肃正”战，第一期从1940年4月开始到9月，第二期从9月起到年底。侵略者的“治安肃正”战明确规定，“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打通滏阳河及卫河水路”。在“治安肃正”战中，日本侵略者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对我根据地构成网状包围圈的“囚笼政策”，用“清乡”“蚕食”“扫荡”等方法，企图将八路军一举歼灭。侵华日军的“治安肃正”战，给八路军和华北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在日本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之下，重庆政府开始转向对日寻求“和谈”，政治上军事上公开反共。
当侵华日军“桐工作”的执行者铃木到达香港时，宋子文及其弟弟宋子良等也住在香港，宋美龄也经常来往于香港与重庆之间。在宋子文等的默许下，宋子良与铃木从1940年1月22日起开展了多次会谈，声称重庆政府将派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到香港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引起日方的高度重视，乃派今井武夫到香港参与谈判。从此开始，“几乎在昭和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现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陆军中央部以溺水者攀草求援的心情，倾注精力推进这一工作，无论如何要解决事变”。经过多轮谈判，到1940年6月，宋子良与日方代表达成了在长沙举行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三方高级会谈的意向。对此，重庆方面向日方表示：“一、板垣、蒋、汪会谈可以接受。二、准备提前于7月上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大致可以肯定三者会谈在7月中旬举行，准确时间待确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期时再决定。三、地点定为长沙。如果日本方面同意，对水路或机场的使用决不发生阻碍，准备在会谈前进行清扫或修理。”一时，重庆政府内部的投降派弹冠相庆，“和平”阴云弥漫整个国统区，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裂。
重庆政府政治上公开反共始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对中共和八路军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的军医院里“没有一个伤兵”等等。在军事上，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对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由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到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袭占了八路军联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5座县城；在山西，阎锡山秘密与日本勾结，制造了晋西事变，调集重兵进攻抗日决死队（山西新军）；在山东，沈鸿烈与于学忠联合，制造了“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等一系列反共事件，向山东纵队发起进攻90余次，杀害抗日军民1000余人。在河北，1939年12月，国民党第97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频繁制造军事摩擦；1940年1月，国民党第69军石友三部向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发起进攻。3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和李品仙部，进攻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企图将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地区加以消灭。6月底，在韩德勤的唆使下，泰州“二杨”进攻郭村一带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这些反共军事行动虽然被打退，但国民党顽固派并不甘心，于1940年7月16日，更是提出了所谓“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在黄河以北冀察两省的狭窄范围内。整个1940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基本上没有停止过，内战的阴云笼罩全国。
与积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相反，国民党军队在日本的进攻下却是节节败退，丧师失地。1940年5月，日军以4个师团的兵力向枣阳、襄阳、宜城等地进犯，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6个集团军40余万抵敌不住，相继丢失枣阳、襄阳、荆门、江陵、宜昌等地，威胁到战时首都重庆。与此同时，在日军发动了“治安肃正”战中，1940年4月，日军向据守运城以南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迅速占领了泽州、天井关、阳城等地，将国民党军队紧紧包围在中条山狭小范围内。
从上可以看出，1940年，中国的抗战的确已进入了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国民党已经转向公开反共，对日消极抵抗，谋求所谓“和平谈判”。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战争陷入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就连日本的一个军政要员都认为，“一个走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机会已经来临”。事实证明，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重任，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面对危局，中国共产党勇敢地站出来，自觉承担起挽救危局、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抗战的责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军事进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驳斥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攻击和污蔑，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向全国人民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封锁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和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因此，“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号召“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
为了打破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治安肃正”，争取时局的好转，中国共产党于1940年8月主动发动百团大战。对此，八路军总部在7月22日发表的进行正太战役（即百团大战）的预备命令中就指出，发动百团大战，是因为“国际形势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军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的好转”。
