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粹主义”是一个引人注目、又饱受争议的概念与话题。在研究路径方面，主要有三种：一是从历史比较研究的路径追溯民粹主义的概念表征，解释其历史起源和发展历程；二是从类型归类学的方法路径勘定民粹主义的概念用途，考察有关思想运动的多样性；三是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路径纠正民粹主义的概念泛化，关注案例之间隐藏的异同，并建构理论。鉴于比较政治学重视概念的“情境性”和“复杂性”，本文试图从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出发，提炼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决定性属性）。根据荷兰学者马蒂亚斯·鲁杜因的研究，当代民粹主义的“最小定义”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宣布存在“危机”的情况下，通过同质化的“人民”，掀起以“人民”为中心，反对精英主义的政治极化运动。当代民粹主义的兴起有三重根基，现代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失衡是其化“民主”异变为“民粹”的制度根基，公共协商机制失效与技术遮蔽是其以“大众”反对“精英”的社会根基，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全球治理失效是其借“形势”渲染“危机”的战略根基
近年来，在西欧、北美的民粹主义浪潮中，英国脱欧事件和特朗普选举胜利让欧美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极度飙升。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大选中异军突起，使极右势力在欧洲不断抬头。伴随着右翼民粹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勃兴，拉美国家的左翼民粹主义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从20世纪初开始，拉美地区先后掀起了四次民粹主义浪潮，而当下拉美正在经历激进的左翼民粹主义时期。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民粹主义的概念及其界定路径进行梳理和分析。
民粹主义（populism）在学术上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并未对“民粹主义”概念作出统一的界定，但多样化的认知视角和分析方法，却给我们带来了更细致、更全面的考察维度。历史比较研究法是史学界较为经典的研究方法，提倡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面进行研究。这一方法通常把不被纳入同一地区的两个或者几个社会的历史进行比较，从而在共同性和差异性中找出事物的本质。从历史比较研究法入手，典型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形式有两种起源路径：一是源于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俄国民粹派运动，二是同时期发生在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在规范意义上讲，早期的“民粹主义”作为特定历史现象的标签，还不具备明显的贬义色彩，时常被用来描述社会的正面现象。马龙闪按照历史编年顺序考察了俄国民粹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演进趋势。他认为，俄国民粹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就在俄国民粹主义濒临消亡之际，美国在19世纪晚期爆发了人民党运动。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总结了人民党运动的两点特征：一是“平民”色彩显著，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二是具有浓厚的批判性和反叛特征。此后，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对国家政权的更迭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粹主义与西方社会所弥漫的反共产主义情绪相勾结，在美国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麦卡锡主义。21世纪以来，民粹主义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力量。在欧洲，法国的“国民阵线”领袖勒庞等右翼政治家纷纷推行“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在美国，特朗普打出“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口号。民粹主义犹如一个幽灵，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民粹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民粹主义”概念已经跨越了其早期的经典形象，从国家发展、制度设计、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等方面扩散到世界各地，并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民粹主义政治景观，其内涵没有统一定义，但在外延方面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层面，民粹主义与特定的制度设计并无直接相关性，其既包含资本主义因素、又具有社会主义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反资反社”的意识形态倾向。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 M. Lipset）考察了“法西斯主义”之左、中、右派别的社会基础与意识形态，指出法西斯主义作为民粹主义的极端表现，“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级运动”。第二，从民粹与民主的关联看，民粹主义具有不可估量的工具性价值，它既是道德上的指控术语，又是重要的政治工具，兼具“民主”和“反民主”的双重因素。