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弄懂为何失败，才能将革命带向胜利
——评陈力导演新导电视剧《浴血荣光》
肖凡
陈力导演在电视剧《浴血荣光》中实际为自己设置了一道近乎苛刻的命题，即：如何让一段被教科书简化的历史，重新长出历史的疼痛感与呼吸声？
广大世人和史学家、理论家早已习惯了将党的历史描述为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提倡树立“四个自信”的新时代，陈力同志没有简单采用传统革命历史题材的“高光滤镜”，而是敢于用一部40集电视剧的重大篇幅来描述这段“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党史，以近乎残酷的诚实，将镜头探入1927年至1935年间中国革命历程那段用血与火写就的历史，这种勇气和自信是令人敬佩的。
陈力导演一直是反高潮叙事者，近些年，她把“失败”作为主角。这不能说是她史观不正，我的理解是像毛主席所说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是靠总结经验和教训起家的，尤其是失败的教训。老人家曾说，什么《毛选》是我的，那是人民的，是无数烈士的血和牺牲凝结出来的。我想陈力导演想通过《浴血荣光》表达的也是这样。
《浴血荣光》打动我的有以下几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全剧以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开场。这不是简单地还原历史暴力，而是把这场屠杀设置为一个“原点时刻”，让整部剧的叙事、人物和主题都从这个“伤口”里生长出来。
1927年的血案宣告了大革命失败，也宣告“温和革命”幻想的破灭。镜头用近乎残酷的高清细节把白色恐怖推到观众眼前——街头枪声、少年报童被刺、进步学生被处决，都是在诉说：没有退路，只有武装斗争这一条路了。因此，屠杀不仅是一段史实，更是中国共产党“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历史逻辑的催化剂。
毛泽东出场的第一场戏，是在武昌农讲所给学员分析“四一二”后的局势；同一时刻，徐特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枪杀于长沙车站。它告诉我们，理论诞生于尸骸之间，信仰必须在炼狱中淬火。此后所有人物——上至领袖，下至普通战士，都被放进这个“淬火池”里重新锻造。
当镜头从尸横遍野的街道切到南昌起义前夜那群年轻人磨刺刀、写遗书时，观众会本能地把前后两种画面拼在一起：正因为有过那样的黑夜，才有后来舍身点燃的火炬。这种由恐怖到昂扬的情感落差，让观众在“临界体验”中理解革命者为什么“非如此不可”。
第二个场景，上井冈山之初，毛泽东带领队伍去号召佃农起来反抗地主，遭遇了农民的怀疑。他们害怕地主，更害怕地主手里的武装，别说分得土地了，就是地租少一些，年景好一些，收成多一些，就算是祖宗积德了。当毛委员问佃农，要是把地主的地契烧掉，土地分给你们，你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呢？一位佃农说，你可不要乱讲话，让他们家丁听到，先要打我们几十棍棒，再去坐牢。他们拿枪的，几百号人，连袁大王（袁文才）都不敢招惹他们。于是招呼众人要去做工，众人起身打算离开。
如果此时面对佃农的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掉起书袋，背上那么几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原句子，我想佃农兄弟们理都不会理他。幸好彼时彼地站在那里的毛委员不是掉书袋的书呆子，他有一套佃农兄弟能听懂的接地气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被王明等人嘲笑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这些话看着糙，但是能听进佃农兄弟们的心里。
战士们说，地主有枪，毛委员的队伍也有枪，我们是为穷苦人拿枪，打倒土豪劣绅。在井冈山上，毛泽东把一句最朴素、最带烟火气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喊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声春雷。这六个字看似简单，却像一把火镰，一下就把千百年来被压在租佃、债契、祠堂、保甲制度下的亿万农民点着了。