可见，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到了非常严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积极主动发起的对日作战，起到了独撑华北危局和支撑全民族抗战的作用。
首先，百团大战是1940年华北战场上唯一一次大规模对日会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之间发生了18次大规模的会战，见表1:
表1相持阶段中日会战统计简表
【注：本表由笔者根据中日双方史料统计而成，如需具体来源，可与笔者联系。】
由表1可知：抗战相持阶段发生的18次大规模的中日会战，1940年仅2次，一次是1940年发生在湖北的枣宜会战，一次就是1940年发生在华北的百团大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先后在卢沟桥、平津、南口、忻口、太原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血战。但是，太原失陷后，中国共产党率领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展开血战，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收复大量失地。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却不断后撤，不能有效组织军队开展对日作战，处处被动挨打；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在华北设立了苏鲁、冀察两个游击战区，但这两个游击战区的国民党军队要么龟缩在自己的防区内意图自保，要么在日军的打击下溃散，甚至公开投敌，不能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牵制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使命。可以说，太原失陷后一直到1940年，驻守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没有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唯一一次大规模对日作战。对此，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1941年对议会所作的军事总结报告中也承认：“昭和十五年度（即1940），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之非常消极，迄未进行主动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
其次，百团大战是抗战相持阶段持续时间最长、作战地域最广、战果最丰的对日作战。
从持续时间来说，百团大战从8月20日发动，到1941年1月24日结束，历时5个多月，与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发生的历次会战比，作战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从表1可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的会战，持续时间最长的是1942年的浙赣会战和1944年的长衡会战。浙赣会战从5月15日开始，9月底结束，历时4个半月；长衡会战从1944年5月27日开始，到9月14日邵阳陷落结束，历时3个半月；其他各会战作战持续时间为20天至2个多月不等。
从作战地域而言，百团大战作战地域包括冀察全省、晋绥大部、热河南部等除山东以外的华北大部分地区，战线全长约2800公里。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从表1可知，作战地域最广者为浙赣会战，从浙江奉化到江西南昌长达千里的浙赣铁路及两侧展开战斗，其他多发生在一省的局部区域，如三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鄂西会战等等。
从作战成果而言，百团大战共毙伤日伪军50920人，破袭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攻克大小据点2993个，缴获炮53门、轻重机枪224挺，长短枪5718支。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敌我伤亡比约为3∶1。综观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历次会战，取得战果最辉煌的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共歼灭日军5.6万人，国民党军伤亡2.9万人，敌我伤亡比约为2∶1；其次是湘西会战，日军伤亡2.8万人，国民党军伤亡1.9万人，敌我伤亡比约为1.5∶1；其他各次会战，国民党军队的伤亡远远大于日军的伤亡。
再次，百团大战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唯一一次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的大规模对日作战。从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三次长沙会战如是，桂南会战如是，湘西会战亦如是，无一例外。百团大战化被动为主动，将战争引向日军占领区域，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据点、煤矿等发起进攻，是收复失地的作战。对此，朱德、彭德怀、左权发布的百团大战行动命令中有明确规定，各部队在破坏铁路公路的同时，有“相机收复某些据点”的任务，如聂荣臻率部一方面破袭正太线、平汉线等，同时“阻止可能向正太线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另以有力部队向盂县南北敌据点积极活动相机克复某些据点”。贺龙率120师“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之据点与交通路，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相机收复若干据点”。
最后，百团大战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战场上首次对日军主动发动的大规模的进攻作战。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先后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会战，消灭了大量的日军。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持久抗战，以空间换时间，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是以退却为主（过去称之为大溃退），由北退往南，由东退向西，哪里没有日本鬼子就往哪里退，丧失了大量国土。具体到战役战斗中，基本规律是：日军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抵挡一阵，日军一撤退，国民党军队追击，战场就恢复成原来的状态。这基本上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常态，无论是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还是被国民党大肆渲染取得胜利的三次长沙会战、湘西会战等，都是摆好阵势，深沟高垒，等待日军来攻，基本上没有组织过对日军的主动进攻作战。不仅如此，在日军的进攻面前甚至出现大败退、大溃退的局面，如晋南（中条山）会战、粤赣边阻击战、豫湘桂会战。