在正面的积极用法中，民粹主义表现出反建制、反特权、反精英的特征；在贬义的用法中，民粹主义被用做捍卫一种“无民主的民主”概念。历史上，麦卡锡主义就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大规模反民主运动”。第三，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角度看，民粹主义自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以来，在欧洲、拉丁美洲进行了主导性的民粹主义实践，在其他边缘国家构成了一套分散的“区域政治经济模式”。因此，民粹主义在概念界定中尽管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在实践层面却具有多样性、区域性和差异性特质。可以说，在概念表征方面，民粹主义具有规范性研究的不偏不倚性，实证性研究中的工具性价值，以及动态发展和跨空间区域趋势。（二）从类型归类学的方法路径勘定民粹主义的概念用途类型归类学是国内外学者定义民粹主义概念最常用的方法。所谓“类型归类学”是以对象的属性作为区分的标准，“将符合同一标准的对象聚类，不同的则分开的方法”，它以类的对象不存在共同属性为前提，属于概念界定的类型观。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试图通过定量与定性两种方式研究民粹主义，并将民粹主义分为七种类型。在她看来，民粹主义研究中存在各式各样的理论解释，但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是概念的内涵清楚，但外延过于模糊；要么是外延清晰，但内涵过于狭隘。因此，构建一种描述性类型学（descriptive typology）的优势在于，既能澄明概念术语的使用方式，又能公正、全面地对待有关运动和思想的多样性。拉克劳在《民粹主义理性》中借鉴了卡农范的民粹主义类型。他认为，要考虑到民粹主义概念自身的“模糊性”以及被纳入这一标签下的现象的多样性，不要试图超越多样性本身，而是停留在现象本身，“分析它所包含的经验案例的范围，并从它们的有限性和描述性比较中得出任何可能的结论”。卡农范所推崇的描述性类型学试图将包罗万象的民粹主义案例囊括进去，建立民粹主义“百科全书式”模型，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我们在纷扰复杂的民粹主义现象中把握和理解概念的特征与具体使用方式。除了“类型描述”的概念化策略外，借用跨区域、跨地区的方式归类民粹主义类型也是研究民粹主义理论常见的方法。早在1967年5月，伯林（Isaiah Berlin）、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沃森（Hugh Seton瞁atson）等众多知名学者在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召开了“定义民粹主义”的国际会议。会议上，各位学者试图分别从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等方面界定民粹主义，探讨了五种民粹主义类型的定义及特征，分别是俄国的民粹主义、北美的民粹主义、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非洲的民粹主义、亚洲的民粹主义。这种划分民粹主义类型的方式显然受到区域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影响，从侧面说明界定民粹主义概念需要借助时间和空间的逻辑，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粹主义现象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地理以及政治参数密切相关。此后，通过地方史、国别史的方式研究民粹主义的方法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追捧与好评。由上可见，类型归类学突破了对单一地区、单一类别的民粹主义案例分析，实现了在跨区域视角下分析民粹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有利于学者根据国别史、地方史和区域史自主地选择并建立民粹主义类型。（三）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路径纠正民粹主义的概念泛化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是当前西方政治学中最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在概念形成的过程中，比较研究的方法使得我们对概念的描述更加清晰。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指出：“比较研究方法关涉系统分析的少量案例，或者‘小样本’时出现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因此，比较研究更关注的是案例之间隐藏的异同，有助于归纳新发现的理论并建构理论。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看，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第一，概念分析是比较政治学关注的重点与核心。几乎所有的比较方法都把研究“概念”问题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起点，“当人们对某项比较的结果争执不休时，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回到起点，从概念界定开始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对此，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阐述了概念使用混乱的问题。第二，方法论的选择与制定是界定概念的重要环节。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认为，在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是唯一一个带有方法论而非实质性标签的学科”。比较政治学中最前沿的方法包括比较历史分析、因果分析、嵌套分析以及模糊集合（fuzzy sets），其中，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提出的“最小-最大”策略更是得到推广与运用。在概念分析中，运用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来界定民粹主义是当前学界最常用的手段。