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工作者需要“打着灯笼走正路”

 

从某种意义而言，史学就是证据学。史志工作就是采集证据鉴别证据的工作——这与司法工作有着高度的同一性。

 

史志工作者要面对的是问题，问题就是资源。解答解决问题就是面对资源，解答解决了问题，就意味着获取了资源。解答解决不了问题，也就意味着没有获取这个资源。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句经典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就是面对问题。寻找解决解答问题的资源。

 

如果回避问题，逃避矛盾，那就是放弃资源。如果不去面对问题，不去解决和解答问题，靠自说自话自嗨说事儿，糊弄上头，忽悠下头，那就意味着放弃工作，跟躺平不工作也没啥两样。

 

获取解决问题的资源，应该是全方位的——这跟指挥战争一样，“经之五事，较之以计，而索其情”，天时，地理，人文、敌情、我情……等等，都要去“较”、去“索”！

 

比如，研究战争史，就需要我情敌情有全面的认知和了解。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至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战争史。治史也好，论史也好，都必须重视对敌方史料的采撷、鉴别和利用。长征中有个著名的“军委二局”，那是干神马的？就是了解敌情，认知敌情，为统帅部的战争指导服务。

 

现如今的史学工作者耶，就应该有“二局精神”：象当年的“军委二局”一样，了解敌情，掌控敌情，为统帅部指导战争提供保障和依据。

 

——长征精神，其实就包括了“二局精神”。

 

长征中的“二局”，工作是全天候全方位的，需要掌控的敌情也是全方位的，国民党中央军、湘军、粤军、桂军、黔军、川军、滇军……，他们是凭神马精神头，凭那么几个人儿，就把这活儿干得那么棒？——毛泽东同志就这么着夸过他们：“有了二局的工作，我们就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现如今的史学史志工作者们，要研究党史军史战史，就且得先传承“军委二局”的这个“长征精神”。把眼界打开，把禁区突破，充分重视对敌对方的史料的研究、考量和利用——走正路，也可以打着灯笼走。

 

史志工作，是宣传工作的基础。宣传工作必须要以充分和完整的史证依据说话。宣传工作面对的是意识形态，是打好舆论战。舆论战最好的战法之一，就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夺过鞭子揍敌人”，用敌人的史料来打击敌人！——这经常能产生“四两拔千斤”之效。

 

举两个例子。

 

长征中著名的“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虽然党史军史战史已有记载，但都是以我方史料为主的叙事，数十年来，当间的置疑和争议就一直不断。甚至还有人著书立说，要对此事件“证伪”，而且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缘由之一，就是这个故事的史料史证基本上是单方面的，而且还有“不充分”、“欠完备”之嫌。上得舆论场，谁也说服不了谁，常常吵吵得一地鸡毛还没结果。

 

其实，稍微关注一哈敌方史料耶？“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就出来了

 

“四两”之一：针对有人说“泸定桥没有发生战斗”说辞，当年的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于泸定桥战斗两天后有致薛岳、李抱冰、龙云等的电摄，都提到过两天前在在泸定发生的这场战斗：

 

“残匪艳午已到泸定与我守城刘部激战中”、“残匪艳午已到泸定附近，与我刘部激战中”、“残匪艳午已到泸定附近，与我守城部队对战中”。

 

请参见常公这天的这几份电报的影印件——

 

 

 

 

 

 

 

 

 

 

 

 

“四两”之二：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杨仲华先生，曾于民国《边事研究》杂志1936年第5卷第1期上，根据当时的泸定县政府作的调查材料，发表过《西康泸定赤祸之追述》。杨先生在该文中，陈述了年前泸定桥夺桥战斗：

 

……河西匪队，拆抢西街民众门板，纷铺桥面，冒死抢渡，防军和保安队撑持不住，狼狈退走；泸定县长宋孝特也应仓皇将县印弃掷府内小池，向天全小路遁逃……

 

1950年，杨先生因组织“反共救国会”，被人民政府镇压。他应该是持“顽固的反共立场”的，不会为他的政治对头评功摆好作宣传。那么这个证据的有效性，应该是没有神马问题的吧？

 

 

 

所以阿，笔者隆重建议，“飞夺泸定桥”的纪念展陈中，应该把这两个“四两”证据（加起来是“八两”噢），展陈出来。

 

——有人要发难，都不用解答，让他们自己去看。

 

嘿嘿嘿嘿，一地鸡毛，是不是要被笔者这“八两”的证据，煽得灰飞烟灭？

 

还有一个事件，那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目前党史军史战史都有记载，对其意义也作出了评估。

 

但这些评估中，少说了一个重要意义：策应河西的西路军——此战兑现了毛泽东同志战前的诺言——“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山城堡一战，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军最精说的第一军胡宗南部这根出头椽子，震撼了其他参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部队（他们大都幸灾乐祸，乐见“委座”的心肝儿被戳得滴血），改善了自身的生存环境，巩固了与张、杨的联盟，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也调动了已渡河追击西路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毛炳文部返回河东，为西路军解除了后顾之忧。

 

最后那个意义，渡河追击西路军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战斗详报》有载：

 

 

更喜感的，国民党统帅常凯申也亮出来电报证据：

 

 

朱玉任逸民兄：

 

河西之匪既向西远窜，则以后追剿部队应另定部署。此时应即调毛军从速回转河东，协同第一军先肃清毛徐主力为要。毛军最快何时可以调回河东之何地带，希详复。中正

 

 

最急。胡军长宗南：

 

密。丁师损伤实情速真据实报，但对其他各处，不必详报或报并并未损失亦可。

 

中正。养巳机洛印。

 

看看，用敌人的证据来为我们增添意义，这么着打脸儿，爽不？

 

楞格巴透的活计，史家们何乐而不为？不为白不为啊！

 

作者：成都双爷；来源： 双石茶社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