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班固赞曰：王莽始起外戚 ，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及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
及其窃位南面，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害遍生民，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皆圣王之驱除云尔。
柏杨白话版：
班固曰：
王莽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在西汉政府供职，谦虚恭谨，博取到美好的声望。等到升居高位，主持政府，刻苦自励，献身国家，一切依照正直道路行事。岂不是外貌仁义，而行为恰恰相反？
王莽虽然包藏祸心，但他有奸邪谄佞的特殊才干，继承四位伯父和叔父所累积下来的权力基础（四位伯父叔父：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又遇上西汉王朝政府机能的衰退，一连三代，都没有皇位继承人（十二任帝刘骜无子，十三任帝刘欣无子，十四任帝刘箕子无子）。偏偏身为皇太后的王政君，却享有高寿，为王莽做主。王莽这才施展他的阴谋，完成篡夺。从这个观点来看，事属上天注定，并不关世间人事。
王莽坐上宝座，面向南方称帝。危险的局势，比姒履癸（桀帝）、子受辛（纣帝）时代，更为严重。可是，王莽却沾沾自喜，认为他就是姬轩辕（黄帝）、姚重华（虞帝）再世复出。这才任意作为，施展威力和诈术，毒害流满全国，灾祸蔓延到外邦蛮夷，而仍不能使他的欲望满足，于是四海之内，一片愁苦，人民丧失生存的乐趣。内外一齐愤怒怨恨，远近同时背叛反抗。城市不能守，身体被肢解，使有人居住之处，都变成废墟，害苦了天下苍生。
自从经典上记载乱臣贼子以来，考察他们引起的灾难跟失败的凄惨，从没有一个超过王莽。从前，秦王朝焚烧《诗经》《书经》，制定不准私自议论政治的刑罚（参考前213年）。王莽精通儒家学派的六种经典（《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却加以曲解。他们的方法虽不一样，目的却是一样。结果都归于灭亡，不过是替圣明的君主开道铺路而已（秦王朝为刘邦开道铺路，新王朝为刘秀开道铺路）。
读书笔记：王莽以异姓而有天下，统治缺乏合法性，如果能安抚天下，应该可以顺利度过危险期。可惜他性燥，一刻不能无事，硬是把好端端的天下搞乱，真是应了流行的那句话，“No Zuo No Die”。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说，“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从风。使能逆取顺守，沛大泽以结人心，则天下虽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发大难之端，起而相抗者。”“人但知莽之败，由于人心思汉，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汉，实莽之激而成之也。”
班固的评价代表了数千年来对王莽的主流意见。中国传统强调忠君、家天下，王莽篡位，评价自然不高，众口一辞骂他是千古罪人，“伪君子”的形象深入人心。
赵翼：《廿二史札记·王莽之败》
汉祚中衰，元后长寿。王莽藉其势以辅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权。诡託周公辅成王，由安汉公而宰衡，而居摄，而即真。权势所劫，始则颂功德者八千馀人，继则诸王公侯议加九锡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从风。使能逆取顺守，沛大泽以结人心，则天下虽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发大难之端，起而相抗者。
内政:
其败也，一由收天下田，名曰「王田」，禁之不得买卖。一夫田过一井者，分与里族。敢有非议者，投四裔。
又禁积五铢钱，犯者亦投四裔。于是农商皆失业。以卖田积钱坐罪者，不可胜数。
继又设六筦之令，令州县酤酒卖盐、铸造铁器、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此召怨于中国也。
外交
莽自以为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黄支在日南之南，日南在今越南中部），惟西方未廓。乃遣人诱西羌献地，置西海郡，而西羌以失地遂叛。
又改蛮夷诸王皆为侯。使人授单于新印，收故汉印，改玺为章。单于欲得故印，使者椎破之。单于大怒，遂寇边。句町王亦以改王为侯而叛。此召怨于外夷也。
战争
又以匈奴之叛，遣十二将出讨之，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兵三十万。又擿（挑出）铸钱邻伍坐罪者，男子槛车，儿女步行，铁锁琅当其颈，诣军前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州县馈运粮饷，自江海至北边。兵先到者屯驻，候到毕同出。于是将吏在边者，纵恣为害，五原代郡，尤被其毒。
其讨句町者，士卒死什之五六。
此又因用兵而病民，使外夷与中国胥怨（相怨）者也。
于是四海沸腾，寇盗蜂起。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刘宗号召天下。人但知莽之败，由于人心思汉，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汉，实莽之激而成之也。当其始也，诡激立名以济其闇干之计，似亦姦雄之所为。及僭逆已成，不知所以抚御，方谓天下尽可欺而肆其毒痡（疲病）。结怨中外，土崩瓦解，犹不以为虞。但锐意于稽古之事，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乃日夜讲求制礼作乐，附会六经之说，不复省政事，制作未毕而身已为戮矣。此其识真三尺童子之不若。语云「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若莽者，其诈也，愚而已矣。