他们借鉴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原因在于：一是当前民粹主义研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其概念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二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畴，经常与支离破碎的政治进程、分崩离析的社会基础以及行为方式混为一谈；三是出于个人意愿和使用途径的考虑，一些学者试图规避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转而从规范性层面对其进行价值评价。为了纠正民粹主义的概念泛化以及“概念”的跨案例、跨区域问题，采取比较研究再适合不过。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界对民粹主义概念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在概念化、理论化的范式中，确立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寻找其“最小公分母”。有学者借助萨托利的方法来验证对民粹主义概念化的使用。作者验证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制度设计的民粹主义行动者的基本特征，并制定了关于当代民粹主义的“最小定义”。第二，在跨区域的案例比较中，运用具体的方法论策略研究民粹主义的类型及其特征，来克服规范性和地区性的偏见与差异。有学者通过展示民粹主义的“最小定义”及其意识形态定义，从而发现民粹主义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区域亚类型。还有学者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概念化策略，评估其有关澄清民粹主义方面最为有用的类型，然后通过确定民粹主义的域和属，确定民粹主义的具体特征、区分其子类型，重新定义民粹主义。第三，基于民粹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或政治现象的融合，形成了顺应基础概念本身的发展以及外延环境变化的“亚类型”概念，为了澄清不同类别概念的亚类型需要借助比较研究。我国学者高奇琦等通过“最小-最大”策略方法剥离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相关属性，从而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并着力澄清“民粹民族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两类概念亚类型。因此，通过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澄清概念混淆、概念宽泛等问题。以上定义民粹主义概念的三种方法在各自的研究范式下有着不同的特征与优势。第一，历史比较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时空跨越”模式下民粹主义的历史与文化现象，全景式地考察民粹主义的历史变迁及其不同时期的概念表征；第二，类型归类学的方法有助于化解民粹主义概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深化在政治策略、话语风格、意识形态等不同维度对民粹主义理论的研究；第三，比较政治研究法能够综合概念的“复杂性”，充分考虑民粹主义这类具有争议性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情境。因此，相对于前两种方法，比较政治研究法因其重视概念的“情境性”和“复杂性”，强调根据具体情境理解和评价概念，而更适合用于当代民粹主义的概念建构。当然，三种方法之间也并非毫无关系，前两种方法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丰富的经验材料和实证数据，后一种方法为前者提供复杂又完整的概念分析框架，对民粹主义进行抽象概括。本文从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出发，提取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在借鉴了原有的理论范式基础上，试图建构学界对当代民粹主义的最低共识（最小定义）。在政治学的范畴下界定民粹主义的学者不在少数，突出强调民粹主义的政治属性。从政治社会学的维度看，拉克劳提出具有政治本体论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逻辑，“是构建政治的先决条件”。从政治思潮的维度看，荷兰政治科学家卡斯·穆德（Cas Mudde）将民粹主义看作一种“薄的意识形态”（thin-centred ideology），它可以很轻易地和其他不同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从政治工具的维度看，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库尔特·韦兰德（Kurt Weyland）将民粹主义看作一种政治策略或组织方式。他认为，民粹主义领导者通过展示与普通民众的亲近感和激发民众对其领导的认同来维持其统治。总而言之，无论是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政治逻辑，抑或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都有助于我们从政治学的范畴理解和把握民粹主义的内涵。在概念界定中，为了避免对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研究呈现主观化和随意化倾向，力图在特定的理论背景和问题论域下思考问题，需要对当代民粹主义的时间节点作出考察。当前，民粹主义表现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与“民粹”的经典话语形象不可同日而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粹主义一路高歌猛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对此，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在当今时代表现多样。有学者将民粹主义放置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来考察，目的是突出世界政治范围下的民粹主义。