陈诚对国民党军队进退失据、被动挨打而遭到失败表示强烈不满，他曾在1938年2月28日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以《淞沪的经过与教训》为题所作的演说中说：“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我军作战的整个方针既为持久战，那末，于持久目的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就应该顾虑自己军队的实力，以免遭受无谓的损失，保存决战时的充分力量。但此次淞沪作战，当敌主力已被我诱致于该方面，同时我军亦损失极大，增援已穷，已至反攻无效的关头，就应该转移新阵地，再图歼灭。这种勉力支持，待部队溃乱、战线动摇时，才实行被迫而撤退，因此不能为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是很失策的……”。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虽然没有像国民党军队一样与日军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会战，但八路军、新四军采取的是积极抗战，以进攻为主，实行攻势防御。从整体上讲，由西向东向（八路军），由南向北进攻（新四军），由北向南进攻（八路军南下支队），哪里有日本鬼子就往那里进攻，收复失地。在具体战役战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总是主动寻找战机，向日军发起进攻，无论是平型关战斗、还是陈庄战斗、黄土岭战斗，亦或是粟裕指挥的车桥战役等等，都是如此，而百团大战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积极主动的对日进攻战的典型战例，也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军民对日作战的典型战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对日作战的常态和特色，即使是在日军残酷的扫荡中，八路军战士都是牺牲在冲锋的路上而不是退却的途中。这种对日军的主动进攻作战一直持续到抗战的结束。
三、百团大战是国共两党两军在
华北抗战战场角色转换的标志
百团大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力军，国民党军队退居次席。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来。
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国民党由最初的配合到走向公开的反共。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但此时，从整个全国战场来看，国民党当局还在进行较为积极的抗战，在华北还对日军进行有限度的军事行动。虽然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国民政府实行消极抗战政策，并力图削弱中共的力量，并不惜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发生军事进攻，但在一些战斗战役中还能与八路军采取一致军事行动，特别是在百团大战的前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通电嘉奖八路军的作战行动，同时“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蒋介石提出要“以十八集团军百团大战为法则加强游击战”，通令“各战区应以十八集团军此次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之游击破坏动作为法则，拟定自本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之持久计划，加强敌后游击战，专以铁路、公路、水路各交通线与兵站、仓库、飞机场、汽车、汽油机等实施有计划、有组织之长期破坏。在此游击期间，其第一要义，务使敌军不能抽调其在各地区之部队，破坏其十月间秋季攻势，造成与我军有利形势”。据此，第二战区拟定了“策应百团大战之作战部署”，指挥各部部署向当面日军发起进攻，一定程度上配合了百团大战的作战。
但是，随着百团大战影响的日益扩大，国民政府对百团大战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由配合转向封锁、牵制甚至公开反共。9月27日，蒋介石令晋南、晋西的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这无疑是反共的动员令。此后，第二战区制定的作战部署中止了；驻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津浦线、胶济线及陇海路东段作战的第115师制造军事摩擦，影响第115师作战意图的实现；傅作义部也停止对日攻击，使得日军得以抽兵回援进攻晋察冀的八路军。特别是第三战区顾祝同“不惜自浙西、赣东、闽省远调兵力控置强大部队，而对敌赣江、浙西防务颇为大意”，将主力部队布置于茂林一带，准备围歼江南新四军。
与此同时，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纷纷投敌。百团大战后，国民党军队守在防区，不做积极攻防，除1941年日军对晋南发起进攻做过被动的毫无成效的抵抗外，一直到抗战的结束，基本上没有针对日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不仅如此，在日军的打击和诱降下，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投敌，1941年2月15日，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8个支队投敌；新编第5军副军长刘月亭率部投敌；5月12日，第30师师长公秉藩于5月12日率该师及第9、17、80、93各军之一部约22000余人投敌。第69军军长毕泽宇于1941年6月率部投敌。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赵瑞、第5师师长杨诚于1942年2月率部在晋西投敌；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于1942年4月23日率所部新编第6师、新编第30师、新编第181师、新编第13旅特务旅、冀察战区游击第1第2纵队、警务处等投敌。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1943年1月率部于怀安投敌。2月12日，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厉文礼被俘后投敌；第128师师长王劲哉于1943年2月25日率所部8名将官投敌；1943年4月24日，第5军军长张殿英率部投敌；冀察战区副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于1943年5月14日率部第24集团军参谋长、第106师师长、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新编第5军副军长、新编第5军参谋长、暂编第3师师长、暂编第3师副师长、暂编第4师师长、暂编第4师副师长等投敌。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齐子修于1943年5月被俘投敌；山东保安第8旅长邱吉胜于 1943年5月被俘投敌；苏鲁战区第112师副师长兼第334旅旅长荣子恒于1943年6月率部投敌；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刘景良于1943年6月率部投敌。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投敌，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战力量，国民党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基本上退出了华北战场的抗战。