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
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即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绝无虐民之政。祇以运祚中衰，国统频绝，故王莽得乘便窃位。班彪所谓「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虽时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则思汉之心益坚。
王常曰：「莽政令苛酷，失天下心，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常传）
郑兴说更始曰：「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兴传）
冯衍说廉丹曰：「海内淆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之思召公也。」（衍传）
冯异说光武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
历观诸说，可见当日之民心也。故群雄之起兵者，无不以刘氏举号。（刘玄、刘盆子、王朗、卢芳、刘永、公孙述、隗嚣等，要么因为刘氏宗亲被立，要么诈称刘氏宗亲自立，要么借西汉之势）
历观诸起事者，非自称刘氏子孙，即以辅汉为名。可见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
王莽自杀子孙
莽三子一孙一从子皆为莽所杀，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
王莽引经义以文其奸
王莽僭窃，动引经义以文其奸。
居摄时，使群臣奏曰：「周成王幼小，不能修文武之烈，周公摄政，则周道成，不摄则恐失坠天命。故君奭篇曰『我嗣子孙，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应棐谌，乃亡队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召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后嗣子孙大不能恭承天地，绝失先王光大之道，而不知受命之难。天所应辅，唯在有诚，所以毋失其命也。棐，辅也。谌，诚信也。队，坠也。）此言周公服天子衮冕，南面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召公不知其意，故不悦也。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祭祀用酒）立于阼阶，延登，赞曰（祭祝之辞）：「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也。」
又「康诰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侯者，言为诸侯之长也。封者，卫康叔名。即诸侯之长者，即朕之弟，康叔也。）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查汉书王莽传，本段乃王莽上奏太后所言。）
平帝疾，莽又作策，请于泰畤（祭祀天地的祭坛），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尚书：武王病，周公祝于三王，愿以身代，祝文为史官收于金匮。）
又以汉高庙为文祖庙，取虞书受终文祖之意。
此皆援尚书以行事也。
又引「礼记明堂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扆南面而立。』（诸侯朝见，天子背窗南面而立，以示君位。）此言周公践天子位，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
莽又欲定封建之制，引「礼记王制千七百馀国，是以孔子孝经曰：『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于是封爵，高者为侯伯，次为子男。
此引礼记、孝经以文其奸也。
又引「孔子作春秋，至于哀公十四年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谓哀帝六年、平帝五年，至莽居摄三年，共年十四。
此引春秋以文其奸也。
其侮圣言以济其私也如此
近代史学家也多有对王莽持否定态度者。李鼎芳说：“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
然后近代学者对王莽下面评价的也不少：
胡适：：“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
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
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崔瑞德及鲁惟一
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又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待，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著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在长安建都。
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经济学家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
钱穆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王莽新政，事事复古，脱离现实政治，违反了历史规律，必然失败。