在此基础上，“当代民粹主义”的历史划分可以追溯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80年代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助推了民粹主义在当代世界舞台中的兴起、发展与形变。可以说，经济全球化背景是划分当代民粹主义的时间节点的研究论域。在发展进程中，民粹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与政治运动、政治思潮紧密相连，并在世界范围内先后形成了三波民粹主义浪潮。然而，随着这一政治现象逐步蔓延到拉美、欧洲、非洲和亚洲等地，民粹主义所覆盖的案例也就越来越多，于是出现了如萨托利所言的“概念旅行”（concept traveling）及其所衍生的“概念拉伸”（concept stretching）问题。因此，界定“当代民粹主义”的科学内涵显然不能囿于传统民粹主义的政治理念当中，而是要结合概念使用的情景与语境。立足经济全球化背景，当代民粹主义以“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而显现，以不可抵挡之势席卷欧美发达国家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民粹主义在当下不同的国家有所差别，但仍然有相似之处。保加利亚的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认为，当代民粹主义的兴起“意味着政治两极分化和更具对抗性的政治风格的回归（这不一定是一种消极的发展）”。这表明，当代民粹主义形成了一种左右对立、同时并举的政治极化现象。我国学者林红也指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民粹主义运动，而是表现出左翼与右翼同时并举的两极化趋势。难怪有人责备民粹主义在当今时代是一个政治“怪象”，无论是在风格迥异的欧洲与拉美的政治实践中，还是在政策主张对峙的左翼与右翼政党中，抑或是在思想理念相异的意识形态系谱中，民粹主义总能展现的左右逢源、雨露均沾。总之，当代民粹主义是一种发生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与新自由主义密切相关，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兼有暴力与妥协、威权与改良、排他性与包容性、本土主义与仇外主义等左右两翼同时并举的政治极化现象。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开创了比较政治分析的概念研究传统，其倾向于用清晰简洁的二分法来界定概念，强调政治学方法论（调查技术和定量分析）与概念建构无直接相关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立场。对此，萨托利提出了以概念结构的纵向关系为基础的“抽象阶梯”（the ladder of abstract）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避免概念拉伸的分析方式，以一般性的概念化为标准，沿着阶梯向上延伸消除概念的一个特征或属性，得到普适性的概念；或者沿着阶梯向下延伸增加概念的一个特征或属性，得到结构性概念。此后，在1984年，萨托利进一步完善了古典分类法研究，分析了术语、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然后又区分了陈述性定义和指涉性定义，以及界定概念的“决定性属性”和“伴随性属性”，并强调用决定性属性来界定概念。本文将先从单一范畴出发，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民粹主义的界定，并通过古典分类法的方式提炼和总结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在当代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中，具有重要贡献的是荷兰学者马蒂亚斯·鲁杜因（Matthijs Rooduijn）。他基于不同的制度设计，通过对六个不同国家地区的案例比较，提取了当代民粹主义的四个共同特征：（1）强调“人民”的中心地位，（2）批评精英，（3）“人民”是同质的实体，（4）宣布危机的爆发。这四个特征既构成了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又是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为了提高文章的质性研究特征，本文将借鉴鲁杜因有关当代民粹主义的“最小定义”，并对其进行评价。根据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鲁杜因首先将民粹主义类型分为美国、拉丁美洲和西欧三个区域。然后，按照三种区域类型的民粹主义分别收集、整理和分析了各自的相关文献，在这些文献中提炼了12个与民粹主义相关的基本特征，并分门别类地按照理念、风格、组织将其进行了区分。其次，他又从时间、地点和意识形态等不同的背景下选取了六位“典型的民粹主义行动者及其政党”，并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民粹主义特征进行了评估（参见表1）。最后，在12个属性中提炼了四个民粹主义的“决定性属性”，即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根据这四个“决定性属性”对当代民粹主义作出了“最小定义”。在他看来，当代民粹主义的“最小定义”是指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宣布存在危机的情况下，通过同质化的“人民”，掀起了以“人民”为中心，反对精英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三点原因可以解释鲁杜因总结的四个“决定性属性”能够作为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其一，受制于理想状况的约束，作者选定了六个具有参考性的样本。这六位典型的“民粹主义行动者及其政党”受到了至少三个权威学者的认定，所以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其二，六位民粹主义行动者在时间、地点和意识形态方面尽可能地不同。在时间方面，他不仅关注了当代民粹主义，还考察了历史案例中的民粹主义；在地点方面，他从对应于三种区域类型的民粹主义中各选了两个典型的民粹主义行动者，保证了空间上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尽可能地减少给民粹主义贴上标签，而是选定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作为代表。