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把“分田到户”写成了法律条文：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农民拿到的不只是一块地，而是“生路”！再也不用交七成租，不用典押儿女。当红军战士把写着户主名字的木牌子插进田埂时，很多老农当场跪下，把牌子当神主牌供起来，那是他们第一次成为“人”。
第三个场景，毛泽东和朱德的关系经历了一场“悲欢离合”,两人因红四军组织建设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从中调停未果，深夜朱德、陈毅去找毛泽东，三位领导人深夜并肩吟唱《国际歌》。这一笔为电视剧加入了高度浓缩的象征意味。
用“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声把失败的队伍重新凝聚。朱毛不和，部队就会失利，这使南昌起义余部意志溃散，秋收起义部队也减员严重。朱毛红军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是把“两股绳”拧成“一根索”。朱德、陈毅深夜在昏暗的油灯下找到毛泽东，本打算一同休息，却不曾想一说话又要开始争吵，明明大家都是为了革命，意见却始终无法统一。吵到最后，三人裹着被子，默契地开口唱起《国际歌》。音乐在这里充当了“组织语言”，用歌声完成了对人们的政治整合，比任何书面命令都更具凝聚力。
《国际歌》把个人信念升华为集体信仰。接连的失利，让革命队伍第一次对“红旗还能打多久”产生动摇。歌曲选《国际歌》而非任何军乐，正是要把“为穷人打天下”的阶级使命再次钉进每个人的骨头里。歌词里“饥寒交迫的奴隶”、“要为真理而斗争”与眼前的残兵败将形成镜像，唱的人越狼狈，歌词越像誓词。毛主席后来把唱《国际歌》正式列入入党仪式的原因，大概于此。不知是否是刻意安排，本剧在这把这一制度回溯到朱毛陈三人合唱的瞬间，歌声就是流动的党旗。在这里，国际歌不是背景音乐，而是把个人生死和时代洪流拴在一起的精神缆绳。
第四个场景，当“伟人”回到“同龄人”。王仁君出演毛泽东，最动人的不是慷慨陈词，而是三处“沉默”：秋收起义后夜行军，他听见后面有战士掉队，回头却只见黑暗，他张了张嘴，最终没喊出口令，只是把手里的火把往后递了递；血战湘江时，他与博古、李德大吵，吵到拍桌子依然没用，最后哑然，用噙满泪水的双眼，无奈地注视着博古、李德；遵义会议后，在行军队伍中，他跟同志们一起，大步流星，眼神坚毅，走向远方。这三处沉默，比任何台词都更接近伟人作为“人”的脆弱与负重，但又展现出伟人超越常人的坚毅和成长。
王仁君演的毛泽东之所以被观众普遍叫好，核心在于“去神化”。他先把伟人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再把那团火一样的信仰重新点燃。他拒绝“端着”演，把伟人演成“邻家大哥”。他是会蹲在河边洗衣服、手忙脚乱给娃换尿布、被杨开慧“怼”得哑口无言的丈夫；他是当工人代表质问“革命到底为了谁”时，他眼神一沉，从意气风发到反思自省的青年领袖；他更是意志坚定，为了真理坚持斗争的军事指挥家。没有口号式的伟光正，反而更可信。
总之，王仁君把毛泽东演“小”了，却让观众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这个“大”人物当年是怎么一步步从湘江边的青年，变成星火燎原的领袖。这份“小中见大”，正是他区别于以往特型演员的最大优势。
《浴血荣光》的结尾没有采用常见的“三军会师”的欢呼场面，而是定格在遵义会议之后，队伍继续向前跋涉的留白中。这种克制的收束，恰恰在说，胜利从来不是终点，我们将永远革命下去！当我看完这部剧，耳边仿佛还回荡着：“我们今天的路，是为了让你们明天不用再走。”这不是胜利者的宣言，而是革命先烈的嘱托。
在这个意义上，《浴血荣光》是一封写给所有“未竟理想”的情书——它告诉人们，共产党人最宝贵的品质是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正视失败和失误，才能像当年的红军一样，经过挫折和反思，才形成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正确领导集体，领导革命才能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作者系红色文化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红色文化网”头条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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