从侵华日军来说，百团大战前，侵华日军一直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以消灭国民党军事力量、促使国民政府崩溃为目标，对于中共问题极不重视。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也认识到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将“成为华北治安之癌”，认为“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但这种认识仅存在于情报工作人员，日军方面军内部“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因此，侵华日军强调的是“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并没有将中共作为军事打击的主要对手来对待。1939年5月日军制定的山西肃正作战计划，“首先扫荡了蒲县、大宁、吉县附近的南部山西军，继而扫荡了太原西北地区的北部山西军及共军部队”。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要领》规定“讨伐重点目标在于剿灭共军”，但日军对中共军队发展情况缺乏充分的了解，“他们在口头上都喊剿共第一，但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作战与政务分道扬镳”。“只把他们看成在我们占领区内残存的与潜在的蒋系败兵一样的残兵或抗日匪团之类。以为他们迟早要被扫荡覆灭而予以轻视”。
百团大战打醒了日本侵略者，不得不重新认识华北问题，重新认识中共问题。“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各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措施。”日军开始改变不以中共为对手的策略，转而“以对共施策为重点”，决定“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为此，一方面日军从第11军中抽调第33师团（缺一个步兵联队），从第13军中抽调第17师团增援华北；另一方面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同时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成立所谓“中央灭共委员会”“对共调查班”等机构，出版秘密刊物《剿共指南》月刊。并从1941年到1942年连续实施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共发动了1000人以上的扫荡作战146次，其中10000—90000人的扫荡作战24次。相较而言，日军不仅没有对国民党华北敌后游击部队进行过大规模的作战，就是在华北正面战场，日军也仅在1941年5-6月发动过一次中条山作战。这说明，日军华北方面军已将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当作了主要敌人。
从中国共产党来说，百团大战后，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一方面要打退国民党政府可能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另一方面要粉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承担起抗日救亡、驱逐侵略者出中国的重任。1941年1月初，国民党当局无视抗战大局和民族大义，调集数万大军，对正在转移途中的江南新四军军部发动突然袭击，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同时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与此同时，日军侵略者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扫荡和蚕食，仅1940年到1941年，日军进行了69次1000人以上的“扫荡”，9次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1942年，发动了1000人以上的“扫荡”77次，其中1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 15次。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进入到最困难、最危险的时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华北战场的抗战，独撑危局，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各种战略战术应对日军的扫荡和蚕食，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治安强化运动，最终渡过难关，并歼灭日伪军35万余人。1943年起，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开始了对日局部反攻，至1945年夏，在近两年的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90余万人，收复国土近50万平方公里，县以上城市200余座，解放人口4000余万。8月9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公开发表《对日寇最后一仗》，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军队，对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据此，八路军、新四军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开展了进攻。到日寇投降前夕，中共领导的军队先后收复了江苏扬中、定远；山东郯城、武城、馆陶、费县、高苑、阿城；河北广宗、阳谷、堂邑、巨鹿、平山、涿鹿；河南扶沟；绥远兴和等县城。
由上可见，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战场已将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作为消灭的主要对象，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频繁的扫荡和蚕食，对国民党军队除了中条山战役以外，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而国民党在中条山惨败后，在华北致力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没有主动发动过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独自担负起华北战场抗击侵略的重任，独撑危局，成为抗击侵略者的领导者和主力军。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处处设防、实行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收复失地，这种情况不仅在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如是，正面战场亦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实行攻势防御，实行敌进我进，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对日本侵略者实行进攻作战，而百团大战就是典型的战例。它不仅是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由被动作战变为主动作战、由防守转为积极进攻的标志，而且这种进攻战主导着华北抗战战场的抗战，成为华北敌后抗战战场的主旋律，引导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方向；同时它也是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防守变为进攻的重要标志。因此，百团大战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发展史上、在全民族抗战史上、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全民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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