其三，作者的研究方法符合萨托利的古典分析法。他先提取12个民粹主义行动者及其政党的基本特征，以此作为中间阶梯的“一般性的概念化”，然后沿着梯子向上延伸消除几个属性，从而区分了四个“决定性属性”作为当代民粹主义的“普适性概念”。具体来看，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可以表现为以下内容。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模糊不清、具有争议的概念，但其核心要素仍然是“民”和“民粹”。当代民粹主义所强调的“人民”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抽象性。它具有以下三点特征：一是作为政治工具的“人民”。在情感表达方面，民粹主义行动者并不是信仰人民，而是操纵与利用人民，将其作为政治策略的工具。德国学者杨-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认为，民粹主义以“人民”的名义，借助某种公共事件，煽动民众的不满与非理性的情绪，进行政治动员和实施行动，极具蛊惑性、破坏性。二是作为反建制主义的“人民”。“建制”在法制建设中既包括宪政法治体系，又包含了政治生活的法规、准则和决策程序等。那么，当代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既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念，又反对任何民主性安排以及中介性建制。这种政治现象在民主政体下经常发生，是现代民主制度投射下的“影子”。三是作为反多元主义的“人民”。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必定是反多元的，这和民粹主义的排他性机制密切相关，所以当今世界的民粹主义无不表现出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反移民以及保护主义特征。第二，批判精英主义。“民粹”的对立面即“精英”，所谓“精英”是那些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并利用所掌握的资源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人。民粹主义之所以反对精英，一方面在于精英占有社会资源的话语权，而社会底层的平民几乎一无所有，所以资源的不平等促使“人民”反对精英。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起源于权力集团的破裂，导致一个派系呼吁“人民”来包抄建制派的政治精英。另一方面，由于民粹主义天然的反智主义立场，使其相信常识比知识重要得多。因此，在现代社会，衍生了一种新型民粹主义模式——文化民粹主义，它通常被视为一种具备知识分子“现代立场”的民粹主义。在此，“精英”在全球范围内也有了更多的指涉，包括政治精英、公共知识分子、商人、企业家、演员等。就此而言，权力、机会、资源的不平等促使“民粹”催生了更多的批判对象。第三，同质化的“人民”。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的“人民”能够将社会不满情绪和需要统一起来，并建立在“虚空能指”（empty signifier）的基础上，以此划分对抗性的边界。他讲道：“虚空能指只有在表示一个等同链条时才能发挥作用，才能构成‘人民’这一主体。”为了构建同质化的“人民”，拉克劳提出了民粹主义政治的三维结构，即在等同链条中统一社会的多元需要，然后将这些社会需要一分为二，制造社会的政治分野，最后通过建构大众身份的方式巩固等同链条。米勒也认为，民粹主义的逻辑是一种特定地对政治的道德化想象，是一群所谓道德高尚，但实际上纯属虚构的“人民”。在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今天，科学民粹主义正由此发展而来。科学民粹主义指有道德的普通人和无道德的学术精英在争夺科学决策权和定义真理的话语权上的对立。这里的“普通人”正是虚构的人民，意指依赖于常识、日常经验和直觉的民众，而“学术精英”指那些脱离日常生活经验、具有认知权威的“敌人”。第四，宣布危机的爆发。“危机”既是当代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其爆发的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不断变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某些群体生活可能不尽如人意，导致出现一场关于被代表者的结构性危机，而这也可能是社会、经济和政治衰落的首要来源。因此，在现实意义上看，当代民粹主义的爆发基于人民对现状的不满，包括技术变革、全球经济、机会不平等，特别是恐怖主义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恐惧。然而，在米勒看来，民粹主义“危机”并非一个客观的事实陈述，而是取决于如何解读。民粹主义者热衷于将时局描绘成危机，将其称为生死存亡的威胁，因为危机可以促使民粹统治合法化。基于此，危机在当代民粹主义中具有关键作用，它不仅成为引发民粹主义的原因，也是其制造、渲染和表演“社会问题”的“触发器”。综上所述，根据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界定当代民粹主义，能够得出一个“最小定义”。在理论化的范式中，以“人民”为中心、反精英主义、同质化的“人民”和危机的爆发，既是当代民粹主义的决定性属性，也是其核心意蕴。当代民粹主义的崛起有三重根基，现代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失衡是其化“民主”为“民粹”的制度根基，公共协商机制失效与数字技术遮蔽是其以“大众”反对“精英”的社会根基，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全球治理失效是其借“形势”渲染“危机”的战略根基。（一）现代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失衡是当代民粹主义化“民主”为“民粹”的制度根基现代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内涵是以制度性因素搭建了主权所有者与主权行使者之间的桥梁。代议制与直接民主、竞争性政党制度、法治民主与公共领域、福利国家制度等搭建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然而，西方民主制度内在的隐性问题与结构失衡具有使“民主”变为“民粹”的制度缺陷。第一，现代民主内含“多数原则”和“代议制”的隐性结构致使民主异变为民粹。