柏杨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全国混战。王莽打破这个惯例，他用和平手段，把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在历史上，他不是第一个用和平手段转移政权的君王。最早的一位是黄帝王朝姚重华，其次是夏王朝后羿、寒浞，第四位是齐国田和，第五位是燕王国子之；王莽应排行第六。但是，王莽却是第一个使用和平手段转移政权后，跟旧政权一刀两断，另行建立一个崭新王朝和崭新政府的君王。过去的篡夺，只是统治者搬家，而王莽的篡夺，却确确实实是改朝换代，还包括一种政治理想的实践。不同的是，姚重华在孔丘“托古改制”运动中，被塑造成一个神圣形象，“篡夺”被美化为“禅让”，而如法炮制的一些后生晚辈，“禅让”反被丑化成“篡夺”。
对于王莽事件，儒家学派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新王朝寿命有八百年之久，儒家知识分子自然振振有词。偏偏十五年便亡，而更糟的是，继起的统治者又偏偏是西汉王朝皇家苗裔，王莽就非是“乱臣贼子”不可。所以，虽然王莽是一位“大儒”，而且用政治力量推动儒家学派的崇古政治理想，儒家学派却不得不放弃原则，对他痛加诟骂。这诟骂包括一种痛恨的心情，痛恨他不争气。不过，无论如何，王莽创造的权臣夺取宝座的分解动作，却为后世定下模式，很多同样情形下的权臣，都照葫芦画瓢。
以一个学者而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中国所有王朝的开创帝王，如果不是地痞流氓、恶棍无赖，便准是拥兵的武夫），他掌握权柄后，所从事的社会革命，可归纳为八大项目：一、土地国有，二、耕地重新分配，三、冻结奴隶，四、强迫劳动，五、实行专卖，六、建立贷款制度，七、计划经济，八、征收所得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只记其害，不记其利。
从这些剧烈的措施，可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大革命。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写。然而，有五项原因，使他不能逃过噩运。
第一，王莽是忠实的儒家学派，而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是崇古。所以王莽的眼光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对他诊断出来的社会病态的治疗，认为只要吃下古老儒书上所用的那些古药，就可痊愈。像土地重新分配，固是创举，可是王莽坚持恢复井田，便根本无法做到。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仅这一点，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第二，那个时代还没有推动这么庞大改革的技术能力，像贷款利息和所得税，都是“纯利”的十分之一，这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当时的人还不可能胜任。即令有此人才，王莽更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干部群去执行。但他仰仗的却只是行政命令，把所有责任都加到行政官员身上，而行政官员大多数又都腐败无耻（这是中国传统的严重病态）。于是，纵是善政，也会转化为暴政，民变因之燎原般爆发。
第三，王莽没有办法控制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土地国有使地主怨恨，禁止奴隶买卖使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怨恨，强迫劳动使贵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虫怨恨，禁止铸钱使富豪怨恨。这些怨恨容易掩盖因改革而受益者的欢呼和感谢。一遇机会，就向改革反击。
第四，王莽机械的迷信制度万能，他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厘定新的制度上，而他用的又是儒家学派所特有的繁文缛节，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状。改得太多，以致没有人能够记得住。这改革是不必要的，但王莽禀遵儒家“正名”学说，却特别认真，而也就在这些小动作上，按下大失败连锁反应的电钮。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大都用王爵羁绊，不过是不费一文钱的虚名，王莽却改封他们为侯爵。句町王首先反抗。王莽又把西汉政府颁给匈奴汗国“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皇帝的印称“玺”，而“章”只用于侯爵，这改革更不必要。却为此发动南北两边大规模讨伐战事，征兵征粮，引起骚动与饥馑和吴广式的暴动。
第五，王莽是一位狡狯而又蠢笨的高级知识分子，兼儒家学派的经济学者，绝不是一位智慧的政治家。智慧的政治家永不会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王莽恰恰认为自己如此，因之他不能容纳与他意见相异的建议，固执的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他对句町国和匈奴汗国，采取迎头痛击政策。对因饥饿而抢掠的变民，一味高压，遂使形势更加恶化。
王莽死，新王朝灭。本来已经被避免了的改朝换代型大混战，仍然出现，自一世纪最初十年吕母起兵开始，到三〇年代全国再度统一为止，前后二十年，中国人生命财产的损失，无法估计。可是，儒家学派在无数次复古溃败之后，没有接受丝毫教训，仍在推销他们的“古”，人民照样被迫接受，实在是一个困惑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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