如果说直接民主的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原则容易诱发民粹主义的话，那么英美式的间接民主包含了不易被察觉的“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即在正式制度或公共权力面前维系统治结构的支配逻辑，以及其所内含的被压制群体的反抗逻辑。而对当代民粹主义的探讨不可避免地需要提及现代自由民主的“多数原则”和“代议制”。在以尊重个体自由和差异的民主制社会中，多元主义声音削弱民主的合法性，并且其自身无法回答“民主即善”而内含多数人专制的倾向。对此，米勒认为，“民粹主义随着代议制民主的出现而崛起，它是代议制民主的阴影”。因此试图通过增强代表性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招致民主的恶化，撕裂民粹主义的“真正的人民”与人民之外的“选民”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代议制，只要他们是那个“代表”，甚至也不反对精英，只要精英是他们自己的“代理人”。第二，“全民公投”是在体制外践行民粹化的草根民主形式，也是民粹主义政党操弄政治、动员“民粹”的政治把戏。“全民公投”（又称全民公决）是指某一国家、地区全体人民直接投票决定某些特定议题的方式。通常来说，当代议制出现结构性危机或面对民族自决、政治改革、社群冲突等政体结构性问题时，就可能诉诸以全民公投为典型的直接民主。然而，公投有其自身的制度缺陷，在技术属性上具有零和博弈的特点，谈判的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公投很有可能成为政治精英逃避责任、掩盖罪行、操纵民意的挡箭牌，刻意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种煽情的口号。例如，2016年英国脱欧期间，英国独立党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作为策略，打着血统、族群意义上的“同质社会”名义获得下层民众的支持。有学者指出，全民公投“是在公开吸引不负责任的江湖骗子，操纵鲁莽无知的选民最大程度地、可恶地滥用民族主义”。可见，全民公投是民粹主义者利用民主的意愿、情绪和需要作为政治策略的工具手段。第三，福利国家制度原本作为缓和社会矛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民主制度设计，却成为引发西方国家外围“难民潮”，导致西方国家内部经济低迷、政局动荡、极端社会思潮盛行的“制度陷阱”。从经济社会保障方面看，欧美国家之所以作为外国移民中意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国家所建立的完善的福利制度。然而，21世纪以来，当西方国家不能完全满足包括移民在内的高福利要求时，一场隐藏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潮流暗流涌动。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中东、北非等地播下的战争“种子”陆续接收恶果，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向欧美国家。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财政赤字严重、“中产阶级”萎缩、社会经济下滑迫使其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在此背景下，西方民粹主义把国内层面的就业和贫困等问题归咎于国外移民，从而制造仇外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把社会治安和国际贸易等问题归结为移民的入侵和竞争，从而主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二）公共协商机制失效与数字技术遮蔽是当代民粹主义以“大众”反对“精英”的社会根基从社会治理维度看，公共协商机制失效和舆论空间监管失范使得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重视，数字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导致公共领域的“再殖民化”，社会矛盾无法缓和，加大了民众对精英的敌视。第一，公共协商机制失效和舆论空间监管失范，造成“大众”与“精英”的对立与冲突。一方面，由于精英集团对协商结果的控制以及对社会共识的漠视，致使协商过程形式化随意化，民意无法得到重视，普通民众的利益被忽视，加深了民众对精英的不信任，进而诉诸直接民主。另一方面，民众对精英阶层的谩骂、嘲笑和讽刺充斥着公共舆论空间，民粹化的社会负面情绪引起民众的心理失衡。民粹主义通常站在自己所排斥的、厌恶的社会集团的对立面来描述自身。他们以“正义”之名绑架社会大众，通过制造谎言、渲染舆论、散播谣言、威胁谩骂等方式夸大弱势群体与精英阶层的对立和矛盾。在公众平台，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在心理上产生愤懑与不满，从而逐渐演化为话语暴力，撕裂社会秩序，制造群体间的矛盾，为民粹主义的泛滥奠定舆论和社会心理基础。第二，公共领域的沦落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机制遭到破坏，公民参与讨论的公共空间缩小，社会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底层民众的情绪、诉求无法得到宣泄和满足，加大了其对精英阶层的敌视。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国家长期经济萧条，社会的失业率上升，民众的购买力下降。经济上的不景气直接导致政治上的危机，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衰败暴露了社会底层民众对专家治国的不满，并走向了一条泛滥的直接民主之路。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诱因引发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观念对立，在生存安全感和仇外反冲的刺激下，威权民粹主义运动愈演愈烈。然而，数字信息技术在市场诱惑和权力阴谋的双重裹挟下，借助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模糊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削弱了协商民主的“理想化的沟通情境”及其有效性主张。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受限的情况下，有些公共议题会被片面放大。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分崩离析意味着以寻求共识性为基础的协商机制不复存在，大众与精英处于零和博弈的利益关系当中。第三，在“后真相”时代，算法智能技术与新闻舆论的融合发展加剧了“信息茧房”的恶化，在扼杀了真相与民主的同时，激发了民众反智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倾向。所谓“后真相”（post-truth）是指相对于事实真相而言，“观念、立场和情感更能左右舆论的立场”。在“后真相”时代，民粹主义通过底层叙事、哄客叙事、对抗叙事来表达自身，致使自身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它主要通过算法智能技术捕捉大众的兴趣爱好，精准地实现信息匹配，制造“信息茧房”。这种极端化的用户信息接受方式恶化了互联网用户政治极化的趋势，加速了全球民粹主义的泛滥。一方面，在智能技术的引导下，受众接受的不再是全面多元的信息，而是单一的、投其所好的“虚假”信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极易表现为偏激、固执己见的观点；另一方面，政治极化投射到现实领域，就会发展为民粹主义，助长了反智主义、反精英主义倾向，表现为排他性、非理性、情绪化的话语暴力。（三）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全球治理失效是当代民粹主义借“形势”渲染“危机”的战略根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全球化和工业现代性孕育的是一个“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在一定意义上讲，全球性的公共危机、经济萧条、国家治理失效等弊病是当代民粹主义借世界“形势”渲染“危机”的战略根基。第一，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衰落以及国际秩序的调整导致民众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充满了恐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造就了当代民粹主义泛滥的社会心理机制。在欧美学界中，很多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已经终结”“新自由主义衰落”论断。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其他变种表现出来。对此，朗西埃、墨菲等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当前全球局势走向“后政治”（post-politics）时代，它为民粹主义乘虚而入提供了“空场”。究其原因，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西方社会内部变革困难重重，加之诸多外部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一种不安全感弥漫于欧美地区，笼罩在世界的穹顶之下。西方民众对未来充满了普遍的不信任感，迫使他们热衷于支持那些力挺复兴西方、复兴美国的政治家。因此，国际力量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后政治、后美国时代，催生民粹主义的泛滥，这是新自由主义秩序衰落所留下来的“后遗症”。第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国际力量的转变导致西方国家产生第三世界国家“威胁论”的言论。21世纪以来，曾经作为“区域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之典范的欧洲陷入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泥潭当中。从英国脱欧、法国国民阵线的复兴，再到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联合执政，无不折射出欧洲反一体化、反全球化的政治乱象。其根本在于老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逐渐暴露其制度缺陷，而新兴国家的蓬勃发展扭转了国际力量不对称的局势。在此背景下，秉持欧洲中心主义的部分欧洲人对新兴发展中国家产生敌意，他们以“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谬论作为地区不合作的借口，在东西方地区制造莫名的生存危机和敌对情绪，削弱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第三，全球化治理失效所引发的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夸大了经济全球化的弊病，助长了民粹主义对“危机”的渲染与裹挟。全球化在塑造世界经济政治的同时，也催生了全球发展和财富分配不均、资本流通管治不当等问题。当全球化和现代化出现薄弱环节时，就会引发认同危机、民主危机、生态危机等。当代民粹主义以三种危机形式展现：一是由于西方主流政党的代表功能的弱化，当代议制民主的协调利益表达和政策整合机制失效时，就会出现代表性危机。二是在身份政治中，左翼民粹主义对少数族群的权益保护抹杀了性别、种族等根本性的阶级问题；而右翼民粹主义把“反身份政治”融入自己的政治策略中，将阶级和种族议题掺混在一起。但从根本来说，左翼与右翼在全球化境遇中都遇到了身份政治的认同危机。三是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风险事件为国家治理和全球安全带来考验，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及其衍生的社会心理焦虑推动形成了全球公共危机。然而，危机、不安全感以及生存困境在全球链条上都会遭受民粹主义的裹挟。
（作者：孔明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靳欢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2期”；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1）的阶段性成果；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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